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权范文10篇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学生勤工俭学收入免征营业税，但要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有人提出，这两个税种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为什么由中央政府来立法？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首先，从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原则来看，应遵循两个原则：⑴为保证全国政令的统一及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征的税种，其立法权应划归中央；⑵对于地域特征明显，分布不具有全国普遍性的税源，地方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立法，开征地方性税种。需要注意的是，地方在开征新税种时，不能侵占中央的税基，不能影响国家宏观调控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并应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充分考虑到当地人民的税收负担能力。从实际收入划分看，营业税、个人所得税都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征的税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税种的立法权应归中央。

其次，从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划分上看，由地方立法的税种，地方有权对其设立的税种进行管理；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征的地方税税种，其立法权属于中央，但地方可以也应该对某些税种享有一定的税收管理权，因而就会出现前面所说的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的重要收入而立法权却属中央。立法权与管理权在不同层次之间的交叉和结合会使税权的划分更为灵活和富有弹性，现就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属性及其调节经济的效应来分析一下税收管理权的划分问题：

1．营业税是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其税收管理权应归属于中央，以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由于它直接影响生产要素流向，若将此类税种的税收管理权分散给地方政府掌握，必然影响企业利润及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效应。因为：⑴在地方政府不存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这必然会导致地区间税收优惠的攀比，以吸引各种生产要素向本地区流入，这不仅会减少税收收入，而且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导致地区间、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产生税收对经济的超额负担；⑵在地方政府存在预算约束的情况下，由于发达地区经济繁荣，税源充足，在较低的税率、更多的减免的情况下，便可获得较多的税收收入，而贫困地区为平衡本级预算，其降低税率和减免税的余地很小，结果将加剧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2．个人所得税是涉及到维护国家权益以及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税种，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调节居民间的收入分配，这在一个地区内很难得到实现，所以，其全部税收管理权应归中央，以保证中央对收入的统一分配政策得到全面彻底地贯彻执行。此类税种从其特定的职能上看，本应划归中央税体系，但由于我国的分税制体制尚不完善、征管水平落后以及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等诸多原因，从1980年开征以来较长一段把它划归地方税。为确保中央掌握宏观调控所必需的财力，从2002年起，个人所得税已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目前中央政府分成比例为60%。

再次，我国现在实施的分税制，对地方按事权决定收入的多少，而收入权与立法权又是不统一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兼顾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既考虑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也兼顾地方政府行使职能的需要；既要有利于健全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又要保证地方政府在本地社会经济中充分发挥作用。个人所得税与营业税的立法权划分就是这种协调的体现。

对税收立法权的合宪性要求实质是实行税收法定原则，即税收法定主义。但我国实际情况是大量的税收授权立法的存在，这实为有悖于税收法定主义。尽管85年有个全国人大的授权，但已早已完成历史使命（按照全国人大法工委法案部朱主任的说法在当时那个时期是好的，但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那就是许多法律没有跟上）。在建立法治政府的今天，依然拿授权来进行税收的立法，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一、2000年我国颁行了《立法法》，对税收立法权及授权立法做了制度上的规定，但笔者认为《立法法》第9条的规定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是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第9条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但这条规定显然又是与宪法及《立法法》有关规定相抵触和相矛盾的。《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并且明确规定立法的表现形式是“法律”。《立法法》第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立法法》第8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八）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及外贸的基本制度。《立法法》的规定表明，税收立法权是我国国家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但是根据该法第9条的规定，对有关税收的基本制度，如果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不难看出前面规定了专有的税收立法权，后面又来个可以转授。并且并未规定转授的范围。实际上是将税收立法权又拱手让给了行政机关。应当说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授权。

二、税收立法权转授有悖于我国宪法的直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尽管宪法中的涉税条款仅此一条，但本条的规定对于税收立法权的理解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是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不是依照别的东西纳税的义务。“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义务”的“法律”的规定正是很好的表达了我国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里的法律我们只能理解为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虽然只强调了公民应依照法律纳税而未明确国家应依照法律征税，但因为它限定了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依照法律，纳税义务仅仅由法律的规定产生，其范围也仅仅限于法律的规定之内。而根据宪法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宪法隐含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是我国税收立法权不能转授的宪法根据。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是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主要规定“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和“税收的基本制度”，并且此两项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

三、从宪政的渊源看，我国的税收立法转授不符合“无代表，则无税”的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主义肇始于英国，且与宪政的渊源极深。“有税必须有法，未经立法不得征税，”无代表，则无税“被认为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经典表达。对英国宪政了解的人也会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关于征税权之争，1215年才产生了近代开限制王权先河的《大宪章》。英国1689年制定的《权利法案》对以国王为首的封建特权的经济利益加以宪法上的限制。美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缺乏应有的法律程序和适当的补偿条的条件下不允许征用个人的财产，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家的征税。1787年美国宪法将征税权集中在联邦国会手上。法国1789年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日本明治宪法规定：”课征新税及变更税率须依法律之规定“；又如意大利，其宪法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个人税或财产税。“从宪政渊源及各国的宪政经历看出，税收立法权的不可转授已逐渐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政原理而为各国宪法所认同。其理论依据为：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所以对于我国的税收立法转授不符合”无代表，则无税“的宪政原则，不论具有何种国情。其实在20世纪初期我国就有了”无代表，则无税“这种观念。1909年底，在江苏咨议局会长张謇的推动下，各省咨议局聚会成立了庞大的国会请愿团。该团向资政院多次上书要求早开国会，并向各省咨议局建议采取不纳税主义：国会不开，则各省咨议局不得采纳新的租税，且各局应限制本身选举的资政院议员，使其在资政院拒绝承认新的租税。可见实行税收法定主义不仅有历史的回应，更是在当今法治政府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摘要：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合理划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摘要: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是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应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并有效实施税收立法权与税收管理权的适当下放。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合理划分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关于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战略，提出了“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的重要任务。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完善税收管理体制也是我国当前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称《税法通则》）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许善达副局长指出，只有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才能创制出科学、严密的税收法律规范，为税收执法、司法等活动提供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确保税收组织收入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确保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始终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1]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一、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一直强调坚持税权集中、税法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税收立法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特征，各税种无论是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基本上都是由中央统一立法，地方只能在税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并且不与其相抵触的前提下，对某些地方税种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行使制定实施细则的权限，一般都无权自定地方性税收法规。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中，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出自中央，按法律效力的大小依次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即授权立法。根据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立法和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国务院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工商税制改革，制定实施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6个暂行条例。这些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税收法律，高于一般的税收行政法规，具有“准法律”性质；国务院根据宪法赋予的、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所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解释、规定，如财政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以上这些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从总体上看，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的合理要求，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制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管理体制僵化、税收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体制势在必行。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度下放税收立法权，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十分必要：

1.它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税收立法权的分权程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国情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的政体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象美国、意大利等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相对分散、地方拥有较大税收立法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同时我国又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地方经济资源和税源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很难适应各地自然、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客观现实要求，容易使税收调节作用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因此，为适应国情的需要，在坚持统一税法（并不等于集中立法）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它既可以保证中央对税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维护中央在税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税收征管积极性，根据地方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助于克服因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2.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管理权限中最根本的权力，其核心是税法制定权，即在法定权限内立法征税、立法确立税制的权力。谁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谁就不仅可以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税制要素等来贯彻政策意图，配置和调度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立法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决策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实际上划分的是税收资源的支配权。由于各地经济资源各具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在地区经济信息收集和掌握中占有优势，能更好地留意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迅速准确地作出差别性反应。因此，根据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占据地位。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对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地方税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可以自主地根据地区经济税源发展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求情况，通过地方税收立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尽量减少由中央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制定地方税法带来的效率损失。

3.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事权、财权、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距此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税权极为有限的不对称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健全，地方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做法以满足本地财政支出的实际需要，这是造成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以费挤税”现象盛行的原因之一。它不仅侵蚀了税基，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在组织税收收入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仅可以恢复和巩固地方税在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遏制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和乱收费现象的蔓延，为地方着手进行“费改税”提供可行性，从而把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关键词」税收立法

税收立法，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应该是与国家诞生而相伴相随的。然而在新中国，税法学研究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1]而立法学研究还要稍晚，[2]至于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专门的、较全面的系统研究则只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了。本文试图在充分借鉴和运用立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在重新界定税收立法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的前提下，积极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我国税收立法中的基本问题作一分析探讨，以期能为跨世纪进程中的中国税收立法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垫石铺路，愿以抛砖之力收引玉之效。

（一）税收立法基本概念研究

为了能够科学地开展税收立法问题研究，同时也为了明确作为理论研究者正确使用概念和范畴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避免因对概念和范畴理解的不一致而引起无谓的争论，[3]笔者以为，首先应对税收立法研究中有关的基本概念予以“正义”，即“对一定的语言文字所表示的概念的含义以及与其相关的词义、语义作出确当的诠释和表述，包括澄清问题或释疑”。[4]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同行“求得共同的出发点或前提”，并为税收立法研究“提供较确定的范围或界限”。[5]

1.税收和税法的概念[6]

我们在考察税收的起源和税法的本质的基础上，对税收和税法的概念予以界定。

论文关键词:地方税管理权限税收管理体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存在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等问题，应该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步实施税收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摘要：目前我国存在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等问题，应该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步实施税收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地方税管理权限税收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摘要:目前我国存在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等问题，应该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以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步实施税收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地方税管理权限税收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