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危机范文10篇

早在1980年曾有人预测2000年全国总用水量为7345亿m3，现在就可以断言，这是办不到的。因此对未来需水预测（见表12）：一是不能光从需求考虑，应将需求与可能结合起来预测，二是预测必须研究人口、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能只从水单方面预测，三是与国外对比，不能只比增长率，由于国情不同、条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应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

（2）我个人的推算。

根据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m3，这是一个多年平均水量，在确定最大可开发利用量要考虑很多因素，首先是自然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的约束，其次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包括技术、经济水平等，三是要保证水资源能永续供给。目前专家们估计最大可开发利用量为1．2万亿m3，21世纪中叶开采利用量控制在8000亿m3左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为29％，来推算我国工农业城市生活用水量的增长趋势。

从表12的预测来看：

一是人口考虑到2030年以后达到稳定状况，但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人口达到稳定的理想规模为18．9亿人，如果按此推算，人均用水定额限制在500m3水平，那么全国用水量将达到9450亿m3，接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极限值，如果要按目前高收入人均用水1000m3水平，那么用水量翻一番达1．9万亿m3，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是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按前面有关部门的预测，2050年仅工业用水量将接近1万亿m3，农业用水控制在3000亿m3，如果总水资源量控制在8000亿m3，则城镇生活用水就会出现，4800多亿m3的赤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表12从2000～2050年工业分别采用9％、8％、7％、6％、5％和4％的增长率，工业用水量到2050年最高达到4000亿m3，农业用水控制在3000亿m3，生活用水控制在1000亿m3，看起来工业用水量仍然偏大，如果农业用水4000亿m3，工业用水3000亿m3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一七大流域面对三大难题

当今中国的水问题可以归纳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问题。两千年来，洪水泛滥的威胁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动力，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现了这一主题。但实际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国多个地区蔓延发展，并在世纪之交爆发出来。继1999和2000年发生严重旱灾后，2001年再次发生特大干旱，旱情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此时人们才猛然意识到，缺水已经上升为中国水资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国城市缺水严重，六百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四百个，日缺水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农业减产1,000万吨到5,000万吨，至今尚有2,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

与此同时，水污染问题也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变黑发臭，几乎成了超级排污沟，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于接纳了大量有机污染物，造成严重富营养化，时常因藻类爆发而失去使用价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恶化，并且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蔓延发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从全国的七大流域来看，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形象早已成为民族进取精神的寄托，可能再没有甚么比黄河断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了。1972年黄河首次断流，到1997年黄河断流期长达226天，近700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如今保证黄河不断流已成为政治任务，为此黄河常年维持小流量状态。但这样的流量无法把十亿吨泥沙带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水库和下游河道，造成严重的洪水隐患。水污染和黄河的断流也有关系，它实际上涉及水资源的使用效率。由于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循环使用，由于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城市厂矿一味争夺开采有限的清水资源，黄河的水资源短缺变得更加严峻。

长江是中国数亿人赖以生活的基础，它的洪水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而流域内旱灾的发生也有加重的趋势。干流水量虽还未有明显变化，但许多支流径流量不断减少，从5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的二十多条河流平均萎缩了37.1%。长江污染问题突出，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达220亿吨，占全国总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几乎每个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长长的黑色污染带，总长近600公里。随着三峡水坝的建成，库区流速减缓，自净能力大大下降，污染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西北地区降水稀少，相对稀疏的河流湖泊，支撑着广大地区的生态平衡。如今河流萎缩，湖泊水位下降，甚至干涸，失去这些支点，一块块沙漠都开始了扩张。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亿吨，沙尘暴频繁发生，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四亿人。

1999年底，我完成了《中国水危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一书，书中分析了中国七大流域各自面临的水问题，指出洪水、缺水都和生态退化直接相关，而水污染又大大恶化了水资源紧缺。我在书中提出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工程措施来解决，如果不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变革治水思路，中国很多地区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水危机。

今天，北方的持续旱情正使水危机从预言变成报刊的头条新闻，而南方很多城市和乡村则陷入守着河湖没水喝的境地，水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巨大危害开始显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但仅仅认识到水危机的威胁是不够的，要应对这样的威胁，要避免陷入危机，必须认识其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改革现有的水资源和环境管理体系。

一、七大流域面对三大难题

当今中国的水问题可以归纳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问题。两千年来，洪水泛滥的威胁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动力，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现了这一主题。但实际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国多个地区蔓延发展，并在世纪之交爆发出来。继1999和2000年发生严重旱灾后，2001年再次发生特大干旱，旱情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此时人们才猛然意识到，缺水已经上升为中国水资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国城市缺水严重，六百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四百个，日缺水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农业减产1，000万吨到5，000万吨，至今尚有2，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

与此同时，水污染问题也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变黑发臭，几乎成了超级排污沟，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于接纳了大量有机污染物，造成严重富营养化，时常因藻类爆发而失去使用价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恶化，并且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蔓延发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从全国的七大流域来看，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形象早已成为民族进取精神的寄托，可能再没有甚么比黄河断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了。1972年黄河首次断流，到1997年黄河断流期长达226天，近700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如今保证黄河不断流已成为政治任务，为此黄河常年维持小流量状态。但这样的流量无法把十亿吨泥沙带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水库和下游河道，造成严重的洪水隐患。水污染和黄河的断流也有关系，它实际上涉及水资源的使用效率。由于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循环使用，由于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城市厂矿一味争夺开采有限的清水资源，黄河的水资源短缺变得更加严峻。

【摘要】古往今来治水在中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方面，干旱缺水、水污染和水生态恶化成为治水面临的全新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水危机态势，水问题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多重挑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如何保障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当代中国水危机的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治水模式的变革和转型。政府部门已经加快了治水变革的探索，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突出地位。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新的治水思路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在过去八年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在构筑长江防洪体系、缓解黄河断流、规划南水北调、实施新水法、建设节水型社会、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等一系列事件之中，标志着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尽管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增强市场的作用，积极扩大社会的参与。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互补互动的新型治理结构。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摘要】古往今来治水在中国都是极为重要的公共事务。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方面，干旱缺水、水污染和水生态恶化成为治水面临的全新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水危机态势，水问题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多重挑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如何保障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当代中国水危机的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治水模式的变革和转型。政府部门已经加快了治水变革的探索，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突出地位。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新的治水思路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在过去八年中已取得显著成效，体现在构筑长江防洪体系、缓解黄河断流、规划南水北调、实施新水法、建设节水型社会、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等一系列事件之中，标志着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尽管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努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增强市场的作用，积极扩大社会的参与。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互补互动的新型治理结构。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2007世界水日

谈到中东，很多人会想起在那里“油比水还便宜”。的确，中东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65％以上，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度缺乏水资源的地区，在全球20个最缺水的国家中，就有11个属于中东。

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降水少而蒸发多，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所覆盖，其水资源主要来自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三大水系。在这些河流的孕育下，中东曾经出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这样灿烂、伟大的文明。但随着中东进入现代，人口急剧增长，工农业迅猛发展，这些河流的承载能力变得岌岌可危。

据统计，中东阿拉伯各国目前可资利用水资源共计1720亿立方米，但需求量近3040亿立方米，每年缺水1320亿立方米，占总需求量的44％。

为了缓解水危机，中东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综合性战略措施：努力实现灌溉设施现代化、节约灌溉用水、减少耗水量大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开展节水活动、通过海水淡化缓解居民用水困难、污水再循环利用等。

大力普及滴灌、喷灌和微喷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效率是众多节水技术中的杰作，这一技术在中东地区得到了大力普及。滴灌技术可以使水直接输送到农作物根部，比喷灌节水20％，而且在坡度较大的耕地应用滴灌不会加剧水土流失。化肥制造商也千方百计开发可溶于水的产品，施肥可与滴灌同时作业。埃及就采用滴灌技术将处理过的废水用于植树造林。埃及目前有7个废水灌溉林场，中埃青年友谊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摘要：总理指出：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应该作为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水利部、黄委实施最严格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好水资源开发、管理与利用红线，强化取水许可登记和总量控制管理，完善黄河水资源管理督查制度和调度督查机制，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管理能力。

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论文摘要：总理指出：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应该作为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水利部、黄委实施最严格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好水资源开发、管理与利用红线，强化取水许可登记和总量控制管理，完善黄河水资源管理督查制度和调度督查机制，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管理能力。

论文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论文摘要〕总理指出：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应该作为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总理的指示精神和水利部、黄委实施最严格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逐步完善好水资源开发、管理与利用红线，强化取水许可登记和总量控制管理，完善黄河水资源管理督查制度和调度督查机制，进一步提高黄河水资源管理能力。

论文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干部培训以“全面发展，注重能力”为目标，“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要求”，“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文化素养和技能训练为基本内容”。

这些基本内容中的每一项既包含显性知识又包含隐性知识，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具有不同的特点。

显性知识表达明确，易于传播，可以通过印刷品、电脑等保存，广泛准确传播而不“变形”，反复复制而不失真，可以实现短时间、大规模、低成本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在媒体上公布，不论哪级党员干部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同的原汁原味的信息。显性知识表达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和原理，有些还是公理、原则、规律——人们必须遵循，如马列主义、思想、党章、法律、规范等等，如有违背，肯定不会成功。但要解决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必须将显性知识和自己的经验、认识（包括他人对类似问题解决的正反经验）等隐性知识相结合，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隐性知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隐性知识往往可把握、难表述，如厨师的“火候”、群众工作中“度”，因此就难以比较不同个体之间所掌握的隐性知识是否完全相同，也不便对所掌握的程度作定量分析。它的传播依赖于人际间的直接交流、不断模仿和体验。且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因个体价值观、洞察力、感悟性、经验、心理情况的不同，而使隐性知识在传播中不断“变形”。相对于显性知识，它的传播速度慢，传播中易失真，传播成本较高。但在当前显性知识非常容易获得的时代，隐性知识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人的能力，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

在我们的干部培训中，显性知识已有长期的积累和较完整的教材体系，并因其有表达明确、易于传播的特点，当今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的干部既可经由培训也可通过印刷品、广播电视及网络等途径学习和掌握。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身处当前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随时需要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和群体性事件，目前广大干部更需要获得能指导“怎么看”“怎么选”“怎么干”的知识，其中就包括隐性知识，希望能通过培训切实提升执政理念、加强执政能力。

然而，目前我们的干部培训中案例教学起步不久，对于现实生活中各地是如何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各类公共危机、突发事件中公共管理的具体做法（包括正确的、不正确的、有待分析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为干部培训的内容。这其中事实上有大量对其它地方的公共管理极具价值的隐性知识。2006年5月在为第二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的序中指出：“把广大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作为生动的教材，把研究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重要课题。”因此，转化、传播、学习有用的隐性知识，将是提高干部的执政能力，提高干部培训实效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