司法裁判范文10篇

摘要：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基于立法方面两级立法机制的制度安排、司法方面司法的独立性不强、裁判说理不足以及法律与道德冲突引发的民意与司法的较量等原因，存在着一些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不相适应的现象。通过增强裁判说理，兼顾裁判的法律与心理标准，加强普法宣传以缩小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误区，进而强化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感。

关键词：司法裁判；社会认同；裁判说理

1司法裁判与社会认同

司法领域中的可接受性是指在司法程序的运行和实施过程中，案件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案件的司法表现形式与司法表现结果的认可。社会认同这个概念我们似乎并不陌生，“认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近义词有“同意”“认可”“赞同”“首肯”“确认”等等，那么社会认同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某一项问题的选项，社会普通大众对此的接受程度以及认可程度，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高；如果对这个选项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越低，那么社会认同程度越低。社会认同程度高，说明这个选项在社会大众的心中有很高的呼声；社会认同程度越低，说明这个选项在老百姓心中的价值和地位越低。司法裁判不仅仅要在具体案例中得到案件当事人及其关系人等的认可和接受，也要在相似或同类案例中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接受。这种认可和接受可以代表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却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本身就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家庭环境、关系人影响、性格爱好、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观察事物的侧重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是千差万别的，这就决定了在当今社会中，每个公民对于司法裁判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待相关法律事件的角度和眼光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社会大众就不可能对于司法裁判有着完全相同甚至相似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是说，这些老百姓们对于案件的司法裁判有着不一样的接受能力。法律是国家运行机制中具有强制性的主要约束手段和调节工具，而司法裁判是在具体案例中实现国家法治化管理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司法裁判在我国社会中是否得到足够认同和接受，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更是实现我国法治化科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我国目前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之现状

2.1我国“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为防止法律在制定的过程中过于具体，司法或执法机关从立法机关那里得到明确或默认的委托和授权，针对实际区域发展水平，从各个角度出发，经过相关利益的平衡，调整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这种“两级立法”的制度安排，使立法机关不能直接制定细化具体的法律法规或是规章制度，从而使立法权逐渐向司法机关或者执法机关靠拢，而这种状况也影响着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2.2我国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道德不相适应的，因为法律是随社会发展而逐渐修改的，因此便必不能与社会思想同步。法律是制约人类活动的一种强制约束力，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取决于社会发展，而伦理道德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变化。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滞后于伦理道德的改变，法律的演进一定会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在中国，有一个事实就是，社会公众在网络环境下广泛参与司法的现实疑案，他们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他们看待案件的角度和对待案件的态度，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总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公众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总是不相适应的。2.3我国亟须提升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法院的司法裁判能被广大社会公众所认同和接受，是树立我国司法权威的前提和保障，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来看，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不认同，这导致了我国司法权威的严重缺失。从一些公众传媒最新公布的结果来看，有很多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能让当事人信服，很多人选择了上诉、复议等方式想要申请更改裁判，这正是说明了我国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我国急需通过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认同来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进而树立我国司法权威。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

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2．古代法官裁判的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从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来看，古代法官并不注重严密的逻辑推理，更多的是凭借直觉和经验。这似乎和美国法官霍姆斯强调的“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不谋而合，但中国古代法官却可能在经验面前完全抛弃逻辑。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具体体现为并不绝对采用通常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方式。中国古代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所使用的推理模式主要是演绎式的，往往从一种大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出发，将其作为尺度衡量他所面对的案件事实，从而得出最终判决。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伦理规范，而不是简单地适用法律规范。古代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目的解释优于文义解释。常常以抽象的一般伦理原则作为依据，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嘲古代法官在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中，一般不死抠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而探求法律条文背后的伦理规范。他们经常在法律之外发现解决案件的新规则和新方案，从而面对案情不是直接适用白纸黑字的成文法，而是在国家法律之外、在人们情感当中寻求平息解决案件的具体方式和规则根据。甚至，这样的法律适用会因为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突破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这样的司法活动不讲究严格的解释与推理技术，更多的听凭直觉与经验，法律任凭官员任意解释和自由裁量，也容易导致擅断和舞弊。但是，这样的推理方式恰恰能够弥补法律条文僵硬的局限性，缓解法律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张力。古代很多经典的案例正是通过法官的突破性的解释和裁量后作出的。

摘要：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糅合，导致了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裁判案件的法律渊源都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传统司法裁判方法的形成和当时法官的人员构成与知识结构有关，也受官场规则、民意、舆论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现代司法语境下，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古代司法活动高度行政化的传统对今天司法裁判的影响。

关键词：裁判法律推理伦理规范民意

一、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案件的法律方法

1．古代法官裁判的事实认定

在发现事实和事实认定方面，中国古代法官强调还原客观事实，而否认或忽视通过法律程序得出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按照现代法治理念，在诉讼中法官不可能找出案件的客观事实并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裁判。因为事实的发生通常是在若干时间以前，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官都不可能在场，任何人都无法准确描述、再现客观事实，即使某些当事人能够准确描述、回顾客观事实，司法机关、法院法官一般都不会相信或采纳。所以，法官只能通过法定程序，按照证据规则，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经过质证采信后，对案件事实进行合理推断与认定。但由于在古代中国分权未立、权力合一，从而导致了司法活动过程中起诉侦查和审判等活动大体上都属于同一的司法过程。

司法资源也相对比较短缺，勘验、鉴定技术也不发达，无法通过缜密的技术活动和繁复的法律程序还原出“法律事实”。所以古代法官在事实认定时，更加重视证据中的口供，更多的是采用法官的“权威”或“智慧”来迫使当事人说出“客观事实”。如，营造公堂之上威严肃穆的气氛引导当事人只能说真话；“惊堂木”或“大刑伺候”强迫当事人说真话。或法官发挥“智慧”获取当事人描述的“客观事实”，比如运用欺诈手段从当事人口中引出事实，一些在今天看来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提取证据的方式在古代反而是法官智取证据、巧妙判决的经典案例。在法官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的前提下，这样一些独特的还原案件事实真相的方式反而会更接近事实真相，裁判案件也更容易接近实质正义，但却牺牲了形式正义。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法官往往正是在事实认定时将“权威”和“智慧”发挥到极致者。一些耳熟能详的清官断案故事中，法官发现案件事实所运用的“智慧”通常都是故事的经典之处。但如果法官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或“智慧”，则很有可能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牺牲形式正义，结果往往实质正义也没能实现。

本文作者：苏咏梅工作单位：福建泓源律师事务所

一、引言

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存在是以行政司法审查制度或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为前提,现在,人们愈来愈普遍的看法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将司法机关(法院)作为一道屏障,矗立在代表公共权利的行政机关和享有私人权利的行政相对人之间,运用司法权力监督行政权力,并籍此给遭受行政权力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救济。由地各国政治制度等的不同以及由此所受行政法理论影响的不同,其行政诉讼的立法倾向必然存在差异。我们不妨先从关于行政法作用的三个基本理论中来辩异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立法倾向以及寻求这种改变的价值取向。控制论0认为,确立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司法权力控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私人权利。治民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权利,支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对公民进行有效管治,界定个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个人的行为,防止他们因行为不轨而侵犯公共权利。平衡论0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兼顾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在行政权和公民权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一方面要发挥行政权在维护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中的作用,预防、控制和惩戒公民的违法或滥用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支持行使公民权以防止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监督行政权的行使并保护相对弱小的公民权免受行政权侵犯。5行政诉讼法6制定的时候,王汉斌在阐明我国界定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其中两条立法理由时指出:第一,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出发,适当扩大法院现行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第二,正确处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应当依法审理,但不要代替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行政行为进行干预,不要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以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从这段立法说明不难看出,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是深受平衡论的行政法理论影响的0。[1]十余年过去了,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因为行政权是以国家强制力和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后盾,是强大的,而公民权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力量仍显弱小,不能与强大的行政权相抗衡,我国行政法中行政机关与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因此,防止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权被滥用,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拓展行政司法裁制权,加大对公民权利的救济势所必然,本文试图对行政司法裁判及其拓展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二、行政司法裁制权的基本内涵

行政司法裁制权又称行政司法审查权,是指法院有依照法律对行政机关或依法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因行政行为与相对人引发的争议而予以受理、审理、裁决和执行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是建立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的,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受理权。又称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初始管辖权或主管权,它解决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司法机关)审查和监督问题,解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行政机关不法侵害而是否提供司法救济部题。因而,受理权的确立是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前提。2、审理权。是指法院对被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按照预定的程序和标准(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及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否正当)进行听证、审查的权利。它解决了法院行使司法裁判权的标准和方法问题。3、裁决权。是指法院通过审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正当性作出评判和裁断,以决定是否维持,撤销或变更的权利。甚至包括法院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进行赔偿的权利。它回答的是行政行为的最终法律后果问题。4、执行权。是指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的具有执行内容的行政裁决强制地付诸实现,以使受到损害的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最终救济的权利。行政司法裁判权的另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还应包括法院有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行政机关依照其终局的行政决定申请法院执行时法院依正当职责对该行政决定主动审查并对这类正确的行政决定予以强制执行,以实现行政目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典型的也非严格程序的行政司法审查,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不说它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司法审查(裁判)权。

三、行政司法裁判权制度的确立

摘要: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涉税司法裁判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混乱现象，一是同事不同判、二是明显违法、三是明显违背法理;解决混乱裁判的根本在于推进涉税审判的专业化，同时完善四个层级的税收法律法规。

关键词:司法改革;涉税审判;司法裁判;税收执法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涉税司法裁判更专业、敢创新，极大支持了税务行政执法活动。但是由于税收法制本身不完善，特别是税收行政与税收司法的衔接机制与规范还非常缺失，更兼没有形成涉税审判专业队伍，导致涉税司法实践中司法裁判在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混乱，而这些混乱的裁判极易造成税收行政执法在类似问题上出现新的争议风险、失职渎职风险、管理风险。

一、涉税司法裁判混乱的表现

涉税司法裁判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混乱情况:一是同事不同判:相同的涉税事实或案情，在全国不同法院却出现不同的司法判决。比如，稽查局是否只能查处偷逃抗骗案件，安徽两级法院三次审理，认识不一、判决也不一，这一判决出现后，全国多地涉及稽查局的行政争议，当事人基本对稽查局的主体权限问题提出异议。但愿今年最高法提审的广州德发案，对此问题的判决认定，能终止这一持续不断的争议。再比如，税款可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宁夏等全国多地法院认为可以受理，而在海口却被法院驳回，其理由之一是，依据《行政强制法》第53条的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照本章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认为税务机关作为具有法律、法规赋予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不属于没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不得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面对全国法院的两种认识与做法，谁的认识与做法对?税务机关是申请还是不申请?行政无法追缴的欠税如果不申请有无渎职风险?二是明显违法:对于法律或高法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司法机关却以种种认识及理由不予适用。比如，关于刑事案件中税款追缴问题，《刑法》第212条规定:“犯本节第二百零一条至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之罪，被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在执行前，应当先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和所骗取的出口退税款”，但是司法实践中，常有司法机关将涉案税款以违法所得为由没收，造成涉案当事人要么不再向税务机关缴税、要么缴两道税。再比如，对“有货虚开”行为，最高法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遗憾的是多地司法机关认为该司法解释不能适用，但2016年武汉某新技术有限公司、黄某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武汉某新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国家税收征管法规，在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让他人为其公司代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人民币33869．24元，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告人黄某伟作为该公司直接负责人，其行为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全国大多数司法机关的认识对、还是武汉法院认识对?执法现实中，司法的这种普遍态度是否助长了当事人侥幸心理，进而造成了有货虚开行为泛滥、虚开卖买双方的市场越打越大之困境?［2］三是明显违背法理:税收执法中虽然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但有基本的法律原理或者行业统一认识，但某些司法机关却置这些原理与认识不顾另外进行裁判。比如，虚开行为的主观故意问题［3］，2016年11月人民法院报文章，《最高法院法官: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虚开”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税收执法实践中，当事人虚开发票还有为了抵扣税款、偷税等其他目的，湖北某法院(2016)鄂1087刑初92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单位某市文化广电局采取虚开普通发票的形式冲抵本单位不规范支出，虚开金额累计达94万余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发票罪”在此，松滋法院判决明显与高法法官认识不一，谁对、谁符合法律精神?再比如，滞纳金加收起算日期问题，根据纳税期限的原理规定，应当从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申报缴纳税款之日起计算，但是在最高法院2017年4月7日首例行政提审案———广州德发公司诉广州地税稽查案中，裁判文书却认为“广州税稽一局重新核定德发公司拍卖涉案房产的计税价格后新确定的应纳税额，纳税义务应当自核定之日发生，其对德发公司征收该税款确定之前的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此外，被诉税务处理决定没有明确具体的滞纳金起算时间和截止时间，也属认定事实不清。”因此，涉案公司2004年12月纳税期满至2009年8月实际缴纳之日期间，280万元滞纳金不能加收。如德发公司这种加收滞纳金情况在税收执法中非常普遍，今后税务机关按纳税期限的法理加收，纳税人会否异议?比照法院判决来操作但又无法律规定，税务机关有无渎职风险?以前税务机关的很多类似滞纳金加收方法的案件，当事人可否异议起诉要求退还?

二、解决涉税司法裁判混乱的对策

1政策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1．1政策背景。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对青少年体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十年之后，2017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其间，党和政府从未放松过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视，尤其是十八大之后。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重要部署；2014年，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明确提出，切实保障中小学体育课课时，鼓励实施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计划，促进青少年培育体育爱好，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2016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希望到2020年青少年体育活动更加广泛，青少年训练基础更加坚实，青少年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城乡、区域更加协调；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内容。1．2问题的提出。上述政策和文件对于各地积极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国青少年体育发展也因此取得显著成就。然而，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我国青少年体育仍然薄弱，政策法规不够完善、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够等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一面是政策、文件的大力促进和众所周知的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一面是家长、学校、学生能躲就躲和令人谈之色变的体育运动伤害。于是，解决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问题就成为化解以上矛盾的关键之举。那么，法院应如何裁决学生体育运动伤害纠纷？采纳哪种归责原则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这些问题是我国体育法学界必须回答的。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两起案情相似、结果迥异的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司法实践（以下分别简称“山西省实验中学案”和“北京市梨园学校案”）作一些初步的法理剖析，以期为我国该类问题的法律处理提供一种视角和理论参考。

2关于青少年校园课外体育运动伤害的两份民事判决书

2．1（2014）并民再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案情与审判要旨在该案中，原告刘某系山西省实验中学高二年级学生，被告郝某为该校高一年级学生。2010年4月8日晚7：00左右，刘某和郝某等在校内自发组织打篮球，两人在一次起跳后发生碰撞，刘某受伤倒地。经医院确诊，刘某为左腿胫骨腓骨粉碎性骨折，累计住院16天，花费31345．48元，并支付护工费5200元。原告住院期间，被告父母向原告支付了10000元。2010年5月28日，经太原市小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某的伤情构成九级伤残。2011年7月4日，原告进行二次手术，支出医疗费3339．55元。事后，原被告因协商不成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对该事故的发生均无明显过错，对于原告受到的损失，被告监护人应从公平角度出发承担一定责任；山西省实验中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住校的未成年人活动未尽到全面合理的教育、管理职责，也应承担一定责任。遂作出一审判决：原告两次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总计108383．03元。其中郝某承担30％，山西省实验中学承担20％，原告自担50％。一审判决后，两被告均不服，向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对三方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但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不当，并非赔偿，而是补偿，其余费用与一审法院认可的金额一致。2．2（2018）京03民终2052号民事判决书：案情与审判要旨原告曹某与被告石某均为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学校学生。2016年11月9日下午，两人放学后在学校篮球场（因操场施工临时开辟的场地）打篮球。打球过程中，曹某持球上篮，石某防守，一次身体接触后曹某摔倒受伤。受伤后，曹某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11天，其伤情被诊断为创伤性髌骨脱位（左）膝关节游离体（左）。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于2017年7月28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曹某的伤残等级为十级。曹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石某与梨园学校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182166．32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石某及梨园学校对于曹某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过错。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无法证明石某具有伤害曹某的主观故意，亦无法证明石某在防守过程中有明显不符合篮球竞技规则的高度危险性动作，故石某对曹某的人身损害后果不具有过错。一审法院同时认为，曹某受伤虽发生在梨园学校临时开辟的篮球场，但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为满足学生体育活动需求而开辟篮球场地的行为有利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过错，且没有证据证实事发篮球场不符合国家标准，故梨园学校不具有过错。对此，一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案件情况下，认为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曹某与石某的监护人共同承担损失，各50％，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石某监护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终的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3对两份判决书的比较分析从上述案情概括和裁判要旨能够看出，两案的相似点颇多：受害学生和侵害学生在案发时均为处于高中阶段的未成年人，案发地点都为学生所在学校的篮球场，时间均是放学后，所涉运动项目都是篮球，比赛组织形式均为自发组织，双方对事故发生均无过错，法院在裁决时均采纳公平责任原则对受害者的合理损失进行分担处理。不同的是，校方承担责任比例不一致，山西省实验中学需承担20％，而北京梨园学校则不承担任何责任。

3关于两案的法理评析

3．1缘何冲突，如何调和。在这里，要从两方面来阐释冲突，当然也会顺延说明如何调和这两方面冲突。第一个冲突即原告与被告的冲突。罗斯科•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指出，想要协调好这类冲突或重叠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任务，它要求我们需要有一个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自身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地做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以个人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做某些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为出发点，也可能以不强迫他去做他所不想做的事情的要求、愿望或需要作出发点［1］39。这样的要求、愿望和需要，在法律科学中，从耶林以来被称为利益。据此可以理解为，上述两案中原告与被告的冲突是由于原告与被告在竭力满足各自的利益要求、愿望和需要时所发生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在文明社会中，若不能通过双方协调一致达成调和，通过一整套权威性指示或根据这种意义上的法律来进行调和也不失为一种妥善之举。然而，这一妥善之举所作出的结论是否妥善，便引出了本文第二个需要讨论的冲突。第二个冲突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在法律科学中，论及利益，让人必须关注功利主义，而对此的关注点应集中在边沁、穆勒和耶林的著述中。边沁将功利定义为这样一种原则：“即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2］他还强调说，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而应该是“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2］耶林则在《法律：作为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中认为，保护个人利益并非法律的唯一目的，法律的目的在于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平衡［3］。可见，二人均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绝非仅是呈现对抗状态，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回到案件本身，两案中受害学生的身体权、健康权作为个人利益，在诉至法院后，与“大力开展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这一社会利益便构成了一种冲突。实际上，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始终充斥着这样的冲突，而人类也发明了诸如法律、产权、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各式制度和文化来加以应对。那么，如何解决本文所要探讨的这一冲突，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共赢？从学术理论界来看，有人提出应通过购买保险，完善和扩大风险转移机制来消除或减小体育伤害事故对学校体育正常开展的影响［4］；还有学者认为，借助风险管理是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最佳选择［5］。从实践层面来看，也有一些地方在该领域做出了尝试，如上海市在2016年首推“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6］；扬州市从2017年开始，市财政每年拨款40万元，给市直学校学生购买“校方无过失意外伤害险”，包括运动伤害在内的学校无责任意外伤害将由保险公司买单［7］。这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努力为有效解决上述冲突作了有价值的探索。于是，赵毅和王扬在对上海市“学校体育运动伤害专项保障基金”和日本的完全“去司法化”进行理论分析后，提炼侵权法救济、社会保障基金及保险的各自优势，在深度融合多种救济机制基础上构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校园体育伤害多元救济模式［8］。3．2各方均无过错是否应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教育部颁发《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后，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公布实施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教育机构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已尽到上述职责的就没有过失，也就没有责任［9］。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比如均无过错的体育运动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学生在校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可能会适用公平责任原则。所谓公平责任，也称衡平责任（Billigkeitshaftung），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情况的基础上，责任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10］。据此可知，公平责任是在不考虑当事人过错和过错程度的情况下，基于对当事人财产状况和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程度而决定的责任。结合两案事实可知，受害学生、侵害学生和学校在事故中均无过错。法院在判决时均采纳了公平责任原则，那么这一做法有没有依据呢？实际上，学界和实务界对教育机构的责任是否可以适用此原则，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比如《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就规定：“对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当事人均无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平责任的原则，由当事人适当分担经济损失。”［11］杨立新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此举加大了教育机构的责任，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体学生的福利［12］。在我国体育法学界，韩勇与杨立新的观点形成呼应并认为，认定学生体育伤害事故民事责任的原则应该是：过错责任为一般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为例外，慎用公平责任原则［13］。赵毅则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认为如若青少年校园体育运动伤害发生在课外且学校无违法行为和过错，则学校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将被豁免承担分担损失的义务［14］。然而，类似于本文两案的各方均无过错但受害人诉至法院请求学校赔偿损失的司法案件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大量存在。从长远来看，像“山西省实验中学案”这样的司法判决是极具腐蚀性的，它腐蚀的不是个别学校，而是整个学校体育开展环境。因此，无论从法律解释看，还是从降低学校承担的经济成本以及促进整个学校体育大环境的必要性来看，慎用公平责任原则都无可厚非，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当然，“慎用”并非完全拒绝，更不是对受伤学生的“不理不睬”，而是希望把一些隐含的、意义更大的问题提出来，即接下来要讨论的，应该建立怎么样的价值判断来尽可能调和矛盾与分歧。3．3建立怎样的价值判断以使责任比例划分更恰当。从上述案情可以看出，两案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原告与各被告之间应如何划分责任比例。在法律科学中，价值问题是一个尽管困难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法学家们都对价值准则的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进行了讨论与论证，以使它们符合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在此，仍要借用罗斯科•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的观点，书中关于“价值问题”的学理论述对我们的法理探析有一定借鉴意义。罗斯科•庞德在书中对法律是怎样在实际中处理价值尺度这一问题提出了三种方法，即：一、从经验中去寻找某种能在丝毫无损于整个利益方案的条件下使各种冲突和重叠的利益得以调整，并同时给予这种经验以合理发展的方法；二、按照一定时间和地点的文明的法律假说来进行评价；三、把关于法律秩序的一种公认的、传统的权威性观念以及关于法律制度和学说应当是怎样的东西适用于争端解决。他随后又论述到，由于经历了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序，且法学思想也趋向于一些新的动向，使得原本是法学家主要依靠的第三种方法和在20世纪被人们广泛主张的第二种方法已很少有用处且在实际运用时遇到了困难。于是，庞德认为在新旧法律秩序交替之际，法院须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化的效果［1］63－80。然而问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从法院法官的判决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些判例就会成为先例且用来指导同类案件。但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司法判例并不具有参考性。这样看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上述庞德的理论学说也不具有参考性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庞德所说的经验并非完全指英美国家的先前判例，而是指任何有助于去寻找某种能在无损于整体利益方案条件下使冲突和重叠利益得以调整并同时使其以合理发展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相当稳妥地认为，所有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旨在努力找寻个人利益与学校利益平衡的学生体育运动伤害案例均可以被认为是建立我国学生体育运动伤害纠纷良性解决机制的有益经验。另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有益经验中提取“最大公约数”使纠纷解决更让人们信服，同时让司法判决结果合乎公众对法律、规则、习惯等的大致预期，而不是出现以上两案之类的矛盾局面，这就须正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辩证推理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对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作出回答。由此，法官就会在正义与合理政策的观念下进行价值判断，判断结果往往会体现在其司法自由裁量权中。因此，同样在适用公平责任的视角下，“山西省实验中学案”的法官更倾向于在公平观念下为弱势者填补损失，而非鼓励学校大力开展体育运动。这样的倾向用司法自由裁量权来解释还能理解，但该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同时适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就有点匪夷所思，万幸的是，二审法院对此作了纠正，但仍然判决学校承担20％的责任。与之相反的是，“北京梨园学校案”法官则认为，梨园学校在操场施工期间开辟临时篮球场地的行为本身有助于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整体利益，而非需要具体保障的个人利益。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现有法律法规还是专家学者的阐述理解，都未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主审法官的价值判断和主观信念在解决此类案件时往往会使这一平衡发生倾斜。如今看来，这一倾斜还未完全倒向一边，但要想在未来的此类判决中给出恰当的责任比例划分还需要更为先进的法律制度。因为以主观司法价值判断和偏爱为基础的判决，往往要比以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判决表现出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所以先进的法律制度通常倾向于限制价值判断论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一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及不当制约

概括抽象的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标准。在司法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第一，法官解释法律比立法者解释法律更具合理性。法律要素内涵的相对不确定性、法律漏洞、权力分立的要求使审判解释成为必要，同时审判解释是由法官的职责所决定。由于分权理论的存在，法官只有忠于法律文本，才能在制度环境中获得正当性，进而方可谋求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法官总是希望被看成是适用而不是创造法律，由于法官绝对承认制定法的权威并在形式上忠于制定法，因此法官对法律解释有更高的积极性；法官以解决个案为己任，立法者将对某些问题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力留给司法裁判，对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制定法来说，当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第二，证明裁判正当性。法律解释内在地包含于司法裁判当中，并作为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证明表现在裁判文书上公布于众，法律解释可以提供对司法裁判正当性的证明，并据以保障诉讼体制的良性运行。第三，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救济个案当事人。司法裁判必须通过法律解释方能进行，从而实现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在诸如显失公平之类的情况下，法官须依一定解释规则进行个别衡平，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对法律解释的不当制约：第一，观念上的制约：概念法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律的逻辑自足，崇拜法典，轻视司法，主张法官机械适用法律，否认司法的能动性。其影响主要有立法至上、司法不独立、审判功能残缺，法官非职业化，在实践层面上忽视法律解释；第二，技术上的制约：法律解释方法有限。在我国司法裁判当中，能够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相当有限，能得到普遍认可的仅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价值补充，对于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对概括条款的价值补充及类推适用，实践中少有所运用。至于当然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及漏洞补充之诸方法，则更少运用。这样的情况极大地制约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进而妨碍了司法目标的实现。第三，传统上的制约：简单归摄模式。简单归摄模式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解释的详尽程度的制约，在简单归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裁判文书样式及不完全公开理由的传统作风，则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限制在更狭窄的范围内。

二不当制约的解除

在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将这些不当制约有针对性的一一加以解除，代之以合理的制约，才能在充分考虑个案正义的同时，又防止司法专横。

1消除概念法学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

摘要:在当今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提倡社会建设、国家发展以及政府管理实施一体化法治建设的背景下，关于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关联性与影响性的研究，得到学术界、法学界等各领域人们的关注。对此，为改善司法判断中回应民意对依法治国存在的消极影响，认知司法裁判中依据法律回应民意的现实考量，并采用行之有效的策略缓解彼之间的矛盾，实现法理与民意的有效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司法裁判;法理;民意;行政意志;裁判规范

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化”、“司法和谐”等理念与司法政策得以提出与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尽可能实现法律、政治、社会三者的和谐与统一。但是就目前实际发展现状来看，“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化”等政治性司法政策从某种角度来讲与司法裁判存在思维不一致性。使得法院依据法理回应民意的过程中出现民意在主观裁判中的过度干扰性。大大降低了司法裁判所具有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因此，认知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的关系，寻找关系平衡点，化解二者之前存在的矛盾至关重要。

一、司法裁判中法律与民意的现实考量

在提倡社会、国际、政府法治统一建设的背景下，司法裁判观念与方法得到转变，回应民意在司法裁判中越发凸显，形成司法裁判新流程。即，司法法官根据法理进行疏导、鉴别、说服说理以及民意吸纳，并基于回应民意探寻科学合理的司法裁判规范与标准。但是,结合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实际发展情况，可知司法裁判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政治性法治政策，以政治化方法为司法裁判犯法进纠纷的处理与解决，不以法理为依据进行“大调解”，从而导致司法裁判出现不公性。通常情况下，在依法进行纠纷解决与处理的过程中，“调解”与“裁判”属于不相同的两种方法，政治性司法政策和司法裁判存在思维差异性。但是，在实际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些法院为彰显自身对民意的回应，将“调解”作为司法裁判的核心手段，以“调解率”为法官政治的考核评价指标，从而导致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调解率”，并不依据法理要求进行最终判决，对当事人给予了让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司法对民权的重视，蕴含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但是民意吸纳过度将降低司法的公信力、权威性以及法律的震慑性，注重当事人不良风气，出现司法裁判不公。第二，没有根据法理阐述判决结果形成的原因，导致事件当事人无法认同与接受司法裁判结果。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提升当事人对判决结果认同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目的（当事人合理需求的满足）与工具（知识裁判结果的法律论证）。但是，从目前中国司法裁判文书实践调查中发现，法官裁判文书中关于法律论证方面的说明并不明显，仅侧重于对最终结果的阐述，从而导致当事人无法对结果给予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严重影响司法裁判在公众心中的可信性与权威性。例如，张继成在《可能生活的证成与接受——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规范研究》中提到的某一行政案件司法裁判中，当事人在承担较轻的刑罚处罚时，对处罚结果并不满意，从而提出上诉。而上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一个明确的道理，认为如果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希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如实处罚；如果自身不存在违法行为，则不愿承担任何处罚；而这种不知其原因的“从轻处罚”并不是自身真正想要的。第三，司法裁判过程中没有结合法律探寻适用的裁判规范，从而致使司法裁判错误行为的产生。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司法机关过于迎合现实生活中公众形成的价值观念，并在此此基础上摈弃法理探寻适应回应民意的法律法规，从而导致法官在进行司法判断时，以迎合民意为主，进行不规范、不正确的司法判决。例如，在法律界备受争议的“四川沪州遗赠案”针对黄某所立遗嘱有效性的司法审判，法院为迎合民意，以遗嘱内容违背“社会良俗原则”、“破坏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公德”为法律依据，给予无效判定。并未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中的法律法规进行司法裁判。在社会公众价值观念中，法定妻子应享有继承权，而“小三”、“二奶”不应具备继承权。当法院为迎合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在关于继承权有效性司法审判过程中，摒弃了《继承法》相关法律，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裁判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法理“规范导向的推理论证”方式相违背。其二，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判决时为回应民意，摆脱法理的专业性分析与判断，选择一般社会公众常识性判断，寻找适用回应民意的法律法规，形成司法裁判争议，引发司法裁判不公。例如，在“许霆案”中，关于一审与二审两种相差甚远的司法裁判结果备受争议。在一审中，以“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为依据，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处罚；在二审中，以“事实不清”为理由，以“盗窃罪”为依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金人民币两万元，并赔偿从银行ATM机中获取的现金”。基于“民意大潮”的影响下，二审的从轻处罚使人不得不思考：庭从银行ATM机中私自取走不属于自己的175000元人民币，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有属于什么罪？这无疑是专业性的法律问题，需从专业性法律角度出发进行司法裁判。而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的转变，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受民意影响，没有依据法理进行适当法律的探寻。由此可知，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存在相互矛盾的关系，当在司法裁判中无法实现法理与民意的有效协调，对回应民意存在不正确的理解与认知时，会导致司法裁判出现本质上的问题，制约司法裁判在法律体系中实际意义与作用的发挥。

二、实现司法裁判过程中法理与民意良好互动的建议

摘要:现如今，我国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提倡建设国家、社会、政府一体化管理的法制社会，因此，如何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将法理与民意的关系协调处理妥当，已成为我国学术界、法学界等各领域专家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对我国司法裁判活动中的民意反馈和民意回应进行了相关探究，以期为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司法裁判;法理;民意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社会矛盾也随之变的更加复杂，为了能够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我国在司法界已经颁布了一系列的政治性司法政策，以此来提高我国司法工作的能动性，确保法院在工作开展过程中可以将法律、政治、社会三方面充分的融合起来。但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司法裁判工作往往会存在着法理和民意不同的情况，如果处理欠妥当，则必然会对我国的司法工作带来不好的影响。现阶段，我国部分法院在司法工作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兼顾民意，往往会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不讲法律、不讲法理的现象。

一、司法裁判工作中民意反馈的现实考量

(一)滥用政治手段解决应该由司法手段解决的

问题一般情况下，对司法过程进行干预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政治手段的直接干预，且只要在符合民意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干预而做出决定，那么法治观念对其决定的约束力就可以忽略了，因为就政治手段和司法裁判而言，两者从本质上就不相容。就政治手段而言，它主要强调了结果考量的实质性思维，而就司法裁判工作来说，其工作过程更加重视形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在司法裁判工作的实际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还要借助法律推理和论证的相关理论，以此来保证法院司法裁判工作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且不可一味的追求民意而滥用政治手段。

完善陪审制度

陪审制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多年来“陪而不审”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的陪审其实是参审，如何保证参审人员有效参与审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河南省高院所探索的具有我国特色的陪审团制是一个大胆尝试，是我国现行陪审制度改革的一次积极探索。②其基本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陪审团成员由法庭选任，而不是随机遴选;二是陪审团的意见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具有实际的指导和制约法庭的功能;三是陪审团不仅参与定罪，同时也对量刑发表意见。陪审团制的模式本身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因为陪审团的意见并无法律效力，但同时其又能有效地制约法官司法裁判权的任意行使，且能有效发挥陪审团成员的参与积极性。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因为某种程度上陪审是公民的义务同时又是公民的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上应一律平等，也就是说都有成为陪审员的权利。如果仅指定选取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则是不公平的。同时，法庭选取的陪审团成员并没有取得控辩双方的同意，也无相应的回避制度，其自身的中立性能否得到保证尚存在很大问题。因此，最核心的保障措施在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应体现出随机性，并允许双方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以保证陪审团的中立性，促进司法公正。可以说，“人民陪审团”制度是对司法裁判权制约制度的一次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③学界也对此评价甚高，有学者指出:“人民陪审团制度介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和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之间……其试点效果非常积极。”［1］即使反对人民陪审团制度的学者也认为“这一做法无疑是对陪审制度进行的一次尝试性改革，它对于破解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封闭性和神秘性，促进司法的公开性和民主性，建立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机制，缓解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压力等方面均具有积极意义”。［2］完善现行的陪审制度，陪审人员与法官的比例要适当均衡。由于陪审人员的非专业性，在专业的法官面前，陪审员往往有着天然的自卑心理，通常会无条件附和法官的裁决意见，自身则易沦为摆设。陪审员自身无需拥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其优势在于运用经验法则判定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的真伪。所以需要增加陪审人员的人数。具体人数配置如下:如果三名主审人员，则一名是法官，两名为陪审员;如果是五名的主审人员，则三人为法官，两名为陪审人员;如果是七名主审人员，则法官为三人，陪审员为四人。①在陪审人员的选任上应尽可能实现随机选任。随机选任不仅体现出司法民主化的精神，也更能调动普通公民的荣誉感和责任感。陪审员不应当规定任期，不能企图通过任期制将非专业的陪审员变成专业的法官，因为这与司法民主化的精神不符，也会使绝大多数民众觉得司法审判始终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应做到使“大部分的城乡群众将都有机会成为人民陪审团成员，参与到司法审判活动中去，真正体现陪审的平民化。”［3］

关于集中审理制度的建构

我国集中审理制度无论在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的层面，还显得不够规范和不受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8月12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中部分体现了集中审理的原则精神，其中第3条规定合议庭成员不得更换，第9条规定了合议庭评议案件的时限，第14条规定了裁判文书制作的期限，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由于缺乏相关机制保障，使“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实践更不注重集中审理。贯彻集中审理原则，应从制度上进行规范。(一)法庭成员原则上不得更换法庭成员必须始终在场参加审理，对于法庭成员因故不能继续参加审理的，应由始终在场的候补法官、候补陪审员替换之。如果没有足够的法官、陪审员可以替换，则应重新审判。［4］参与裁判的法官、陪审员必须参与案件的全部审理过程，审查认定所有的证据，全面进行法庭调查和听取法庭辩论，以形成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全面地把握。实践中，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有时个别法官不能参与审理时，主审法官常要求其他法官或其他法庭的书记员参与本案的审理，这些临时参与的“审判人员”不可能形成对案件及证据事实的全面、正确认知，致使审判的质量无法保证。(二)庭审原则上不得中断并当庭作出裁判法庭审理应当连续不间断地进行，法庭审理的整个过程，除了必要的休息和就餐时间之外，不得无故中断。法庭辩论结束，合议庭应即行评议，然后作出裁判，并当庭向当事人宣告，裁判文书在第一时间送交双方当事人或控辩双方。这样就尽可能地保证审判人员与外界的不良接触，也避免了与单方当事人的接触，尽可能消除暗箱操作。在司法信任度缺乏的当下，此举对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更突显其程序正义的价值;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诉讼效率、保证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

关于判例指导制度的建构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尽管判例指导制度并未取得广泛认同，但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天津市高级法院最早开始尝试。昆明市中级法院连续多年组织指导案例评选，用于指导辖内法院的案件审理。该制度有利于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制约自由裁量权。2010年4月，中央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召开会议，要求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并在年内公布一批指导性案例。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酝酿五年之久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出台，成为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大进展。该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主体、选择范围、工作机构及推荐、审查、报审、讨论、、编纂等程序，确立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即“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5］可见，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该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须重视下述几个方面。(一)确保判例的典型性和高质量首先要确保判例的典型性，尤其是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的热点案件的判例裁决，如果质量较高，适用法律精准，事实认定准确，证据充分，裁判文书规范、说理充分、逻辑思维缜密，可以作为指导同类案件裁判进行指导性标准。当然，判例的选取应当具有相应的程序机制。(二)扩大判例指导适用案件的范围当前案例指导制度主要适用在民事案件的审判上，对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则不适用或极少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司法审判的智力资源，也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常会因为同案不同判导致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三)建立案例指导数据库并及时将判例向社会公众公布判例数据库应方便各级裁判机关查阅案例，并可通过互联网将案件的裁决结果公诸于众，以方便律师和当事人查阅、参考案例，同时也方便公众对案件裁判进行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