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范文10篇

摘要：当今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区域税收负担失衡等社会问题。其中的税收负担从古至今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生问题，它与经济健康增长、社会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正常的经济税收环境，理应是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成正相关；在实证研究中，边际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经过研究发现，当今的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巨大的区域税收负担失衡的问题。本文陈述关于区域税收负担的一系列经典定义与理论，研究当今国家及区域税收负担差异的实际情况及影响因素，区域税收负担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研究税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变动方式，最后给出相应意见与建议。

关键词：税收负担；税收政策；分析影响因素；东中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税收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如今地区间税收负担的差异渐渐扩大。近年来，中国区域税收负担增长快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此时，如何看待宏观上区域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缩小地区间的税收负担差异，这样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税收的增加来源于经济的扩张，又反作用于经济，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税收制度是一个国家对经济管理的反映，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具有巨大的影响。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应该与GDP同步增长。但众多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然1。然而由“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现象之下，地区经济增长不存在收敛性而更多表现的是发散特征（Pagano1993，Mauro&Godrecea1994）2。雷贝洛（SergioRebelo，1991）认为，核心资本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点；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经过研究得到这样的结论，即边际生产率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3。国内学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也做了相应的研究并得出有相似的理论，即财政运用最大和国民产出不相容原理。同时，国内其他学者也得出了税收增长过速将大幅度降低税后产出-资本比的结论。

二、关于区域税收负担的相关理论

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指出，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以来，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目前，我们无法客观评价该指数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确定政府税收收入规模，即确定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一水平下，既能满足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之内，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并实现其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

论文百事通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科学地考察和分析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

1.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0.8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摘要】现在我国在大力实行减税政策，例如2008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储蓄存款利息税的暂停征收，以及印花税改为单方征收，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应该实施减税政策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的税收收入，但是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关键词】税收增长减税政策

现在我国在大力实行减税政策，例如2008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储蓄存款利息税的暂停征收，以及印花税改为单方征收，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应该实施减税政策呢？这样对我多的税收收入增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资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在16%～20%之间，而我国2001年已达了15.8%。就主要税种来看，我国的法定税率偏高。目前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等国为30%，美国实行15%、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边际税率才同我国相同。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重。2002年5月13日美国著名经济刊物《福布斯》公布了2002年度各国税负调查表，根据对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的比较研究，用税赋压力指数作为衡量税负轻重的指标，法国排名第一，是税负最重的国家，比利时第二，中国排名第三，高于瑞典、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等。这些数据说明了我国应该实施减税政策。

但是在实行减税政策以来，近几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递增，从06年的3.7万亿到07年的4.9万亿，可以说税收增长的幅度较以往的都大。如图所示。（单位：亿元）

表面来看，减税政策的实施会使得税收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实行减税政策与税收增长之间却是没有矛盾的，由上面数字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税收的因素并不单单只有税收政策。

内容摘要：本文对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以及我国税收负担的特殊性进行了描述，并通过相应的国际比较，指出了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方向。同时，通过对税负痛苦指数的分析评价，指出这一指标本身存在的问题，对这种排名的严谨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税负痛苦指数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税收负担的实际水平。

关键词：税收负担，政策调整，税负痛苦指数

我国的税收收入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增长，税收收入从2000.年的12661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7年增长了2.97倍，平均年增长率为28.18%，而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7年平均增长为9.21%，即使使用当年价格计算，12.59%的平均增长速度也要远远低于税收收入的平均增长幅度。这引起了关于税收增长合理性以及税收负担增长趋势合理性的讨论。在这同时，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将我国列为税收负担较高的国家之一，更加使得这一话题变得突出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情况并通过《福布斯》的评价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我国税收负担的走势及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政府收入形式比较规范的情况下，广义的税收负担是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由于国外的政府收入与财政收入是一个概念，而财政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是税收收入，所以一般意义上的税收负担应该是用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衡量。但我国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还不规范，政府收入中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包括相当数量的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因此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并不能说明我国税收负担内在的实质性问题。基于以上原因，通常情况下，可以把我国的税收负担用不同的口径进行分析：一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之为狭义的税收负担。二是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称之为广义的税收负担。这里的“政府收入”，不仅包括税收收入，而且包括财政收入、国债收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大量的不纳入财政预算的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费(基金)收入、以及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具体情况见表1。

从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税收负担水平无论是狭义口径还是广义口径，都明显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走势。按照广义口径计算的税收负担从2002之后已经超过30%，税收负担水平已经处于高位，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仅把税收负担比率的数字本身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发达国家的税收占GDP的比例远高于我们，所以我们的税收比率就不算太高。必须注意我国和西方高税负国家在公民享受政府服务的差别。在发达国家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较高，生老病死、义务教育、失业补助等等使高税负“师出有名”。而这些服务在我们国家是残缺不全的，在部分农村则基本没有。从理论上来看，较高的税收负担水平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紧缩效应，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运行是不利的。如果再考虑到超收税收的使用去向等方面，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如此高的税收负担水平说明了我国的税收增长与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协调。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摘要：本文从名义税收负担、宏观税收负担、税基税收负担和部门税收负担等角度对中国税收负担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大主体税种的税率处于适中水平，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农民税收负担偏重；宏观税收负担处于明显上升趋势，但未来税收负担上升趋缓；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断，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多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关键词：税收负担；国民收入分配；税收负担转嫁

一、引言

税收负担问题历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中国一直被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福布斯》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全称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它是将一国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税、商品税以及财产税等六大税种的最高一档名义税率加总后得出的。其局限性在于：一是由于各税一般都带有减税和税前抵免等措施，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二是就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看，它只适用于那些收入相对较高的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们，并不适用于普通民众。因此，仅通过“税收痛苦指数”不足以反映中国税收负担实际［1］。

从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变动上看，自1997—2008年，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88%，而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22%，税收增长幅度大大高于GDP，由此导致宏观税收负担不断上升。在这种背景下，关于中国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的税收负担是高还是低？

国内学者对税收负担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对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上。安体富比较早地注意到统计口径和国情因素的可比性问题，并通过数据调整计算出中国3个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2］。但是即使是用同一个指标，不同研究者得到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彭高旺和李里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收负担没有偏重，在世界范围仍处于偏低水平［3］。朱青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且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负担高低并不直接关联，因此不能用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较低来推论中国是高税收负担国［1］。而李波的判断正相反，认为评判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根本标准取决于是否提升人民福利，既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可以认为中国宏观税收负担较高［4］。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最终由居民和政府承担，其中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是拉动GDP增长的内生动力。我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1］，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力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有效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顺利转型。党的报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也先后密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等政策措施。这显示，着力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关切点和着力点。但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一直处于世界偏低水平，较高的税负水平极大制约居民消费，如何发挥税收作用促进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全国内需，已成为税收制度和政策改革的重要考量。本文基于税收负担的角度，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引入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及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寻求税收负担对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规律，为我国实现消费驱动发展战略，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转为稳定的“橄榄型”提供政策参考。

1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关于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中，不同学派观点差异较大。Gia⁃vazzi发现在丹麦和爱尔兰的财政紧缩期间其财政政策能促进私人消费，该发现极大挑战了传统凯恩斯理论［2］，随后国外学术界对财政政策非线性进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从理论角度建立最优模型，认为财政支出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3］。Amano研究发现个人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也存在显著性的非线性影响［4］。Wang实证研究财政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线性效应［5］。Wis⁃sem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税收收入一旦超过了临界阀值便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6］。Goldin从税收凸显角度分析税收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征收消费税和销售税会显著降低低收入人群对香烟的需求，对于高收入人群的卷烟消费却不显著［7］。我国学者关于财税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非线性影响的研究中，如张明喜、王立勇、方红生、储德银等研究了财政政策紧缩和扩张两个时期的政策总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显著非凯恩斯效应［8-11］。徐斌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发现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消费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西部都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但是东西部呈现“正U”形分布，而中部呈现相反的“倒U”形分布［12］。毛军从财税政策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非线性效应非常显著［13］。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税收政策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影响，如洪源从民生财政收入切入，分析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运用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的非线性效果［14］。王结玉认为应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制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运用税收政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化［15］。国内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的测算以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关于间接税负担的实证研究较多。聂海峰等认为间接税负对居民收入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合理设置间接税负比重，防止间接税累退效应影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16］。汪昊等发现农村居民的间接税负大于城镇居民，并测算出中国城乡居民间接税负担均呈U型［17］。赵艾凤等认为我国消费税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有限，但是在2009年之后成品油消费税成为影响消费税分配效应的最主要因素［18］。杨森平等通过计算和比较间接税后及税前泰尔指数，发现间接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逆向调节为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单位收入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差异是促使间接税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19］。陈建东等研究发现消费税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在2000—2011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在2012—2017年消费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转为逆向调节［20］。许坤等利用广义矩估计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税收负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并不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但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投资间接影响收入在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2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收入与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等问题。韩玉萍等发现总收入及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总收入不确性促进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但抑制了中部消费［22］。李卫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居民工资性收入、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城乡差距都很大［23］。陈浩等发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阶层存在较大的差异，低收入群体主要为生存型消费，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为扩大发展型消费，而高收入群体主要表现为享受型消费趋势，并且三种消费类型依次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24］。综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已有的研究大多从财税政策或税收负担角度研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或单独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直接税负以及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2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2.1门槛模型的设定。本文借鉴Hansen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25］。门槛回归模型是指当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结构性突变的计量研究方法，该方法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并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该方法克服了主观设置架构突变所产生的偏误。在进行静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γ和模型变量参数估计值α进行估计，然后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并对门槛值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检验：首先将任意γ0作为初始值赋予γ，并且在给定的门槛值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各个参数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平方和。然后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s1(γ)值来获得γ的估计值γ ̂=argminS1(γ)，从而找到最优门槛估计值。第一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α1=α2，备择假设为H1:α1≠α2，通过构造F统计量F=[S]0-S1(γ) ̂σ ̂2来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其中S0为原假设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 ̂1=γ0，备择假设为H1:γ ̂1≠γ0，通过构造似然比函数LR=[S]1(γ)-S1(γ) ̂σ ̂2来检验门槛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由于统计量均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运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得到F检验的渐进分布和概率P值，以此来提高检验的显著性。在通过第一个检验后，第二个检验也通过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分别建立税收负担对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拟考虑设定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进行研究。式中：（1）和（2）分别表示三种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组。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czconsit表示城镇人均消费；ncconsit表示农村人均消费；czincit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ncincit表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为指标函数；Xit表示税收负担；γ1和γ2为待估测的门槛值；Zit表示外生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扰动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2.2数据的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2002—2017年的省市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本文涉及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EPS数据库。31个省市的税收数据含其所辖计划单列市的数据（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为了消除价格指数的影响，所有的变量指标都以2002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2年=100），为了消除异方差和量纲的问题，所有的绝对数变量指标都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进一步增强数据的平稳性，具体数据见表1描述性统计。数据来源方面，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czconsi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ncconsit。解释变量选取全国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税收合计占各地区GDP比重（宏观税负trit）；各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总和占各个地区GDP比重（间接税负trjjit）；各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总各地区GDP比重（直接税负trzjit）。门槛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czincit；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cincit。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变量cxgapit用i省份t年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值来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pgdpit；民生支出zcczit用i省份t年的各地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三个项目的总和表示；urbanit表示城镇化，用i省份t年的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示；教育eduit用i省份t年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it用i省份i年的进出口总量与GDP的比重来测算，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2.3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表2报告了分别以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居民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进行了双重门槛检验，采用自抽法（1000次）反复抽样后模拟计算得到F值及伴随概率P值门槛效应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都会产生单一门槛效果。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只有当宏观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才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农村的人均收入没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双重门槛效应。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而言都没有产生三重门槛效应，于是本文将采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时，表3列出了具体门槛值以及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当分别以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存在相同的门槛值，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9.6707（15846元）和10.0899（24098元）；当以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当以宏观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8.3851（4381元）和9.251（8982元），而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则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因为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由于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本文根据门槛模型测算出来的门槛数和门槛值，进一步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阶段。具体收入水平等级划分见表4（以2002年价格）。2.4实证结果分析。门槛模型的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是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0.8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6~24098元之间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减少，弹性系数为-0.452，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变为-0.06，但是效果不显著。CFPS数据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6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富，低端25%的家庭仅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左右，高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所以无法带动整体消费。宏观税负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因此，目前我国宏观税负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以及消费升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为负，弹性系数为-1.01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846~24098元之间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增加，弹性系数为-1.215，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647。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以及劳务商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间接税的累退效应使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大的税负，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城镇居民由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的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并且城镇居民又拥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税收负担抑制效果逐渐变强。城镇居民由中等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时，消费结构由中低档转向高档使得劳务商品的价格对高收入群体影响较小，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作用降低。表6输出的结果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小于4381元时，宏观税负对居民的消费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1.955，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81~8982元时，弹性系数为-0.244，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8982元时，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的影响变为正，弹性系数为0.36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税收负担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出作用扭转成挤入效应，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重新分配到农村居民手中，居民的收入水平间接增加，从而购买力水平增强，政府的补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从“政府偏向型”转向“居民偏向型”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得到良好的体现。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时，不存双门槛效应，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但是也对消费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此外，从表5和表6的控制变量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城镇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不难发现城镇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较高，这意味着高的收入预期与收入水平和低的失业率，使城镇居民都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但是在全国物价水平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差距越大，越发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大额刚性支出”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释放居民预期消费。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对与城镇和农村而言都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社会压力竞争大，即使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外需低迷，贸易摩擦不断，依赖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也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城镇化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并且拥有较高的系数，城镇化有利于城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劳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并且可以为农村居民创造出比农业就业岗位更高增长率的工资收入，所以城镇化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3结论与建议

内容摘要：本文对折扣销售、折让销售、打折销售、返还现金、赠送购物券、加量不加价等促销方式的税收负担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现金折扣销售方式缴纳增值税额较多，加量不加价销售方式利润最大，返还现金销售方式利润最小。

关键词：商品流通企业促销经营税收

作为调节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税收来说，不管税制设计的如何合理，也不管最终税负如何公正，税收对纳税人来讲始终都是一种负担，从会计的角度看是一种费用，税收对企业的这种负担会影响到纳税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但税制的设置往往有意、无意地为纳税人提供了调节税收负担的空间，纳税筹划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纳税筹划是企业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是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具体运用，它是企业应有的社会权利。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中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限度的追求应该说是一种本能，它不会因企业所有制性质、组织形式、经营状况、贡献大小等的不同而不同，纳税筹划可以说是各个企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但必须明确的是，纳税筹划不同于偷、漏、逃税。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是受法律保护的，是法律所允许的，而偷、漏、逃税却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纳税人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一定要避免进入筹划的误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市场逐渐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产品出现极大的过剩，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一分利已成为众多厂家、商家的经营口号。而对直接面对广大消费者的流通企业来说，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吸引消费者的眼光，频频推出花样繁多的促销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如折扣销售、折让销售、打折销售、返还现金、赠送购物券、加量不加价等。下文比较了几种基本的促销方式的税收负担问题。

折扣销售、现金折扣与折让销售的比较

摘要:煤炭行业的税收公平性，直接影响该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因此，文章通过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探究我国煤炭采选业与国内矿采和能源相关工业行业的经营亏损情况、流转税综合税率情况、税负结构，进而分析我国煤炭企业税负公平性问题。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煤炭行业承担着较其他行业过高的税负，煤炭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坚持税收公平性原则，降低煤炭行业税负，减轻煤炭行业的税负负担，调整税负结构，才能使煤炭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煤炭企业;税收;公平性

近年来，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性能源，在全国化石能源储量中占比高达97%，在全国能源供给和能源需求结构中占主导地位［1］。然而，由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环保政策的提出，电力钢铁等高能耗企业纷纷进行“煤改气”和“煤改电”，使得煤炭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原煤生产量和煤炭消费量自2014年来持续下跌，2016年我国原煤生产量照比上年减少量了7.7%，而煤炭消费量照比上年减少了1.3%［2，3］。尽管煤炭价格已回升，全国煤炭企业仍面临大范围亏损，而此时再向其征收税负无疑加剧了煤炭企业的负担。因此，在当前煤炭企业经济下滑严重的情况下，对比煤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税收征收情况，分析我国煤炭企业税负公平性问题，进而帮助煤炭企业走出困境，使煤炭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对于支撑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已有不少学者对煤炭企业税负担现状［4］、煤炭企业税收负担过重的原因［5］、以及煤炭行业税收负担是否合理进行了探究［6］，本文则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将我国煤炭采选业与国内采矿和能源相关工业行业的经营亏损情况、流转税综合税率情况、税负结构进行比较，探讨我国煤炭企业税负公平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由于各部分数据更新程度不同，本文针对不同的比较类型来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更好的向读者展示结果。

1煤炭采选业亏损情况与其他行业比较

近三年来我国规模以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亏损企业数占比均高于25%。2014—2016年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情况见表1，由表1可看出与工业其他行业相比，2014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亏损企业数占比在41个工业行业中比例排名第一，为28.01%;2015年与2016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亏损企业数占比均仅次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排名第二，亏损企业数占比分别为33.71%和26.66%。由此可知，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亏损企业数排名靠前，同时亏损企业数占比远超其他工业行业，这直接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正在遭遇最为严峻的挑战。从亏损总额来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占销售收入比重呈波动增长趋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占销售收入比重从2014年的2.34%增加到2015年的4.16%，2016年下降到2.77%，虽然2015年到2016年呈下降趋势，但相对于2014年整体趋势仍为上升趋势。可见，近年来我国煤炭行业每况愈下的状态。

2煤炭行业流转税综合税率与其他行业的比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房地产企业项目立项应考虑的税收筹划；房地产企业项目建设中应考虑的税收筹划；房地产企业销售时应考虑的税收筹划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税收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无偿向政府支付的一种费用，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依法治税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税收筹划由3个操作层次组成、选择合适的建房方式、房地产的代建行为、合作建房方式、开发多处房地产、通过增加扣除项目对土地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相关借款利息的筹划实务、销售与装修分开，分散经营收入、针对纳税主体的新设分立、减少账面收入或递延纳税时间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企业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根据税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对策与安排。因此，税收筹划不同于逃税、偷税，是企业的一项重要财务管理活动。本文根据房地产行业的特点，分别从房地产项目立项、建设和销售阶段提出所应考虑的税收筹划，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

税收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无偿向政府支付的一种费用，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主体，可以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尽量减少纳税额，使税收负担率达到最低。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存在的，目前看来至少包括政府依法治税的水平和税法变动情况两类因素。

首先依法治税是进行税收筹划的前提，税收筹划是以现行税制为基础的，如果某一地区的实际税收经营不是以现行税法为依据，而是以其他类似收入指标的因素为依据，那么进行税收筹划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其次，由于税法作为一种法律既有稳定性，也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进行税收筹划应该时刻关注税法的变化。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税法调整较为频繁的阶段，这点尤其要重视，因为税法一旦调整，税收筹划的依据可能消失或改变，筹划的结果就完全可能与当初进行筹划的预期相反。所以，企业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应当重视税法的变化及调整，并据此相应调整税收筹划的策略和方案。任何一个税法的调整，其内容本身就是新的税收筹划的基础。

税收筹划由3个操作层次组成：①初级税收筹划：避免企业超额税负。②中级税收筹划：优化企业税务策略。③高级税收筹划：争取有利的税收政策。真正意义上的税收筹划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是一个企业纳税意识不断增强的表现。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纳税人往往面临着税负不同的多种纳税方案的选择，纳税人可以避重就轻，选择低税负的纳税方案，企业税收筹划就是合理最大限度地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自主创新的内涵；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立法层次不高、优惠方式欠科学、优惠力度偏小、功能缺陷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从税收政策体系着手，规范自主创新税收立法，完善所得税制，建立鼓励风险投资、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进一步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1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