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律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税收法律意识重构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LegalRelationofInternationalTaxLaw）是国际税法在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为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它为参照系可以把国际税法的众多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为国际税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整合的功能与效果。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1]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有学者将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指国家、居民和国际组织。[2]我们认为，国际组织或者属于纳税主体或者属于征税主体，将其单列为一类主体似乎不妥。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当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等方面，使用“跨国纳税人”的称谓仍然是可以的。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摘要]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税法理论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收法律基本理念、价值和原则最直接的体现，是我们对税法加以全面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我国现行的税法学著作、论文，包括税收立法实践中所持有的观点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权力关系说的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己经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加入WTO后的现实需要。税法理论，应以平等、公正、理性来改造税收法律，探寻适应中国国情的税收法律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本文将在税收法律关系领域作一探析，在研究税收法律关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路与观点。

[关键词]法律关系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

税法作为国家征税之法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关系是一定的事实状态通过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状态。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收法律基本理念、原则的最直接体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直接影响到税收法律的制度建设和实施。

（一）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主要观点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以及折中的二元论观点之争。

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最早源自德国。权力关系说以德国的OttoMayer为代表的传统性学说。该学说把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国民对国家的课税权的服从关系来理解。是依靠财政权力而产生的关系，国家或地区公共团体享有优越于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服从这种权力。因此，从性质上看，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关系，“在税法领域中是以法律——课税处分——滞纳处分——税罚则这样一形式来行使课税权的。因此德国行政法学者视课税权的行使同警察领域中的警察权的行使形式如出一辙。按这样的观点看，税的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而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因此税法具有同行政法其他领域相同的性质。故将税法作为特别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是可能的。这样就不存在税法作为独立法学部门法的逻辑上的必然性。”

【摘要】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税收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层级性的税收法律关系网。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规范所调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厘清税收法律关系网，辨清各种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链结的扭结所在，消除内部的冲突和凌乱，有助于将民主精神和人权理念嵌入其中，为充分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编织一张更为和谐全面的网络。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层级性

【正文】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层级性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1]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客观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同时，类型众多、效力有别的法律规范构成了不同级次的法律体系，不同级次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具有层级性。

在税法中，税收法律规范的类型众多，并呈现一定的结构体系，这决定了税收法律关系具有综合性与层级性。税收法律关系不是单一性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而是一个各种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在税法中的反应。按照，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调整对象的不同，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可以包括税收宪法关系、税收体制关系、税收征纳实体关系、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税收救济关系。

【摘要】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税收法律规范的庞杂性，共同构建了一个具有层级性的税收法律关系网。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规范所调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厘清税收法律关系网，辨清各种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链结的扭结所在，消除内部的冲突和凌乱，有助于将民主精神和人权理念嵌入其中，为充分保护纳税人的利益编织一张更为和谐全面的网络。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层级性

【正文】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层级性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1]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客观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同时，类型众多、效力有别的法律规范构成了不同级次的法律体系，不同级次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具有层级性。

在税法中，税收法律规范的类型众多，并呈现一定的结构体系，这决定了税收法律关系具有综合性与层级性。税收法律关系不是单一性的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而是一个各种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在税法中的反应。按照，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调整对象的不同，税收法律关系总体上可以包括税收宪法关系、税收体制关系、税收征纳实体关系、税收征纳程序关系、税收救济关系。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税收的法律性本质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和体现。本文就税收的法律性本质及对税收工作的要求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本质属性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内在固有特性

在税收研究领域，学者对税收的产生、作用和性质一直在进行着不懈地研究和探讨。霍布斯认为，征税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抵御敌人的入侵。（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亚当·斯密认为，税收是维持政府所必须的费用，一国国民都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84页。）。二者的论述说明税收是为了维持政府的需要而征收的，而政府收税的目的又是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税收表现为收入性特征。孟德斯鸠在论述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时指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第213页。）。这里包含了四方面含义：一是国家的收入来源于公民所付出的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二是公民付出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剩余财产的安全；三是公民可以快乐、自由地享用这些剩余的财产；四是公民付出的财产与其所得到的保护相当。前两层含义说明了税收的收入特性；后两层含义则说明税收要取之有度、取之有序，只要起到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与快乐享用即可。显然，后两层含义还明确了税收应当依法确定、按规定计征的法律要义，税收不单纯为支出而收取，更重要的是税收应当明确、规范；税收因法律确认而存在，税收具有法律性特质。

在税收研究领域，多数都是从税收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税收，认为税收是一种分配手段，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价值补偿，具有强制性、无偿性、规范性特点（注：胡怡建、朱为群：《税收学教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第1版，第9-11页。）。这仍然是对税收的收入目的与原因的分析，而恰恰忽视了税收的形成、税收潜在的历史作用及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从税收的形成来讲，从形式上讲是对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但这种分配得以进行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而强制划分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划分是按照政府的需求进行的，并不完全遵循“等价有偿”原则。从税收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主要是维护政府公共品需要而进行的征收，公共品的消耗是为了给予公民一个使其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和实现的环境。即使坚持这样一条原则，政府的公共品支出也难以与公民的权益划等号。政府要转移支付、政府要参与国际交往或者对外捐赠，甚至政府的个别公务员腐败也需要政府付出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要引导消费、要优化资源配置、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要不断增强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和对世界经济的适应与应对能力、要立足于长远发展经济等等，这其中许多支出并不是即时用于纳税人自身，有的可能使他人或者将来的纳税人受益，有些情况下还可能要向纳税人征收相对较多的税款，就一定阶段或者某一纳税人来讲，这些税款超出了纳税人应当的支出，是纳税人所不愿支付的，但国家认为是“必须”的，所以国家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保障其征收。即使税收与纳税人所获取的“保护”和利益相当，由于纳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看不到政府的直接回报，因此他们并不情愿“无偿”地向政府提供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税收也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税收又是在明确设定了税种、税目，税率条件下按照规定程序征收的。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税收依法设立、凭借政治权力征收、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税收自始自终都体现为国家的意志，税收法律性是税收固有的本质特性。

（二）法律性是税收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税收的法律性本质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重视和体现。本文就税收的法律性本质及对税收工作的要求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本质属性

（一）法律性是税收的内在固有特性

在税收研究领域，学者对税收的产生、作用和性质一直在进行着不懈地研究和探讨。霍布斯认为，征税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纳税，乃是因为要使国家得以有力量在需要时能抵御敌人的入侵。（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8页。）亚当·斯密认为，税收是维持政府所必须的费用，一国国民都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版，第384页。）。二者的论述说明税收是为了维持政府的需要而征收的，而政府收税的目的又是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税收表现为收入性特征。孟德斯鸠在论述赋税、国库收入的多寡与自由的关系时指出：“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第1版，第213页。）。这里包含了四方面含义：一是国家的收入来源于公民所付出的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二是公民付出财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剩余财产的安全；三是公民可以快乐、自由地享用这些剩余的财产；四是公民付出的财产与其所得到的保护相当。前两层含义说明了税收的收入特性；后两层含义则说明税收要取之有度、取之有序，只要起到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与快乐享用即可。显然，后两层含义还明确了税收应当依法确定、按规定计征的法律要义，税收不单纯为支出而收取，更重要的是税收应当明确、规范；税收因法律确认而存在，税收具有法律性特质。

在税收研究领域，多数都是从税收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税收，认为税收是一种分配手段，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价值补偿，具有强制性、无偿性、规范性特点（注：胡怡建、朱为群：《税收学教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年10月第1版，第9-11页。）。这仍然是对税收的收入目的与原因的分析，而恰恰忽视了税收的形成、税收潜在的历史作用及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价值。从税收的形成来讲，从形式上讲是对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但这种分配得以进行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的介入，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而强制划分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划分是按照政府的需求进行的，并不完全遵循“等价有偿”原则。从税收发展的历史来看，税收主要是维护政府公共品需要而进行的征收，公共品的消耗是为了给予公民一个使其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和实现的环境。即使坚持这样一条原则，政府的公共品支出也难以与公民的权益划等号。政府要转移支付、政府要参与国际交往或者对外捐赠，甚至政府的个别公务员腐败也需要政府付出一定的代价，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政府要引导消费、要优化资源配置、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要不断增强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和对世界经济的适应与应对能力、要立足于长远发展经济等等，这其中许多支出并不是即时用于纳税人自身，有的可能使他人或者将来的纳税人受益，有些情况下还可能要向纳税人征收相对较多的税款，就一定阶段或者某一纳税人来讲，这些税款超出了纳税人应当的支出，是纳税人所不愿支付的，但国家认为是“必须”的，所以国家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手段保障其征收。即使税收与纳税人所获取的“保护”和利益相当，由于纳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看不到政府的直接回报，因此他们并不情愿“无偿”地向政府提供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保障，税收也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税收又是在明确设定了税种、税目，税率条件下按照规定程序征收的。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税收依法设立、凭借政治权力征收、通过法律强制执行，税收自始自终都体现为国家的意志，税收法律性是税收固有的本质特性。

（二）法律性是税收运行规律的客观反映

税法是通过设定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来规制征纳双方的税收活动的，但如果法定的征纳义务得不到履行，不仅国家税收无法保证，纳税人的权利也不能实现，公平有序的税收秩序就很难建立。为了保证税法的有效实施，规范和监督税收征纳活动，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税收法律责任就成为税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和必备要素，这是法学作为一种责任之学所使然。从理论上说，法律责任是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共同的一项要素，即无论是税收实体违法行为还是税收程序违法行为，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在狭义上，我们一般将税收实体法的要素界定为纳税义务（税收债务）成立的要件，同时实体税法的实施和实体纳税义务的履行要通过税收征纳程序活动来实现，因此，税收程序法上的法律责任要素不仅包括违反税收程序法的法律责任，而且包括违反税收实体法的法律责任，即法律责任要素在税法上统一于税收程序法要素中，这是税法方法论的要求。另外，税收法律责任在广义上包括征税主体的法律责任和纳税主体的法律责任、税收行政法律责任和税收刑事法律责任。[1]但在税收征纳程序中，多是追究有关主体的行政责任，特别是我国追究刑事责任不适用行政程序，这使得狭义上的税收法律责任要素中常常不包括税收刑事责任。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税收法律责任不仅指纳税主体的法律责任，征税主体因违反税法时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特别是在税收程序法律责任中，征税主体还成为承担程序违法责任的主要对象。在追究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必须明确其违法行为，只有税法主体实施了税收违法行为并予以正确认定时，才能运用法定的处罚形式使其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税收违法行为

（一）税收违法行为的含义和构成要件。

税收违法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违反税收法律规范、侵害了为税法保护的税收关系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因此，税收违法行为包括下列含义和特征：一是税收违法行为的主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它不仅包括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还包括其他主体，如征税委托主体、征税协助主体、税务人等，即他们都具有税法主体的“身份”特征。二是税收违法行为必须是某种违反税收法律规范、侵害了为税法保护的税收关系的行为。即当事人必须实施了某种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是税法，这种行为侵害了为税法所保护的税收关系（是一种破坏税收秩序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三是税收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承担税收法律责任。实施税收违法行为必须要承担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如追究违法主体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四是税收违法行为包括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狭义上）和税收犯罪行为（广义上）。

认定某一行为是否为税收违法行为，关键看其是否具备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按照处罚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应由法律具体规定。但在理论上，大多数学者主张狭义上的税收违法行为应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关的法定义务。税收违法行为实际上就是税法主体不履行法定的义务，因此，行为人具有相关的税法义务是税收违法行为的前提。例如征税主体具有依法征税的职责，纳税主体有依法足额及时缴纳税款的义务，没有这些职责和义务，就无所谓失职或违法。二是行为人有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即行为人没有按照税法的要求来实际履行其法定义务，包括实施了税法禁止的作为行为或怠于履行法定的义务。例如日本、德国、台湾地区和我国均规定，认定偷税行为不仅要有“伪装及其他的不当行为”、而且必须造成不缴、少缴税款或谋取不合理的税收优惠等结果为条件。三是行为人主观上一般要有过错。关于行政违法行为在构成上是否需要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分歧的。我国行政法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行政违法行为适用客观违法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即只要行为人客观上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就构成行政违法，而不必再过问主观是否有过错。[2]我国台湾地区以前在实务上曾规定行政罚不以故意或过失为责任要件，但1980年的司法解释改采过失责任主义，认为：“人民违反法律上之义务而应受行政罚之行为，法律无特别规定时，虽不以出于故意为必要，仍需以过失为其责任要件。但应受行政罚之行为，仅须违反禁止规定或作为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者，推定为有过失，于行为人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失时，即应受处罚。”[3]本文认为是否以主观过错为要件反映了立法者在维护行政效率与人民权利二种价值上的权衡。实际上这两种价值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调和与平衡，“折衷说”不失为一种平衡的方法，即对法律明确规定需具备故意或过失要件的（如偷税、骗税等），应以过错责任为要件，以满足保障人民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对违反税法义务而不以发生损害或危险为其要件的，采取“过失推定主义”，允许当事人举证其无过失而免责，以兼顾征税效率。[4]

关于税收犯罪行为的构成，在我国是由刑法统一规定，其构成要件与一般的犯罪行为一样，都必须具备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客体四个要件。在其他国家，有关税收的犯罪多是由税法特别规定的，其与刑法的关系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即除非税法对税收犯罪另有规定，刑法总则的规定适用于违反税法的犯罪行为。在日本，二战前理论上认为税收处罚应视为因债务不履行而承担的损害赔偿，对税收犯罪的处罚实行财产刑主义和定额刑主义，刑法总则的规定对税收犯罪几乎不适用。但二战后，日本已改采用目前的刑法总则的规定也一般地适用于税收犯罪。因此，对税收犯罪的处罚，仅以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为限，对过失犯罪，只在法律有规定时才予以处罚。

本文作者：李飞工作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商贸学院

税收法律制度就是决定税收实际“应如何做”的问题，科学设定税制，包括税制的繁简、税种的构成、税率的设置等都会影响税收收入以及征管难易的程度。一国税制合理与否对税收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现行税制对于税收成本与效率的影响如何？笔者拟在具体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税制的措施。

一、税制对税收成本和效率影响的一般分析

1．税制的繁简程度是影响税收成本的重要因素。税制的繁简与其执行成本呈正比，也即税制越复杂，执行成本越高，反之则低。此外，税法还通过影响法律效力、税收执法环境等增大了税收执法成本，同时造成经济社会的效率损失。因此，税制的简明程度就会影响征税成本、纳税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简明的税收政策比复杂的税收政策更易于被征纳税双方接受和掌握，这样征纳税成本都比较低。但过于简化的税制也会带来税负不公和消极作用，从而增加税收的经济成本。2．税收政策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影响其执行力度。税收政策透明度高，可以降低纳税人的税收信息获取成本从而降低纳税成本；同时也会降低纳税差错率，降低税务机关的解释成本和纠错成本。3．税基的选择应考虑到税基的覆盖范围与可控性。税基的覆盖范围越广，税收超额负担越小，效率损失也越小；但税基覆盖范围的扩大会增加纳税人的数量，要求区别对待的概率也会增加，变动征收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当两类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时达到最优的税基覆盖范围。税基的可控性表现为优良的税基必须符合效率与公平原则，税基对税务机关来说必须易于观察和测度。税基越易于监测，税务机关越易于对税源进行控制，也越有利于税务机关降低征收成本。尽管技术进步可能会使以前很难监测的税基变得易于监测，但技术进步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限制因素，可监测性和信息需求对税基选择的限制作用仍会长期存在。4．税制结构的核心是税种的选择。各种税收工具的最优组合就是最优税制结构。在收入水平保持不变时存在多种税制结构的选择，可以通过不同税种搭配将税收收入按一定比例分配给不同税种。各种税收工具的最优组合要求在既定的税收收入水平上，将收入任务更多地分配给成本较低的税收工具，较少地分配给那些成本较高的税收工具，成本较高的税收工具分担较少的税收任务，直到各种税收工具征集收入的边际成本相等，以使社会负担最小。故依据边际成本相等的总成本极小化原则所决定的各种税收工具的最优组合，税制结构的过程选择就是税制优化的过程。5．税率是税制的核心。一般情况下，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计征简便，征收费用较小；而累进税率比较复杂，管理费用较高。税率种类的多少是影响税收效率的一个因素。从经济角度分析，对每一种商品采用不同税率将使税收的经济效率损失最少，但税率档次设置过多，又会增加税制的复杂程度，增加偷税的机会和征收成本。税率高低是影响税收效率的另一个因素。税率高，纳税人偷税的可能性就会加大，防止偷漏税的工作负担就会加重。税收收入存在一个客观上的限度，税率适度、收入适度既能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税率过低不利于收入任务的完成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税率过高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二者都会造成社会效益的降低。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证明税收存在一定的限度，并且把50％作为“税收生命线”，30％作为“税收兴旺线”。

二、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要保证税收效率，即以最小征收成本使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入库就要求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这必然要求税制具有稳定性、简洁性、合理性以及可实施性。在这几个方面，我国税制尚存在一些问题。1．税制不稳定。由于处在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税制变化较大，稳定性较差。这种不稳定性一方面可能具有积极作用，因为这可能是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的较快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税制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利影响。这种频繁变化的税制会不但加大税务机关的征收难度和征收成本，也增加了纳税人的学习成本和适应成本，由此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税收总成本。此外，国家为新政策出台而付出的税收政策调研、制订、颁布、实施等立法成本也应考虑进来。税收政策的频繁变化还会影响经济运行，形成税收额外负担，增加经济成本。如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税制改革，从提出到通过前后仅几个月时间，主要税种及相关税种的税负都来不及测算，使得增值税实施仅三个月就作了一百多个的补充规定。这显然增大了税务协调费用的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征收成本。2．税制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税收体制先后经历了四次大的变革，其中1994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在简化税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各种税收法规、条例、实施细则、批文等依然名目繁多，简化税制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这种复杂的税制表面看是针对各种情况作了精细化考虑，但也带来了税收效率低下、扭曲市场经济的竞争行为、“逆向调整”和易变难懂等问题。在我国税务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税制的复杂化还增加了税款核定、征收、稽查等税收征管方面的困难，同时也增加了纳税难度和税务诉讼方面的案件。3．税制不合理。首先，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但在现行税制下，实行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进项税额的生产性增值税，实际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平均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率长期为33％，2008年1月1日起才改为25％，相关财政数据显示，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其中，英国为31％，日本为39．5％，美国为39．3％，德国为38．9％；OECD成员国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平均为28．43％；发展中国家的税率更低，如波兰仅为19％；我国周边的18个国家（地区）中，税率较高的塔吉克斯坦达到50％，税率较低的中国香港地区有只有16％，平均税率为26．71％。从以上数据看，我国两大主要税种名义税率都偏高。较高税率不仅造成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而且GDP、消费、投资、出口总额都与税率水平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税率越高对以上四项宏观经济指标的牵制就越大。其次，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种类繁杂。不仅每一税种的暂行条例规定有税收优惠，而且在实施细则还有更详细的税收优惠，还有很多临时性的税收优惠，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中，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的驱动，要求当地税务机关甚或自己超越管理权限，特批某些纳税人特别优惠的税收待遇。过多的税收优惠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加重了税收征管难度，从而增加税收成本且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更会加剧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实质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根据比较优势学说，政府与市场都有各自的边界。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干预的增强便直接意味着市场力量的削弱。政府的强大干预与产权密切相关，因为市场的分配是根据土地、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量与其边际生产力来进行的，而政府则凭借行政权力获得收入。在公共生产效率低于私人生产效率的前提下，政府占有的资源越多，经济增长越缓慢，社会福利越少。因此，减少税收优惠实际上是减少政府的干预，提高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税制可实施性较差。如我国选择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在流转税中又选择增值税为主体税种，这是科学合理而且符合我国实际的，但增值税对经济的良好效应是建立在增值税制度的规范化基础上，而我国增值税采用扣税法，即进项税金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注明的增值税税额进行抵扣。从理论上来说，增值税具有独特的自我监控机制，但这种自我监控机制的正常运作需要多方条件与之配套，其中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经济交往应发生在已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之间；税务机关应有较高的审计频率。缺乏前者，将因增值税征收链条的中断而无法进行勾稽审计；缺乏后者，则极易导致增值税发票体外循环而使勾稽审计形同虚设。而我国因增值税范围偏窄、税率偏多、计算机管理起步较晚等原因而使得增值税开征的配套条件不完善，从而使得短期征收成本大大提高。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互联网派生的一种新的商业贸易形式,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兴贸易形式，其发展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电子商务也给我国的税收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课题。

一、电子商务的涵义和特征

（一）电子商务的涵义

电子商务作为一个名词已经日渐为人们所熟悉，但对于电子商务涵义，不同的组织，其理解也略有差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电子商务就是指一切以电子技术手段所进行的、一切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在广义的电子商务的概念下，可将一切现有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通讯计算机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纳入电子商务的范围之内。狭义说则认为电子商务是指以因特网为运行平台的商事交易活动，即因特网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这是目前发展最快，前途最广的电子商务形式，是电子商务的主流。

（二）电子商务的特征

由于电子商务是利用互联网提供的信息网络在网上进行的商务活动，因而具有传统商务不可比拟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