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范文10篇

司法判决能否被社会公众所认同，是当前人民法院工作能否被人民群众所肯定的关键因素。①司法判决作为公正的载体、正义的标本、权威的标志，之所以能被社会公众所认同，裁判理由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司法判决的说理（裁判理由）部份，是整个判决的精华部份，它通过说理的表达方式，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是非曲直、责任承担、焦点界定等重要问题作出法律、道德、法理与规则上的评价，为判决主文（即审判结果）铺垫理论基础，宣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判决的说理部分的质量高低，不单是法官个人司法能力与写作水平与的高低，更重要的关系审判机关司法公信力的强弱，直接影响诉讼当事人能否服判息诉。有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审判实践中的写作经验，联系当前司法判决中存在的问题，就判决说理部分进行探讨，以期对同行们的写作有所帮助。

依业内一般看法，司法判决说理部分写作的总的要求是：明辩是否，分清责任，分析事理，有理有据。②笔者身在基层，比较了解基层法院制作判决的水平与能力，目前司法判决的说理部分的确不够理想，精品不多，主要表现在不会说理，说理不到位、不独特、不精华，不突出焦点和疑点难点，不照应案件事实和判决主文，缺乏可读性、欣赏性和征服性，的确需要狠下功夫方能有所提高。笔者认为，要克服上列问题，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说理：

一、借助法律说理

法律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基本语言。①法律是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武器，也是司法审判的根本准绳，更是裁判说理的首选方法。在法治进步的今天，审判活动早已告别无法可依的时代，任何一个判决都需要引用一个或几个法律规定，这给我们借助法律说理提供了契机。比如，（*）奉法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开篇引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字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法官据此对照《奉节的解放》一书中多处描写原告母亲王XX参与江南土匪大暴乱的组织和策划，写道﹕＂该书两次写为何XX夫妇，一次写为何之妻王XX，一次写为何之妻。这种以特定人作为描写对象的手法，点明了王XX与何XX的特定关系，确定了王XX在土匪暴乱中的身份和作用，使人一看便知王XX作为江南土匪暴力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属暴动骨干分子＂。这种运用法律说理的方法，使被告不得不承认“书中所指的确为王XX”。②

二、引证规则说理

依《辞海》解释，规则通规范，也通规章制度，如《城市交通规则》。笔者所讲规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所形成并遵守的自律性行为准则、规矩和守则，如买卖不被租赁规则，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规则，诚实守信规则等。法官在裁判理由部分恰当运用此类规则，往往增强说理的力度，能促进当事人对生活常理的理解与接受，减弱或消除对判决的抵触情绪。比如，一个党员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已有组织结论，则刑事追究一般应与组织结论保持一致，即党员政治问题党内组织结论优先规则。有一法官运用这一规则在判决书中写道：“涉及一个公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性质，任何人无权作出评价，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确定。本院的两次刑事审判均未认定XXX参加土匪暴动，且这两个判决又被以后平反复查的判决撤销，组织人事部门已为XXX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公职，按离体干部对待。因此，《奉节的解放》一书对XXX的论述，与现有组织结论相违背”。①又比如，有位法官办理一触电损伤案件中，经走访专家，了解到汽车整体触电状态下车内人员并无损伤时，在判决书中写到：“根据电力学原理分析，当汽车顶部挂到10KV高压线时，整体汽车均已带电，但由于轮胎的绝缘作用，车上人员均与导线处于等电位，故没有触电的不适表现。在原告打开驾驶台车门一脚触地的瞬间，10KV高压电经人体单相入地，强大的接地电流将原告灼伤。因此，原告本身并无过错，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①由于判决的说服力强，被告方表示服判，并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

谈到议论文的说理，不少人总以为只有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方式的抽象思维进行。其实不然。用形象思维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说理，进行形象化的议论。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曾说过：“我很相信说理文要写好，也还要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

写作议论文时，怎样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形象化的议论呢？

一、描绘画面

描绘画面，就是在议论文中进行说理时，不是单从理念出发去进行抽象议论，而是着力描绘一个画面，让读者从具体形象、生动活泼的画面中去理解并接受文章的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在《庄暴见孟子》这篇议论文中，孟子为了论证“与民同乐，则王矣”的观点，没有从道理上去进行推论，而是精雕细刻地为读者描绘了两幅图画，从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政治形式）中去归纳出文章的主题思想。

第一幅画面描绘了由于国君追求享乐，不惜劳民伤财，致使百姓生活艰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引起百姓怨声载道的情景。

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

近年来，高考试卷中，说理题是一种题型较新、综合性较强、难度较大的能力型题．此类试题，从考生的答题来看，错误率和失分率极高．

说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具备学习物理的各种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和实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反映对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程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作业不能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清晰程度，如选择题只要求写出答案，但反映这一结果的思维过程却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学生只知埋头于“题海”，存在轻视基础，不重视课本中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各种表述，不善于去思考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解题不规范．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套试卷，以说理为主的四种题型：选择说明题、设计性实验题、辨析题、证明题，（见附录）．通过测试来调查研究高三学生在完成高考第一轮复习后，对基础知识及基本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数学方法）掌握到何种程度．

调查对象为普通中学高三理科四个班的学生，共计206名．调查时间定在高三复习第一轮结束．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析学生答题情况，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对物理概念不能正确地表达或表达不清楚、不确切，（2）推理分析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3）论证过程不严密，存在着较多的疏漏，（4）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差，（5）归纳综合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尽人意．

一、问题的提出与调查

近年来，高考试卷中，说理题是一种题型较新、综合性较强、难度较大的能力型题．此类试题，从考生的答题来看，错误率和失分率极高．

说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具备学习物理的各种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和实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反映对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程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作业不能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清晰程度，如选择题只要求写出答案，但反映这一结果的思维过程却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学生只知埋头于“题海”，存在轻视基础，不重视课本中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各种表述，不善于去思考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解题不规范．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套试卷，以说理为主的四种题型：选择说明题、设计性实验题、辨析题、证明题，（见附录）．通过测试来调查研究高三学生在完成高考第一轮复习后，对基础知识及基本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数学方法）掌握到何种程度．

调查对象为普通中学高三理科四个班的学生，共计206名．调查时间定在高三复习第一轮结束．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析学生答题情况，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对物理概念不能正确地表达或表达不清楚、不确切，（2）推理分析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3）论证过程不严密，存在着较多的疏漏，（4）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差，（5）归纳综合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尽人意．

一、裁判说理的现实困境

美国卡多佐大法官说过：“当司法过程是创造性的，而非纯粹静态或宣示性的时候，每一个司法判决都是对问题的反映，也是对问题的解答”。［1］裁判说理是法官在判决的生成和外化阶段，针对案件的事理、法理、情理和文理等方面围绕当事人及律师所提出的主张向案件当事人、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社会公众展现的以表达裁判理由为目的的裁判活动。在案件的裁判说理过程中，说理的内容不应是千篇一律，法官应在案件的裁判说理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判决结果被双方当事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是实现裁判文书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关键，判决中的裁判说理质量更是决定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正当与否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裁判文书的说理质量还比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说理的强烈需求，人民群众迫切期待在裁判说理中能够随时感受到人民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但就目前的裁判说理现状而言，我国裁判说理仍存在许多困境。（一）无视案件程序说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只有程序上达到了公正，实体正义才能获得前提条件和基础保证。当前，我国裁判文书针对案件的程序性事项记载还不够详尽，仅从裁判说理的外化阶段来看①，程序内容上的裁判说理还有待提高。总体上讲，我国裁判文书中原告的起诉时间、上诉人的上诉时间、当事人是否发生主体变更等对案件审理起重要影响的程序性事项都未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这些细节部分的忽略对于准确把握案件基本事实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当事人是否提出案件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发生过变更以及案件当事人是否提出对方当事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没有诉讼实施权、案件是否存在第三人，应不应当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问题，裁判文书也往往没有给予回应。［2］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在行使程序性诉讼权利时，即便当事人未主张程序性诉讼权利，法院也应该就相应的程序性事实进行认定、说理。法官在进行裁判说理时，必须针对与案件有重大关系的程序问题进行说理，以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了解案件审理的程序是否完备、公正、合法。就目前我国裁判说理整体情况而言，程序事项说理显然还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程序事项说理将是我国裁判说理不断精进的重点。（二）忽视法律事实说理。从一定意义上说，个案事实认定上的差异、对立，将直接导致个案在法律适用上的差异与对立。也就是说，解决事实认定问题是正确进行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对案件法律事实予以准确认定，法律适用才能正常展开。［3］事实认定是裁判案件的基础，法官只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法律适用并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从某种意义上讲，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体现公平正义取决于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因此，法官寻求裁判的正当性，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就必须恰当、准确。案件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需要实体法的构成要件予以指引；另一方面，应该在程序法和证据规则的规范下对案件法律事实予以认定。［4］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部分法官分不清案件事实与案件法律事实，对于与案件审判完全无关的事实也常常大费周折地加以认定，而真正需要查清的案件法律事实却时常缺乏有利证据作为支撑。部分法官认为，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即是对“事理”予以准确阐明，也就完成了案件法律事实说理。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待商榷。事实认定在阐明事理中确实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仅仅是阐明事理的一部分，“四理”中的阐明事理绝非是事实认定那么简单。认定案件事实着重点在于无限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而阐明事理除了需要依据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外，着重点是法官“说理”。这种“说理”是一个在已认定的案件事实基础上某种与具体案件事实相匹配的生活固有常理经文字以判决的形式再现的过程，这种生活固有“常理”的再现过程既需要一定的理性思考，更需要感性经验。当前，除了对法律事实说理存在一定偏差外，一些法官还不能充分展示心证过程，判决书时常存在“法官突袭”，很多时候用“上述事实，有证据在案”或者是“上述事实，证据确凿”来敷衍了事。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证据采信等问题，法官常常不能自圆其说，详细论述，更谈不上展示心证认定过程。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对该证据（不）予以认定”等“修辞性技巧”来规避风险、逃避说理责任。［5］论证简单化、说理形式化的释法说理方式在部分法院仍然存在。法官在案件法律事实认定、举证认证过程中也存在越来越不注重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在质证过程中更是很少对全案进行综合衡量，过分依赖直接证据和证明责任进行裁判。（三）轻视法律适用说理。法官需要对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详细说理，法律适用中的说理在整个裁判说理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整个裁判说理的核心所在。然而，我国法官在法律适用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缺少法律适用上的论证性说理（未将相关的证据和事实进行结合，很少对行为作出精准定性和说理论证）以及逻辑性说理（在事实、证据、法律三个方面均缺乏叙述和梳理）的问题。［6］在大陆法系中，法律适用通常采用逻辑三段论的方式进行，即法律直接规定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经“涵摄”将案件事实归于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下，然后推导出相应的法律结果。逻辑三段论的分析方法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三个步骤：⑴认定案件事实；⑵法律构成要件的解释分析与确定；⑶涵摄与归入并得出结论。除去前文所述的案件事实认定外，法律适用说理所需完成的工作实质就是凭借法律构成要件的解释分析与确定以及案件的涵摄与归入来论证演绎推理过程的正当性及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法律发现是涵摄归入法律构成要件的前提条件，只有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法官才能进行案件的涵摄归入，最终得出裁判结果。只有法律适用具有可接受性，法官所作的判决才能同时兼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作为律师，应在法官确定裁判说理内容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为法官的裁判说理提供充足的说理来源，丰富说理内涵。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是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作为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制度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在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律师在裁判说理中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法官“职权主义”思想还依然存在，这使得律师在裁判说理中的地位被轻视，意见中的说理部分也很难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采用、应答。这就使得法官在法律适用说理时说理材料过分单一，不能做到“兼听则明”的目标追求。由此，导致法律适用说理常常成了简单的三段论式输出与输入的机械运转。法律具有指引和教育的功能，判决书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好的判决书不仅可以对个案定纷止争，而且判决中所包含的裁判说理内容，依托互联网公开的方式，也能起到教化大众的作用。但当前我国仍有部分法官针对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任意取舍，而且面对当事人围绕法律进行争执时，基本做不到全面、准确、及时回应，而是有意选择暂时回避，对裁判说理所适用的法律缺乏及时性、规范性、论证性说理，使人常常深感不知所云，高深莫测。［7］判决中出现遗漏、肢解或歪曲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反驳理由和反诉请求等现象还不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判决很难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接受性更是无从谈起。

二、裁判说理面临困境的原因

部分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不会说理、不愿说理、不敢说理、说理内容不具有针对性和逻辑性等问题早已成为我国裁判说理的诟病。我国裁判说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抽象模糊”。法官在裁判说理时，虽然能够严格遵守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列出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继而确定出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而后法官依据“法律事实”及“法律规范”直接将“裁判结果”轻松展现在“观众”眼前。我国法官判决理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我感觉，而不是依据规范做出的解释，因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成了我国裁判说理的标志。（一）法官的主观因素。法官裁判案件能力的缺欠和个人职业道德素养的缺失是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无视程序事项、忽视事实认定、轻视法律适用的主观因素。近年来，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正在逐步提高，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从整体来看，我国部分法官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在遇到较为复杂的案件或需要法官充分进行说理时，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运用裁判说理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角度进行详细、透彻的分析。法官正确裁判案件的能力是裁判说理的基础，只有在正确的判决基础上，裁判说理才能更有底气、更有说服力。法官业务能力上的短缺，容易导致裁判说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当前，我国部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还存在法理基础不扎实、法律适用能力不强、法律语言表达不严谨、审判实践经验不丰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其在裁判说理过程中即不愿说理，也不会说理，更不敢说理。于是法官就采取折中办法，采用“抽象模糊”的说理方式，以此既达到裁判说理的要求，又能起到自我保护的效果。与此同时，就法官个人职业道德素养来看，还有少数法官政治素质不过硬，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有待提高，存在难以抵抗诱惑，偶发性“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的情形。这部分法官的判决奉行“宁简勿繁”“含糊其辞”的原则，裁判语言概念化、抽象化，生怕说多了被人抓住把柄。［8］目前，法官进行裁判说理时的首要顾虑是如何保护自己，掩饰说理中的“硬伤”，以应对当事人、同行以及社会公众的“打假”。判决中的裁判说理本质上仅是起到辅助作用，是一种手段。说服当事人接受司法公正裁判，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才是判决的核心目的。［9］法官的案件裁判水平和个人职业道德素养是制约裁判说理质量的主观因素。通过培训来加强法官的职业素质能力，提高法官裁判案件水平，增强法官职业道德意识，对于摆脱中国裁判说理的困境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但这些举措的实施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且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笔者以为，为解决目前我国裁判说理的困境，除了通过内部“自救”方式，不断提高法官裁判说理能力外，还应该在外部建立一种“外援”评价监督机制，以此来提升法官裁判说理能力。（二）制度的客观因素。法律是不会说话的法官，而法官却应该是会说话的法律。只有法官与法律融为一体，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才会使司法成为社会的最终依赖和最后信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所作的判决虽然在司法活动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并不是法律的正式渊源。我国法官不具有法之续造的权利，这就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那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法律事实与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很难完美准确契合。法律的僵化性与滞后性常常使得个案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法律漏洞”。填补法律漏洞的最好办法是及时进行立法，弥补法律空白。然而，社会关系的瞬息万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立法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及时跟进。再加之立法资源的稀缺性，成本与效果的非对价性等诸多现实原因，使得短时间内填补法律漏洞的工作只能依靠法官的一己之力。因此，法官需要一座连接案件法律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桥梁———法官法律解释权。虽然在实然层面我国法官无时不在进行法律解释的工作，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授权法官享有“法官法律解释权”，这使得法官所作的解释工作完全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越位”行为，由此造成我国法官对法律的释法说理，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律解释”。法官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中缺乏法律解释权是我国裁判说理处于困境的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判决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产物，是用来理清案件法律事实，对法律适用予以具体解释，将各方面的信息传递给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并使其根据法院的解释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从而起到树立司法威严的一种综合性法律文书。法官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的解释法律是法官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体现法官对法律负责的崇高精神。［10］因此，解决法官轻视法律适用说理，发挥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官还不具有法律解释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缺失，让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法官的裁判说理过程中被迫边缘化，法官无权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详细充分的解释说理论证，无法对具体法律问题发表个人观点。在现有制度下，法官一旦触碰法律解释的红线就可能因“越位”而被红牌罚下①，这在制度层面上大大降低了法官裁判说理内容的质量，使得裁判说理形式有余而实质不足，导致的法官无视程序事项、忽视案件法律事实认定、轻视法律适用也就具有了存在的依据。在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中，法官需要在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法官看作正义导向，将司法活动看作是一个缓冲地带，这种缓冲地带被用作处理政治权力与一般公众矛盾，此时的法官成为了公平、正义的化身，他是在具体问题解决上的法律和社会公理的宣告者、平衡者，拥有权威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权利。［11］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缺失让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既要对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又要面对行使法律解释权时“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显然成为我国裁判文书不断增强裁判说理厚度的桎梏所在。（三）社会转型期的特殊阶段。我国正处在由积极的法民关系向消极的法民关系过渡的阶段。法官的裁判说理对象正在从案件当事人向当事人、律师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官自我防卫意识、当事人诉求至上的诉讼目的以及判前沟通的特别程序随之孕育而生。法官在裁判说理时面对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原来不甚了解法律的当事人，而是增加了能够准确运用法律的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这就使得法官在裁判说理时更加谨小慎微。在这种境遇下，与冒说理之险相比，法官只能首选自身安危，追求明哲保身。同时，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当事人把判决结果放在首位，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保护，当裁判结果未能达到其心理预期，判决结果再正确，当事人也会全然无视裁判说理的实然价值。此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沟通环节成了衔接裁判结果与裁判说理的润滑剂，起到了降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说理必要性的作用。虽然社会公众对裁判说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大众“特权文化”心理、司法体制泛行政化的权力结构等诸多矛盾无法一时化解，裁判说理落实到具体案件中，程序事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被虚化也就成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无奈现实。如上诉述，我国裁判文书中的程序事项、事实认定以及法律论证可以称得上是裁判说理的“重灾区”。判决书中的“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往往机械套路，缺乏实质性的说理内容，造成裁判说理内容往往空洞无感。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节点上，法官在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说理内容的确定时，部分法官还没有完全掌握应该如何围绕案件的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等方面，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说理僵化被动。基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情，我国法官在裁判说理中的案件程序事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这三个环节上还需要下功夫，要让裁判说理的内容有理有据、充满温情。

三、化解裁判说理困境的路径

（一）构建裁判说理评价机制。从本质论意义上讲，裁判说理的本质就是法官的一种裁判活动，裁判说理的质量直接取决于法官的裁判说理能力。正如前述，法官裁判案件能力的缺欠和个人职业道德素养的缺失是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无视程序事项、忽视事实认定、轻视法律适用的主要原因，从而导致法官在裁判说理过程中不会说理、不愿说理、不敢说理。裁判说理需要讲究一定方法，需要注重裁判说理的逻辑结构，准确使用法言法语，使裁判说理的内容易于被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接受，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与此同时，裁判说理最终需要落实到纸面上，需要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以直观的视觉对裁判说理质量予以检验。即便法官对于判决理由已经成竹在胸，但如果不能将其内心的想法准确流畅地通过文字予以表达，即使其内心想得再好，也仅仅是“水中月、镜中花”，对于裁判说理也无济于事。“表达”就是作者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运用恰当的语言文字，将头脑中构想的结果具体地描绘出来，使“内孕”形成的文章蓝图转化为独立于作者之外的书面语言形态。当前，我国裁判文书还存在表达不准确、不精当，错用、滥用法律专业术语的情况，降低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裁判说理的信任度。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缺乏对法官裁判说理的约束、缺乏对裁判说理的指导与评价、缺乏对法官裁判说理的制度机制建设。因此，笔者主张通过构建裁判说理评价机制，改变我国裁判说理处于困境的局面。所谓裁判说理评价机制，就是以判决程序的合乎逻辑、事实认定的清楚准确、法律适用的合法正确为标准，在法官裁判文书生成后，由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针对法官判决中的裁判说理部分所作的一种综合评价机制。设立裁判说理评价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指导，丰富法官的裁判说理内容，解决我国裁判说理的困境。评价机制的主体应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的评价属于内部评价，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属于内部评价主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评价属于外部评价，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属于“第三方评价主体”，即外部评价主体。案件的程序性事项、事实认定情况和法律适用情况是裁判说理的核心，关乎说理的成败。因而，以判决程序的合乎逻辑性、事实认定的清楚准确性、法律适用的合法正确性为评价标准最为妥当。评价主体以“三性”为标准进行评价，即可起到对法官的裁判说理进行监督和指导作用。法官在裁判说理时只要紧紧围绕评价机制的“三性”标准，就可大大提高案件的裁判说理质量，起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目的，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不断提升案件的可接受性。（二）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从发展论意义上讲，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从无到有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离不开司法权的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有得到应有尊重，司法权威才能树立起来，并在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独立地位，依法治国才能逐步、平稳走向正轨。［12］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同于立法解释，更不同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是一种抽象的法律解释，是针对法律如何应用的宏观问题所作的解释。司法解释则是针对具体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该解释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法官的法律解释则与两者完全不同，其解释仅仅是针对具体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案件不断出现，法律的滞后性与僵化性成为法官寻找裁判依据的最大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立法工作不能跟进，新一轮的“无法可依”将再度出现。法官没有法律解释权，就不能解决审判新型案件时可能出现的于法无据的现实困境，法律的滞后性与僵化性也只能等待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回应。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缺乏法律解释权，就不能针对案件的法律适用进行详细充分的说理论证，更无法对具体的法律问题发表个人观点，这使得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在裁判说理过程中被消极对待。由此将直接导致法官在裁判说理的过程中不能及时准确适用法律规范，取而代之的是“绕道而行”，泛泛地使用法律原则作为裁判依据，这种做法既有违裁判的法理规则，又使裁判说理无法满足当事人对案件程序事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三方面说理的要求，直接影响了法律裁判的可接受性。在价值多元的时代，对法官裁判说理的要求已经大大有别于以往，裁判说理的难度也倍于从前。法官在作出判决时除了需要考虑判决结果的正当性，还必须考虑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但实际上，我国法官在实然层面上享有法官法律解释权。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为例，每一指导性案例中无不包含着主审法官对案件具体法律适用的独特解释，这其实就是法官在行使法律解释权，并且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的影响来看，这种实然层面的法官法律解释权制度正在不断走向成熟。法官在实然层面上存在法律解释权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这种法律解释权未经法律确认，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境地，缺乏应然层面上的立法确定。因此，在立法层面赋予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解释权，一方面，通过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进行解释，可以起到居中裁判、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价值期待；另一方面，法官对案件的具体法律问题进行详细说理，能够增强案件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进而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三）加快推进司法和谐。从目标论意义上讲，人类对于正义的期望就是人类对于永恒幸福的无限憧憬与不懈追求。裁判说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平正义、促进司法和谐。裁判说理推进司法和谐，司法和谐也反向影响裁判说理，成为裁判说理的外部保障。司法和谐在扮演裁判说理良性社会效果的同时，也间接性地为裁判说理有序开展提供了前提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司法和谐，当事人、社会公众才会关心裁判说理。司法和谐与裁判说理相互促进，司法和谐在推进裁判说理规范化的同时，裁判说理也进一步促进司法和谐迈向更高层次，取得更大突破。当前，大众“特权文化”心理、司法体制泛行政化的权力结构、社会利益冲突加剧以及社会价值多元化致使我国的司法建设在短时间内只能边建设、边和谐，这成为司法和谐的现实困境。［13］法律所具有指导和教育的作用，也应该同样适用于裁判说理。发挥裁判说理的指导和教育功能，靠的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判决实例，让大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老百姓不都是深明法律知识的专家或学者，对于一个案件裁判结果的评价往往靠的是朴素的情理推断，凡是符合“情理”的判决就能够被大众所接受，自然就具有可接受性。对于违背“情理”，甚至违反常理的判决，大众便会心生疑问，时常感觉“怪怪的”，不免让人缺少“安全感”。在司法和谐不断推进、不断迈向更高层次的进程中，裁判说理要做到寓法于情，情与法齐头并进，实现司法判决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及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断增强裁判说理的可接受性，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初衷。在国家治理中，法律的有效实施离不开道德的支持，道德的有效实行也离不开法律的约束。法治和道德不可分离、不可偏颇，在国家治理中需要二者协作发力。法律与道德同是治理社会的有效手段，从形式上说，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而裁判说理源于法律，又回归道德，裁判说理应秉持着准情酌理、德法兼备的原则，法律所具有指导和教育的作用才能借助裁判说理发挥更大效果。笔者认为，在加快推进司法和谐的进程中，裁判者既要从普通大众最朴素的道德情感出发，又要从人民法官专业审判角度进行考量，不断增强诉讼裁判文书说理厚度，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引发民族情感共鸣，最终作出具有可接受性的充满社会教育意义的教科书式判决。在一定意义上讲，司法和谐的困境也是裁判说理的困境。法官自我防卫意识、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非理性对待以及审前沟通的特别程序，在现今的司法和谐现状下都能找到合理存在依据，法官在裁判说理时漠视具体案件的程序事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要想摆脱我国裁判说理的困境，除了进行内部改革，设立裁判说理评价机制、赋予法官法律解释权，更重要的是在外部营造良好的司法和谐氛围。只有不断推进司法和谐建设，将司法和谐的良性社会效果反哺裁判说理的现实困境，才能营造以人为本、法律至上、社会和谐的良好法治环境，裁判说理才能拥有其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裁判说理要将说理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切实感受到来自人民法院的公平与正义，要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切实中感受到安全感、正义感、幸福感，切实维护好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是一种生产力，用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把先进理论、健康文化灌输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促进社会团结和谐，增进理解，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启发人的自觉性，激发人的创造性，实现社会和个人全面协调和发展的目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说理艺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独立又集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科学，它是研究并根据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施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长期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笔者认为通过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如正反面的教育、课堂授课、演讲报告、个别谈心、回忆对比，参观访问、文字和形象化教育等等。但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说理，即给人讲道理。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说理，这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启迪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因而只能贯彻疏导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原则，采取以理服人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就是讲道理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决人们思想问题和实际的过程。因此，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基本手段和本质所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理的科学。它不仅要求“理”本身的正确性，而且要求说理方法的科学性，即讲求说理的艺术。之所以强调说理是一种艺术，首先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还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同时，也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那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你说我听的方式令人乏味，那种居高临下动辄训人，靠“假、大、空”话唬人的手段，断然称不上艺术，也是不会成功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像个大舞台，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他们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这就要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艺术性，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探讨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意在把大道理讲实，把小道理升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入耳入脑，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舟”顺利抵达人们思想的“彼岸”，以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二、说理艺术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一种有效的手段，有其一套固有的科学方法，即符合人们思想和行为规律的方法。对这些方法深谙于心，运用自如。笔者通过继承先辈的财富，借鉴别人的成果，总结自己的经验，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

[论文摘要]李贽是明代一位标新立异而对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思想家，李贽的思想极具叛逆色彩与反抗精神，他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重视个性。在文学批评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与“化工说”两个重要的理论，对后世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李贽；文学批评；童心说；化工说

李贽是明代一位以狂放著称的思想家，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道学，注重个体生命之解脱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李贽重视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情感之真诚无伪与表达之流畅通顺。于是他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理论

李贽的“童心说”是其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基础。就“童心说”来看，李贽围绕着“自然无伪”这个核心展开论述的。“童心”一词的本义是指人心之本然状态，即童稚之心，李贽认为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心之初也”。突出强调“真”，即人类童年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没有受到后天教化的影响。但李贽更看重的是表现思想情感之真诚无欺，这是与虚假伪饰相对立的层面。故日：“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所言要发乎心，不要掩盖自我真实想法，要自然无伪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是针对盛行一时的假道学所提出来的，李贽推崇做真人、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白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由此可以看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是“童心”，作者只有将“真心”融入创作中，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创作出来好的作品，这着重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作用。李贽更注重人格，他认为读古人诗文须注重作者投注其中的品格境界，真正能与古人心灵相通，方能有所收获。

但伟大的人格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唯一条件，若想创作出不朽的文章还必须有才、有胆、有识。李贽本人狂放狷洁在明代可谓一流，论独立精神亦可谓一意孤行。他写文章随心所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却只能被视为杰出的文学思想家而非伟大作家。可见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要人格崇高，还应具备才、胆、识。以上条件具备以后，作者于临笔挥毫之际还需有“绝假纯真”之“童心”，只有如此，方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个“童心”成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于是《西厢记》、《水浒传》与《六经》、《语》、《孟》并列成为天下至文。这样，李贽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的氛围里肯定了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对后来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是一种生产力，用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把先进理论、健康文化灌输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促进社会团结和谐，增进理解，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启发人的自觉性，激发人的创造性，实现社会和个人全面协调和发展的目的。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说理艺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独立又集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科学，它是研究并根据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施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长期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笔者认为通过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如正反面的教育、课堂授课、演讲报告、个别谈心、回忆对比，参观访问、文字和形象化教育等等。但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说理，即给人讲道理。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说理，这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启迪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因而只能贯彻疏导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原则，采取以理服人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就是讲道理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决人们思想问题和实际的过程。因此，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基本手段和本质所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理的科学。它不仅要求“理”本身的正确性，而且要求说理方法的科学性，即讲求说理的艺术。之所以强调说理是一种艺术，首先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还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同时，也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那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你说我听的方式令人乏味，那种居高临下动辄训人，靠“假、大、空”话唬人的手段，断然称不上艺术，也是不会成功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像个大舞台，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他们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这就要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艺术性，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探讨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意在把大道理讲实，把小道理升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入耳入脑，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舟”顺利抵达人们思想的“彼岸”，以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说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打开当代大学生心灵的钥匙。上课、作报告、找大学生谈心，都需要说理。同样一个道理，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说出来使大学生心悦诚服，茅塞顿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说得口干舌燥，却不能使大学生受到感染和触动。经验证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说理，要说得有效，不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懂得有关学科的知识，还必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说理艺术。

遵循说理艺术的原则

要以说理艺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首先要遵循说理艺术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是要讲真实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说的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是思想之理，是邓小平理论之理，是“三个代表”思想之理，是符合客观实际、能解释和说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和现实思想、并起指导作用的道理。

二是要因人施“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针对不同大学生的特点和不同的思想问题，因人施“理”。如，对外向型性格的大学生，语言可直截了当，对内向型性格的大学生，则要点到为止；对抑郁气质的大学生，不能给予强烈的刺激，所以在个别说理教育时，常常要用暗示的方法。而胆汁质类型的大学生，脾气急躁，容易冲动，对其进行说理教育时，也要用暗示的方法。对刚进校的大学生，由于其思想单纯、上进心强，对周围的事物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对其教育宜采取正面宣传和引导的方式，以较朴素、通俗的语言阐明道理，鼓励他们追求进步；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其思想趋于成熟，知识面较广，对其施“理”要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平易近人的语言，通过有力的事例和深刻的道理，使他们口服心服。

三是理要说得泾渭分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泾渭分明，不模棱两可，敢于在是非面前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态度。

当事人到法院来打官司，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寻求公正的处理。而司法是否公正一方面取决于审判程序是否公正，另一方面取决于实体裁决是否正义。法院要树立公正司法的形象，要做到胜败皆服，应当力求使这两种公正都能够直接呈现在当事人甚至社会公众面前。然而，目前我国的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这不仅导致了因当事人怀疑司法不公而缠诉、上访，也使司法权威失落，百姓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度降低。

一、裁判文书说理不足

自最高法院推行裁判文书改革以来，裁判文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因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存在多种裁定书、判决书，为增强本文的针对性，笔者在本部分选择了以最常见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分析其说理性不足的问题。现行民事判决的格式大致如下：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ⅩⅩ（原告姓名）与被告ⅩⅩ（被告姓名）ⅩⅩ纠纷（纠纷种类）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参诉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有……为证（列举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法院是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并简要陈述理由）。综上，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笔者对基层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进行了抽样分析，基本都存在如下问题：

1、证据取舍神秘，事实结论突然

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会分别提供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对方的证据，审判者在此基础上居中裁判。但是，裁判文书中往往缺乏对举证、质证的描述，而只有法院的事实结论，关于证据仅以一句“上述事实，有……为证”带过。我们无法知道当事人都提供了哪些证据，当时人的证明目的和质证意见如何，证据被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是什么，该证据能证明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链条能否完整地证明当事人的主张。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要求，对证据的表述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目前的裁判文书难以见到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必要阐述，尤其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而不采纳另一些证据的查证分析过程没有得到反映，使裁判文书成了法官的一言堂。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经过长期的探索，基本上形成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未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作为事实结论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就显得突如其来，证据和这个事实结论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得而知，裁判文书缺乏法官对事实认定过程和依据的论证，事实结论缺乏说服性。

2、引用法条含糊不清，法理分析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