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效应范文10篇

一、引言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并且房地产价格又一次快速上涨。因开征物业税对房价会起到明显有效的抑制作用，可以缓解现行房地产市场过热，抑制房地产泡沫，因此，开征物业税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几年来一直有消息说要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2010年以来物业税开征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如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北京最早2011年底开征物业税。由于我国物业税改革既承担着普通的税收收入功能，又肩负着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任，因而，物业税推出的时机、物业税改革的模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

对于物业税改革的模式，目前争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要不要并入物业税当中；二是对居民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要不要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土地出让金不能并入物业税中。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应该对所有的物业类型进行征税；但从国内的现实看，主流声音主张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本文分别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和免征物业税两种模式的税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二、全面征收物业税的税收效应分析

目前，对所有物业征收物业税的税制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实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这一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因为是对所有住宅征收，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甄别是第一套房还是二套以上住宅；二是税收覆盖面广、税源稳定，政府可以获得一项稳定而充足的税收收入。这一方案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一是居民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有可能加重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二是不利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成本；三是由于普通居民的税负可能增加，因而物业税改革的阻力较大，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物业税开征后，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

1.税负递增效应。物业税具有税负难以转稼、税负水平随着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不断提高的特点，并且由于征税对象是人们的基本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增加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反而会因为升值而需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因此，物业税收入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定的持续不断增长的额度，为自己的住宅支付物业税；这意味着人们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假定收入不变)，即产生税负递增效应。

一、引言

200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再度升温并且房地产价格又一次快速上涨。因开征物业税对房价会起到明显有效的抑制作用，可以缓解现行房地产市场过热，抑制房地产泡沫，因此，开征物业税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几年来一直有消息说要开征物业税，但物业税并没有如期而至，不过2010年以来物业税开征的脚步似乎越来越近了。如有报道称，今年两会上，北京市地税局有关负责人称北京最早2011年底开征物业税。由于我国物业税改革既承担着普通的税收收入功能，又肩负着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任，因而，物业税推出的时机、物业税改革的模式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

对于物业税改革的模式，目前争论较多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出让金要不要并入物业税当中；二是对居民基本住宅或第一套住宅要不要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主张取消土地出让金，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中；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土地出让金与物业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税费，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因此，土地出让金不能并入物业税中。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于第二个问题，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应该对所有的物业类型进行征税；但从国内的现实看，主流声音主张对居民基本住宅免征物业税。本文分别对居民基本住宅征收物业税和免征物业税两种模式的税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以深圳市为例进行实证考察。

二、全面征收物业税的税收效应分析

目前，对所有物业征收物业税的税制模式已经在很多国家实行，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这一模式的优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成本较低，因为是对所有住宅征收，不需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去甄别是第一套房还是二套以上住宅；二是税收覆盖面广、税源稳定，政府可以获得一项稳定而充足的税收收入。这一方案所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一是居民基本住宅也需要缴纳物业税，有可能加重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二是不利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居住成本；三是由于普通居民的税负可能增加，因而物业税改革的阻力较大，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物业税开征后，可能会产生以下效应：

1.税负递增效应。物业税具有税负难以转稼、税负水平随着房地产价值的增加不断提高的特点，并且由于征税对象是人们的基本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增加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反而会因为升值而需要缴纳更多的物业税。因此，物业税收入只能来自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需要从自己的收入里拿出一定的持续不断增长的额度，为自己的住宅支付物业税；这意味着人们的税负水平在不断提高(假定收入不变)，即产生税负递增效应。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允许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进的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和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这项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财政政策之一，必将产生积极的税收经济效应。此项改革的税收经济影响可以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不论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会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短期会对税收收入产生较大的减收效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结构减收效应大小、程度也不同；随着政策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断显现，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又会带来税收收入增长，所以从长期看此项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减收效应会逐渐减弱。当然，分析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思路方法也不同。

一、分析增值税转型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

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二是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局部均衡的思路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一个政策冲击，降低了设备购进和使用价格，推动设备需求上升，进而导致设备价格开始上升，供给也随之增加，最后在新的价格体系下形成设备市场的新均衡。在新均衡下得出设备需求量，再根据税收政策计算增值税的减收效应。

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假设政策变化仅影响设备供求市场、及此市场内的经济主体的决策，而其他市场--比如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及这些市场的经济主体决策是不受影响，是静止的。这种假设的优点是简化了分析过程，降低了分析难度和数据要求。缺点是它割裂了整个经济系统，分析过程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与实际差距较大。较适合于短期效应分析。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允许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新购进的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和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这项改革是我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财政政策之一，必将产生积极的税收经济效应。此项改革的税收经济影响可以分为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不论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均会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短期会对税收收入产生较大的减收效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结构减收效应大小、程度也不同；随着政策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断显现，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又会带来税收收入增长，所以从长期看此项改革对税收收入的减收效应会逐渐减弱。当然，分析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思路方法也不同。

一、分析增值税转型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

分析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税收经济效应的思路和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二是一般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一）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

局部均衡的思路是：增值税转型改革作为一个政策冲击，降低了设备购进和使用价格，推动设备需求上升，进而导致设备价格开始上升，供给也随之增加，最后在新的价格体系下形成设备市场的新均衡。在新均衡下得出设备需求量，再根据税收政策计算增值税的减收效应。

局部均衡的思路和方法假设政策变化仅影响设备供求市场、及此市场内的经济主体的决策，而其他市场--比如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及这些市场的经济主体决策是不受影响，是静止的。这种假设的优点是简化了分析过程，降低了分析难度和数据要求。缺点是它割裂了整个经济系统，分析过程是不完整的，得出的结论与实际差距较大。较适合于短期效应分析。

税收筹划属于企业理财的范畴，是企业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规定和政策导向，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taxsavings）利益或税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企业财务筹划活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人们更多地是从税收筹划的合法性特征以及于国家、企业和社会的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论证其必要性。税收筹划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单纯从税收筹划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来认识是很不够的，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税收筹划存在的客观理论基础。本文试图从税收经济学的角度，运用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为分析框架，论证税收筹划的客观理论基础，并对影响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进行分析，使税收筹划在我国的运用更具理性。

一、税收效应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效应分析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收入效应是用来说明货币收入一定条件下，商品价格上升与实际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等于减少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几乎所有商品的购买量。从税收角度而言，所谓收入效应是指由于课税或增税使纳税主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改变总体收入水平，使纳税主体境况变坏的效应。税收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主体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的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所决定的。平均税率高，税收负担重，则对纳税主体的收入效应大；反之，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小。一般来说，税收的收入效应不会对纳税主体“工作努力”产生妨碍，因为税收增加会使纳税主体收入减少，所以纳税主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减少闲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工作。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替代效应是用来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所造成的与私人支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其他商品来替代价格上升了的商品。从税收角度来看，所谓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实行差别税收待遇，使某种商品或劳务与另一种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人们改变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选择，用一种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商品或劳务来代替征税的或税负重的商品或劳务。替代效应是由税收的边际税率或边际税负所决定的，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反之则越小。一般地，替代效应不利于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会导致人们增加闲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税收对纳税主体产生的两大基本效应。收入效应反映了征纳双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也反映出税收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替代效应则表明，当课税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通过逃避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揭示了税收负担程度的经济效应和财政效应，同时也是对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最好证明，即，一定程度的税收负担既能保证税收收入，又对纳税主体产生收入效应，激励“工作努力”；税负超过一定限度，不仅不能取得最佳税收收入，反而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激励逃避税收。政府课税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负担能力或负担心理，既保证税收收入的极大实现，又维护纳税主体相应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工作努力”，力图淡化税收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税收调控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激励与制约

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自动稳定机制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政府税收规模随经济景气状况而自动进行增减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税收宏观调节机制。例如政府对所得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纳税主体收入下降，即使不改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国家课征的所得税税额也会自动下降，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减少的幅度大于纳税主体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高涨时，纳税主体的收入上升，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相应自动增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增加的幅度会大于个人和企业收入上升的幅度，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减缓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其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景气状况，有选择的交替采用减税和增税的措施，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状况，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分配状况，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以及税负差别待遇，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或抑制消费和投资欲望，包括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减税措施，通过相对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增税措施，相应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扼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有失税务公平原则、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具体请详见。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有失税务公平原则、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具体请详情见。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一、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效率

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3年），通过引入正式的激励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竞争机制对原有旧体制进行改革。在第二阶段（1994～2000年），我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在这一阶段，国家在统一汇率、经常项目可兑换和国有企业重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同时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完善。在第三阶段（2001～2015年），将通过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重新配置经济机会，保持制度绩效，进一步提高市场效率①。

目前，我国现正处于由“起飞”向经济持续发展的“双重过渡”阶段。从发展水平看，正从低收入水平（或不发达经济）向中等收入水平（或中等发达经济）过渡；从体制模式看，正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这个阶段，如何培育市场并保持其发展趋势，是经济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转型时期的税收效应与市场效率

在西方财政学中，税收效应是描述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影响状态的一个范畴。从总体上说，税收效应分为正效应和负效应，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总量效应

一、资源税征收现状

位于中部，全县国土面积达2695平方公里，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绕，不但竹木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林地面积达400万亩，而且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已探明的矿产有38种，主要包括：萤石、铁矿、石灰石、煤炭、粘土等。从理论上看，资源税应该可以成为县地方税源中的支柱税种和重要增长点。但从实际征收数据分析，资源税在地方税收总量所占比例极小，对地方财政效应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地税部门征收管理上的原因呢？还是资源本身开发的规模和总量所限？为此，我们对地方税收资源税征管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剖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包括：（1）原油；（2）天然气；（3）煤炭；（4）黑色金属矿原矿；（5）有色金属矿原矿；（6）其他非金属矿原矿；（7）盐。从上述表列中可以看出：县资源税征收范围主要集中在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其他非金属矿原矿三类，应税的矿产资源品目则包括煤炭、铁矿石、萤石、石灰石、粘土、沙卵石等。值得注意的是：（一）土地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并不属于地税部门资源税征收范围，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并不征收资源税。依照现行税收政策，只对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收入按转让无形资产税目中的转让土地使用权项目征收营业税。（二）虽为竹木资源大县，但竹木资源也不属于地税部门资源税征收范围。从地方税收结构来看，“绿色金库”的优势还有待充分的发挥，特别是竹木资源大多作为原材料被输送出境，没有产生税收效应。

二、资源税征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资源税总量有限，相对于资源丰富的县而言，其资源税税收效应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受资源开发企业的开采规模所限制。如煤炭资源近几年开采规模仅3万吨左右；四家铁矿石开采企业最多年份开采精铁粉仅有3.3万吨,相对、等县铁矿石的开发量而言少之又少；石灰石开采企业和业主有37家，但只有鹰鹏水泥、国丰化工两家企业能够按开发数量申报缴纳资源税，其余35户私人业主因开采地点零星分散，资源税税源零星分散，地税部门征管难度大，征收效果甚微。

（二）矿产开采业主交易手段多种多样，给税收征管增加了难度。由于矿山业主经济成分多样，经营渠道宽泛，既有采矿主采矿直接销售的，也有选矿主单纯选矿销售的；既有采矿后连续选矿再销售的，也有专门从事矿石买卖的。同时开采业主结算方式灵活，现金交易频繁，加上一些业主纳税意识淡薄，认为少交税就是多赚钱，偷税是本事，缴税是无能，不少业主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不能主动、如实申报应纳税额，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手段偷逃税款，造成资源税税款流失。

税收行政效率评价是税务部门建立在一定评价方法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征收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系统性的评价。最早论及税收征管效率的学者是18世纪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他在其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在征税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费用开支，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得到的收入。19世纪末，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阿道夫•瓦格纳，在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作了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税收行政原则:认为税收征收管理的费用应力求节省，以增加国库的实际收入。同时他指出，征收费用不单纯指税务稽征的费用，纳税人因纳税而直接负担的费用也包括在内。亚当•斯密和瓦格纳所提出的“便利、节省”原则，实质上就是税收的征管效率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评价税务行政效率的最主要方法。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逐步开展以绩效评估为核心的税收行政效率评价，这类以成本—绩效为基础的评价体系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日益重视密切相关。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公共管理理念反映在税收征管活动中，要求税务机关实施结果导向、关注绩效的税收管理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普遍提高，他们对税务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期望税务机关提供优质的纳税服务、有效地组织税收收入等。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评价体系也随着人们对公共部门绩效理解的深入而在不断丰富和发展。［1］

一、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单一目标评价方法及指标设计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税务行政效率研究基本上嫁接管理学效率研究的概念、模式，这种以征管效率为核心的税务行政效率评价体系基本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基础，这种评价方法将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投入视为税务管理活动的成本，将税务部门筹集的税收收入作为税务管理的收益，两者指标的比较值为税务行政效率。

(一)评价方法及内容

税收行政效率一般包括征管制度效率和征管机构效率两个方面。征管制度效率则指税收征管的有效性，即税收征管制度及实施对于提高纳税人遵从税法的影响力及税务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执行程度。征管机构效率是指税务部门以较少的征管费用和执行费用筹集较多的税收收入。［2］

(二)指标设计及含义这类评价方法主要用税收征收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成本收入变动系数等指标来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