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交易市场范文10篇

【摘要】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但其水资源较为贫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通过发展水权市场，采取水权交易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水资源正是缓解我国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对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并就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摘要】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但其水资源较为贫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通过发展水权市场，采取水权交易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水资源正是缓解我国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对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并就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摘要】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但其水资源较为贫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通过发展水权市场，采取水权交易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水资源正是缓解我国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对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并就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前言

我国是一个人均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尤其是华北、西北的水资源危机十分严重，已成为我国人与水、地与水矛盾的焦点。北方地区当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虽可解决部分水源问题，但终究不能满足21世纪上半叶北方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解决北方天然缺水的百年大计是南水北调。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加紧实施，接下来摆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如何使北调的南水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水资源如何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就横锦水库部分用水权的有偿转让进行了民间自发的水权交易，而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根据每个城市的需水量按比例确定相应的股权进行投资，这说明我国在加强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鉴于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提出建立一种以合约为基础的水权交易市场模式，并加以分析，以期能够为我国南水北调中的水资源管理提供一定的参考。

1.水权交易是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

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与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过程中有关水的产权，通常包括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及与水有关的其它权益。依照法律规定，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客观上存在着水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加之水资源所有权主体唯一而水资源使用权主体多元化造了水资源管理责、权、利界定的复杂性，使得我国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着“多龙管水”和“多龙治水”现象，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区之间，各用水单位之间水资源的使用权模糊，水事纠纷不断；由于水资源管理的责、权、利界定不清，造成“公地悲剧”，水资源过度开发和企业超标排污，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浪费并存，使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者的利益大大受损，所有权虚置，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水资源空心化”现象[1]。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的影响，是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而水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有利于人们考虑长远利益，使用和节省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因为水资源产权界定明确，产权所有者和经转让后的财产持有者权益都得到保护，有利于使经济行为长期化。其二，有利于促进水资源收益和水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激励水资源有效利用和防治水污染恶化，杜绝“搭便车”现象。其三，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灾防治过程中，明晰的水资源产权制度有利于调解纠纷，化解利害冲突[2]。此外，市场经济的实践也已经证明，生产要素产权没有流动性，其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就极难形成，资源也难充分合理利用。我国已实施了不少的调水工程，如引滦入津、引黄入津、引黄济青等，它们在发挥较好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如不合理的、高度集中的、过度的经济发展没有得到调控，加之气候的年际和年内变化，使水的供求变化没有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来，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建立和完善水资源产权制度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需要完善水资源产权，在保证国家对水资源宏观调控、统筹规划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扩大水资源产权的流转范围。水权交易的出现既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加剧，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3]。它是水权供求双方在水市场上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经营权的买卖活动。南水北调的水资源配置也应进入水市场来运作。水权交易的结果，引导水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地区或部门，流向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用户。落后和欠发达的地区或部门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或部门可以通过在水市场上购买水权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达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4]。

2.南水北调中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摘要】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但其水资源较为贫乏，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水资源分配体制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通过发展水权市场，采取水权交易的方式来重新配置水资源正是缓解我国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对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并就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关键词】水权交易；水权分配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合约

我国是一个贫水国家，水资源危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水资源如何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得到最优配置并产生出巨大的综合效益，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0年11月24日，浙江东阳和义乌之间进行了水权交易，南水北调工程也即将进入水市场进行水权交易，这些都表明我国在水资源经济管理上加大了力度，并向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然而，目前我国的水权交易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本文从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及其重大意义、水权分配市场的管理以及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这四个方面对我国水权交易的发展作了初步探讨。

一、发展水权市场的必然性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农业时代，由于人口少，水资源的用途局限于饮用、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不大。而与不大的需求相对照，由于农业时代生态环境比较好，水资源的供给相对要多。因此较小的对水的需求与较大的自然水的供给，使得花费其余稀缺资源保护水的努力是不经济的。工业时代，水资源的用途越来越多，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自然水的供给能力越来越弱化，水资源的绝对稀缺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套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则由于存在的“囚徒困境”：一方面将导致资源的滥用，并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利用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会加剧个人或群体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并出现用暴力手段占有资源以及设置、维护某种排他性的产权。因此，当稀缺资源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水资源越来越稀缺，加之水资源需求弹性小和不存在替代效应，这样不同利益单位的经济组织就有了界定水资源产权的冲动。

西方产权经济理论曾指出：在资源稀缺、同时又缺乏滥用资源的有效约束条件下，要创造资源的最大财富产出，就必须进行资源保护的投资，也就是建立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在明确所有权后，受利已利益的驱动，创造资源的有效使用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源稀缺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学基础，这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选择。康芒斯则把所有权看作是资源稀缺的制度反映，而产权的交易和转让正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和基础环节。在资源财产权得到明确而清晰界定的条件下，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作为市场层面(即外部性)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就能通过交换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2011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批准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武汉）、广东、深圳7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已展开，在我国将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我国选择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交易成本的变化会改变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对交易价格、交易量和市场效率的影响程度。当边际交易成本逐渐减少时，交易价格会下降并且逐渐接近于交易成本为零时的均衡价格，交易量也会随之增加②。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市场建设初期易形成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从市场效率角度来看，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是我国建设全国性交易市场的必要准备。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从碳交易市场能否有效发挥资金配置功能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CDM项目定价权缺失，国际融资潜力发挥不足。清洁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计的合作机制，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额可为发达国家抵消它承诺的减排额，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得到技术和资金的支持。目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集中在CDM项目，且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CDM供应国。截至2011年11月23日，联合国注册的CDM项目共计3597个，我国已有1666个项目获得注册，占全球总数的46．32％。但由于我国没有CDM定价权，已成交的CDM交易价格远远低于国际通行价格；且我国企业参与CDM的模式单一，受制于CER长期锁定价格，丧失了在未来国际碳市场碳价格高涨时获得高收益的机会。2009年我国碳市场贡献了全球50％以上的CDM项目减排量，但交易金额只有13亿美元，占全球碳市场交易金额不到1％。另外，受我国地区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我国CDM项目的区域性较强。从CDM项目的区域分布情况来看，我国CDM项目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碳交易市场交易量的提升及碳信用期权市场的完善，会带动我国碳交易定价权的提高③。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市场充分调动全国其他地区CDM项目资源，对提高我国碳交易定价权，进而增强我国CDM的国际融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碳金融创新不足，国内融资渠道受限。碳金融是发展中国家项目融资中关键的杠杆资金。一个经济体中，要想发挥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需要改进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理念，增强金融服务意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而作为碳金融重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在动员储蓄、资本分配、监管公司投资决策方面更有优势，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融资成本①。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几家商业银行涉足碳金融业务，如兴业银行第一个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工商银行第一个采取节能环保“一票否决制”，浦发银行推出国内银行业首个《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光大银行推出“光合动力”低碳金融服务套餐等。其中，兴业银行是唯一成立总行级可持续金融专营机构的银行，截至2012年1月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融资余额716．49亿元。另外，作为一种集合性投资工具，低碳基金是重要的碳融资工具，其通过集合投资者的资金来购买碳指标，或将集合的资金直接用于GHG、CDM或JI项目的投资，通过基金管理人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不同低碳项目进行投资所获得的碳指标或现金收入来回馈低碳基金的投资人②，能有效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发展，增加碳交易市场的流动性和活力。我国为了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7年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但都主要用于资助碳汇项目，在规模和适用方向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综合看来，目前我国国内碳金融创新发展不足，国内大量的信贷资金及私人资金参与碳金融渠道不畅，且无法对我国现阶段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提供具有地方特点的资金支持。3．市场主体减排成本差异小，市场资金效率优化程度低。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市场主体数量有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碳交易市场优化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作用。以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例，北京市辖区内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万吨（含）以上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单位），其交易主体大都限于北京市行政区范围内。而碳减排成本的差异是碳交易市场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③。不同主体间的碳减排成本差异形成碳排放权交易的动力，并伴随着资金在市场不同主体之间的再配置。碳排放权交易可最终提高市场整体的减排效率，即碳资金回报率。一般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碳减排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能源利用效率较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强度低，碳减排成本较高；西部地区碳排放强度高，碳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但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中部地区内部差异先扩大后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碳减排成本差异在不断缩小④。目前我国的碳交易试点基本上是基于省市级范围进行的，小范围内碳减排成本差异较低，削弱了碳交易市场对排放权价值转移的配置作用。因此，区域碳交易试点作为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础，亟须解决区域市场间协作机制问题，从而有效发挥从单纯各省市范围内的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目前一些区域碳交易试点正在积极构建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应发挥已有的优势，同时积极研发CERs相关衍生品，建立CDM一级、二级交易平台，完善交易所功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首先，CDM交易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发挥我国CDM项目的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价格话语权，在吸纳国际融资方面获得更多优势；其次，借鉴国际CDM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相互促进的经验，通过允许自愿减排量进入强制减排交易市场，有利于我国总量限制以外的企业通过市场获得利润，激励非强制减排企业主动减排。另外，总量控制排放权机制下产生的碳配额是针对某些地区或行业进行的排放额总量限制，而碳补偿是强制减排地区或行业以外的企业所进行的自愿减排；自愿减排市场的存在，有效地增加了碳配额交易市场的流动性，有利于降低配额交易市场的交易价格，并保持交易价格的平滑性。商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是碳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对企业低碳改革的资金支持是作为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碳交易的保障。我国在建设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中介业务创新，在发展绿色贷款业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担保业务，从而尽可能降低银行的绿色信贷风险，促进绿色信贷更好地发展。另外，碳基金作为重要的碳金融产品，是碳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各区域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中发挥碳基金的融资作用，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自然资源、产业结构、财力水平，由政府和地方企业合作来设立符合地方特色的低碳基金。充分吸收当地政府资金支持，并且发挥民间资本等私人资本对低碳经济的支持作用。我国应在建立多个大型排放交易所的同时，建立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实现数据共享，例如建立健全统一的排放统计监测体系和中央交易登记系统，及时各类相关数据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系统不稳定性，从而有效地发挥碳交易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优化功能，以及从单纯点源治理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功能；同时试点区域应加强与周边经济区域的融合，扩大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例如，建立区域间研讨、信息交流会议机制，可首先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主体功能区内成立低碳发展会议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碳减排合作机制。资金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碳交易市场作为重要的资金优化配置工具，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面临一些问题，但由于我国区域碳交易的发展刚刚起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相关机制的完善，我国区域碳交易市场的碳融资平台功能、低碳资金优化配置功能等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本文作者：李虹付飞飞工作单位：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全球变暖是当今各国所要面临的气候难题，绿色低碳环保理念被世界各国所追求，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应对全球变暖已成为各国共识。因此，各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行得如火如荼。为减少碳排放，实现我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技术进步与节能投资降低碳排放，不断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本文在分析了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困境后，对完善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提出相应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京都议定书；碳交易市场；清洁发展机制；碳中和；碳达峰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焦点，如何应对气候变暖并有效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2018年碳定价状况和趋势》概述了全球现有和新兴的碳定价措施，其中全球都在实施的减排措施即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是指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所建立的市场。世界各国许多学者都在全面研究探索碳交易市场，即以交易机制、分类、交易工具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我国较晚进行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导致丧失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动权。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碳交易价格每吨低于印度所售价2~3欧元，同时碳交易价格远低于欧洲二级市场价格。为数不多的企业作为主体参与碳排放市场的交易，但是大部分企业的分布较为零星，并未集中在同一城市或具体的行业。企业参与市场交易的方式往往通过以与境外的买方进行商业往来应对市场的需求，有关的信息尚未完全透明化。由于目前存在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半透明且分散的状态，因此中国企业在交易往来中居于不利地位。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与权贸易量、建立统一碳交易平台紧密相关。因此，本文对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困境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议。

1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

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线上交易，我国正式步入“碳经济”时代。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总成交量截至2021年8月11日为646.183万吨，总成交金额为3.261亿元，成交均价为54.15元/吨。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从2002年8月至今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2002年8月正式核准《京都议定书》至2012年，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处于CDM项目阶段。2004年6月，我国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法规。继对上述的法规进行修订之后，我国于2005年10月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05年1月，北京安定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作为第一个“清洁发展机制(CDM)”试点成功。2005年6月7日，内蒙古腾辉锡勒风电项目作为我国第一个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CDM注册成功。我国的CDM项目在各领域不断拓展，2005年CDM执行理事会批准的项目为3个；2007年，我国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项目不断上升至113个；2008年，我国获得CDM执行理事会批准项目上升至总计222个。第二阶段：2013—2020年，我国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八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处于区域碳排放交易试点阶段，在上述区域内的碳排放总量与强度控制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2011年，我国发改委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7个省市先后作为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地区；2013年6月—2014年6月，上述决定的试点地区陆陆续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2016年，福建省作为又一新的试点地区。我国7个省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市以来，碳交易市场成交额不断上升，截至2020年，中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额自2014年的4.89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2.6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7.2%。第三阶段：我国自2021年开始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将电力行业纳入其范围内，处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阶段。我国在2020年11月20日颁布了《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确定了纳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企业与配额的分配方法；同时，在2021年1月5日颁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全国进入碳排放交易的实施阶段；2021年7月，启动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

2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困境

摘要：自1999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改革以及企业自身的转型逐渐向低碳环保方向靠近，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近年对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推行，便是国家在绿色环保方面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又一重大举措。本文旨在叙述碳排放交易市场出现的原因及其现状，提出其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分析。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碳排放交易市场

一、为何控制碳排放？

（一）温室效应挥之不去。温室效应的主要成因是碳排放。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四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目前，中国仅火力发电年消耗超过煤18亿吨，占煤炭总消费量的47%，每年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超过47亿吨。而全国的燃煤供热供暖工业锅炉近48万台，各种窑炉约13万台，年耗煤约7.5亿吨。如今，温室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态环境，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等问题频发，对于我们这个人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基础薄弱的大国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二）三赢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加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在青海考察时提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目标。其中经济效益主要在于增加收入,增强实力,提高技术,优化产业结构等；社会效益则与人文和生活有关,如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就业机会,完善基础设施等；生态效益旨在优化环境、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三者在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得到统一。

二、碳排放交易市场现状

（一）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场所共有四个，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易制、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易制、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家信托。其中，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及英国排放权交易制是国际性的交易场所。碳排放市场在这四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欧盟一直是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领跑者，自运行之日起，其交易量与交易额占全球总量的3/4以上。而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已有芝加哥交易所、东部及中大西洋10个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加州全球变暖行动倡议等区域碳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和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量交易。澳大利亚分两个阶段实施其碳价机制，即固定碳价阶段（2012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与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机制阶段（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亚洲地区是碳交易起步最晚的区域，韩国是亚洲第一个引入按交易机制的亚洲国家，随后是日本，总体上，亚洲地区的市场比较有限。（二）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确立了7个试点省市，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个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国家当时实施试点的目的在于探索建立碳的市场机制，并不把重点放在提高价格上。2013年6月，首部《深圳绿皮书：深圳低碳发展报告（2013）》正式，国内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在深圳启动。2017年12月，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标志着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成立。该方案提出我国将分三个阶段来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工作，即基础建设期、模拟运行期、深化改革期。2019年4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发行，为公开征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意见，体现了我国正进一步推进碳排放交易工作。

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的经验

(一)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设置当前我国规划中的碳交易机制包括两类试点，一是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一是地方层面的强制减排交易机制。经验证明，要使碳交易机制在一定经济范围内发挥激励减排作用，必须建立强制减排交易体系。而强制减排交易体系可以采取碳排放的总量限制交易或基准信用交易两种形式。总量限制交易指政府对排放量规定一个上限，然后在该上限之下确定额度分配，当这些额度分配完毕就可以自由交易了。［1］现有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中，以欧盟的碳交易体系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碳交易市场采用的是总量限制交易。一个经济体无法实现全局总量限制时，则可采用基准信用交易方式进行。［2］基准信用交易是总量限制交易的一个变种，它指政府根据个体的排放水平划定一个特定的碳排放基线，并按特定程序进行监测和计算参与方的实际碳排放量，在履行期限届满时，若企业实际碳排放低于碳排放基线，可以将剩余碳信用额度进行交易获取收益;若企业实际碳排放超过设定碳排放基线，就必须购买缺口的碳排放量，以保证履行政府设定的碳减排目标。［3］当前，但凡采取碳强度指标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都是基准信用交易，如瑞士、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和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碳强度是指每一美元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目前采取的是碳强度指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方法与经验值得我们在设置碳排放交易机制时借鉴。(二)区域间市场衔接2011年中国确定的首批七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目前已经或正在启动成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以区域为单位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时，因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情况差别很大，必然会出现交易机制的差异，碳排放标准的差异，核实、监督、处罚机制的差异，以及对产业的配额分配的差异等等。目前各省区市均是本着本区域的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区域内碳排放交易市场，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在形成全国性大市场时必然会出现矛盾和纠纷，因此在当前各省区市的交易机制及相关制度建设过程中是否需要有中央制定的统一的指导原则值得关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采用分权化治理模式，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体制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排放交易体系中如设定排放总量、分配排放权、监督交易等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其他总量交易体系的最大不同。其他总量交易体系如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体系，都是集中决策的治理模式。采用分权化治理模式，欧盟既可以实现总体上的减排计划目标，同时又能考虑各成员国的差异，从而有效地平衡了各成员国和欧盟的利益。欧盟交易体系的分权化治理思想，体现在排放总量的设置、分配、排放权交易的登记等各个方面，这种在集中和分散之间进行平衡的能力，使其成为排放交易体系的典范。［4］

甘肃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构建

甘肃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需要在市场制度框架构建，该体系主要包括市场核心区、监管措施和奖惩措施三个方面。在交易市场核心区，主要是交易机制的选择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构建。对甘肃省而言，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偏向于重工业化，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选择总量控制的交易机制会影响甘肃经济总量的发展。因此交易机制选择基准信用交易机制是甘肃目前的必然选择，也就是根据不同的行业制定各行业每单位经济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通过限制单位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量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各企业根据自愿减排和强制减排原则以及自身条件进行选择，并在碳排放市场进行交易。碳排放交易市场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核心，企业和项目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自主交易，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可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下竞争定价，在这方面可借鉴国外如欧盟一些国家和我国北京、上海等地区的碳排放交易试点的经验。我国因为碳交易时间不长，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科学的交易体系，企业不具备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自主交易的能力，政府相关部门不具备市场有效监管的能力，因此甘肃在碳市场建立初期不可能一步到位，形成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之初不可能实行完全的市场化，相关部门需要协调、控制碳价格的剧烈波动，将企业的减排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当市场发展、发育到一定阶段，企业熟悉和适应了碳交易，相关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比较完善时，才可进一步推动价格市场化，相关部门对价格由控制转变为监管，将价格波动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可。此外，在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中，监管措施和奖惩措施是保障基准信用交易机制顺利、有效实施的条件。监管措施一方面需要对碳排放交易市场各交易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保证依法交易。另一方面对碳排放要进行科学的检测，建立碳测量中心，提高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支持更好的碳排放监测，以确保一个公平的碳市场。而且有效的监督、检测、核实是实行奖惩措施的依据。奖惩措施包括处罚制度和激励制度的设置与实施，对于达到碳排放标准或超标的企业或项目，可按照交易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对于不能达标的企业或项目进行必要的处罚。

甘肃碳排放交易的约束条件

(一)实行碳排放交易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目前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对甘肃的经济总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贸出口和就业方面将产生负面影响。多年来，甘肃经济主要依靠采矿业和制造业两大传统工业，根据2011年《甘肃发展年鉴》统计数据整理知，采矿业和制造业两大传统产业2010年就业人口434061人，占在岗职工总数的23.09%;城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6377830万元，占城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25.09%，同时外商投资126262万美元，占外商投资总额的20.08%;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6%左右。可以看出传统工业对甘肃经济发展和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采矿业和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煤炭、焦炭、原油及电力等主要能源品种的消费量约占总量的75%，因此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地方和企业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会阻碍低碳政策的执行，而如果简单地强制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或基准与信用额度交易在当前发展水平下又会约束经济的发展。(二)资金与技术的约束碳排放主要指的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京都议定书》附件中强调除二氧化碳外，还有甲烷、氧化亚氯、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5种温室气体。对于碳排放的控制，从资金和技术方面看，甘肃的政府和相关行业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对政府而言，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核算、跟踪企业的碳排放量以确定企业的碳排放配额是建立公正、开放的碳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对于甘肃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难以达到。对高耗能企业而言，节能减排的实施、技术创新同样离不开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目前，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还在起步阶段，欧美国家在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等环保产业的技术转让中设置众多的技术壁垒。因此，资金和技术的约束将成为甘肃相关部门和企业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瓶颈。(三)目标与适应性的约束作为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高耗能、高污染工业一直对甘肃经济产生重要的作用。虽然近年来甘肃工业固体废物、废水、废气及主要污染物处理量逐年增加。但如果目前强制实施碳排放总量限制或单位经济活动排放量，部分企业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制约将很难达到要求的标准，并且当前法律、法规制度的欠缺也不能很好地支持碳交易的实施。2010年9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实现减缓温室气体增加的目标将很难并且成本高昂，将设定绝对排放上限和碳交易市场列为远期计划。对于甘肃这样的落后地区，企业、社会、政府各方面的适应性要在一段时间后才可能出现。

根据市政府统一安排，我在联交所挂职学习了3个月，对联交所产权交易规章制度、操作程序和产权交易市场功能有了全面了解和把握。现结合实际，就如何加强产权市场建设，更好地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联交所的基本情况

市联合产权交易所是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集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交易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市场平台，是我国目前运作最为规范，价值发现最为充分，交易最为活跃，融资功能最强的产权交易市场。其交易项目来自全国30个省市区，港澳台地区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交所在产权交易中主要发挥以下功能：一是信息集散功能。联交所通过会员、产权交易分所、交易所网站、新闻媒体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信息集散中心。二是价格发现功能。交易产权在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披露转让信息，通过场内规范和充分的竞争，有利于发现产权的价值。三是资源配置功能。所有者和投资者通过联交所公平的交易，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果。四是资本进退功能。各种资本通过联交所能够实现企业破产、股权多元化、吸收技术、市场扩张、优化人力资源等资本进退目标。五是规范交易行为功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使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六是社会稳定功能。产权转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时通过联交所操作，能有效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职工、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自1994年4月20日成立以来，联交所累计完成交易42863宗，成交金额1305309亿元。其中2008年完成产权交易1852宗，交易金额120093亿元。

二、主要做法

（一）扩大交易范围。交易主体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等企事业单位；交易标的含各类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文化产权、农村林权、土地承包权、排污权、耗能权等。

（二）科学制定交易管理制度。实行监管层（国资委、产管办）、交易层（联交所）和经纪层（执业会员）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市国资委、市产管办负责市场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联交所提供信息准、手续便、成本低的交易平台，执业会员负责交易双方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