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不公范文10篇

明确司法不公的内涵，廓清司法不公的客观评价标准，对于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确立司法权威和树立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司法不公的内涵

我国理论界关于“司法”一词的含义，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广义说，认为司法是指适用和执行法律活动，凡是能适用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为司法机关。二是中义说，认为司法是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的专门活动。该说目前是我国的主流学说观点。三是狭义说，认为司法指法院裁判纠纷的活动，司法权也就是指审判权。我国立法对司法的界定。第一，在我国《宪法》条文中没有出现“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词。在国家根本大法层次上未对“司法”作出划一的规定。第二，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从该条的立法本意来看，显然认为应该对司法和司法权作广义理解。本条实际上是立法对理论界司法广义说的一种限定性规定，未包括律师、公证和仲裁等人员。一般认为，司法公正是法律公正的一种，是一种动态的法律运行的公正。具体而言，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司法机关将程序法和实体法公正地适用于具体的人或案件的国家特殊活动，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主要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能够导致司法不公行为的主要是国家司法公职人员，利用行使司法权职务之便进行贪污贿赂，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职务犯罪行为。鉴于此，本文采用上述限定性的司法广义说，也即我国《刑法》第94条规定的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职务犯罪而导致的司法不公问题，其中应当还包含司法过程中律师、公证和仲裁等具有中介、自律性质的人员同前述人员相互勾结，利用司法权形成的共同犯罪而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

二、评价司法不公的两种类型

评价司法的公正与否，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评价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其指向的实践性和可再评价性的内在特点决定了：对同一评价客体，由于不同评价主体自身素质和认知水平的差异，各评价主体所站的角度和所持的标准不同，则评价结论会不同。因此，在评判司法不公过程中，要慎重分析两方面的因素。

（一）评价的主体类型某一项司法决定或某一司法作为总会招致诉讼内外两类主体的评判，一类是内部性主体评价，即介入司法诉讼过程中的人的评价，具体包括案件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者自身的评价；另一类是外部性主体评价，即诉讼活动外的其他主体的评价。内部性主体评价。案件当事人由于与案件本身有利害关系，鉴于自身利益考虑，其评判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结果必然不一，也很难客观；其他诉讼参与人也会由于立场、认识层次、认识深度以及自身素质的差异，对同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评判得出不同结论；司法者自身，案件的承办人和其他司法人员由于个体法律素质、修养和经验的千差万别，对某一司法决定或作为的看法和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别。外部性评判。许多因素影响司法公正的外部评判，如不直接触及该案件的司法过程，其判断的客体就具有间接性和传闻性，判断客体可能已经失真；关注者或者评价者有自己的价值视角，这种特定的价值视角会形成对司法过程和结果的不同认识；判断者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与裁判者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这样一来，裁判者与利害关系人和非利害关系人之间对裁判过程和结果的正义性的认识也就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导致外部评价的不对称性。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对某一司法决定或司法作为公正与否，因评价主体利益冲突、价值取向、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内外有别，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

司法不公往往与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紧密相连。当前，司法人员的职务犯罪已经渗透到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司法环节，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和公众对法律和法治的信仰。因此，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是消除司法腐败、抵制司法不公、确保司法公正的关键措施。然而，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存在诸多难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打击的力度和效果。本文试从查办中的难点分析入手，对重构我国的查办机制提出初步的设想。

一、查办司法不公职务犯罪的难点

(一)发现难

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发现难，造成该类犯罪黑数大，①大量的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造成发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发现渠道不畅。目前，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渠道虽然很多，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下面对几种主要来源进行分析。(1)举报与控告渠道。近年来，群众举报已成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最重要线索。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有80%来自于群众举报。但是，由于我国相关举报法规的不完善，不少举报人频遭打击报复，举报热情被挫伤，从而减少了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获取渠道。(2)纪检监察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从某省近几年来查处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线索来源看，共有53件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占查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29.4%;来自公安机关移送的有6件，来自监狱机关移送的有3件。②(3)自行发现。该渠道成案的价值比较大，带有明显的主动性，但在实践中此类案件所占的比例较小。(4)犯罪嫌疑人自首。由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者社会地位较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丰富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存在较强的侥幸心理。办案部门寄望于犯罪嫌疑人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名誉、权力和地位而去自首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通过自首渠道发现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的很少。

2．犯罪的隐蔽性。司法体制的职业化、司法工作的专业化使司法过程很难为普通人所熟悉和掌握，以及法律规定的保密要求、工作性质等原因使司法程序具有繁杂、透明度不高的特点，导致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例如，在警察职务犯罪中，有些罪行与职务行为混为一体，如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等;而部分警察职务犯罪的预谋是除犯罪人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观察判断的，其犯罪心理同工作思路交错在一起，有些职务犯罪行为本身就与职务行为难以区分，③从而使该犯罪活动难以暴露，较之普通的职务犯罪，发现、取证难度更大。

本文作者：汪沙工作单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它可以保证社会对于差别的尊重，并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与运行互动，从而建立起承认个体、元素互补、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二、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内涵的关键词是公正。司法作为解决纷争，判明是非曲直的方式，必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纷争的解决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具体地说，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第二，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因此，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心理学视角研究司法公正感的必要性

法律的作用在于建构社会秩序，尤其是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成为法律能否产生效果的前提。法律期望通过对个体、群体行为的先期预置和规制，教育、督促、劝导、惩戒人们实施守法行为，接受法律所倡导的公正标准，实现公正的法律行为，服从法律的裁判等。公民对于司法是否公正的感知，即司法公正感至关重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的，才会按照法律的要求办事，才有可能将法律作为内心的信仰。

（一）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1．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诉讼当事人作为与司法接触最直接，受判决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感知往往比非诉群体更深刻、具体。近年来上诉率与上访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制的日益健全，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可以质疑判决，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公民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在以法律为表征的客观公正背后，每个具体的个人都具有个人对法律的解读，即主观公正，主观公正具有利己性，当判决不能满足诉讼当事人的预期，无法实现机体内部平衡时，不公正感便会产生。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与对判决的不认同是相互影响，不断促进的关系。中国社会缺乏法治传统，中国法治的进程只有几十年，因而公民对司法公正性的感知是不稳定的，极易受媒体与周围言论的影响，所以当判决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时，他们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和稳定的司法公正感，便会质疑，进行外归因，不信任司法和执法过程，从而不认同判决，选择上诉或者上访。同时，由于不认同判决，上诉或上访成为替代强化物，强化了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二者不断地相互作用。诉讼当事人对司法不公正的感知，除了表现在上诉或上访等合法途径上，也会表现在报复行为上。诉讼当事人在强烈感知司法不公时，可能产生三类报复行为：公开攻击，如身体攻击、吵架、威胁、聚众等行为，最为典型的是“5•18无锡女法官遭当事人砍杀”（1）案例；退缩行为：对案件判决悲观、失望，不再相信法律，自我怀疑，拒绝帮助等；隐蔽攻击：对判案法官、法官群体甚至司法系统愤怒、攻击、散布流言，自身焦虑、抑郁等，究其根源在于诉讼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常常是由于对司法的不信任，认为司法不公正导致了裁判的不公正，并产生强烈的对抗与退缩等情绪性行为。

2．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尚处在形成时期，具有很多模糊和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法治进程只有几十年，关乎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处在培育阶段，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不稳定。非诉公民或通过观察身边诉讼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程度、反应来学习司法公正与否，或通过媒体、舆论报道来感知司法的公正与否。由于非诉公民不具有直接的感知和经验，他们非常容易受到经历过案件判决具有经验的诉讼当事人和媒体的影响。如果诉讼当事人本身对司法公正的感知低，并对司法系统进行隐蔽攻击，如散播不公流言等，那么其身边的非诉公民也很难产生高的司法公正感。由此可见，诉讼当事人的司法公正感与非诉公民的司法公正感是密不可分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司法公正感相互渗透，相互转换，共同构成中国公民的司法公正感。

摘要：本文从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以及如何创新和完善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机制，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职务犯罪的查办力度等角度阐述了如何更好的体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司法公正法律监督司法不公

司法公正是指对案件进行公平的审理和作出正确的裁判，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受到的质疑也是较多的。尽管我们说司法不公是个别现象，并非如有人所渲染的那样严重，但也绝不可小视。基于广大老百姓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他们心中的司法公正更多的是看审判的过程及判决的结果公正与否，故本文从审判阶段谈谈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造成司法不公的主要原因以及作为检察机关，我们应如何创新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如何加大对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查办力度。

一、当前司法活动中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

(一)性质相同的不同案件，判决的结果不一样

按照刑法“罪行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要求，同样程度的犯罪就应该受到同样的刑事处罚。只有同罪同罚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才能让大众对法律信服，法律也就更加具有威慑力。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同罪不同罚的情况也有时会出现。比如，涉案金额相同的同一起开设赌场案件中，主犯判的反而比从犯轻。深入探究其原因，发现判处相对较轻的主犯缴纳了相对巨额的罚金，而另一个则无法交纳那么巨额的罚金。已交纳罚金的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是司法不公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现。法院的这种判处在法律上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从当事人方面看就是一种严重的司法不公。而在检察机关的角度，这样的情况有时会存在的，如果都提出抗诉，以后的工作就很难协调，所以很多时候只能是同法院协调处理。但是这种裁判，造成的社会影响比较恶劣，以致于社会上很多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认为犯了罪只要交纳了罚款就可以免于坐牢，没法交上罚款就应该坐牢。这和法律惩罚犯罪的目的不相符合，使法律的权威性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大打折扣。

个案监督，是近几年经常被提及的一个词，也是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认为，人大常委会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介入司法机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具体办案活动，实际上是代行审判权、检察权，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分工；有的人认为，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两院”的工作，而“两院”的工作就是办理具体案件，对“两院”工作的监督离不开对具体案件的监督，否则，监督就会落空；从现实情况看，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很严重，为了促进公正司法，对“两院”处理的个案开展监督是必要的。

如何加强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如何确保“两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了克服司法腐败，是否可以牺牲掉司法权威？这是摆在处于转折关键时期的中国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也是在制定监督法过程中，一直反复研究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从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上准确把握人大监督与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三权鼎立”，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的前提下，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又有明确划分，它们分工不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是它的常设机关，不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大常委会监督的是“两院”工作，不能代替、干预、干扰“两院”依法独立办理具体案件。这是一个重要界限，否则，人大常委会就会变成一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就终审不了，这不符合宪法确定的司法体制，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实行依法治国，人大监督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监督法总结实践经验，突出了人大常委会对“两院”工作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形式，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提高司法人员素质，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如告状难、执行难、赔偿难、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不纠、司法不公等从具体案件归纳、抽象出来的“类案”问题，促进公正司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做，既能发挥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两院”工作的职能，督促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某一类司法不公案件的

解决，增强监督实效，又能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督促“两院”完善有关内部工作制度，形成管长远的制约监督机制。因此，监督法对听取和审议“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监督形式，作出进一步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至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向人大常委会反映的涉法涉诉问题，从各地的实际做法看，有些是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有些是由主任会议或者分管副主任转交“两院”依法处理，作为启动“两院”内部监督机制的一个渠道，起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做法不属于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权，而是属于处理涉法涉诉的信访工作问题，今后仍可以继续按照信访工作有关规定办理，监督法没有也不必对此作出规定。

加强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应有之义，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防止和克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客观需要，同时，为了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努力维护司法权威。没有司法权威，也就没有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就无从谈起。我们决不能为了解决一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问题，而损害宪法确立的制度。有一个好的、有效的制度，对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只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监督就可以解决，而一旦制度受损，要恢复起来就得付出更加艰苦、长期的努力。

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承载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审判制度。建立该制度，才能保证每一件案件的裁判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公正、高效、权威的树立并让公众感知，是需要透明的法律环境。人们追求的是“阳光下的审判”，追求看得见的公正，司法公正应当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当是“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应当是“被认同的权威”。

一、司法透明概述

司法透明，它是一个是否允许以及如何保证公众知晓司法活动，从而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保证和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设计问题。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司法机关从事司法活动应当以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其核心内容和主要表现就是审判公开，反对秘密审判。从历史上看，司法专制主义总是与司法神秘主义难分难舍，司法不公通常只能在封闭和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公开和透明是现代司法活动基本的运行方式和职业特点。人类追求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的过程，同时也是追求司法公开和透明的过程。

从诉讼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专制的司法是以“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神秘性作为一种慑服民众的权威力量而存在的。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司法神秘化造成的司法擅断和秘密审判再也不能取信于民。而司法透明不仅能满足社会公正心理诉求，也是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司法透明是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重要保证和基本标准，也是司法活动接受社会公众与当事人监督的有效途径，能真正和最大限度地吸收当事人和社会的不满，确保司法公信力。

当然，透明度也并非要求审判绝对公开和开放，而是以保证司法公正为要旨，对于关系到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可以不公开。

二、司法透明的内容及形式的多样性

[论文关键词]法治；司法；司法公正

[论文摘要]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目前，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是立法、审判和管理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要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应完善立法，逐步实现司法独立、确立司法权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

一、法治与司法公正的内涵

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理论界对法治的理论研究颇多。一般认为法治应具有如下内涵：①有普遍的法律；②法律为公众知晓；③法律可预期；④法律明确；⑤法律无内在矛盾；⑥法律可循；⑦法律稳定；⑧法律高于政府；⑨司法具有权威；⑩司法公正。从此内涵来看，法治应是指一种社会秩序状态。在这种秩序下，社会秩序由法律创设，创设该秩序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公众知晓、可预期、明确性、无内在矛盾、可循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主体(包括政府、社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即法治就是一种社会各主体自觉服从法律所创设的秩序，并以法律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社会秩序状态。司法之于法治的作用，在于对法律的公正性、各主体是否遵守法律秩序作出评判，并对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作出必要的制裁。司法对法律公正性的评判，目的在于促进法律秩序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旨在促进各主体对法律秩序的遵守，防止法律秩序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重蹈人治的覆辙。归根结底，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公正即“公平正直”、“公平正义”。司法公正作为公正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对司法行为是否“公平正直”，司法结果、司法过程是否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评价。从法律评价角度看，司法公正与否主要有两项标准：一是程序合法；二是实体上适用法律正确。符合这两项标准，则作为个案的司法过程就是公正的。

总的来说，司法是法治的维护者，司法的公正程度直接关系到法治得到维护和实现的程度。从这个意义来说，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和核心内容。正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能够惩恶扬善，化解纠纷，同时也是对人们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的诚信合法交易进行规制。而司法的不公正。枉法裁判，不仅侵害了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使他们产生对法律和规则的怀疑，同时也会影响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对法治的信仰，导致民众规则意识的淡漠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的滋生，最终会损害法治的存在基础。

二、当前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

简介：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诉讼行为的选择的收益情况，指出在现有机制之下，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障碍。并从博弈信号传递的角度，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引言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其在一生中总是不停地与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交往。发展必需的秩序就是所有这种人的交往带来的彼此间的关系的总和。法律对秩序有很好的维护作用，但并不是只有法律才发挥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那种认为法律是控制社会的终极手段显然是错误的，在法律之外，大量的社会规范同样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法官尽管掌握着司法权，但其同样是社会中的平凡一员，而非游离于世俗生活之外的神，因此司法活动更多地体现着法官与当事人间的互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互动亦可以用博弈论模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研究的进路是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关注司法活动与当事人间的博弈，寻找、分析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因素。

博弈论模型的构建

博奕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依据是否考虑决策的时序问题，博弈可以划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静态博弈不需要考虑决策的时序问题，即参与人选择行动时并不知道对手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动态博弈则需要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所选择的行动。司法活动显然是一种动态博弈。从参与人了解其他参与人的特征、选择行动的规则和行动的效用的角度，博弈可以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职业的案件人，如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经过长时间的职业活动，可以充分了解法官审理案件的各种信息，但就基层法院中多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可能只此一次打官司，其无法了解司法活动的各种信息，由此而言，司法活动更多地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综合而言，司法活动是以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为常态的。在这种博弈模型中，要达到均衡―――当事人对公正司法的信任，信号的传递是非对称的，也即信号主要是从法官向当事人传递。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5名法官因涉及司法腐败被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月15日人民网在“法官职业的最大风险来自哪里”的主题下，进行了全面解读。在笔者看来，这绝对是中国司法界的一次不小的地震：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其中包括1名副院长、3名庭长、1名已退休老法官，卷入调查的法官、律师多达数十人，调查还在逐渐向基层法院渗透。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水流，而不公的司法则把水源败坏了”，这是大文豪培根的名言，也是中国法律界引用最频繁的一句名言，是耳熟能详的一句司法名言。诚然，司法是公平和正义之源司法腐败则是类似于败坏水源的严重腐败。深圳中院曾经是全国法院系统司法改革的一面旗帜，在司法创新方面在全国法院系统也是小有名气的，但是，“一丑遮百俊”，这次腐败串案给深圳中院的形象带来的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一贯对法院反腐倡廉工作高度重视，曾先后11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多次强调各级法院要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大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现在可以下结论：深圳中院的确是把首法官对法院反腐倡廉的讲话当作耳边风。首法官对法院系统的反腐倡廉可谓相当重视，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法院自身反腐倡廉制度的建设要常抓不懈，将一切有关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落到制度的层面。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都容易被滥用，任何权力都有寻租的潜在冲动，司法权力也不例外。任何权力都需要接受监督，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腐败绝对是导致司法防线崩溃坍塌的祸首。深圳中院触目惊心的腐败串案警示我们对于一切行使公共权力的人都应当持有一种制度性的防范之心，身披法袍俨然法律化身的法官也不能例外，都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奉行“人性恶”的预设和“有罪推定”的假设。越是维护正义的职业越需要防范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所谓人品良知都是靠不住的，惟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权力的制度才是遏制腐败的坚强有力的“长城”。

完善制度是遏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途径。就深圳中院的个案而言，深圳中院多名法官涉案都与企业破产案件有关，他们的权力在破产清算及财物拍卖中都存在大量寻租的可乘之机。因此，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势在必行，将于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破产法对破产财产的监管中引入了管理人制度，将负责破产财产的管理、清理、估价与分配的责任赋予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社会中立机构，并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依法赔偿责任与刑事责任等。这样的法律规定收回了法官原来拥有的配置相关人员与资源的权力，同时由于管理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得以铲除权力寻租能够得逞的土壤。相信随着管理人制度的正式施行，像深圳中院这样的法官因为破产案集体腐败的现象将会大为减少。

当然，法院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建设更为必要。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这充分表明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高度重视预防和惩治司法领域的腐败行为。有行为就有规范，有权力就有责任，根据行为与规范一致、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为建立健全司法领域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有必要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司法工作规范起着类似于“防火墙”的作用，是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的第一道防线；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起着类似于“杀毒软件”的作用，是惩治司法不公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