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变革范文10篇

一、清末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

(一)创制中国近现代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由于时间所迫,清末法制改革对于西方法律制度进行了全面移植,这种全面引进为后来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光绪三十二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武廷芳主持编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1](P124)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草案,该草案工分总则、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时间处理规则等5章260条,打破了中国法律编纂中实体法与诉讼法不分的传统模式。其后修订法律馆、法部等机构在继续修订诉讼法典的同时,相继制定公布或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法院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其中《法院编制法》是晚清制定颁布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法院组织法,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审检分离和合议制度;[2](P318)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则是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诉讼法典,它吸收了近代优秀的刑事诉讼原则,从而在中国首次确立了较为完备的起诉制度,检察官制度,回避制度,推进了中国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过程。1910年,在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后,终于拟订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主要以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为蓝本,由日本法学家协助完成,内容较完备,系统采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和原则,较完善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是一部当时世界范围内较先进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中华民国成立后也曾使用其中部分内容,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二)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和诉讼理念的确立

1.建立新的司法机构体系,实行司法独立

从1906年开始,清朝在官制改革中改变了传统的行政官兼理司法的做法,参照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对司法机关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陆续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体系。根据《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的规定,把“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3](P557)刑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大理寺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且具有法律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1911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规定在地方上设省级高等审判厅、府级(直隶州)地方审判厅、州县级初等审判厅。1909年试行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规定设立检察机关和警察部门。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同时对审判予以监督,警察部门辅助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初级检察厅在各级审判衙门中相应设立。审判、检察机构的独立设置,使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审判权和控诉权相分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审判机关系统和检察机关系统,结束了中国长期的司法行政不分的旧体制。同时也萌发了最早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和警察部门。另外还规定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考试任用制度。在清政府公布的《法官考试任用章程》等法律文件中,具体规定了任职条件。同时清政府在各地学堂积极开展法学教育,为司法官员的职业化提供了条件。

法律和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社会文化是一种法律制度和司法秩序产生、发展并赖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根本因素，社会变迁和国家转型往往导致一国司法制度和司法文化的变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深刻巨变迫切要求司法观念的改弦更张和司法制度的破旧立新。为此，党和国家在司法领域中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废除以“六法全书”①为标志的“旧法统”秩序，二是树立“兴无灭资”的司法观和“学苏批资”的法制观，三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司法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顺应了历史潮流，从司法观念、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等各方面清除了支撑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旧司法秩序，在一张崭新的图纸上描绘出社会主义的司法蓝图，奠定了新中国的司法秩序。但囿于时代的特殊性和观念的局限性，当年的司法变革确实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60年后，站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那场波澜壮阔、曲折蜿蜒的司法变革之路，对于身处中国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我们选择何种司法改革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一、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建立人民的新司法

(一)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始末

所谓“法统”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狭义上的“法统”即是合法之正统，是针对政府统治权力在法律上的来源而言，主要是指一国的宪法体系和宪政秩序。其二，广义上的“法统”就是法律之统治，其外延囊括一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按照这种理解，国民党的“旧法统”在狭义层面上主要指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宪法性文件，而广义层面则囊括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全部法律———以“六法全书”为主体，包括相关判例、解释例、党规党纪以及手谕和命令在内的一整套法律体系。［1］不过从当时的革命实践来看，共产党人将“旧法统”直接视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实际上，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革命法制之外，“六法全书”一度曾是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裁判各类案件可以参照的法律。直至1948年5月，刘少奇与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谢觉哉等人谈话中仍然指出，刑法和民法现就旧的改一下施行，边做边改，有总比无好。［2］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获得喘息机会，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以“不违反宪法”和“不中断法统”等五项条件作为国共和谈的前提。对此，1月4日，发表《评战犯求和》一文，指出“元旦文告”的实质是要“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3］10天之后，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三条即是“废除伪宪法”和“废除伪法统”。为戳穿南京国民政府假和谈的本质，肃清国民党“旧法统”的影响，明确革命法制的方向和原则，1949年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拉开了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的序幕。该指示共六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宣布废除南京国民政府法统以及全部法律。《指示》从法的阶级属性出发，指出“六法全书”是“基本不合乎人民利益的法律。”过去根据地和解放区利用国民党的法律是斗争的需要，“不能把我们这种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解释为我们基本上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法律，或者认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能够基本上采用国民党的反动的旧的法律”。第二，确定了人民政权的司法原则。《指示》指出人民司法工作应以“人民的新的法律做依据”，在目前人民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办事原则应是“有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者，从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之规定;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者，从新民主主义政策”。第三，确定教育改造司法人员的原则。《指示》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提高司法人员的政策理论和法律水平。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训令称:“反动的法律和人民的法律，没有什么‘蝉联交代’可言，而是要彻底地全部废除国民党反动的法律”。［4］10月，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旧法统”和“六法全书”被彻底否定和抛弃。

(二)废除“六法全书”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旧法统”和“六法全书”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法是“取得胜利、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5］“六法全书”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革命的新法制不可能从反动的旧法统中孕育。废除“六法全书”体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与旧统治秩序在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根本问题上的决裂。其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废除“六法全书”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6］列宁也曾讲到，工人阶级“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而“应当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包括“捣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7］再次，国民党利用“六法全书”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血淋淋的事实，使全国上下对这些法律深恶痛绝，成为废除“六法全书”的情感基础。然而反思新中国成立初期废除“六法全书”运动，我们发现，简单地以“阶级属性”的标签就判定几代法律人为之泣血的“六法全书”死刑，着实不够理智和冷静，否定了法的继承性。作为调控社会秩序的规范，法律的变化通常是渐进的。法律本身有一个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问题，即使在新旧政权转换过程中也不例外。清末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使古老中国的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面目为之一新。北洋政府继续完善清廷未尽之业，复经南京国民政府修修补补而成此“六法全书”。但废除“旧法统”使得这种法的延续性被拦腰斩断，否定了法的可移植性。当时的《指示》不仅宣告“六法全书”死刑，还要求“蔑视并批判欧美日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并号召“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的和有害的思想”，诸如“司法独立”、“保障人权”、“无罪推定”、“契约自由”等。

摘要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国正在逐渐摆脱以专政为核心的刑事司法理念，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的刑事司法理念演进。在这一过程中，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其中包括价值上的转换，制度上的改革，规范上的更新。我们在处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关系时，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积极与稳妥、引入与融通的关系。

关键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国刑事司法改革/国际接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入世，其意义决不限于经济贸易，它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互动关系略述己见。

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刑事法律的制定、实施和遵行的标准、规范和政策。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国际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世界各国所奉行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的标准、规范和政策。毫无疑问，各国均有各自的刑事司法准则，这种刑事司法准则是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形成的，具有本国的特色。但随着国际交往的加强，全球一体化同样会对刑事司法带来重大影响，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形成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刑事司法准则为各国所遵循，因而成为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2.刑事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是指与刑事有关的标准、规范和政策。刑事司法涉及对犯罪的惩治，因而与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有密切联系的。刑事司法活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以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他国是不能干涉的。但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形成，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同样要受到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限制。3.选择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作为国际化的规范，并不具有对各国天然的强制性。各个国家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以便决定是否受这一公约的约束。但一旦加入某一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具有选择性。联合国通过为数众多的示范性和建议性的刑事司法准则，便于帮助各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作出适当的选择。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往往是经国内立法确认以后才发生法律效力的，因而国内法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国家发展时要做好司法变革活动，加快法制化建设，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司法改革时要借鉴历史经验，反思历史，保证变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开展了司法变革活动，为国家的法制化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主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更好的了解历史，借鉴历史。

关键词:新中国;司法变革;反思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司法变革工作中采取了三项重要的措施:第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第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第三，开展司法改革工作;这些工作的开展加快了国家司法变革工作的开展，为国家司法变革工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司法变革中需要充分的了解历史，做好反思工作，避免司法变革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错误，这就需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变革工作进行反思。

一、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

六法全书是旧法统的代表，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家采用的法律体系，旧法统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旧法统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求，必须进行破而后立，建立全新的法律体系。1949年的4月份颁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彻底废除旧法律，建立人民法律”。10月份颁布《共同纲领》，标志着旧法统的退出。废除旧法统，建立新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司法改革的开展受到了群众的支持，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兴无灭资，学苏批资

凡是重大的问题，总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先制定一个指引性的、原则性的法律，将这种法律在某个或某些地区试行，吸取经验，待成熟后再制定较具体的法律，另一种办法是将某种政策在现行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在个别地区试行，待经验成熟后再制定较为具体的法律。[3]而重庆市被国务院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而言，我国采取了后一种办法。因此，书记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核心是改革，目标是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这些说明，重庆面临着一个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机遇。由于革故鼎新是改革的内涵所在，也是改革的目标所在，所以重庆将陆续出台一些改革政策。这些政策的施行，必然会引起现有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从而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履行着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定纷止争的职责的民事司法审判工作，如何立足于法律原则和精神，把握和体现法律与政策本质上的一致性，正确地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对政策的正确理解来运用法律，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以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

法律的一元化是法治社会最终发展方向

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手段而言，有的主要是依靠政策，这就是政策一元化；有的主要是依靠法律，这就是法律一元化；有的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这就是政策法律二元化。

从我国历史上看，以前我国治理国家主要靠政策，到后来是即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表现为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以及行使约定权利、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这就要求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法律，而国家和党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必要的政策指导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即通过法定权利和义务来实现。

为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运行。

本文作者：耿文杰工作单位：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司法理念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现代司法理念体现在司法体制、司法组织、司法程序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人员,成为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司法改革首先是理念的变革,没有相对成熟的理念指导,容易导致改革的盲目性;司法制度在设计中应该有系统成熟的理念作为基础,理论准备不足会带来制度的不稳定性。回顾我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对我们今天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中国古代的司法理念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11德主刑辅的司法理念中国古代社会中儒家法律思想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汉代的贾谊也认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角;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衰。[2]这种法律理念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从而轻视法律的作用,受这种法律理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21无讼即德的司法理念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始终将法律看成是统治和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将无讼看成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无讼即德,甚至形成了贱讼观,有代表性的论述即夫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群者也。行须臾之怒而斗,终身之祸,然乃为之,是忘其身者也;家室离散,亲戚被戮,然乃为之,是忘其亲者也;群上之所至恶,刑法之所大禁,然乃犯之,是忘君也。[3]这样的一种法律观念使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维权意识基本为零。31重义轻利的司法理念义和利,孰轻孰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有主张重利轻义的观点,如法家,但儒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的主张是重义轻利,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成了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儒家和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环境后,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由此,轻利的价值观逐渐形成,荀子说,工商众而国贫,汉代贾谊说,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又促成了重义价值观的形成。于是,重义轻利就成了中国传统法律理念的一部分。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二、新中国建立后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因种种原因一度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带有自己明显的特色。2世纪7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时,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治国方针,经过近2年的时间,发展到1999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领导人和全国人民对民主法制认识不断提高与成熟的产物,也与法学理论界的贡献分不开,而司法理念的引导与指引作用尤其突出。在7年代末,中国主要从十年动乱的历史教训来认识加强法制的必要性。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仍然是不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邓小平曾从制度和个人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精辟论述了不切实加强民主政治的历史教训,指出,,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改革不可逆转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端,开放则使人们认识到法制不完善带来的经济壁垒和对市场经济之危害。虽然中国要真正成为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仍有各种现实阻力和不可预见的阻力,虽然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但向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现代司法理念的种子已经播下,长成法治的参天大树是指日可待。

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不过，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也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从清末开始，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现代型司法制度的时间不过近百年，而她的法律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却至少有两千年以上。这样的历史对比不仅仅可以表明现代法院制度在中国不过是一个新生儿，而且也意味着新制度建立的艰难。司法改革不仅仅涉及到法院或司法机构；它还涉及到社会调整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涉及到社会意识的改变，甚至是人们思想方式的改变。

不妨举个明显的例子。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司法独立的正当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早已家喻户晓，成为社会共识——这样的社会共识对于制度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在制度层面上，在司法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司法自身的体制与程序方面也都形成了一系列稳定的保障。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模式基本上是反分权的。从来没有独立于行政机构的专门化的司法机构，主持案件审理的官员也毫无法律专业训练，无从对本来就很粗疏的法律条文加以细致而平衡的解释，导致案件的处理几乎呈现出韦伯使用“卡迪司法”（khadijustice）一术语去描述的那种状况。这样，我们既缺乏一个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群体，司法程序也不可能是将专业的法律知识运用于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央动员型的统治传统更加剧了人们对司法独立的陌生感。

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模仿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但是，表层制度的改变容易，实际运作手段与过程的改变则很难。引进的新制度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而变形。就司法制度而言，尽管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一方面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所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支撑这种独立性的社会意识以及具体知识却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得以确立，法律职业的发育和法律教育的发展命途多舛，终究导致法院独立有其名而无其实。

这种书面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反差也是今天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大障碍。法院独立首先意味着法院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独立。然而，实际做法却是法院在这些最要害的方面都受控于同一层次的党委和政府。试想，如果财政与法官选任方面法院不能独立，那怎么能够想像法院能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的意志？法律条文中许诺了司法独立，诉讼当事人当然有理由期望法院在司法决策时将这种许诺变成现实。然而，由于司法的地方控制，当案件涉及不同地方的当事人时，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在的法院受理，从而使得该地方法院极可能作出偏向本地当事人的判决。这不能不加剧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满和埋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最重要的是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这是司法独立最基本的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般大众固然经常是司法屈从外部权力控制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中也的确弥漫着不利于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气氛。政治话语中见惯不怪的“一把手”等的表述，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惯常思路，从某些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对集权政治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动员力的青睐有加，都会形成对独立司法的抵制因素。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正当性以及依法治国的正当性的确立，法院在调整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方面正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整个社会也理所当然地增强了对司法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司法界革除积弊、适应新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一时间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对法院弊端的揭露，“司法腐败”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惯常说法。这样的舆论气候所引发的不是对司法独立的追求，而是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和强化监督、控制的呐喊。如此一来，某种恶性循环便不可避免：因为法官素质不高，所以需要的不是独立，而是控制，由于受到控制和不得不屈从外部和内部的干预，因而司法官员本来就很稀薄的尊荣感就愈发丧失殆尽，对于没有了尊严感的人你又如何要求他表现良好？出现更多的错判和劣行将是必然的。于是，人们会说，这么严厉的监督居然还会出问题，难道不应当更加严厉的监督和控制么？

怎样走出这个怪圈？也许我们无从发现某个具有决定性的着力点。在我看来，有关现代司法以及现代政府建构的基本道理的更全面、更深入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法院自身在法官选任、司法权行使方式、法院管理以及司法职业伦理等制度的建设方面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力的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

[摘要]陪审制度为当今世界普遍接受，但东西法律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我国不同时期对人民陪审制度有着不同的政治色彩。今天的人民陪审制度有着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司法独立、司法廉洁的价值，但又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

[关键词]陪审制度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

一、当今世界陪审制度概况

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普通民众参与审判案件的一项司法制度，目的在于通过民众的有效参与来实现司法民主。现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11世纪初的英国，但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是以美国为模型的“陪审团”模式。这种陪审团又分为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两种。

而大陆法系的陪审制度采取的是“参审制”。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由两名外行人与一名专业法官组成合议庭或所谓混合法庭来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外行人与专业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并同时参与对案件事实的判断与对法律加以适用的各个环节。陪审员有权与职业法官共同主持庭审活动的进行，共同解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享有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在当今的德国对各类案件均实行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更类似于这种参审制。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国的历史沿革及现存价值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二、当代司法改革需要反思传统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