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范文10篇

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学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多少优秀儿女、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其中找到的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就是立宪，晚清的立宪思潮非常活跃。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国这样多灾多难，走过漫长的艰难曲折的立宪历程。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旧中国虽然有过八部宪法，但有宪法无宪政、有人治无法治，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条件实施，入主北京的军阀们上演了一幕幕“立宪”骗局，国民党也没有给国民带来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清末、立宪思潮、宪法、民主

一、清末的立宪思潮

近代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代，也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代，在各种思潮中最重要的是立宪思潮。所谓立宪思潮就是指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地方督抚、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要求加快社会改革的步伐，仿照欧美和日本实行立宪政治的呼声而形成的社会舆论。

立宪思潮有其积极的作用：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使国人睁眼看世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禁烟英雄林则徐等人很注重刺探西事、翻译西文，从中西对比中寻求启迪和出路。②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鸦片战后，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多少优秀儿女、仁人志士为了救民于水火，不惜抛头洒血、英勇牺牲。如康有为等人发动了“”。③客观上加速了辛亥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改革派大力宣传西方民主立宪思想，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④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尽管清末统治者多么想保留皇权，但也无法阻挡历史潮流，在国内外压力下被迫预备立宪，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定封建专制。⑤推动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大臣“师夷变法”，改革中国传统法制，制定一系列新法，确立了分权制衡等司法制度和原则。

二、旧中国的八部宪法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艾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国家和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基本观点进行了考察和探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有限的、确定的意义上可以容纳人道主义的合理思想，但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

[关键词]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是人道主义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思潮。其中，人道主义思潮发端于卢卡奇、柯尔施，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主流。这种思潮在发展中形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派别的产生背景与思想内涵虽然不尽一致，但却具有一个基本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这种认识不仅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且对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都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有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但这种思潮也的确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曲解和误解。对这一思潮作一番新的考察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具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是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产物。大战中惨无人道的大规模杀戮值不值得反思?大好形势下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竟然会失败?这样的问题不能不触发一代思想家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思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端，正是源于这种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的任务、战略和路线的全盘思考。

从标志性成果而言，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端阶段的三块“里程碑”。这三位出身和学理背景不尽相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突出了对于无产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自身问题的重视，突出了革命对于解放“人”的重视。其中，卢卡奇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并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区别。弗洛姆也正因此称卢卡奇为“第一个恢复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人”。可以说，以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为标志，逐步形成了一股将人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心地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进入30年代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一方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首次以德文发表。该书论述了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诸问题，其中异化问题是重点。书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本书的发表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根据《手稿》对马克思主义作人道主义的理解。该书德文版初版者，德国右翼社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认定，《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著作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实的人道主义”。比利时社会党人德曼更是首开“两个马克思论”之先河，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马尔库塞也为此发表了长篇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认为，《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人本主义这一术语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人的本质的某种实现”。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制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制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1]”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废墟上的，这个废墟的制造者之一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清代中叶以前，国人眼中的日本不过是个学着中国走路的东夷小国。到了近代，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制造了当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中共领导的革命很自然地把反帝反封建当作政治旗帜。但是，为了得到苏联的扶助，这场革命对继承了沙皇俄国对外策略的苏联却另眼相看。其实，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国家，苏联对现代中国内战的干预也从未间断。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其结局是不胜不败。朝鲜战争没有使中国变得独立，相反却加重了中国对苏联的依赖。30年以后再度打开国门，才发现中国的落后程度有多大。这是20世纪后半叶国人经历的又一种挫折。

随着“”和“事件”之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破产，“”结束了，国人重新认识到过去30年中他们信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实近乎于破产。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后填补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留下的一些真空，自由主义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但自由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因政治原因走向了低谷。

1、概念的解析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人类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我们既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创造物。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是由理论到实践、由观念到行动的“翻译器”和“催化剂”。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近年来在史学界、文学界、影视艺术界和网络媒体领域出现重新泛起之势，成为国内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其核心是对五四以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重新给予“客观”的评价，借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与主张经济领域全盘私有化、崇尚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以及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和政治运行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交相呼应，旨在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史学界和思想理论界造成很大混乱，必须对其进行严肃评析和批驳。

一、思潮重新泛起的根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思潮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所谓全盘西化论;在时期，、“”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更是的典型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则有以电视纪录片《河殇》为代表的新的鼓吹全盘西化、宣扬民族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潮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泛滥开来。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前苏联史学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十月革命极力否定，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陷、失误极力夸大，甚至把斯大林从“神”消解为十恶不赦的“魔鬼”［1］。这种肆意重评历史的后果造成人民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推动着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在中国，思潮在世纪之交重新泛起与其所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密切相关。第一，从特殊的国际环境来看，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同步深化，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存、斗争、合作的现实决定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遏制、打压的战略意图从未改变。“和平演变”是其主要策略，利用一切机会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和政治诱导是其主要手段。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并存与斗争中，前者处在主导地位，后者处于弱势地位。20世纪末期苏东剧变的发生造成“西强东弱”的国际整体局势，也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失败论”、“渺茫论”甚嚣尘上，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庆贺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就为乘虚而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第二，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然引起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西方敌对势力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相互呼应，它与新自由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即对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不满，从而实现了相互转化和统一。在这种转化和统一中，再度泛起。与此同时，欧美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否定一切革命”、鼓吹改良的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直接促使着我国史学界、思想界的思潮的再次泛起［2］。

二、思潮的具体表现:否定与颠覆历史

在史学、文学、艺术、大众传媒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们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历史。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宣扬改良，否定革命。否认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暴力革命方式变革社会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夸大了革命的破坏性，进而提出重新审视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他们声称: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暴力革命的结果只是实现了专制复辟［3］。按照这样的描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9年的历史，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第二，从否定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造成了历史的断裂;又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甚至搞错了，从而阻滞、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他们重新搬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解决的老问题，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之间，就落后的中国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今天的者以所谓的“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历史，认为在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落后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起来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断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是一部荒唐史”。由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之后中国走“俄国人的路”选择社会主义是离开“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而误入了歧路;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则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近代文明主流”的回归。据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效法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真正出路［4］。第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以历史假设来夸大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建设成果，夸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探索过程中的失误，那么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第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者在研究评判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往往以所谓的“客观”态度，有意无意地淡化、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试图用历史选择论来替代唯物史观，对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形态及发展规律理论进行质疑、否定，对党史界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结论进行挑战性的质疑、否定，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和争议。透过以上四个观点，可见的要害在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引向西方道路。思潮的上述种种表现，显示了它的以下特点:第一，思潮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它并非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概否定，而是着力于重新审视、评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史、建设史，进而得出颠覆性的否定结论。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否定:否定中国暴力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步性;鼓吹改良，鼓吹中国现代化要以英美为师，全盘西化［5］。第二，的突出特点体现在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性。对历史进行批判反思本无可厚非，但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要不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在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去反思和批判，这正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所在。在方法上往往夸大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行为选择性，并以之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同时混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颠倒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或取其一点，或攻其一点，或无中生有，或捕风捉影，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三、的理论实质:历史唯心主义

毋庸置疑，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世界各国除了积极参与、主动适应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了比闭关锁国的国家优异得多的经济发展。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先生指出的?quot;一个国家如果脱离了全球化的进程，就会使得自己不能发展。例如，有些国家完全脱离了全球化的进程，比如说朝鲜。另一方面，有很多国家利用了全球化的进程，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西亚和韩国，因而他们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这样一个被视为必然趋势的全球化，却在近年来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不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频频受到反全球化者的冲击，不必说世贸组织谈判经常收到反全球化者的抗议，单单从2001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需要配备大量荷枪实弹的警察来护驾，就可以见到反全球化者的影响力之一斑了。

考察反全球化者的组成，确实是相当复杂的，既有发达国家中因为面临全球化带动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利益受损者，也有寄望于从全球化中获得更多好处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环保组织等；其看法也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例如，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们认为，发达国家政府的决策向大公司的利益倾斜，而没有充分考虑普通民众的要求。环保主义者认为贸易精英们和经济实体做出的决定不民主，导致环境被破坏；工会方面认为约束不力的贸易活动引来了大量劳工从缺乏健全劳动保护机制的地区大量流入；人权组织和学生团体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出的政策以牺牲当地经济为代价，进一步纵容工厂的劳工保护不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反对者则更多地呼吁发达国家拆除贸易壁垒，等等。

我们可以轻松地指出，这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进程无疑是螳臂当车；我们也可以运用现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分析工具，全面地批驳他们的可能会被证明是十分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持续、平稳地推进全球化的进程的话，他们的看法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就值得反思和汲取。至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并没有寻找到完美的答案，因为全球化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挑战。

因此，直面反全球化者提出的问题中的合理成分，清醒地把握我们目前还不能把握的趋势，是我们推进全球化的现实基础。

一以规模日趋庞大的国际游资冲击为代表，国际经济波动将会相当剧烈，但是目前我们还难以有效实施监控和协调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早可以追溯至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是欧洲中世纪末期以来，人们批判封建宗教文化的彼岸神性观念，凸现人性及自身价值的一种思想武器。对于中国来说，自由主义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它的传入源自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借用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对抗旧文化和旧传统，以达到社会变革、民族独立的目的。因此，从这一角度来划分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就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发端于北京的自由主义运动就在中华大地狂飙突起，引领潮流。经过不断酝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它已经成为引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早在“五四”之前，北京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网罗了全国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精英，其中就包括最早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文化先驱者。严复和梁启超主要从近代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构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则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1］，他从文学的角度阐述了自由主义艺术的超功利性，成为近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开拓者。不过单纯地从文学方面来讲，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占据着时代的主流，追求艺术性的自由主义文学只能在时代舞台的边缘发出微弱的声音，这似乎也预示着自由主义文学未来之路的坎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自由主义作为否定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破除思想禁锢的工具被广泛传播。陈独秀、、胡适都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呼唤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倡导思想自由，这些与严复、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和艺术表现方式却缺乏深入探讨。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阵营出现分化，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性，自由主义文学才有了明显地发展。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理论虽然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但其对自然人性的肯定、对个人价值的鼓吹以及个人本位主义的立场无疑渗透着自由主义的精髓，为自由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五四”以后，周作人更是宣称去开垦一片拥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2］的“自己的园地”，开始了对自由主义文学的自觉探索。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影响和带领下，北京文坛出现了一批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刊物和社团，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废名、李金发、沈从文等一批年轻的自由主义作家也逐步走上了文坛。这些作家和团体在政治上大多向往英美现代民主制度，艺术上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坚持内心精神的独立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和个性化倾向，北京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源地，其基本特征已经初露端倪，并逐渐走向明朗化。

如果没有时代背景的转变，也许北京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会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不过到了1927年前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处于崩溃的前夕，加紧了对知识阶层的镇压，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知识分子被迫离京南下。而上海由于拥有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比较成熟的文化消费市场以及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特征，很快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徐志摩于1926年移居上海，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胡适也于1927年5月底到达上海，与徐志摩、邵洵美等创办了新月书店，另外还有闻一多、饶孟侃、叶公超等相继离京南下，加上从南京来的余上沅、梁实秋，他们于次年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阵地由此转移到了上海。《现代评论》也于1927年3月从138期转移至上海出版，由丁西林主编。林语堂1927年3月受邀任武汉外交部秘书，不久飞抵上海全心写作。沈从文则在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先是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接着于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直到1930年秋接受武汉大学聘请离沪，后来还于1931年初在上海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自由主义作家齐聚上海，再加上此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施蛰存、刘呐欧、穆时英、戴望舒等现代派作家，很快掀起了一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上海之所以能成为继北京之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并不仅仅因为大批自由主义作家的到来，上海发达的报刊出版业亦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之前，许多自由主义文学的书籍就在上海出版，例如，胡适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就是1920年3月由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闻一多的《红烛》也于1923年9月由上海的泰东书局出版。另外早期新月派的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与上海的创造社曾经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交往，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刊物上，经常可见梁实秋的诗、散文和小说，创造社诸人还曾主动邀请梁实秋、闻一多主持《创造季刊》的编务工作。还有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以及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局等都为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总之，在早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起源过程中，虽然北京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基地，但上海的报刊出版业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租界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上海的报刊出版业竞争激烈、盛况空前，营造出自由、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转移到上海之后，这些有利条件更为自由主义作家提供了得以任意驰骋的阵地。新月社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而新月书店的创办是他们在上海的重新崛起，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的重要标志。在短短几年之中，新月书店出版各类书籍近百种，其中大多数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作品或理论著作。围绕着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于1928年3月10日创刊，主要撰稿人有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等，刊物内容除了文艺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

它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在诗艺的创造和探索，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建树上都展示了自由主义文学的强大实力。除此之外，上海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如《小说月报》《时事新报•青光》《文化评论》《现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都先后刊载过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或评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万象书屋、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上海远东书局、大东书局、合成书局、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曾经成为自由主义作家出版作品的阵地。许多作家虽然不在上海生活，但大部分创作却是通过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窗口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例如，周作人的散文随笔《泽泻集》《谈龙集》《永日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都在上海的北新书局出版，还有《看云集》《艺术与生活》《瓜豆集》等都通过上海这个阵地影响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另外，沈从文、梁实秋等虽然在上海时间不长，但也大多借着上海报刊出版业这个舞台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摇旗呐喊、敲鼓助威。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成为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中心也是势所必然。在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勃兴的同时，左翼文学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中。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主张文艺独立性的自由主义文学与要求文学做政治“留声机”的左翼文学之间的论争频繁展开。围绕着文学的批评标准与态度、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双方展开了尖锐地论争。作为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否承认文学的阶级性，他们都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张尊重作家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追求思想和艺术自由的权利，反对用统一的思想框架和艺术框架来束缚作家。另外，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还强调对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主张用文学去表现人性，认为只有表现出人性的丰富与深邃，具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梁实秋的人性论，再到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深层探讨，无不表明“以人为本”的创作思想是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石。

在文学观念上与左翼文坛相论争的同时，上海自由主义作家还要面对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新月社的这些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是一群自由主义者，他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念和人权观念，积极呼吁民主、自由、人权。在《新月》月刊中，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写了许多诸如《人权与约法》《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论思想统一》等鼓吹自由与人权的文章。而这些对独裁专制的国民政府来说必然是难以容忍的，刊登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这期《新月》月刊就被国民党下令没收焚毁，刊物更是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而在文学方面，他们更是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激烈地否定，胡秋原、沈从文等都曾撰文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本质予以揭露。可见，自由主义作家绝非左翼文坛所批评的那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帮凶，而是始终坚持着对思想自由和人权观念的倡扬，反对任何将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艺术观念，在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双重夹击下艰难前行。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一些落后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或宰制时，往往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导致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这是为数颇多近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乃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自强的目的下，欲援引西学又不欲有背传统夷夏观的两难抉择中，既要对顽固派的抨击做出解释，又要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保持平衡，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辩解论式。正是在此两难抉择的左右辩解中，迎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梁启超于维新之后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从而为光大宏扬传统文化而以“新史学”为代表，开始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探索。与之相前后有国粹派兴起，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也主要借助史学宏扬民族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换。重新回顾在世界民族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自中体西用论以后为推动民族文化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于今日或可收温故知新之益。同时若能与欧洲19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一比较，分析其异同，可使人们更加清楚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思潮所表现出的历史特殊性。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一些落后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或宰制时，往往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导致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这是为数颇多近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乃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自强的目的下，欲援引西学又不欲有背传统夷夏观的两难抉择中，既要对顽固派的抨击做出解释，又要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保持平衡，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辩解论式。正是在此两难抉择的左右辩解中，迎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梁启超于维新之后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从而为光大宏扬传统文化而以“新史学”为代表，开始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探索。与之相前后有国粹派兴起，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也主要借助史学宏扬民族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换。重新回顾在世界民族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自中体西用论以后为推动民族文化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于今日或可收温故知新之益。同时若能与欧洲19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一比较，分析其异同，可使人们更加清楚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思潮所表现出的历史特殊性。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