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负担范文10篇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一般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生产率。2002年世界银行曾对50年来其自身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农业发展战略作总结性回顾，其时林毅夫发言指出，50年来，提高农民收入传统上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引进科技为基础。这样一个政策基本上没有成功，长期、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水平，仅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增加农业产出无法达到目标。农产品需求弹性低，即使全国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拉动作用也较小。农产品价格弹性也低，农产品生产率提高，产量增加，价格会下降很多，以致“谷贱伤农”。所以，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产出，无论力度多大，都不可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办法，长期、可持续的办法只有靠减少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产业、就业结构，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相应增加农村劳动力的耕地和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民收入才有可能保持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理论分析和别国实践都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的经验也同样如此。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收入增加靠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此后，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减少农业人口。1985年到1990年初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提供了1亿多个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机会。此后则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大量的农民工的需求，又提供了1亿个离土离乡的就业机会。近几年城市里出现“通货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农民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渠道阻塞，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而且，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加剧，许多乡镇企业破产，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也回流到农业。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收入如果要有比较合理的增长，则“十五”计划期间每年必须在城里为农民提供800万个就业机会。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74%，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64%.农村人口比重10年降一成，速度缓慢。

摘要：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重要税收来源，也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小微企业亏损情况日益严重，这背后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日益下行，整个经济大环境不理想，加上小微企业存在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薄弱、融资渠道少、税收压力大等问题；另外，小微企业税收管理水平较低，对税收政策了解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因此，当前必须要指导小微企业有效化解税费成本和压力。

关键词：小微企业;税费负担;优惠政策;效应分析

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机会，创造税收以及调节宏观经济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11年以来，我国工信部、信息化以及统计部门开始重视小微企业工作，先后下发了多个关于小微企业划分标准的文件，文件内容具体包括行业细分标准和计划。例如在工业领域，小微企业的划分标准是员工人数不超过1000人，经营收入不超过4亿元。在实际中，小微企业员工数往往在400人左右，经营收入通常超过2000万元；在这类行业中，小微企业人数会超过30人，且营业收入不超过300万元，但是员工人数不超过20人的企业经营收入会超过300万元。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小微企业税负压力却在不断增长，这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阻力。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不断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促进小微企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现阶段小微企业税费的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针对不同行业企业制定了有差异性的税收政策和制度，除了税收之外，小微企业还要承担一些专项费用、缴交政府性基金等。因此，我们要从整体出发来分析小微企业税费情况，具体如下。1.1当前税费承担的组成情况在现有税费制度中，小微企业税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税收费用。当前，小微企业主要缴纳的税费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等不同税种。(2)一些特定行业需要缴纳专项费用，这部分费用直接纳入政府性基金当中。这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以及员工失业保险等；另外还可以根据地方法律法规，征收工会会员费、水利基建费、文化事业费以及环保费等。(3)根据法律规定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等，如员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等。(4)行政事业性收费。这项收费内容中，主要包括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管理费用等。当前，要确定小微企业实际承担的费用存在较大难度。但在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大多数都根据事项划分来收取的，这对小微企业来说无形中增加了税收成本。1.2加强小微企业征管模式以及遵守的成本方式从当前情况来看，小微企业会计审核体系尚未健全和完善，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征收税务。但是在税务管理实践中，小微企业被纳入核定征收范围内。这样一来，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会有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间，采取何种征收方式直接关系到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大小，在制定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要根据小微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将其纳入对应的征收范围内，税务机关根据行业变化灵活调整征收方式。从税费管理角度来看，小微企业税收成本受到征收成本影响较大。如果税费科目较多的话，则意味着征税部门也更多。一般情况下企业在应收各种税务管理部门检查时，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

2小微企业现行税费政策存在的相关问题

根据《市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煤炭产业税费负担情况会议准备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县政府领导度重视，迅速召集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切实为煤矿企业松绑减负，缓解煤矿企业面临的巨大困难，现将我县采取的具体措施办法报告如下。

一、减轻煤矿企业的税费负担

计划暂停收取项目：根据《省人民政府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煤矿清理整顿和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若干细化政策措施的通知》文件内容“……省煤炭基金办暂停收取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分成……”。因此，市、县分成部分也计划暂停收取，计8元/吨；原县煤炭工业协会（代表煤矿）委托县政府收取的“煤矿跨山漏水治理金”，计10元/吨，用于解决全县煤矿开采区域范围内造成的跨山漏水、房屋搬迁、人畜饮水等问题，计划暂停收取。上述两项资金共计18元/吨，县减负办已向县政府提交暂停收取请示，待县政府常务会和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后由县矿检站迅速执行。

二、加强政策宣传

（一）涉及国税、地税征收的国家法定税种、附加费和工会、残保金等项目，由县级相关部门加强与煤矿沟通，通过深入细致地政策宣传，力争得到煤矿的理解和支持。

（二）尽可能减少和压低县级部门收费项目和标准。涉及县瓦斯监控服务站对监控系统运行维护收费标准为6万吨以下（含6万吨）2万元/年，6万吨以上9万吨以下（含9万吨）2.2万元/年，9万吨以上15万吨以下（含15万吨）2.4万元/年，15万吨以上2.6万元/年。县安监局救护协议费1万元/矿/年，瓦斯监控系统年运行费2万元/矿/年（含1200元/月电信公司光纤宽带费）。县煤炭工业协会年会费2000元/矿，为企业提供多项免费技术服务、咨询。上述涉及县相关部门收取煤矿安全运行费用，为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能停收。

摘要：本文认为，税费负担过重不是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农村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的失误。因此，为彻底解决问题，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并同时构建合理的财政体制与税费制度。

关键词：农村税费负担政府职能与管制政策财政体制农业人口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不断尝试、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却是“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效果不甚理想。现阶段“并税式”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地方负担出现了反弹，似乎陷入所谓“黄宗羲定律”陷阱。实际上，农村税费负担涉及两方面的问题：农民收入与政府税费。那么，究竟是农村税费负担过重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下降，还是农村经济发展过慢导致税费负担加重？抑或是隐含着其他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放缓，农村税费负担过重？笔者认为，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及政府管制政策失误。

一、政府职能与政府管制政策问题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扭曲，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政府的经济职能还大量留存于市场中，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了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支撑这些产业，又必须围绕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各种管制政策，干预整个经济体系，形成资源配置机制、宏观相对价格、微观决策权“三位一体”的制度结构。实际上，“战略”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经济转轨以后，政府主要通过强化对财政系统和金融系统的控制，来掌握和配置主要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也不例外。政府控制大宗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流通，对劳动力流动直接干预，抑制农村金融发展。其次是宏观价格信号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品价格的管制逐步放松，但对农产品的干预却依然存在。政府为了控制粮棉流通，干预农民的具体生产举措，控制农产品市场和相应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使农户对市场需求的具体变化无从判断。而政府无论压低还是抬高农产品价格，都是对市场价格的干扰，从经济上看是没有效率的。再次是微观管理自主权的丧失。为了贯彻中央的各种政策，基层政府对乡镇企业和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多方面直接干预，尤其是对一些粮棉的主产区和乡镇企业。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制，扭曲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出的相对价格，抑制了农村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发育，阻碍了农村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使得农村资源的配置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决策背离比较优势，抑制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长远增长。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管制政策在政府内部的传导过程，引起政府规模的自然扩张，政府与民间部门争夺经济资源。中央政府管得越多，基层政府越庞大，寻租机会就越多，经济就越落后。当然，农业本身有其特性，但政府对农村经济干预政策存在失误。当市场结构被人为扭曲之后，任何治理结构均告无效，看似正确的法律的实施也无从谈起。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解除管制，实现市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中国已然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构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取消对农业经济的各种不当管制政策，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减少农业人口问题

2002年我省已按中央要求全面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面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及集资，较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不能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就万事大吉。实际上，乡镇、村的精减机构，裁减冗员的改革举措远没到位，考核干部政绩、评价干部能力的指标还不够科学，诱导基层干部短期行为和产生浮燥心理的用人体制并未消除，乡镇、村的债务数量还不小，一些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基本素质也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农村税费改革后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因素。因此，怎样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继续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仍然是当前和今后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关键是要建立健全一套与农村税费改革后相适应的、系统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制度，从监督机制入手，使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迈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一、建立权威性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构。党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3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有权威性的工作机构，努力造就一批熟悉农村政策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保证减负工作的权威性，应建立常设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机构，赋予该机构对农民负担案件的查处权利，包括调查权、建议权，查处权；同级纪检、监察部门也对查处情况实施监督，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由于减负工作是将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减负政策落实到千家万户，涉及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较多，监督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监督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果，同时也影响监督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因此，监督人员应具有较高素质。

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实践证明，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但需要适应税费改革后的新情况，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改进农民负担监督卡填写内容。新的农民负担监督卡的内容可以分为3个部分：①国家法定税斌，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②村级组织统筹，即“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过渡期内为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③经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政策法规明确的相对固定、并需镇村负责统一收取的经营性、服务性、公益性收费，如水利工程费，合作医疗统筹等。将农民每年应承担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生产性、公益性收费等，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中，做到凭卡收取税费，农民凭卡履行义务，这样做既可方便基层工作，又可增强监督效果，才能真正杜绝卡外收费。

三、强化减轻农民负担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负责制。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不反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应继续实行减轻农民负担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专项治理的工作责任制。取消不利于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指标，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考核和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乡镇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加重农民负担行为，既要追究违规者的责任，又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对单位和主要领导的工作考核奖励，凡涉及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并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加大对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和增加农民负担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加强各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领导责任制和部门负责制，确保减负工作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从而形成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齐抓共管的局面。

四、建立和完善农民负担信访举报制度。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应设立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开，乡镇要把农民负担举报箱设到村民小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要认真做好农民负担信访、举报的受理工作，及时处理农民反映的问题，并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为此，一要落实专人负责信访、举报接待，并认真调查处理；二要建立信访举报档案，完整记录信访、举报问题和调查处理结果；三要做到信访、举报有结果；四要坚持深人现场直面当事人；五要加强对信访、举报人的保护，严禁对信访人、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为加大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力度，建议政府对举报人实施奖励制度。

五、建立和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内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村级道路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和劳务，确需向村民筹资筹劳的，应按《四川省村级范围内筹资筹劳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按照量力而行、村民受益、事前预算和上限控制的原则，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实行“一事一议”或“一年一议”。因此，建立健全并进一步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要搞好以下几个工作：（1）通过法定程序，确定村民参会对象。实行村民会议的，对象应当是村内年满18周岁以上的村民；实行村民代表会议的，应根据本村农民就业特点，合理确定各类代表比例，使村民代表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民主性和较高的议事能力。村民代表必须能代表本村2／3以上的农户。实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对其“一事一议”所作决定必须经到会人员半数或2／3以上通过，并且在通过后及时将“一事一议”决定通过张榜公告或其他形式让全体村民知道。（2）制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明确村民或村民代表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定期开展活动，让村民或村民代表在村务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履行职能。（3）建立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档案，将会议情况完整记录、保存备查以供全体村民监督。（4）必要时，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可以邀请乡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并指导。（5）村民委员会应将会议通过的筹资筹劳决定报乡镇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备案，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县（市）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方可实施，并且应将农民筹资筹劳的具体数额分户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内，由村民委员会发放到农户。

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日前对四川省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调查后表示，由于税费改革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许多应有的配套措施滞后，尚未完全到位，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正逐步显现出来。

在调查中统计部门发现，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按地征收，统筹提留按人征收，现在这两项一律按地征收，影响农民负担的因素由人口向土地转移，出现了新的税负不公。

表现之一是，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减负幅度不均。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农民收入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一般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条件差，收入水平低。而富裕地区多是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产业化程度较高，或是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郊地带，不论是纯农户还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收入都相对较高。改革前，贫困地区的税负普遍低于富裕地区；改革后，由于富裕地区的降负空间大，负担降低的幅度远远大于贫困地区，获得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也较大。如经济较发达的成都市新都区，农业人口45.39万，2002年获财政转移支付2070万元，平均每个乡镇所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达121.76万元。而四川省宣汉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人口总数达97.84万，2002年获财政转移支付4404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获得财政转移支付60.33万元，两者相差1倍左右。统计部门担心，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表现之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负担不均。由于税费改革方案中以土地为计税依据，承包土地的多少决定了农民的负担情况，形成了人少地多的农民负担重，而人多地少的农民负担相对较轻；纯农户、种田大户的负担较以前加重，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负担减轻。以种地为主的农民不仅要承担农业税，而且要负担村组“一事一议”集资；而未承包土地的农民只负担村组集资，却可以与前者享受均等的农村公共产品，导致了农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这种负担差异不仅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会造成部分农民心理不平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表现之三是，计税依据不准确导致负担不均。改革方案中规定，农民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计税土地原则上以农民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为基础确定。但是二轮承包面积存在不准确的情况较为普遍，例如有些地方土地承包工作没有落实到户，个别地区测算口径不一致，这都导致了农民负担不均。一方面因开荒、复垦等增加的耕地没有纳入计税面积，造成有地无税；另一方面因退耕还林、建设项目占地、小城镇开发建设、水毁等因素使得耕地减少，却没有及时调整计税面积，造成有税无地。

统计部门在调查中还发现，农业税计税要素问题较多。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农业税计税面积难以核实。根据规定，农业税计税面积要严格以二轮承包面积为依据，以保持二轮土地承包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是很多试点地区都出现了计税面积与实际数不符的情况。如果重新丈量土地，等于事实上否定了二轮承包合同的法律效力，对稳定土地承包不利。如四川省渠县税改前计税面积96.4万亩，在税改中落实的计税面积是88.25万亩，尽管减少了8万多亩，但自执行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以来，一部分农户仍然反映面积不实。计税面积不准确的主要原因包括：二轮承包不完善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兴建水利占地，农户建房批少占多，水毁耕地没有及时上报核减；大量的退耕还林（草）用地仍作为计税面积征收农业税。

1.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1.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

1.农民得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吗？

税费负担的受益原则主张纳税人的税费支付应与其享受的公共服务相对应。我国农村以乡镇为基层政府，农村的税费大部分为其所用。对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以分析，就可了解它提供了哪些公共产品，可以看出农民受益和税费支付的对应状况。

一般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有60%-80%以上的比重，其中2/3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农村的供电、供水由于有专门的收费（电费、水费）与之相应，不在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其余的服务如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交通服务集中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在那些分散的自然村并不很多。与农民最相关的农田水利及技术服务并不占主要地位。从这种支出结构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是乡镇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它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农民并不能享受其中所有的收益。而与农民密切相关的农田水利、农业技术等公共产品的比例并不很高。农民并没得到与其税费支付相应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对税费的反感和抵制的重要原因。产生这种现象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是政府收取的税费并没有全部用到公共服务上。由于我国原有计划体制的影响，政府机构承担很大的直接资源配置功能。基层政府中存在一些非公共部门性质的机构，它们占有的税费只是投入而少有公共服务的产出。在改革的初期，为发展地方经济，大量公共资源被用来生产私人产品，其中失败的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些债务的偿还占用了部分的税费。历史遗留下来的庞大政府机构和债务，给地方政府形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它引起的财政支出对农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受益，成为一种没有交换的负担。

其二是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财政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的使用，产出未能最大化。我国的乡镇政府机构臃肿、官僚作风、人浮于事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官员的寻租行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财政资源被挪用和浪费现象严重。高额的财政支出和低下的公共服务加大了纳税人（农民）税费支付和受益间的不等价。

其三是一些地方公共产品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它们由地方财政承担但其收益并不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所受用。例如，基础教育在大多数地区完全是乡镇的责任，而其产生的“产品”（人才）却并不能完全为地方受用，更不能为成本承担者——税费支付者（农民）所获得。这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超越了地方，完全由地方承担成本，损害了税费支付与受益对等的税收公平的受益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