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效应范文10篇

摘要：一般认为，教育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实证分析表明，对一些民族地区而言，教育不仅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而从某种程度影响了其经济的腾飞。因此，教育必须与地方经济发展相衔接，要树立大教育观念，逐步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摆脱低文化氛围，更新观念，树立改革意识、竞争意识、创新和开拓意识；要大力发展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专业人才。

关键词：教育；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教育

Abstract：Generallyspeaking，educationhaspromotingeffecton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inpoverty-strickenareas，however，empiricalanalysisindicatesthateducationcannotonlyhavenopromotingeffectonlocaleconomicdevelopmentbutalsomayaffecteconomicdevelopmenttosomedegreeinsomeminoritynationalityareas.Thus，prehensiveeducationoutlookshouldbeestablishedtograduallyraiseculturalqualityofthepeasantsinminoritynationalityareas，togetridoflowculturalatmosphereandtorenewideas，toestablishreformidea，innovativeideaandexploitingidea.Minoritynationalityvocationaleducationshouldbelargelydevelopedandallkindsofprofessionaltalentsshouldbecultivatedinplanforeconomicdevelopmentinminoritynationalityareas.

Keywords：education；minoritynationalityarea；economicdevelopment；comprehensiveeducation

传统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速度”，“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缺少，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1]的确，教育是经济发展最为重要和积极的促进因素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的历程所证明。但是，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有着另一种性质，即若不恰当处理二者的关系，教育有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并无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宁夏固原市两个典型回族社区——西吉县单家集和泾源县庞东村的调查和统计分析，对教育在贫困地区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期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单家集和庞东村基本情况

[论文摘要]随着公务员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及实行，公务员这一职业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公务员报考也日渐增温。另外，公务员报考热现象具有双重效应，我们要以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现象。

[论文关键词]公务员报考热劳动就业市场机制社会保障体系

一、引言

我国自1993年开始实施公务员制度，1994年施行公务员公开招考以来，公务员制度日趋合理与完善，公务员录用制度也日益公开、公平、公正，相应的出现了“公务员报考热”现象．据资料显示，去年11月2日结束的2008年国家公务员报名，再次掀起热潮，最热门岗位供需比达l：3592l0公务员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仍远远超过一年一度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又成为一座争挤的独木桥。面对公务员报考热现象，我们应该理性思考。

二、公务员报考热的双重效应

(一)正面效应

关键词：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危机；政府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建构、媒介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对社会危机信息传播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负效应，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必须进行策略性选择，要尊重大众传播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控制舆论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

从某种意义说，现代社会危机管理就是社会危机信息管理，真实、完整、科学的信息是公众和管理部门处理社会危机的可靠依据。信息的缺失、扭曲、虚假极可能导致信息流传紊乱，公众失去行为依据，产生心理危机甚至心理恐慌。从而引发甚至加剧社会危机。作为公众主要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及政府在现代社会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及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其危机信息传播并不总是对社会危机产生正功能，因此政府在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危机信息传播平台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大众传播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危机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增强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增强危机信息传播的社会效果。

一、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

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的特点、方式及性质对社会危机产生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信息环境的建构、媒介形象认知、媒介信息传播与认知惯势。

1、信息环境的建构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投资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双重关系，探讨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财务目标的协调方法，研究西方风险投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财务目标

风险投资体系通常涉及投资者（Investor）、风险资本家（VentureCapitalist）、创业者（Inventor）三方参与者，他们是相互独立的财务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一枢纽，构成了双重委托的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资本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公司），经过后者的筛选决策，再流向资金使用者——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风险资本得到价值增值，再流至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回馈给投资者。风险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风险资本的周转。

一、风险资本家对投资者的首重及其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风险投资体系中的投资者，往往是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行信托基金、投资基金等，此外还有少数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养老退休基金是最大的风险资本的来源。投资于这一行业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耐心和专业投资经验，广大中小散户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且缺乏承受高风险的能力，一般只投资于证券，而不会冒险涉足风险投资领域。

一、失业保障制度是反失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

失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核心内容是社会集中建立失业保障基金，分散失业风险，使暂时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者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通过失业培训达到就业安置。失业保障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生活保障；二是促进就业。

我国现阶段的失业通过两种形式表现：一是公开失业，一是隐性失业，而且大量的是隐性失业。现在一般的看法，我国城镇隐性失业人数不低于2000万人，隐性失业率不低于20%。我国的隐性失业是传统劳动就业体制的产物，其实质是劳动者未能与生产资料实现充分有效的结合，而处于部分闲置状态。企业内滞存大量的隐性失业者，使空缺的职位日益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无法进入企业空缺的职位，尽管他们比占据这些“空缺”位置的在职员工更优秀，而政府又坚持企业富余人员由企业自我消化的方针，更使得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存量结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正是由于政府的这一政策的“保护作用”，让人觉得隐性失业问题还不是十分严重，对社会的冲击还不是很大。但是，企业一旦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收益来确定用工人数，则不可避免地将隐性失业者推向市场，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没有“养人”的义务。“养人”是政府的应尽义务，但不是传统的“送温暖”、“献爱心”的做法所能够解决的，关键是构建一种制度，为那些暂时找不到工作或被企业解雇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过对他们的再培训实现再就业促使其自谋职业、自食其力。这种制度，只能是失业保障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

从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失业保障制度的经验看，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对解决摩擦性失业有着积极的作用。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之所以对解决摩擦性失业极为有效，是因为摩擦性失业是由于允许企业辞退职工和允许职工辞职所造成的，失业保险使工人在寻找新工作的失业期间无后顾之忧，使“双向选择”成为可能。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无疑要借鉴这一点。但是，我国的失业保障制度不是要鼓励职工辞职，更不是激励国有企业技术骨干随意辞职，因此失业保障制度要特别强调是由于非本人主观原因而失业（如自愿离职等）才能享受失业保险。至于周期性失业，如我国目前因为需求不足、经济低迷所出现的失业，失业保障制度的功效显然是有限的。我们主要应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加强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周期，使国民经济步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的治本措施来减少周期性失业。当然，重视和发挥失业保障制度在解决任何类型失业人员（除非自愿失业）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作用，依然是不容忽略的和不可替代的。

对由于某种技术岗位缺人而求职者又不具备上述技能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则可以充分发挥失业保障制度的“再培训”功能，全力办好失业人员生产自救基地和转业培训基地，通过多种形式加强转业培训，提高结构性失业人员的技术技能，使他们尽快实现再就业。

失业保障制度的建立还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推动劳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进而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劳动力管理的社会化，客观上要求有社会化的失业保障制度与之相匹配。那些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想脱离原企业工作岗位的人以及学非所用、不能发挥专长但又不能流动的人，除了人事、户籍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健全的社会化失业保障制度。如果有了社会化的失业保障制度，职工在离开原企业到再就业这段时期的生活保障问题有了着落，免除了后顾之忧，那么，就可能果断地离开原来的企业或工作岗位去寻找更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劳动岗位。这样，劳动力就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有效地流动起来，就业效率和劳动力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将大大提高。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投资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分析风险投资体系中的双重关系，探讨投资者、风险资本家与创业者之间财务目标的协调方法，研究西方风险投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财务目标

风险投资体系通常涉及投资者（Investor）、风险资本家（VentureCapitalist）、创业者（Inventor）三方参与者，他们是相互独立的财务主体，通过风险资本这一枢纽，构成了双重委托的关系。如图1所示。

风险资本从资本供应者——投资者，流向资金运作者——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公司），经过后者的筛选决策，再流向资金使用者——风险企业（创业者）。通过风险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风险资本得到价值增值，再流至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将收益回馈给投资者。风险资本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了风险资本的周转。

一、风险资本家对投资者的首重及其财务目标的趋同效应

风险投资体系中的投资者，往往是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退休基金、保险公司、银行信托基金、投资基金等，此外还有少数富有的个人和家庭。在美国，养老退休基金是最大的风险资本的来源。投资于这一行业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耐心和专业投资经验，广大中小散户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而且缺乏承受高风险的能力，一般只投资于证券，而不会冒险涉足风险投资领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最终由居民和政府承担，其中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是拉动GDP增长的内生动力。我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7年已经超过4亿人［1］，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的主力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能有效扩大居民消费，促进经济顺利转型。党的报告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明确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也先后密集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指导意见》（国发［2017］40号）等政策措施。这显示，着力破除制约消费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居民尤其是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已经上升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关切点和着力点。但我国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一直处于世界偏低水平，较高的税负水平极大制约居民消费，如何发挥税收作用促进中等收入居民群体消费升级，进而扩大全国内需，已成为税收制度和政策改革的重要考量。本文基于税收负担的角度，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引入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及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进一步寻求税收负担对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规律，为我国实现消费驱动发展战略，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型转为稳定的“橄榄型”提供政策参考。

1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关于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中，不同学派观点差异较大。Gia⁃vazzi发现在丹麦和爱尔兰的财政紧缩期间其财政政策能促进私人消费，该发现极大挑战了传统凯恩斯理论［2］，随后国外学术界对财政政策非线性进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从理论角度建立最优模型，认为财政支出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3］。Amano研究发现个人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也存在显著性的非线性影响［4］。Wang实证研究财政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线性效应［5］。Wis⁃sem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税收收入一旦超过了临界阀值便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6］。Goldin从税收凸显角度分析税收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征收消费税和销售税会显著降低低收入人群对香烟的需求，对于高收入人群的卷烟消费却不显著［7］。我国学者关于财税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非线性影响的研究中，如张明喜、王立勇、方红生、储德银等研究了财政政策紧缩和扩张两个时期的政策总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显著非凯恩斯效应［8-11］。徐斌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发现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消费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西部都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但是东西部呈现“正U”形分布，而中部呈现相反的“倒U”形分布［12］。毛军从财税政策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非线性效应非常显著［13］。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税收政策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影响，如洪源从民生财政收入切入，分析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运用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的非线性效果［14］。王结玉认为应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制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运用税收政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化［15］。国内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的测算以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关于间接税负担的实证研究较多。聂海峰等认为间接税负对居民收入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合理设置间接税负比重，防止间接税累退效应影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16］。汪昊等发现农村居民的间接税负大于城镇居民，并测算出中国城乡居民间接税负担均呈U型［17］。赵艾凤等认为我国消费税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有限，但是在2009年之后成品油消费税成为影响消费税分配效应的最主要因素［18］。杨森平等通过计算和比较间接税后及税前泰尔指数，发现间接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逆向调节为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单位收入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差异是促使间接税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19］。陈建东等研究发现消费税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在2000—2011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在2012—2017年消费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转为逆向调节［20］。许坤等利用广义矩估计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税收负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并不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但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投资间接影响收入在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2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收入与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等问题。韩玉萍等发现总收入及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总收入不确性促进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但抑制了中部消费［22］。李卫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居民工资性收入、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城乡差距都很大［23］。陈浩等发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阶层存在较大的差异，低收入群体主要为生存型消费，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为扩大发展型消费，而高收入群体主要表现为享受型消费趋势，并且三种消费类型依次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24］。综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已有的研究大多从财税政策或税收负担角度研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或单独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直接税负以及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2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2.1门槛模型的设定。本文借鉴Hansen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25］。门槛回归模型是指当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结构性突变的计量研究方法，该方法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并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该方法克服了主观设置架构突变所产生的偏误。在进行静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γ和模型变量参数估计值α进行估计，然后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并对门槛值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检验：首先将任意γ0作为初始值赋予γ，并且在给定的门槛值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各个参数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平方和。然后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s1(γ)值来获得γ的估计值γ ̂=argminS1(γ)，从而找到最优门槛估计值。第一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α1=α2，备择假设为H1:α1≠α2，通过构造F统计量F=[S]0-S1(γ) ̂σ ̂2来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其中S0为原假设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 ̂1=γ0，备择假设为H1:γ ̂1≠γ0，通过构造似然比函数LR=[S]1(γ)-S1(γ) ̂σ ̂2来检验门槛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由于统计量均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运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得到F检验的渐进分布和概率P值，以此来提高检验的显著性。在通过第一个检验后，第二个检验也通过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分别建立税收负担对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拟考虑设定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进行研究。式中：（1）和（2）分别表示三种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组。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czconsit表示城镇人均消费；ncconsit表示农村人均消费；czincit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ncincit表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为指标函数；Xit表示税收负担；γ1和γ2为待估测的门槛值；Zit表示外生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扰动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2.2数据的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2002—2017年的省市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本文涉及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EPS数据库。31个省市的税收数据含其所辖计划单列市的数据（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为了消除价格指数的影响，所有的变量指标都以2002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2年=100），为了消除异方差和量纲的问题，所有的绝对数变量指标都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进一步增强数据的平稳性，具体数据见表1描述性统计。数据来源方面，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czconsi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ncconsit。解释变量选取全国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税收合计占各地区GDP比重（宏观税负trit）；各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总和占各个地区GDP比重（间接税负trjjit）；各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总各地区GDP比重（直接税负trzjit）。门槛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czincit；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cincit。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变量cxgapit用i省份t年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值来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pgdpit；民生支出zcczit用i省份t年的各地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三个项目的总和表示；urbanit表示城镇化，用i省份t年的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示；教育eduit用i省份t年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it用i省份i年的进出口总量与GDP的比重来测算，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2.3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表2报告了分别以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居民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进行了双重门槛检验，采用自抽法（1000次）反复抽样后模拟计算得到F值及伴随概率P值门槛效应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都会产生单一门槛效果。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只有当宏观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才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农村的人均收入没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双重门槛效应。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而言都没有产生三重门槛效应，于是本文将采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时，表3列出了具体门槛值以及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当分别以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存在相同的门槛值，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9.6707（15846元）和10.0899（24098元）；当以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当以宏观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8.3851（4381元）和9.251（8982元），而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则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因为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由于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本文根据门槛模型测算出来的门槛数和门槛值，进一步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阶段。具体收入水平等级划分见表4（以2002年价格）。2.4实证结果分析。门槛模型的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是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0.8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6~24098元之间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减少，弹性系数为-0.452，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变为-0.06，但是效果不显著。CFPS数据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6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富，低端25%的家庭仅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左右，高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所以无法带动整体消费。宏观税负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因此，目前我国宏观税负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以及消费升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为负，弹性系数为-1.01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846~24098元之间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增加，弹性系数为-1.215，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647。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以及劳务商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间接税的累退效应使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大的税负，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城镇居民由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的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并且城镇居民又拥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税收负担抑制效果逐渐变强。城镇居民由中等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时，消费结构由中低档转向高档使得劳务商品的价格对高收入群体影响较小，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作用降低。表6输出的结果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小于4381元时，宏观税负对居民的消费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1.955，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81~8982元时，弹性系数为-0.244，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8982元时，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的影响变为正，弹性系数为0.36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税收负担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出作用扭转成挤入效应，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重新分配到农村居民手中，居民的收入水平间接增加，从而购买力水平增强，政府的补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从“政府偏向型”转向“居民偏向型”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得到良好的体现。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时，不存双门槛效应，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但是也对消费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此外，从表5和表6的控制变量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城镇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不难发现城镇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较高，这意味着高的收入预期与收入水平和低的失业率，使城镇居民都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但是在全国物价水平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差距越大，越发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大额刚性支出”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释放居民预期消费。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对与城镇和农村而言都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社会压力竞争大，即使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外需低迷，贸易摩擦不断，依赖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也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城镇化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并且拥有较高的系数，城镇化有利于城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劳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并且可以为农村居民创造出比农业就业岗位更高增长率的工资收入，所以城镇化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3结论与建议

一、引言

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两市成为我国首批房产税试点城市，其试点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取得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还希望通过房产税来进一步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炒作、抑制住房消费两极分化。房产税是国家调节房地产市场和社会经济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并且在国外大部分国家，房产税已经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地方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房产税仍处于试点阶段，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之后的房产税立法问题，2018年和2019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房产税立法”。因此，对试点成果的研究也能为房产税在全国广泛实施提供参照依据。在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背景下，分析和检验房产税改革是否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福利，从居民消费的角度对房产税试点进行评估，有利于完善我国房产税制度的设计、降低改革风险。目前，国内外研究房产税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成果相对较少，学者主要研究了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谭韵，2009；李菊香，2015；李普亮，2013）、房产税实施对房价的影响（刘甲炎、范子英，2013；刘玥、曾新喻，2017），或者基于消费理论对房价与消费的关系进行相关研究（严金海、丰雷，2012；徐小鹰，2012），但是对于房产税实施是否会影响居民消费，学者们研究较少，且缺乏实证检验。

二、房产税对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

税收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政府征收房产税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水平。（一）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由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税收的收入效应指政府征税降低了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政府对居民住房征收房产税后，对于住房者而言，缴纳房产税降低了实际收入水平，造成纳税主体的消费能力下降，同时，商品价格并没有因此改变，也就产生了收入效应。同时，对于租房者而言，房产税的征收可能会使出租人将房产税转嫁给租房者，减少了租房者的可支配收入，同样产生了收入效应。（二）流动性约束效应。流动性约束理论认为，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消费低于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形。此约束主要来自于金融市场，普通消费者较难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以缓解自身的流动性不足，能不能获得贷款申请对于居民消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租房者而言，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不仅贷款难以获取，而且还要面临房产税转嫁到房租的风险，会受到较大的流动性约束效应。对于房产税的纳税主体而言，这类群体普遍收入水平中等以上并且具有稳定的收入，更容易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所受的流动性约束较小。（三）财富再分配效应。我国房价的持续高速上涨引发了财富再分配效应，使得财富向高收入者倾斜。根据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财富的升值对于消费而言作用不明显。而对于租房者，要面临房产税纳税主体将房产税转嫁到租房者身上的风险。在租房者每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租房者只有减少对其他商品的开支来缩紧预算。根据以往经验，一个国家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中低层消费，那么房产税的增收不利于我国消费需求的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房产税试点对收入的影响，故选取城镇居民消费支出（cons）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根据双重差分模型，解释变量为政策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国内学者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参考前人研究（李春风，2013；雷潇雨，2014；肖淳丹，2016），并结合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等传统经济学理论，选取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储蓄率（save）、住房均价（hp）、城镇化率（urba）、第三产业比重（sGDP）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二）模型设定。根据以上讨论，本文将双重差分模型作为计量方程评估房产税试点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政策效果，根据理论分析和吴亚雯（2016）等前人研究成果，选取了五个控制变量建立了本文所用的基本模型：lncons=β0+β1Di+β2Dt+β3DiDt+β4lninco+β5lnsave+β6lnhp+β7urba+β8sGDP+εit（三）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安居客房地产租售信息网。整理了沪渝两市2004年到2016年的相关数据。为了符合数据可比性，本文对居民消费支出（cons）、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储蓄率（save）、住房均价（hp）以2003年为基期，利用各年公布的CPI数据进行平减，从而得到实际的相关数据。

摘要:现代服务行业是我国首批被纳入“营改增”税制改革的行业之一，研究其受税制改革的影响对促进我国其他行业税务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关于“营改增”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目前学者对于“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的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较多，而几乎很少有人专门对部分现代服务业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财务绩效

一、引言

现新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传统税收制度已经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2016年5月1日，随着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营改增”的范围，我国完成了自2012年以来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的历程。“营改增”政策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税负，提高经济活力。“营改增”政策减轻了我国现代服务业企业的税负，并且税负下降程度越大，改善现代服务业企业的财务绩效的作用越强，而且企业原材料等成本的投入比率与企业财务绩效成正相关关系。同时，“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时间越长，税负变动率与原材料投入比率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现代服务业是我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它的繁荣势必会带动其他产业，并且作为“营改增”试点的先锋，其效果也可以作为研究税各的合理性进行检验。

二、研究假设

现代服务业在“营改增”之前适用5%的营业税率，“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率为6%，但从税率方面看，税率有所提高。但由于此行业会涉及很多外包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接受外包服务和购进固定资产等业务都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由此产生的进项税可抵扣，从而降低税负。企业税收负担的最终变化情况,取决于税率上升带来的增税效应和实现进项抵扣带来的减税效应两者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净效应。“营改增”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税负来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

一、信贷配给及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的理论研究

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