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义务范文10篇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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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民二终第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牟平支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牟平区通海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瑜，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省印刷物资公司烟台分公司。住所地：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号。

一、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上述规定，确立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根据上述规定，所谓订约说明义务（也称为“醒意义务”），即保险人于保险合同订立之际，向投保人说明合同条款涵义之义务。此项义务具有以下特点：（1）法定性。订约说明义务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一切保险人均负此义务，且不允许保险人以合同条款等方式予以限制或免除。（2）先合同性。订约说明义务是保险人于保险合同订立之际所负的合同义务。故此项义务之履行不受保险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影响。（3）主动性。此项义务之履行，不以投保人之询问为条件，保险人应主动履行。

二、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规定，在保险法中属创新之举（查外国保险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究其立法宗旨，乃在于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之保护，而其法理依据何在，则颇值探讨。笔者认为，保险法设此规定，其根据有二：一为最大诚信原则之要求。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Contractofutmostgoodfaith），是否遵从最大诚信原则，是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重要依据。但在各保险人是否负相应义务则未作规定。此种做法，显然未体现最大诚信原则的普遍效力，对投保人而言有失公允。而我国保险法第4条之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原则”则明确了这一原则的普遍约束力，故在保险合同订立方面不但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规定了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二为当事人合意之要求。合同的成立以当事人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就保险合同而言，当事人的合意表现为双方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其涵义基础上做出愿受其约束的意思表示，它包含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和“接受”两个方面，而“理解”乃是“接受”的前提，不理解而接受，不构成真正的合意。一般来说，保险合同条款为保险人单方拟定，保险人对其内容及文字涵义自是了如指掌，故无“理解”之碍，而投保人则不能如同保险人一样对此有准确透彻的理解。这样，在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方面，投保人就与保险人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此情形下，若投保人作出“接受”合同条款的意思表示，便不能实现真正的合意。因此，立法上要求保险人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旨在确保保险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是保险合同成立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保险的订约说明义务，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1、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保险人的订约说明义务是否适用于一切保险合同？从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的有关规定看，对此似应不存疑问，即一切保险合同之订立均适用这一规则。但笔者认为，对上述规定的适用范围应作限制解释，即仅适用于采用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我国《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所谓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或具有“附合契约”性质的保险合同，在现代社会，保险契约具有技术性、定型性及团体性，而其内容常由保险公司一方面所决定。投保人通常仅能依保险公司所规定之条款，决定是否同意订立，鲜有讨价还价之余地，故保险契约为附合契约。正因为如此，才有规定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之必要。然而，格式条款或附合同并不是保险合同的唯一表现形式或法定形式，实践中采取非格式条款方式订立保险合同的情形仍比比皆是。在此情形下，保险合同条款系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共同协商拟定，投保人在订约过程中可以充分了解合同条款之内容及其涵义，若仍使保险人担负订约说明义务，即非必要，对于保险人也有失公允。换言之，对非格式条款之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履行订约说明义务缺乏法理依据。

2、说明的涵义与方式。保险法第16条、第17条分别使用了“说明”和“明确说明”两个不同的用语。从语义上说，二者并无本质差异，因为“明确”乃“说明”应有之义。但若探究保险法的的立法本意，又似有意将二者加以区分，即：对“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第16条），此项义务可称作“一般说明义务”；对保险人的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可称为“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依笔者之见，所谓“说明”即“醒意”，意为揭示或阐明合同条款的含义：所谓“明确说明”，则包括“醒示”和“醒意”两层含义。醒示义务亦称特别提请注意义务，即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负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之存在的义务，这在英国普通法和德国1976年《一般契约条款法》中均有规定，我国《合同法》第39条也作了规定。据此，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保险人首先负有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保人注意该条款的义务（醒示），在此基础上，再对该条款予以说明（醒意），此即免责条款说明义务之内涵。

关于“说明”的标准，理论上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之分。前者以说明人的自我感觉为判断标准，后者则以相对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我们认为，从保险人订约说明义务的立法宗旨考虑，说明应采取客观标准，即对相对人是否理解合同条款内容及涵义为标准。在实务上，客观标准又有个别标准与一般标准之别，前者强调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后者则以通常情况下具有一般知识的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理解为标准，而不考虑具体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个体特点。我们认为，考虑到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平衡，我国司法实践中应采取综合标准或称修正的一般标准，即原则上以投保人所处阶层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同时兼顾特定投保人的特殊个体状况，保险人若明知或应知特定相对人的认识水平或理解能力低于一般人，则须以更大的勤勉予以解释和说明。

《保险法》第17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的上述规定，构成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通说认为，这是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前合同义务，或称先合同义务。法律的上述规定，其背景是基于我国保险业尚不发达，社会大众对保险知识不很了解，因此要求保险人在签定保险合同前一方面负有宣传普及保险知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需要对责任免除，即不予承保的的风险做解释和说明。

前提必须明确的是，1、保险法对保险人说明程度的要求分两个层次，即：对保险合同的一般条款内容仅负一般说明义务；而对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负“明确说明”义务；2、保险人说明的对象是投保人而不是被保险人。

在保险业实践中，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比如合同条款中用黑体标明、投保单上投（被）保险人签字能不能视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有的保险合同采取在合同上单独印刷一行字，即“保险人已将保险合同的内容，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我做了说明，我也充分了解，同意该保险合同的内容，同意按该保险合同的内容，订立合同。”然后由投保人签字，是不是保险人尽到了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甚至有些混乱，焦点和趋势是对保险人较多地采取比较苛严的态度。其中，对上述第一个“说明”层次的义务关注不是很多，而对第二层次的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问题，司法审判的掌握尺度就很不统一。

到目前为止，在法院系统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中，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败诉的案件比较多，甚至越来越多。有的是以笼统的保险人未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有的是以保险公司未对被保险人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还有的是以保险公司未对减轻责任条款明确说明为由判保险公司败诉，等等。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保险公司对此非常苦恼，的确不知究竟应当如何掌握“明确说明”的分寸与尺度。

那么针对《保险法》第18条规定，如何认定保险人是否已经尽到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一个批复（非正式司法解释）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正在酝酿中的《保险法》司法解释稿试图做出如下规定：保险人在与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作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同时规定，保险人对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上述两种规定尽管宽严口径不一，但对保险公司均对保险人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实务中，采用什么方式、履行什么手续，才算保险人适当地履行了“明确说明”的义务，并减少因保险人说明义务产生纠纷的举证不能的情形是摆在保险人面前的一个无解的课题。

摘要:明确说明是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向投保人就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进行提示并解释的一项法定义务。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是对投保人就免责条款知悉情况处于弱势地位的弥补，此亦为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常常以免责条款的提示代替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本文认为，基于保险行业通常采用格式合同缔约的惯例以及合同具有相对性的特征，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包括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的外观要件，以及对其进行清晰确定说明以使合同相对人达到清楚理解程度的实质要件。

关键词:保险人;免责条款;明确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合同一般为保险公司制定的针对所有投保人的格式合同，其中包含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免责条款必须经过保险人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并且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之后，该免责条款才能被视为订入保险合同。然而在保险业务实践中，保险人常常以提示免责条款代替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或者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不到位，使投保人陷于未有对相关免责条款充分知悉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遭保险人拒绝给付保险金。因此，考察《保险法》第17条的功能以及真实含义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为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提供操作上的参考，并且有利于发生纠纷时司法实务的认定。

二、“明确说明”的含义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明确说明”。从文义上解释，明确的含义是“使之清晰且确定不移”，说明是指向对方明白地解释，在保险法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向保险人进行清晰且确定不移的解释。从该条法律的立法目的来看，解释仅仅是明确说明义务的外观，而其意在达到被保险人知道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及法律意义的程度，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根据意思自治决定是否与保险人缔约，从而实现对投保人处于信息弱势方地位的弥补。考察《保险法》第17条的真实含义，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与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才能被订入合同，成为有效的条款。

摘要:依据《保险法》，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将导致该条款无效。实践中，法院则倾向于强化这种明确说明义务，以保护相对弱势的被保险人。但这导致了保险人的操作困难，其不但要以各种方式使被保险人能够知晓条款意涵，还要确保被保险人在主观上完全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即便其举证了被保险人的签章也不足以胜诉。对此，建议优化说明义务的标准，一方面要求保险人只需做到对免责条款予以强调说明、明确标识即可，另一方面通过指导案例重申投保人声明的证明力，不宜使“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并行。

关键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投保人声明

一、问题的提出

原告是一家木材公司，2016年，原告向被告投保财产保险。被告提供的投保单第二页有免责条款约定，“简易建筑仅在火灾的情况下才进行理赔”。投保单末页有“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投保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投保。原告在“投保日期”处盖章，但未在“投保人声明”左下角的“投保人盖章”处盖章。2017年2月，原告工厂大棚因大风原因受损，被告主张该大棚属简易建筑，仅在火灾情况下才予以理赔，因而拒绝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在免责条款声明处加盖了公章，且声明未解释免责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以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应当就原告受损大棚予以赔偿。二审则判决原被告各承担部分责任，认为原告加盖公章行为表示其已知晓相关免责内容;但“简易建筑”是保险专业术语，被告在核保过程中未对简易建筑与其他财产向原告予以明示区分及充分告知，未充分尽到说明义务。①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中保险人负担的一项重要义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未就免责条款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免责条款不生效力。案例中，一二审法院对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履行标准认定思路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判决。那么，保险人合理应当承担的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如何?对此，有必要深究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从而合理指导实践。

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法。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保险合同的公平合理，其中，对保险人课以说明义务即为手法之一。《保险法》区分考虑了保险人的一般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前者指向的对象是格式条款全部内容，而后者所指向的对象仅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创设了“明确说明义务”。作为保险合同的提供者，一方面，保险人要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险人不仅要在行文内容上(如在免责条款前书“请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还要在形式上(如将免责条款标粗标大)突出展示免责条款。另一方面，保险人须就全部的免责条款内容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纵投保人未就条款发问，保险人也要主动说明条款的意义。如若保险人就部分或全部免责条款，未能履行前述提示义务或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为“解释二”)用五个条文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说明对象、说明程度、说明方式、举证责任分配。其一，说明对象。解释二指出，免责条款可以有多种形式，诸如“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能认定为免责条款。但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构成前述免责条款，因而不属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其二，说明程度。解释二构建了两种程度的说明义务。就一般的免责条款而言，保险人一方面要“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另一方面要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就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条款(如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赔)而言，保险人仅需“提示”该条款即可，此类免责条款即可生效。其三，说明方式。由于现实中的投保流程可表现为当面签订、电话投保、网上填写保单等，故解释二认可保险人可采取多种方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其一，文字符号提示及书面或口头解释说明，适用于当面磋商订立合同，业务员可将印有加粗突出标识免责条款的投保单交予投保人，并当面解释之;其二，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在移动设备日渐发达的今天，线上投保颇为常见，只要保险人在相关页面充分展示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并作解释，人民法院也认可其效力。其四，举证责任分配。司法解释二秉持保护投保人利益的立场，默认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归于保险人②。保险人需证明其以前述方式进行了说明，且符合法定要求。考虑到投保人的主观理解状态难以证明，司法解释允许保险人举证有投保人签章的“已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声明，推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但这种推定可被投保人的反证推翻。以上四方面外观上似已形成稳定的规则体系，但从实务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明确说明”的内在标准不明，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实践中法院观点未必统一;其二，保险人可能逃避条文规定，变相制造免责条款，迷惑投保人。

[概要]：意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本文揭示了善意原则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特殊表现，指出保险合同对善意原则的要求程度大大超过其他内容的合同，故称之为保险合同的最大善意原则。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最大善意原则对投保人的要求主要是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对保险人的要求主要是弃权与禁止反言。

[关键词]：如实告知，履行保证，弃权，禁止反言，保险合同

善意，又称诚实信用，它是社会道德规范在市场活动中的表现。它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当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善意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是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障市场有秩序有规则运行的重要法律原则。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义务。采取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为无效合同；采取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可见，善意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保险合同也不例外。然而，由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对于善意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故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均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善意合同”。

一

最大善意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可以追溯到海上保险初期，当时因通讯工具极为落后，在商定保险合同时，被保险的船货往往已行运至千里之外，保险人承保与否仅凭投保人提供的有关材料，假若当事人一方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将使被诱一方深受其害，所以要求当事人双方必须有超出一般合同的善意。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首先将此原则确定下来，该法第17条规定：“海上保险契约是基于最大诚信的契约，如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他方得主张契约无效。”〔1〕后来，最大善意原则便成为各国保险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而被各国立法所普遍采纳。

在保险法律关系中，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尚属不确定状态，保险人之所以能够承保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危险，是基于其对危险发生程度的测定和估计。由于投保前后，保险标的均在被保险人的控制之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而保险人作为危险的承担者，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一个保险标的的具体状况，为了便于保险人测定和估计事故发生的危险程度，特别要求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应当对一切重要的事实和情况作出真实可靠的陈述，或严格遵守保险合同规定的条件。投保人的告知是否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保险标的的状况，对于保险人的利益至关重要。所以，为了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免受侵害，法律规定，投保人在申请保险时必须将保险标的的状况、保险利益的大小、危险程度，以及一切关系到保险人是否愿意接受或据以确定保险费率高低所需了解的有关主要情况，向保险人如实陈述，不得欺诈、隐瞒、漏报或假报。如投保人没有履行此项义务，即使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仍可通过法律程序以获得应有的保护。这便是最大善意原则最初的基本内涵。

摘要：本文认为保险法上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在投保人一方。除了投保人外，还包括被保险人及投保人的人。受益人则无须负告知义务。

关键词：告知义务，主体

在保险法上普遍认为，告知的目的在于使保险人对危险获得与投保人平等的认识，通过投保人的告知而决定其是否承保。所以有学者认为保险合同上的告知义务一开始就仅仅针对投保人而言。那么作为保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保险人是否也负同样的告知义务呢？

一种观点认为，在理论上，告知义务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是都存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不是保险合同特有的告知义务，而是基于保险单系格式合同，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要求是提供方应对免责条款采用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对条款予以说明，所以该条规定的系对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还有学者提出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说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义务主体、涵盖的内容、维护不同主体的利益等方面对两者进行了区分。本文同意第二种观点，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讨论告知义务仅仅指投保人一方的义务。

在保险法上，投保人一方除了投保人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人呢？例如，在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被保险人是否有告知义呢？还有投保人的人是否负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等是否也负同样的告知义务呢？

一、被保险人

内容提要:一切企业都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保险合同对于诚信的要求远远大于其它合同。和一般企业相比较，在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方面，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方面，以及违背诚信原则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方面，保险公司既具有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诚信原则是为人、处事、经商、治国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它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与具体民法规范之间的连接纽带。它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不负对方的信赖，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信原则是一切合同有效的内在要求，任何企业都不例外。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保险产品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殊产品，保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险公司应当是最讲诚信的企业，应当遵循最大诚信原则。下面将保险公司和一般企业从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履行诚信原则的内容以及违反诚信原则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履行诚信原则原因的比较

（一）一般企业履行诚信原则的原因

任何一项民事活动，各方当事人都应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世界各国立法对民事、商事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合同实践中，素来有“重合同、守信用”，“诚实不欺”，“买卖公平”等习惯规则存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总结我国30多年合同法实践的经验，并参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经验，把诚信原则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的始终。合同的履行属于重要的民事活动，也应毫不例外地贯彻诚信原则。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修改，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促进我国保险事业健康发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生活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保险法的施行必将促进我国保险事业的迅猛发展。由于新保险法的实施以来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保险合同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在法律适用上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和情况，成为人民法院在处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课题组专题主要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法律适用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为司法实务中正确适用法律处理此类纠纷提供意见和对策，以期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调查基本情况

我们就修正后的保险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课题组深入到宜宾、乐山、遂宁、自贡、巴中等五个中级法院所辖中级和基层法院，有选择性地召集承办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官进行座谈，到四川省保险行业协会分别参加寿险会员单位、财险会员单位的征求意见会，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到成都、乐山、宜宾等地的三家保险公司进行座谈，并对各地法院报送的50件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及对全省法院五年来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情况及表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1999年至2003年，我省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150175件，审结1141758件，结案率为99.27%，其中，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1028件，占民商事案件受案的0.89‰，审结995件，占民商事案件结案的0.87‰，解决争议金额3227.21万元，为国家和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810余万元。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呈现四大特点：

1、撤诉的多、驳回起诉的少。五年来，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中原告撤诉的有251件，占审结的995件的25.2%，接近四分之一，据统计，它是法院受理除离婚案件之后的，撤诉案件最多的民事案件，且撤诉案件由1999年的30件逐年增多至2003年的90件。驳回起诉的案件五年共有43件，占审结的4.3%，驳回起诉结案的少。统计表明，通过人民法院的公开开庭审理，查明了事实，分清了责任，一方面，原告知道诉讼无理主动撤诉的多了，当事人坚持要求起诉的少了；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为维护和树立企业形象，加大了与对方当事人的协调力度，通过双方主动友好协商达成调解意愿撤诉的多了。

2、判决的多、调解的少。审结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的138件，占审结的13.9%，虽调解案件从1999年的27件上升到2003年的40件，但仍然所占比例很低，低于民事案件平均调解率20多个百分点，审结的案件判决的531件，占审结995件的53.4%.判决的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判决案件在保险合同案件中最多；二是判决结案的逐年增多，从1999年的72件逐年上升至2003年的205件。这表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除少数自行和解的外，由于法庭上的对抗性较强，双方在法庭上和解的难度增大。

现行刑法典为了进一步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惩治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个新罪名，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如果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则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此罪的设立，对纯洁国家工作人员队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把握该罪的法律特征，对证明范围和证明责任的理解，家庭成员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等问题存在分歧，笔者试就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由来

1947年巴基斯坦《防止腐败法》中规定：“公务员或任何他的受瞻仰者拥有与公开收入不相称的财物，而本人不能满意解释的，构成刑事不定罪”。

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这种犯罪的规定，是因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发给，没有其他来源，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很容易被发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有的是合法所得，有的则可能是非法所得，使原本极小的财产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由于非法手段隐蔽，很难查实其真正来源，因此，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观特征

对于本罪的客观特征，理论界素有争议，主要表现在“持有型犯罪论”和“不作为犯罪论”之间的分歧。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对“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的行为性质的认定上。“持有型犯罪论”者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持有型犯罪，其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持有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其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行为，而不是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行为。“持有非法的巨额财产”是刑法惩罚的对象，“不能说明”是随附情节，是规定的工作程序而非实体上的犯罪构成要件。“不作为犯罪论”者则坚持认为：本罪是对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的不作为行为的惩罚，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持有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不法状态的存在，法律授权司法机关可以“责令”作为具有财产申报义务的特殊主体“说明来源”，只要进行了说明，经查证属实，不管来源是否合法，均不构成该罪。相反，“拒不说明”就意味着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这里的“不能说明”正是构成本罪的实体要求，而非举证行为，因而本罪的举证责任并未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