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范文10篇

摘要：目的以青龙书院作为主要的设计对象，同时结合当地的人文背景，使书院设计方案、空间、功能更加优越化，突出书院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因为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久而久之，书院也渐渐淡化在人们的视线中。方法课题来源于导师的实际项目，在湖北省咸宁市东流村的特色小镇中，将原有两层楼小学建造为传统书院，通过对书院文化建筑的研究，我们试图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提供新的方向和平台1。结论在青龙书院项目中，我们将以独特的视角展示它，并将其视为文化建筑的延伸与再生。拓展乡土文化建筑的领域，力求让青龙书院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

关键词：书院设计；传统建筑；书院文化；乡土文化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立的教育系统。无论是私塾还是官学，书院不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场所，同时也是文人雅士，著名学者探讨学问，学术交流的场所；延绵至今，书院已经不仅仅是教育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场所，书院更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在增加人们文化自信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烈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文化悄然消逝，书院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为什么要着重打造东流村中的青龙书院？因为书院对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平台。通过对书院建筑的研究发现，传统书院在功能和运作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书院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所以在青龙书院的设计上，我们要在原有基础上，对书院建筑进行新的思考，发现彼此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同时根据人们现在的生活模式和社会需求进行设计，对功能进行取舍和创新，重新定义青龙书院，并使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并提取小镇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运用到设计中，打造特色小镇视域下的“新乡土”书院文化建筑。

一、项目背景

（一）项目区位。本项目位于咸宁市崇阳县东流村，鄂赣两省交界，是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重要交通枢纽。项目基地所处的东流村则位于白岩山下，地处整个湖北省崇阳县的西南方向，西临国家级的青山湿地公园，东临景色宜人的野樱花谷，是崇阳县整个区位旅游发展的重要景观枢纽如图一所示。（二）项目基地分析。项目基地位于东流村樱花小镇规划的入口位置，其西南方向是贯通樱花小镇的重要交通流线—观景旅游公路；公路西侧定义为樱花小镇的综合服务中心，根据以人为本的服务性原则，提供售票，咨询等综合性建筑用地，为入口书院提供引导性功能；公路东侧为通往书院及樱花小镇入口的观景樱花大道，结合樱花主题文化吸引游客前往；樱花大道两侧分别提供了以休憩，停驻，观景等融合性功能的樱花广场，为入口书院的开放提供疏导性功能；综合服务中心、樱花广场以及樱花大道的设计全面服务于未来规划当中樱花小镇入口的青龙书院，加强了青龙书院作为樱花小镇入口建筑的重要性如图二所示。书院地理区位图其次，它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有樱花谷、青山水库、大泉洞等特色景点，更有增加文化底蕴的历史名人、提琴戏和民俗、传说典故；崇阳白崖山自然野樱数万亩，具有独一无二的景观优势。大泉洞内的钟乳石有数以千计的姿态，每个景点都是一个传奇故事，俨如一座大型的艺术宫殿。每每游览完毕，更可陶醉在提琴戏里。所以本次设计力求将东流村打造为集游、住、行为一体的特色小镇，以青龙书院为核心形象展示点的最美樱花小镇示范区。（三）项目现状分析及初步设计想法。项目位于东流村现有两层小学的场地上，背山面水，风景优美；但是也存在着各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了初步的设计想法：1.书院场地里的水塘为死水，不利于未来书院的建设，后期设计当中将把水塘与整个小镇的水系结合，做成活水；2.将青龙书院入口处的观景大道后期设计成樱花大道；3.书院附近的危房建筑，后期设计当中将结合书院文化改建成为高端综合服务用房；4.未来小学的功能将继续保留在书院中。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造后，书院将成为满足本地学生、学校老师、旅游人群、当地居民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创新传统书院的功能分区，打造成集办公、生活、学习、旅游、文化体验等全方位、多功能为一体的书院。

二、概念构思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曾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它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私人讲学的传统，同时承继了中国文化中重视修书、藏书的文化传统。和官学不同，书院不为科举而兴，而专于学术。从某种程度上看，这里可说是千百年来那些想拥有独立自由思想的“士”阶层发挥自己话语权的场所。一些以学术思想闻名于世的大师，充分认识到书院自由讲学的长处，都热衷于创办和复兴书院来作为他们的讲学场所，传播他们的学说和观点。即使是和今天的学校教育相比，书院也有很多值得欣赏和探究的地方，比如自由讲学、开门办学、注重学术研究等等。尽管在某些时候尤其是后期许多书院走上官学化道路，常出现背离原旨的现象，但经久的历史传统下所形成自由的学术氛围仍会使书院表现出挣脱官学樊篱的趋向。因此在人才的培养及学术传播上，书院的贡献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历史上，一些著名书院往往既是某学术学派的活动中心，又是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地方文化传播的重镇。与乡俗教化相结合，对所在地的士气民风的改善以及文化的普及起到特殊的作用。而于三百多年前，由清顺治、康熙年间流人，曾任湖广道御史的郝浴所创办的铁岭银冈书院，虽没有岳麓、东林这些著名书院的规模与名气，然对于辽北这块土地而言，不仅承载了上述这些书院的历史功能，而且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银冈书院起到了重塑铁岭的历史功效。

一、从铁岭的历史发展看银冈书院创建的历史背景分析

从近些年铁岭境内的考古发现，在距今一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了古人类生息活动。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时，铁岭出现了最早的村落。在距今4000年至3000间，进入青铜时代，在随后的两千年里，青铜文明在辽北各地虽缓慢却稳健地发展着。战国时期，辽北纳入燕国版图，地处燕国北境，这是辽北历史上行政归属的最早开始。秦、两汉时期，境域大部属辽东郡。这时期，东北地区几个北方民族如夫余、高句丽、乌恒、鲜卑等也纳入汉政权统治之下，因此，秦汉时期的铁岭，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南北民族文化竞相争妍的新局面。从战国末叶开始，辽北土著接受中原汉族文化不仅从物质上，也从政治、经济上直接接受汉民族文化层面的影响，这从铁岭境内发现的众多文化遗址可以得到佐证。而后，在中原混战历史阶段，汉民族政权无力顾及边远地界之机，鲜卑、高句丽趁势得以发展，先后成为这里的执政者。唐朝时，这里又属靺鞨建立的渤海所有。当中原地区处于五代十国及北宋、南宋之时，铁岭处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统治之下。因为生产生活比较安定，这时期的辽北农耕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城镇村落形成，并且增加了很多州县设置。辽代时，铁岭有了最早的官办教育。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使这里的学生受到正规的儒家传统教育。公元1119年铁岭被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军队攻陷，就此又迈进一个新时代。1216年，蒙元军队占领铁岭。金元两朝在辽的基础上废州存县，同样仿效汉政权的意识统驭方式，设置官办教育机构，倡导儒学。但也仅仅是启蒙教化，仅此而已。官学招生的规模很小，这一时期没有关于私学的任何记载，也没有传说中的文化名人，文化教育依然是落后状态。但元朝时期，由于疆域的设置更加突显了辽北的咸平府(今开原老城)军事与交通地位。明朝时期，在银州设铁岭卫，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铁岭卫于沈阳、开原间古银州之地，境域南部属辽东都指挥使司铁岭卫，西部属辽河套扶余卫，北部属三万卫。明代在铁岭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建置，基本奠定了今天辽北乡镇的格局，铁岭的地名称谓，也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辽北教育稍许普及和发展，三万卫与铁岭卫都设立卫学。1541年，兵备黄云还在懿路创建了辽北最早的书院———挹清书院，规模不是很大，后毁于明末战火。如果说辽金时期的铁岭是作为交通方面的重镇而彰显于世。而在明代，由于民族关系和民族区域分布的原因，铁岭更成为明朝不可丢失的军事重镇。后金推翻明朝就是从攻克辽北的开原、铁岭开始的。1619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攻取开原、铁岭，大肆杀掠，血腥屠城的直接后果是这里几年之内几乎荒无人烟。此后40多年里辽北地区一直没有行政建置，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铁岭、开原方始重新设县。由铁岭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这里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东北土著民族交流融合较为敏感的区域。特定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辽北很早就是沟通南北东西与周边关系的交通要道与枢纽地带;二是清代以前铁岭更多时候是以军事或地理要地存在，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是很平衡，尤其是城市的发展只在少数的驿站、交通或军事要塞附近。文化教育稍有发展又很快毁于战火。然而这一切在偶然的历史契机下发生了改变。

二、银冈书院的建立给铁岭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们知道自古东北因地处边陲经济与发展状况与中原相比就比较落后，流人由内地谪放自古有之。而明清之际，数量大增。清初统治者为加强刚刚建立的政权，实行了一些较严厉政治措施，因文字狱或各种残酷的政治斗争与朝廷发生龃龉的文化流人大量发配到辽沈一带。中原人眼中的“极边苦寒之地”，铁岭的尚阳堡作为清代一个重要的国家监狱而接收了大量流徙“罪人”。张玉兴等人著《清代东北史》中记载:从顺治三年(1646)至康熙七年(1668)流放到尚阳堡的刑徒达3315人。这其中不乏朝廷要员、翰林巨儒和饱学之士。这一时期贬谪到奉天、铁岭一带的著名流人有号称辽北第一流人的函可和尚，有顺治朝吏部侍郎董国祥，湖广道御史郝浴，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河南主考官黄沁、丁澎，康熙朝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等等。而这一历史的安排“使得一批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人来到了当时尚属蛮荒的铁岭，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秉承儒家道德，贯彻儒雅风范，给往日只识战火与鲜血的焦土带来一片清新的文化气息，受到了久违的文化浸染。”流放文人的到来对铁岭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历史是个偶然，对铁岭则是历史的幸运。这些流放文人在艰苦的流放生活之余，不堕其志，刻苦自勉，著书立说，还有的授徒讲学，为当地文化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面郝浴可称之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人物。郝浴(1623－1683)，直隶定州人，“少有异禀”，“生而机警，负异材”，年十六，即立下“澄清斯世”之志。曾大言曰:“士君子生斯世，当做天下第一流人，行天下第一流事。”顺治六年中进士，顺治七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次年改湖广道御史，巡按四川，因忤吴三桂，顺治十一年“流徙盛京”。顺治十五年，在一次拜会剩人函可和尚时结缘铁岭，在铁岭南门里购地筑屋，铁岭县志对此有如下记载:“卜居于今南门内之右，筑室蛰居，不废讲学。左、戴诸子多从之游。尝自颜其室门致知格物之堂。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叛清，……清廷知公忠鲠，乃召还。去时留宅作书院，留为生徒肄业之资。”这就是书院创立始末。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书院几度兴废，几度重修，规模不断扩大，其办教之盛，影响之广，蜚声遐迩，为辽北带来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春天。

(一)郝浴创办讲学处，为流人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论道平台，集聚了当地的文气与人气，经年之后银冈书院便成为辽东学术传播的文化中心。身为一代学者和文人的郝浴逆境之中，仍苦学不辍，“研究圣道”，招生讲学之余，著书立说，并以他的学识和修养吸引了很多同命运的流人学者。郝浴的居所，是当时众多流人聚集讲经论道的地方。左懋泰、戴国士、李呈祥、季开生、刘嗣美、董国祥等当时著名学者和文人常来这里“以诗文相唱和，以道义相切磋”。“修程居敬之学，横渠砭愚之功，常歌午夜，敲句晓天”就是当时郝浴银冈讲学处的真实写照。这些人包括郝浴均有大量诗文著作传世，影响颇广。郝浴离开后，书院曾一度被八旗兵丁所占。后经多方斡旋，终于得以恢复，并得以增修增筑，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时值郝浴之子郝林出任奉天府尹，继升为副都御史，多次到银冈书院拜祭其父，奉天府尹及内阁大学士纷纷为为书院题词勒石，更使之名声大噪，传遍朝野。大学士黄叔琳在题词中写道:“夫孰谓非银冈之所得力者欤!公之在节具载国史，其余风遗泽，士大夫亦皆能道之……”由此可见书院之声名。1716年，时任奉天府尹的屠沂更是把银冈书院与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并提，他在《重修银冈书院记》中写道:“余维天下之书院多矣，惟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以大称，岂高阁周建、长廊四起云尔哉!盖大其人，故大其书院也。余读公之文章，想公之行事，而有以识公矣。公学探理窟，才蔚国华，岳岳怀方，不移不屈，前后历任，政绩昭然，而直言敢谏，则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殆又兼之矣。顾公崎岖龙塞二十余年，读书深造，味道之腴有大过人者。观公之自记，非真闻道者而能言之乎!后人登公之堂，因依手泽，有能识公之旨，证公之心，或闻风兴起熏其德而善良，邹鲁文物近在海隅，以成圣天子寿考，作人之化，则是公大造于是邦也。兹铁岭片石，即与嵩阳、白鹿、岳麓、石鼓四书院而五焉，奚不可也。”由此可看出，郝浴所创银冈书院因其人格及余泽传遍四方，而铁岭以片石偏远之地承受此泽被后世之恩惠。

[摘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祭祀是书院组织存在的三大功能之一，探讨书院祭祀的起源、对象、经费来源、仪式和式微，并对书院的教育功能进行了论述，以期对当代高等教育有所启示。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延绵1000余年，对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古代书院是一种综合型、多层面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论文。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摘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祭祀是书院组织存在的三大功能之一，探讨书院祭祀的起源、对象、经费来源、仪式和式微，并对书院的教育功能进行了论述，以期对当代高等教育有所启示。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ū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

揭橥史实，书院所传授的“明人伦”之学，是关乎如何做人，如何立身处世的学问。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树立儒家的伦常观念和完善人的内在道德品格，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能恰当处理各种人伦关系，进而积极用世，以促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书院进行人伦教育，不仅致力于提高生徒的道德修养，使生徒自觉成为具有封建道德的圣贤，同时还坚持传授经邦济世、通达伦常的致用之学，使生徒能够担负起传道济民的重担。教育家非常反对高谈心性而不求治用的学风，抨击官学中的“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等弊病。岳麓书院的主教张栻更是教育生徒树立“士志于道”的价值取向。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一文中明确指出：“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书院倡导的这种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心性道德之学，恰好表现了读书人致君泽民的理想和豪情，也承载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的统一。可以说，书院德育课程就是依此而设置的。

二、经学是书院德育课程体系的主体

[摘要]面对儒、佛、道之学的冲突与碰撞，儒学大师程颢、程颐汲取佛、道之长，创立“洛学”一派。尤其是二程以书院为阵地，使洛学得以传播和弘扬，成为北宋末年的“显学”，更使宋代河南书院得以快速发展。这种学术与书院的结缘对后世学术与书院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洛学；二程；宋代；河南；书院

一、洛学因河南书院得以形成和弘扬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史载．“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因二程长期生活并讲学于洛阳，故世称“洛学”。特别是二程将书院这一新型的教育机构作为讲学和学子聚会学习之所，诸如伊川的鸣皋书院、登封的嵩阳书院等河南书院也成为洛学得以孕育和弘扬的土壤。

1．“洛学”创立于二程

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家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老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佛道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诚如《濂溪学案》所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可见，二程上承周敦颐(元公)并开创洛学，将儒学发扬光大。程颢(1032—1085)，因以“明道”为己任，世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因居临洛阳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程颢因明显站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一面，遂退居闲职，但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和教育活动。程颐24岁“游太学，胡安定瑗试诸生以‘颜子所好何学’，得先生论，大惊，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太学读书时，与吕希哲为临斋，吕希哲的父亲吕公著便让其子拜程颐为师，程颐便收了第一个学生。以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拜程颐为师，从学者遂众。虽然程颐后来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应召入京，开始了下半生人仕、遭贬的生活，但大半生在河南书院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伊洛河流域洒遍了二程的足迹。虽然二程“一生遭遇坎坷，政治上不得志，但在教育和学术上很有成就”。

[摘要]人文教育渗透到书院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亦在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为使人文教育得到落实，大多数书院都重视解决人文教育与科举应试之间的矛盾，使二者统一在书院的教学之中。

[关键词]书院；人文教育；学规；科举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摘要]古代书院在培养人才、化育人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这与书院的课程体系是分不开的。书院以“明人伦”和“传道济民”为依据，设置了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为补充的基本德育课程体系。

[关键词]古代书院；德育；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人伦”和“传道济民”是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

书院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教化人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书院在封建社会中后期之所以能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历史影响，与书院卓有成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书院教育家在积极审视和反思官学流弊的基础上，提出了“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和以德育人、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希望“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传播圣学、发明圣道。为了贯彻落实书院的办学宗旨，书院教育家不仅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制定了以学规和“课考”为核心的考评制度，还精心设置了书院教育的课程体系。

由于品德教育是古代书院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因此德育课程也就成为书院课程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书院对教学内容的选择有着严格的规定，书院教育家对课程都持谨慎态度，并且对此有专门的论述。白鹿洞书院大师朱熹就曾指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是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利禄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从朱熹的言论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其一，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必须知道“学之有本”。教学是有“本”可循的，学习也必须根据“本”按部就班地进行。其二，学者不能惟书是“本”，惟书必读，必须有正确的求学目标，既不能在“记诵训诂文辞”之间耗费精神，更不能于“钓声名干利禄”中皓首穷经，否则只能导致读书越多而尧舜之道愈不明，用功越多而圣贤之心愈散漫。因此，“知学之有本”是教学中的大事，教师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朱熹在这里所谈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的体会，也反映了书院教育家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书院以接续圣道、扶植纲常为办学宗旨，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既具有圣贤人格又具有济世救民之才能的体用兼备的理想人才，因而书院设置的课程体系必须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培养目标，而不能什么课程都教，什么内容都学。

纵观书院的德育课程，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书院设置的课程略有差别，但它们大都以儒家的伦常道德观念及日常生活中各种待人、处事之道为德育课程设置的依据。朱熹曾指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朱熹主张把“父子有亲”等五种人伦道德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将这五者列为“五教”之目，他认为书院应该以这些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伦常原则与规范来教育生徒，“学者学此而已”。王阳明也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所教所学就是明伦之学。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在书院教育家看来，明伦之学是古圣先贤一脉相承的传统，天下古今圣贤都要以此为学。清道光年间曾任教于鳌峰书院的陈寿祺在其《示鳌峰书院诸生》中指出：“书院之设……招徕有志之士，使之群萃于其中，相与讲明义理，以为身心性命之助。”显然，陈寿祺认为书院的教育目标是通过传授儒家经典、“讲明义理”来辅助“身心性命”，以“淑其身心”。可见，从宋代朱熹的“揭示”到明代王阳明的“明伦之学”，再到清代陈寿祺的“讲明义理”，都说明书院所实施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学。书院教育家通过传授“圣贤，人伦之至”的道理，希望生徒能够“尊德性”，“明人伦”，达到圣贤人格的教育目标。“明人伦”和“知理义”的德育内容被书院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