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障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杨永林工作单位：广东嘉应学院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本文作者：汪沙工作单位：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以保证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法律是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它可以保证社会对于差别的尊重，并在尊重差别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与运行互动，从而建立起承认个体、元素互补、彼此互动、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也是维系协调与和谐发展的保障，和谐社会必定是法治社会。

二、司法公正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司法公正内涵的关键词是公正。司法作为解决纷争，判明是非曲直的方式，必然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纷争的解决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平正义原则的符合性，它包括司法活动的结果和过程都要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具体地说，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第二，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因此，司法公正包括了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权司法保障的概念

人权的司法保障，顾名思义，是指用司法途径来保障个人的权利，除了保护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免遭他人的侵害，或权利被他人侵害后，对侵害人进行处分外，还要防止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比如在司法活动中要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虽然司法途径保障人权的范围较为广泛，但人们总是可以有许多方式来解决纠纷，比如双方谈判、行政机关的调解等，诉诸法院仍是万不得已的最后的方式。在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中，国家机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剥夺公民的财产权益、自由乃至生命，众所周知的是，非经正当的程序和适用正确的法律不得剥夺公民的上述权益。诉讼参与人会基于此种理念获得一些权利，国家需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这些权利，这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的历史进程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问世。它的颁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打开了大门，奠定了基础，意味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迈向了新的阶段。它为我国人权立法工作树立了正确的方向，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紧接着，1982年我国的第四部宪法就顺应时代的呼声应运而生。1982年宪法不仅直接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还规定了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制定保护本地方公民权利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让本地公民更加明确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他们的人权。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公民人权的保障。在人权立法方面，无论是法律种类，还是法律数量，都创下了几十年间的新高。到现在，我国人权方面的法律规范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但实事求是地讲，已经在慢慢地形成体系。

三、我国公民人权的司法保障的新发展

想要更好地实现人权的司法保障，有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不可或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宪法作为纲领，加强了各个层级的法律规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我国人权的保障构建好法律基础。(一)完善刑事、行政等公共领域的立法。首先，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9个死刑罪名，确立少杀慎杀的原则，切实保障了被告人的人权。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将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增加了一个，就是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法，也进行了修改，具体来说，对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限制没有以前那么严格和苛刻，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相应变大，加大对行政诉讼案件的法院执行力度。(二)健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修改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与劳动者相关的法律，加大力度切实保障劳动者在工作、生活中的各项合法权益;修改食品安全法，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者的惩罚力度;落实开放二胎的政策，鼓励夫妻生育第二个子女，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修改教育法，对乡村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公平发展，缩小城乡教育的差异性，更好地保障所有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全面修订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与民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例。修改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例，加大了经营者存在欺诈时的赔偿责任，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三)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此次的报告上，就特别对特定群体权利保障加强、完善了相应的立法。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具体、有效地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庭成员在遭受暴力时的合法权益。对刑法进行了修改，加大了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收买方的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将收买者的收买行为统一纳入刑事责任的追究范围。从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权保障事无巨细，不断努力完善保护各类人士的合法权益的制度，人权保障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院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执法为民，紧紧围绕全旗经济发展大局，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统筹做好各项检察工作，为顺利实施规划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第一，坚持把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旗委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调整、完善和落实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和方法。坚持把抓好执法办案作为服务大局的基本途径，充分运用打击、预防、监督、保护等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第二，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认真落实“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创新完善维护稳定工作机制，把化解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建立和完善刑事和解、量刑建议等工作制度。积极探索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检察服务站工作机制，切实加大检力下沉、延伸服务的工作力度。

第三，依法查办和积极预防职务犯罪，促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按照保证规模、突出重点、注重质量、提高效率、彰显效果、保证安全的工作要求，以查办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案件为重点，不断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加强与执法执纪部门的协调配合，健全侦查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进一步推进侦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和预防工作规范化建设。

第四，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促进公正廉洁执法。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诉讼监督的着力点，坚持经常性监督与专项监督相结合，切实加强对司法不公不廉的监督。主动争取有关方面支持，积极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加强与政法各部门的联系沟通，注重改进监督方式和方法，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权威。

第五，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执法公信力。坚持以党的建设带动队伍建设。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检察院活动，大力加强检察文化建设。把强化自身监督与强化法律监督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自觉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狠抓纪律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健全和落实廉政档案、执法档案以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制度，不断完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摘要: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主要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为了保障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中央扶贫立法十分必要。中央立法需要在地方立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在立法上明确或者规范“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监督”等问题。司法相对立法而言，在精准扶贫法治保障中的作用应该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司法除了降低职务犯罪的发生以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还可以通过恢复正义、人权保障、司法监督的方式减少、预防贫困现象的发生和增强扶贫的针对性，为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减少难度和阻力，从而提供全面的司法保障。

关键词:准扶贫;法治;中央立法;司法;全面保障

党的报告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精准扶贫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指的是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而相对贫困的问题又会随之而来。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发展的不平衡是以后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所以，扶贫工作会长期在路上。目前，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显然已经成为法学界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从法理的角度讲，法治保障应该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这些环节，但由于我国目前扶贫领域总体处于立法缺失状态，所以执法、守法这个两个环节无法纳入本文的研究内容。精准扶贫追求最大限度减少贫困情况的发生和扶贫效益的最大化，它强调瞄准效应，不但要瞄准贫困对象，还要瞄准贫困原因、瞄准扶贫资源的效益。不可否认的是，违法犯罪是导致贫困情况发生、扶贫资源不当漏出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加强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基于此，本文将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限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

一、学术回顾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针对扶贫立法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目力所及，主要限于学术论文。由于这些成果大都发表在2013年之前，缺乏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对中央扶贫立法具体问题的研究，此研究的不足与客观原因有关，因为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调研扶贫工作时首次提出。有学者从精准扶贫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立法方面的思考，一致当前我国扶贫立法是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建立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保证并且已经具备了立法的可行性，这种认识十分到位，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当前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内容比较单一，不够全面，仅集中于地方扶贫立法保障，没有从精准扶贫的角度清晰论述中央扶贫立法的必要性，如张静认为将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实局限于地方扶贫立法的创新。［1］再如杨秀丽认为由于精准扶贫处于困境要依法扶贫，依法扶贫是不是仅靠地方立法扶贫就够了，并没有从精准扶贫的顺利实施需要中央立法的保障来探讨。［2］此外，学界对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的研究主要限于立法领域，司法保障的研究相对薄弱，并且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内容相对狭窄，主要围绕如何预防与打击职务犯罪展开研究。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可以有效减少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防止扶贫资源的不当漏出，提高扶贫资源的利用效益。但这样的研究就显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在我看来，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不限于此。当然这种研究的片面化也许是受到了实务界的影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扶贫部门集中加强和整治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会议上指出，通过开展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保障扶贫资金落实到位，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基于此，需要深化对精准扶贫司法保障的研究，提高司法者的相关思想认识水平，以促进精准扶贫的司法保障能够全面到位。

二、精准扶贫的中央立法保障

本文作者：杨志敏工作单位：广东金融学院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力不能辍。

首先，完善法官选拔制度，提高法官素质。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而尽快建立一种完善的法官选拔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1．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充实到各基层法院。2．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3．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4．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5．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

其次，建立并完善司法权制度。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再次，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是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支撑点。道德水准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钱权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张卫平教授在《司法公正与道德提升》一文中论述道：“在当下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形下，独立地要求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司法人员要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从公正社会的要求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要求应当越高。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司法人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司法人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毫无疑问，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

国家权力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但如果仅有这一支撑点，那司法机关和法官就成了国家单纯的专政工具，就很难充当公民之间纷争的裁判，更不可能充当公民与政府冲突的裁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及，连军队、警察都由政府养着，法院和法官凭什么力量去强制权力如此之大的政府履行判决义务呢？这就要求社会还必须给法院和法官保障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高道德水准就是人们认为自觉服从法院或法官的判决才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就是不道德，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评论，并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普遍信仰法律，自觉认同法官的判决，视司法权为唯一能平等保护每个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道德素质。因为这种理念此时已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自律。只有人们普遍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法院和法官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公正才会真正得到实现。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司法工作在关注民生、保障和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层人民法院肩负着审理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职责，承担着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经济秩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任务。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解决群众打官司难问题作为工作重点，努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作贡献。

提高法官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打造一支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准格尔旗法院加大法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培训教育的工作力度，提高法官文化素质和执法水平。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开展“审判质量年、执行效率年”、“法律服务年”和“打造信用法院”等活动为载体，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扭转“判决多、上诉多、上访缠诉多、调解少”的“三多一少”被动局面，认真贯彻“多调少判”原则，努力建设信用型、创新型、学习型、阳光型、服务型法院。

强化执行工作，提高办案效率。2004年以前，准格尔旗法院是全市法院系统的“积案大户”。3年来，准格尔旗法院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案件执行问题入手，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和清理执行积案力度，开展集中清理未结执行积案、清理执行钱财物、清理案件卷宗的“三清理”活动。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院长牵头的领导小组，对积案逐一登记造册、分类整理，制定了定案、定人、定时的执行方案，切实提高执行工作效率。目前，准格尔旗法院已从“积案大户”变为“结案大户”，清理执行积案率居全自治区第一。

规范诉讼收费，方便群众诉讼。老百姓“打官司难”，难就难在费时、费力、费钱。特别是对农民群众而言，“费钱”尤不堪负。解决这个问题，既应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又应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让有理无钱的困难群众也打得起官司。为了规范收费管理、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准格尔旗法院率先在全国法院系统取消向当事人收取案件“实支费”，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善收费管理制度，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乱收费现象；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的规定，重点对下岗职工、农民工、“五保户”、残疾人等群体给予救助；采取便民、利民措施，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打官司提供方便。

开展法律扶贫，维护农民权益。准格尔旗法院的许多工作都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相关。长期的工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我国的普法宣传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农民群众在学法、知法、用法方面还很薄弱。一些农民诉讼意识淡薄，不知道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一些农民缺乏证据意识，起诉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一些农民因不懂法签订转让合同、购销合同、买卖合同、担保合同而上当受骗，权利被侵害乃至返贫的现象时有出现。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准格尔旗法院实施了法律扶贫工程，加强农村普法工作，维护农民群众权益。采取院内各部门包扶各乡镇的办法，把审判工作和普法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实行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理、就地执行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以身边的人和事教育身边的人，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同时，深入进城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地、工作场所及主要活动场所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借助媒体开辟法律宣传栏目，增强进城务工农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意见。

一、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人民权益提供司法保障

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执法为民的法治理念，努力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去年，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79.7万件，同比上升7.7%。

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司法应对。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加查研究，能动司法的要求，适时调整司法政策；制定适用合同法、保险法等11个司法解释，确保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和规范；及时制定审理企业破产、公司清算、房地产、劳动争议案件等14个司法文件，指导地方各级法院妥善审理相关案件。各级法院在尊重司法规律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及时就审判活动中发现的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向有关部门司法建议；各地法院围绕国家出台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完善司法保障措施，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依法审理事关经济发展的各类案件。着眼于维护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各级法院审结合同类案件315.4万件，同比上升8.6%。为维护金融安全，制定审理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等案件的指导意见，各级法院审结金融案件51.9万件，同比上升12.9%。依法审慎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审结3573件，同比下降4.7%。坚持保障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生存发展并重，制定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各级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31.7万件，同比上升10.8%。为促进自主创新，制定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意见和保护驰名商标等司法解释，指导地方各级法院深入开展“优化自主创新司法环境”主题活动，审结知识产权案件3.6万件，同比上升29.7%。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肩负着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平安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既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又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人民法院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在审判工作中始终着眼于和谐、致力于和谐、服务于和谐，更好地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

以正确的理念指导和谐。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形势，人民法院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把握方向，指导审判实践。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推进和谐司法为目标，确立“政治建院、审判立院、改革强院、规范治院、廉政树院、人才兴院、文化育院”的方针，在广大干警中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努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司法观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有效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的问题。

以公正的裁判保障和谐。公正裁判既是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人民法院必须始终着眼于和谐，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审判工作，当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和防火墙。近年来，滨州法院大力实施“三案”工程，努力把每起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推敲、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办成辨法析理、弘扬正义的“精品案”，办成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和谐案”。坚持把依法调解作为办案的首选方式，“调判”结合，“情法”并用，减少和消除不和谐因素，使每起案件的审判都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具体实践，不仅让当事人得到公正裁判，还从中感受到司法是和谐的、社会是和谐的。

以便民的服务促进和谐。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法院促进社会和谐，不仅要有公正审判的力度，以规矩促方圆；还要在审判中真情实意地关心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近年来，滨州法院认真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实施立案、审判、执行“一条龙”服务，开展“道一句问候、送一把椅子、端一杯热水、说一声再见”的诉讼服务“四个一”活动，并积极构建便民诉讼网络，尽可能让当事人少花一分钱、少费一份心、少跑一次腿。同时，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积极落实司法救助，实行诉讼费用缓、减、免，确保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打赢官司的当事人权益得到及时兑现。

以清廉的形象维护和谐。法院队伍的作风形象，直接关系着和谐司法能否取得成效。近年来，滨州法院深入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以及作风建设年等活动，并按照同志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为营造和谐的司法环境，积极开展工作“零”缺陷、程序“零”违规、办案“零”差错、服务“零”投诉活动，强化对审判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健全和完善促使干警“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的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同时，引导干警比作风、比服务、比能力、比贡献，使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弘扬司法正气，树立公正形象，以形象公正促进司法公正，以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以司法公信赢得司法权威，以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和谐。

深圳警方标语中明确表示出的对河南人的歧视无疑是地域优越心态下的最丑陋肮脏的精神面貌的总暴露。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有理由对一个政府机关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表示愤慨。虽然本案是作为民事的名誉权案件受理的，但其实作为违宪案件来看待则是更合理的。因为本案所侵害的不完全是某个具体公民的名誉权，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受害人群，也有着更加严重的社会影响。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保护。其宪法依据是第3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作为民事侵害名誉权的典型方式，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本案中深圳龙岗警方的横幅标语，由于并未具体涉及到指称原告为犯罪人，所以是否会导致具体的某一河南人个体的名誉受损，尚存在举证上和解释上的难度。也就是说原告如何来证明这一标语导致了对他个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法官是存在不同理解的可能的。诉讼讲究证据，虽然我们凭感觉可能会认为人们看了这样的标语，会对河南人存有偏见，但如何证明这种偏见确实存在？又如何证明这种偏见如果在整体上存在的话，对具体的原告个人也产生了作用呢？因为从严密的逻辑上说，一个理智的人可能对这条标语置之不理而不受其影响自己的判断，更可能对原告的人品不产生实质上的损害。而我国民事诉讼只有原告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可提起，没有公益诉讼的规定。

从专业的角度看，本案所表现出来的侵害，最主要的其实是一种地域歧视，它侵害的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平等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就将“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据此，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且其权利的行使受到同样的条件限制，这也包括了如果公民触犯了法律要受到同样的追究。也就是说，既包括平等的保护，也包括平等的打击。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权是一个可以广泛解释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它本身也是可以不断地阐发发展的。而侵害平等权的行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歧视，则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受教育权的地域之间不平等就曾引发广泛的争论，而种族歧视、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等更是平等权所反对的。本案中侵害平等权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歧视，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与种族歧视一样古已有之，只是作为警方作出这样直白的表示，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愿意相信深圳警方的标语很可能是有统计数据为支撑的，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种类犯罪的多发而作出的。所以关于平等权的问题的实质，倒不是在于新闻报道中所说的“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辖区存在‘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前提下”龙岗警方打出横幅标语，而是：即使是存在敲诈勒索这一犯罪中河南籍人员占有较大的统计比例，警方可以打出这样的横幅吗？应该说仍然是不可以的。警方的标语是广泛而狭窄的。说其广泛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所有的河南籍人员，说其狭窄是因为它只打击河南籍的，违背了平等打击的原则。这样一来，标语的地域歧视性质就显而易见了。

但目前我国宪政上存在的一个大悖论是：一方面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宪法由于不存在违宪的司法诉讼程序，宪法某种程度上成了可以随便违反的法。我国的《立法法》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立法行为的违宪审查，由人民代表大会实施，但对于执法行为或者私主体的宪法侵权，却难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的救济。国内一些非常有限的宪法权利诉讼，都不得不假借民事诉讼的外衣提起。这就导致了违宪侵权的难以惩处、救济的难以实现。正如在本案中，如果有违宪司法救济途径，可以直接以地域歧视侵害平等权起诉的话，则警方的行为本身即可成为司法评价的对象，法官可以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而不需要证明第三者是否有对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这样的保护显然更加有力，也更加体现了宪法的严肃性。只有违宪行为得到有效的遏止，才能真正摆脱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真正使宪法成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正是本案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案所揭示的宪政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