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观念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所谓税收观念，指人们对于税收的基本看法或态度．如果同税收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也就是本着什么样的思想，去规范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去处理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从税收观念对税收环境有重大影响和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接收观念有着根本区别的基本判断出发，提出了在目前的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确立，有赖二税收观念的更新的结论。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97年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97年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观念：必要扣除说

所谓税收观念，指人们对于税收的基本看法或态度。如果同税收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也就是本着什么样的思想，去规范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去处理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税收观念对税收环境有重大影响，在目前，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确立，有赖税收观念的更新。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更进一步看，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普通百姓，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犹如“病毒”，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内容提要：所谓税收观念，指人们对于税收的基本看法或态度．如果同税收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也就是本着什么样的思想，去规范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去处理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从税收观念对税收环境有重大影响和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接收观念有着根本区别的基本判断出发，提出了在目前的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确立，有赖二税收观念的更新的结论。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97年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摘要」在税收领域，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影响，人们一直强调税收的无偿性、强制性，而忽视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税收机关应尽的义务，从而导致了中国税收观念偏差，使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公民纳税的积极性，偷、漏、逃税现象司空见惯，国家钱财大量流失，所以更新与重构中国税收观念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指出了我国目前税收领域中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思想观念的偏差所在，挖掘了其社会根源，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关键词」纳税人；征税机关；税收观念

「正文」

所谓税收观念是指人们对于税收的基本看法或态度，也就是本着什么样的思想或原则，运用什么规则，去规范税收关系主体的行为，去处理税收关系之间发生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人们对税收本质和职能的看法、对现行税收制度的态度和要求、对税收征收管理的评价、对各种税收行为的解释、对社会上各种涉税现象的看法和态度等等。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我们往往只宣传税收的无偿性、强制性，很少涉及纳税人的权利，从而使中国国民走入税收是权利义务不对等的观念的误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税法是一种义务性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过分强调了这一点，而忽视了纳税人也有其权利，相应地征税机关也有其应尽的义务。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提升，特别是加入WTO后，视觉的开阔使我们意识到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税收当然也不例外。我国目前税务主体观念的偏差，以及由此造成的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思想上的对立，影响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增大了征税机关征税难度，导致国家钱财大量流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税法的发展前进，所以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树立平等的权利义务统一观，这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纳税主体观念偏差现状剖析

在中国，脱离权利的“应尽义务论”在税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盛行，这和我国传统观念密不可分。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税收观念上受其影响颇深。我国公民对税收的认识，是建立在传统的“所谓赋税就是政府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的东西”这个概念基础之上的，以此理论依据的税收被定义为“国家以其政治权力为依托而进行的无偿性分配”[1].在这种“国家分配论”的指导下，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被过分强调，成为割裂政府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平等对应关系的鸿沟。我国纳税人被征税机关称作“纳税义务人”早已司空见惯，我国公民也认为国家就是只享有征税权力而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也无须回报的权力主体，而自己则成为担负纳税义务而无权索取任何回报的义务主体。尽管现实生活中政府实际在积极履行其社会职能，公民也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税收传统观念上的误导，直接影响了纳税人行使权利的积极性和政府在课税过程中对纳税人权利的应有尊重。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税收发展观的要义。发展税收事业，不仅要使税收收入持续增长，而且要使税收事业的发展更加全面协调，税收与经济的发展更加协调，更具有可持续性。在地税工作实践中，坚持科学的税收发展观，必须树立四大发展观念，做到“四个统筹”.

一、树立“经济兴税”观，统筹地方税收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

税收既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又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于经济的辩证关系决定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从经济到税收的观念。在区域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地税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展开，全面贯彻执行各项税收政策，依法组织税收收入，把税收的增长建立在经济发展、企业增效的基础之上，努力实现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一)围绕巩固加强农业和发展农业产业化，开辟农村税源。地税部门要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对涉农税收政策进行认真清理，保证涉农税收政策落实到位。要促进高效农业、新型农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对农村土地、山场、水面等经营权转让，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以及农副产品的贩运等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切实掌握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新规律，进一步拓宽农村地方税收入视野，开辟农村税源。

(二)围绕壮大提高重点企业，巩固骨干税源。要充分运用政策扶持、信息促销、管理增收、资金促产等行之有效的“双增”手段，根据我市实际，支持发展卷烟、实际化工、印刷、医药、防水等支柱产业，在培植大企业、大集团的同时，巩固骨干税源,力争使支柱产业提供的骨干税源占地税总收入的70%左右。

(三)围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植新型税源。针对我市一批旅游点的开发,要积极参与旅游事业的发展,加强对旅游事业的配套管理,壮大旅游经济规模。对信息和中介服务业，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规范动作，不断培植新税源增长点，拓宽地方税税基。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中国传统税法学理论与实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即过分强调税收与税法的“义务性”与“无偿性”的特征，为了与之形成对比，作者主张借用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学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以其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为支点与核心，对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重构，在其中贯彻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并以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主题词：契约精神公平价值平等原则税法之现代化

引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同全省、全国一样，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随着“*”规划的稳步实施，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位置重要，投资环境及各方面条件有很大的优势。随着我市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和投资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国际资本、发达地区资本的转移，必将推动河洛大地的快速崛起。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为税收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与条件。发展是解决当前地税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最佳出路和办法。我们必须适应形势要求，更好地发挥税收作为国家最主要的聚财手段、最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杠杆、最关键的社会分配调节器的职能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紧紧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从实际出发，深入分析面临的形势，把握税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落实税收政策，依靠广大地税干部，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税收工作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和障碍，立足科学发展，全面提升整体工作水平。

今后一个时期*地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地税工作全局，坚持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宗旨，用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标准指导、要求和组织各项工作，拉高工作标杆，强化有效执行，推进依法治税，深化税收改革，强化科学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纳税服务，推动各项地税工作创特色、求突破、上水平，实现地税事业和税务人员全面协调发展，努力把*市地税局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公共管理部门。

按照以上总体要求，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地税发展的工作思路是：

围绕一个中心，即始终坚持围绕依法组织收入这一中心工作，这是税务部门的天职，也是税务部门的价值所在。税收收入的数量和质量，是检验地税工作成效大小的根本标准。千方百计组织收入，实现税收收入稳定增长，既是税务部门履行职责的客观要求，也是地税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构建六个体系，即构建有利于正确评估组织收入工作的收入质量考核体系，促进税收收入与经济发展稳定协调增长；构建有利于实现税收管理现代化的征管运行体系，树立大征管的意识，把科学化、精细化植根于税收管理工作的各环节，做到执法规范、征收率高、成本降低、社会满意；构建有利于提高地税执政能力的科学决策、执行效能综合评价体系，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贯穿于地税发展的全过程；构建有利于全面实现税收公平公正，税收秩序规范，纳税人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执法监督体系，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构建有利于科学划分部门和职位职责，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岗位技能标准具体，目标责任明确，便于绩效考核的控制体系，努力实现从职务管理向职责管理的转变；构建有利于地税干部健康成长，树立地税部门良好行业形象的党风廉政建设惩防体系，积极探索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长效机制，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增强组织战斗力、凝聚力。

在人员思想观念、税收运行机制和工作管理体制等方面，逐步实现四个转变，即收入任务考核更加注重向收入质量考核转变；强化征管手段更加注重向夯实管理基础，建立科学的税源持续稳定增长管理机制转变；推进税收和谐更加注重向切实保障纳税人权益和税收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转变；干部队伍管理更加注重向以人为本，从严管理，关心爱护与激励塑造并重，不断提高干部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促进干部全面发展转变。

[摘要]理论界对效率似是而非的看法，妨碍了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研究。所以，准确把握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内涵，需要首先界定效率。对效率的重新界定主要涉及两个核心内容，即效率客观性的重新解读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相互关系的重新认识。以此为基础，分析税制及其变迁效率可具体分为三个层次来认识。

[关键词]效率；税制变迁效率；政治包容性

一、关于效率和税制变迁效率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效率一般被看作是与公平相对的一个概念。在对这类问题的分析中，隐含的被公认的观点是：公平内含价值判断，而效率则是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界定也归属于这一简单二分法的分析框架。我们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分析，主要从两个视角：(1)有效率的税制与最优税制。在现有文献中，对税制效率的讨论涉及最多的是将其等同于最优税制的研究。最优或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寻找一个单维的理性税收制度模式，在此制度下，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现实中退而求其次－－产生的替代效应最小)的同时，税收额外负担最小的税制是最优即最有效率的税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税制效率的分析中，有两个特征：一是有效率的税收制度结构的唯一性；二是忽视税制达致该理想状态的路径选择的效率问题。(2)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益。这类理论对税制效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收益和成本的界定，其中对税收收益最为宽泛的界定是，认为其不仅包括财政收入的取得，还包括因税收的调节而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正效应。而狭义的税收收益界定则仅仅将其看作由税收制度取得的税收收入。这类观点中的另一类分歧是对税收成本的界定，较为狭窄的界定包括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而比较宽泛的界定则包括由于征税所引致的间接成本。但是，在这类理论中均将效率看作是特定成本和收益下的客观存在。本质上，正如最优税制分析中所涉及的，其所强调的是税制效率的单维性和客观性。

本文对税制效率的探讨力图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1)通过置疑效率内涵的客观性，重新界定效率及税制效率；(2)关注被当前的研究所忽略的税制变迁过程的效率分析，希望寻求一个不同的效率界定的落脚点。

二、效率：设定目标下的成本效益选择

摘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