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属性范文10篇

摘要：从实践的角度说，道德自我是人的存在标志，它是由“主我”与“客我”构成的全面完整的系统，其在现实的活动中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特征。道德自我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表现形式和相互关系，不是千篇一律、固定不变的，而是随人们道德实践的阶段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现实形态。这表明，道德自我的建构取决于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实践环境，因此，必须从提升人的道德主体性和改善道德实践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才能构筑起道德自我的坚实大厦。

关键词：道德自我主体性客体性

“道德自我”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屡屡被一些研究哲学和社会文化的思想家提出并加以特别的突出和强调。然而，当深入到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去，就会发现，人们更多的是把道德自我作为一种价值理想，甚至赋予了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对道德自我在现实活动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现实活动中是如何体现的等问题涉及不多。这样，就有可能堵塞对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科学认识的途径，使“道德自我”永远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迷雾之中，并为唯心主义张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道德自我的主体性与客体性，及其它们现实表现形态，以期达到深化对道德自我的认识和理解的目的。

(一)当代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表明，人类童年在最初阶段虽然表现出某种自身中心化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既谈不上自私，也谈不上无私，因为他们还没有在心理上把主体与客体、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区别开来，所以基本上是无意识的。

只有随着主客体的分化，自我意识才得以形成。个体自我作为生命的存在，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出现，产生了对生命的自觉。苏格拉底教导人们“认识你自己”，孔子则申言“为仁由己”这些都是个体生命自觉的宣言。个体感受到生命的有限，根据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自我设计、自我造就，以期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达到不同的境界。孔子把这一过程形象地阐发为：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个体生命自觉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基础之上，蕴涵着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独特人生的自我期待，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观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体生命的自觉使自我更多地具有了个体性的特点。然而，“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类历史前提的个体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就现实的形态而言，自我并不仅仅包含个体性的规定性，而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美国思想家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写到：“‘主我’是有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体现着代表共同体中其他人的那一组态度”，“当个体采取了他人的态度时，他才能够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社会控制乃是与主我的表现相对的客我的表现”。米德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主我”是个体对他人、对群体、周围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客我”是将他人和社会组织的对自我的期望内在化，它在精神自我内部构成主体思想与行为的参照标准和评价标准。自我的本质是‘主我’和‘客我’共同构成的一个社会经验中的人。

米德的思想同样可以关涉道德自我的问题。“道德自我”也应从‘主我’与‘客我’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由于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对个体的人来说是一种既定的存在，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态度，体现着社会对个体的要求，代表着规范性和价值导向性，个体把它们内化于心中形成“一般化他人”这就构成道德自我的‘客我’方面;另一方面，个体人是自然界演化出来的有意识、情感和意志的精神存在物，他既具有维持、发展个体生命的自然欲望，又具有社会结合的社会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又时常处在矛盾和冲突当中，因此，个体在一定道德情景中对这些社会道德原则、规范所表现出的态度必然是对这两种需要的统一整合，体现着自主性、整合性和创造性。这就表现为道德自我的‘主我’。从道德自我的‘主我’和‘客我’内容和本质上看，道德自我的‘主我’是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的集中体现，而道德自我的‘客我’则反映了在道德实践中人作为接受一定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影响作用的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客体性(他控性、被动性、局限性等)。所以，‘主我’和‘客我’的结合使道德自我就成为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的反映。

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内部关系和开展公司业务活动的基本规则和依据，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弄清楚公司章程的性质，对公司的运作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章程的性质究竟为何？法学界的观点不一。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采纳了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说—自治法说，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性规则或者规范。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民商事立法包括公司法的立法主要是借鉴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学说，但这并不排除我国也同时注意吸纳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相关立法和学说的精髓，同时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这是由我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法律传统和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情所决定的。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的《合同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在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的基础上，也吸纳了英美法系国家的预期违约、隐名与独立董事等思想和制度，起到了很好的立法与司法效果。

任何复杂事物的性质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或者纯粹的，尤其在法律领域就更是如此。就我国公司法上的公司章程的性质而言，结合两大法系关于公司章程的立法与学说以及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性质具有混合性，即它既具有自治规范的性质，又具有契约即合同的性质，只不过其团体自治规范性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更为突出罢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到的“契约”、“合同”以及“协议”基本同义，三者一般无区分的必要。在我国（我国台湾地区除外）的立法与司法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用“合同”和“协议”取代了“契约”这个术语，但在学术研究中，有时也使用“契约”一词。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章程具有混合性的理由如下：

摘要：本文从人类和建筑的史出发，介绍了建筑的双重属性，即建筑的学属性及其属性。在此基础上，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阐述了建筑业蓬勃发展的必然性，说明了经济发展和建筑业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

关键词：建筑业发展瓶颈

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的规定，我国的建筑主要分为两类：建筑和民用建筑，其中民用建筑根据功能分为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在本文的讨论中主要针对的是民用建筑。

1建筑的双重属性

从人类和建筑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人类所从事的大规模建筑事业是从奴隶社会建立以后才开始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建筑活动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活与生产的需要，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反映当时的思想与的要求[1]。正是在这些需求的引导下，逐步形成了建筑的双重属性。

首先是建筑的社会学属性。当人类社会出现阶级的划分后，建筑的形式就不再是为了适应遮风避雨、逃避野兽攻击而存在，而是通过自己的形象和空间来表达当时的、经济、文化的需求。

一、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生产力”与“意识形态”

在21世纪的今天，“科技”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语，国家及地区间的竞争更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竞争。经过启蒙运动后二百多年的发展，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舒适、极丰裕、极自动化与智能化的物质生活方式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活动的巨大发展。“科技理性”成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渐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的合称，“科学”主要是认识论目的，用于探索和发现自然、社会、人自身等未知领域的现象、本质及规律。基础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论探索，后者则注重定向的应用性探索，与现实生活联系更紧。而“技术”是应用科学具体化、物质化的表现，通过在生产活动中对科学的应用，以一种现实性的力量体现出来。应该说，应用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目的和价值导向，即对规律的应用；所不同的是应用科学还处于应用性理论探索层面，而技术则处于应用性物质实践层面，从应用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纸上应用”到“手上应用”的转化过程。对于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一直以来社会普遍强调和认可它的生产力属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需求的急剧增加，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上，而对于科学技术的存在本身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反思。实际上，一味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调整统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依据，当科学技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按其进步的逻辑决定社会发展和运行轨迹，并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殷实和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人们反抗的意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弭。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更加隐蔽的统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并发展出“科技理性”作为绝对至上的理性原则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科学技术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对科学技术的盲目信任和依赖，必将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由机器来调控世界的未来，到那时，“技术系统再也不是按照行动着的主体的协调计划来运行，由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管理结成的自主发展的动力体系，将超越人的构思，不受社会和人的制约和指挥，成了一个自然的过程”[1]。人的主观意识将毫无意义，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用技术对抗技术”的无奈境地。保守主义的观点似乎又过于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毫无民主和自由可言，人类将受控于自己的创造物而无法解脱。这一观点同自由主义观点其实具有相同的前提预设，即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导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个认为导向“天堂”，另一个认为导向“地狱”。围绕科学技术的这两种争论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预设的理想主义怪圈，就“科学技术”谈“科学技术”将无法预见“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时在不经意间也成了“技术统治论”的帮凶，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也会随之加剧。

二、科学技术面临的生态难题

环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叫“杰文斯悖论”，即“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2]。这个论题其实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所面临的生态难题，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学技术在生态问题上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如果说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它所带来的“非理性”的后果？

摘要：政治性与法律性是宪法的两种重要属性，合理定位宪法政治性与法律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宪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对政治性，法律性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述，以求对宪法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关键词：宪法政治性法律性

宪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客观的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它具有政治性；宪法是法，法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调整者，统治阶级制定法的目的，是通过法来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同时具有法律性。宪法的政治属性与法律属性之间不是一种平行并存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主次之别的辩证统一关系。“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治，但政治可以形成法律”。

一、宪法的主导属性是政治性

(一)宪法的政治性取决于宪法制定权的政治性

“宪法制定权(简称制宪权)是制宪主体按照一定原则创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一种权力。制宪权是一种价值体系，既包括制宪的事实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权威与价值”。国家权力分为制定宪法的权力和山宪法所创立的权力。前者指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权，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不受任何限制，宪法的制定或修改须经人民一致同意。后者是指依宪法设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制度化、组织化的具体国家权力形态。这些权力都由制宪权派生出来的，必须受宪法的约束，只有根据宪法才能行使。在宪法学界，虽然学者们对制宪权性质的理解、表述不同，但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己成为一种共识，宪法的政治性在终极意义上乃是根源于制宪权的政治性。

[摘要]2004年是中国企业年金发展提速的一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年金的法规，为企业年金的管理运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各界企盼已久的关于企业年金的税惠政策仍无动静。国际经验已经证明，没有有效的税惠政策就没有企业年金的真正发展，以中国的现实来看，税惠政策的出台已经相当迫切，但制度缺位、财政承受能力、公平与效率都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使各方对企业年金寄望甚高：政府希望企业年金早日在养老体系中发挥其替代作用；金融市场希望企业年金早日成为一支庞大而稳定的资金渠道；托管机构希望企业年金早日成为利润丰厚的业务来源；普通劳动者希望企业年金早日补贴他们的退休生活……。这些希望变成现实都基于同一个前提：企业年金真正能够胜任自己的角色，而这需要相当多的条件——有效的税收制度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必要条件。

一、企业年金的双重属性

企业年金（Corporatepensionplan），又称企业退休年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企业养老金、企业退休金计划，它是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自愿实施的一种补充性养老保障制度，旨在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障以外退休、死亡和因病伤残的收入保障的养老保险计划。这一制度安排在明确企业出资的前提下，也鼓励个人负担一部分费用。企业和个人缴费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管理，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职工流动时，个人账户基金可以随同转移。

一般认为，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计划和个人自愿储蓄计划组成。三者之间创立主体不同，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设立，企业年金是一种企（事）业行为，个人储蓄计划是个人行为。三者的替代率分别为40%、30%、10%比较合理。

在我国，企业年金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中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能力为本企业职工建立”：“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企业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自主选择经办机构。”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同时明确了企业年金应采取个人帐户方式，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2004年1月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于当年5月1日起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对企业年金的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和投资运营做出规定。2004年9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证监会联合签发《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当年11月对社会公布，首次对企业年金基金账户开设、清算模式、备付金账户管理、交易席位、交易结算数据获取、信息披露等方面对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管理全过程进行具体规定，为企业年金人市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也是启动企业年金市场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旦企业年金管理运营机构的资格认定办法、专家评审办法及业务运作流程、账户管理系统的技术标准等规定颁布，企业年金人市就将正式启动。

鄂竟平副部长在全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努力实现防汛抗旱工作的两个转变：坚持防汛抗旱并举。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由以农业抗旱为主向城乡生活、生产和生态全面主动抗旱转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本文将探讨这一转变的理论内涵及其科学和哲学基础。

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1.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以往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强调洪水是超常量降雨所致，是自然现象。但是从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来看，虽然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但从一个时段来看，各条江河自然态洪水都有相对稳定的量级和发生概率。然而，近代以来各主要洪水国家的水灾损失却无不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差不多，而水灾损失却大幅度提高，显然无法只从自然变异来解释，而应进一步从社会环境方面去寻找原因。

水利学界从水灾防治角度阐述了对灾害本质属性的认识：“笼统地说，防洪的目的是防止洪水灾害。细致地分析，洪水灾害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洪水；二是灾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和洪水作斗争，控制洪水泛滥，主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所面对的主要是自然属性的洪水。……而洪水灾害则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洪水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造成对社会的损害，洪水灾害体现在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为减轻洪水灾害，即要认识和驾驭洪水，更要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达到防止洪水泛滥，或在洪水泛滥时减轻损失的目的。……总之，所谓全社会的防洪减灾体制，应既要能够有效地承担向自然属性的洪水作斗争的任务，也要能够面对灾害的社会属性，担当起统一地、有权威地组织实施防洪减灾的任务”[1]。这一概念被评价为：“灾害的双重属性进一步阐明了灾害的本质属性，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面的进步”[2]。《大英百科全书》科学理论条认为：“用过去科学的遗产或者采用恰当的比喻来给一个理论作解释，这不是理论的固有要素。但是，只有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类解释就此较易于领会；找到新的应用；提出较为重要的修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在灾害双重属性当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相互渗透和加强的。在古代，自然属性成为灾害惟一的或主要的致灾因子。而在近代，既由于社会对灾害更加敏感，又由于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助长自然变异，甚至使得社会致灾因子跃居自然因子之上成为灾害增加的主要因素。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变异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这是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所要着重表达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单纯强调自然灾害是超出了工程设防标准的自然变异对社会的损害，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行政管理者推御责任的说词，而局限了进一步实施社会化减灾措施的实际努力。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直接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以两千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

摘要：近20年轰轰烈烈的商业化运作，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新闻媒介的面貌，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也有基础对新闻媒介双重属性这一课题进行更深的探讨。本文试图考察历史情境中新闻媒介属性的变迁历程，从符号角度分析新闻媒介能集两种属性于一身的原因，并研究这双重属性之间是否具有冲突以及这种冲突是否具有必然性。

关键词：双重属性；冲突；历史情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界定新闻媒介具有双重属性，即一方面具有经济产业性质，另一方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而西方学者在研究传媒经济性质的同时，也基本认可其意识形态的一面，认为媒介“不只是一般企业”，具有“社会与文化意蕴”。〔1〕我们不妨称这两种属性分别为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不过，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边检阅，我们会发现，这两种属性并非相安无事，而是一个随着新闻媒介本身不断的发展，两者矛盾冲突逐渐显现的一个过程。从目前的现实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没有哪一件事物，像新闻媒介这样，引发了文化和商业两种属性在其中的如此巨大的冲突。

一、新闻事业史上商品与文化的交替与争斗

当今世界，新闻媒介五花八门，色彩缤纷，不但为我们提供着信息，影响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其本身还不断开发出崭新的商业领地，创造就业，贡献税负，在许多国家，它都是一个利益丰厚的领域。而随着媒介商业化的充分发育，新闻媒介内部就开始出现一种冲突和张力。

如果从广义的媒介去考察，书籍即是其较早的一种形态。早期，书籍的生产、传播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受到较严格的控制。在西方国家，圣经之类的书籍只能在贵族之间传播，接受教育许多时候更是贵族的特权。在东方国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王朝中数不清的文字狱，都显现出书籍作为思想控制手段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事业，体现的是权力方之间的话语争夺，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而商业属性却居于次要地位。

《为权利而斗争》可译为“为自由而斗争”吗?《论自由》可译为“论权利”吗?可判断的是宪法上的权利和自由存在不产生交集的范围。本文将权利和自由关系辨析范畴限制在宪法学角度探讨。

一、宪法视域下权利和自由二者的交集

基本权利表达的是积极自由时，自由和权利二者可替换使用自由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一般是可用“权利”指称，是公民作为的自由，这种作为自由需国家参与。“‘权利’在狭义上指特定国家范围内的‘公民权利’，在广义上可以指世界范围的‘人权’”［1］“当世俗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成为权利概念的理论基础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权利概念诞生的时候。”［2］《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是公民的积极自由，亦可称言论权、出版权、集会权、结社权和游行权。但其后又提到当宪法的基本权利与思想自由紧密联系时以自由称之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其实不然，言论自由是可称为言论权，此情况下言论自由中“自由”与言论权中“权”即“权利”二者含义等同，鉴于言论自由表达一种思想自由，称为自由更好。

二、宪法视域下权利不可称之为自由的情况

(一)基本权利具有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时

宏观上一项权利总和一项义务对应，但不是所有基本权利都对应一个义务也不是一个义务就对应一个权利。但有些基本权利确具权利和义务双重属性，当公民某项基本权利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时，不可将权利替换为自由。如公民受教育权和劳动权，是公民基本权利也是基本义务，《宪法》第42条“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此种情况不可将权利替换为自由，即只可以使用权利称之，自由一般不与义务存在一种相联系和对应关系，将自由、义务两个词用“和”字连接，表示一种并列和对应关系，便有些不符合法言法语。若改为“公民有劳动的自由和义务”，“公民有受教育的自由和义务”则不妥。

1旅游公共服务的内涵

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至少应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旅游公共服务需求具有公共性，即旅游公共服务需求是不特定人的共同需求，而不是特定、个别的个人或团体的需求。二是旅游公共服务性质具有辅助性，即旅游公共服务主要解决的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是市场的有益补充，因此旅游公共服务供给能由市场提供的应尽量让市场来完成，避免在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上政府行为过多干预，但又不能完全脱离政府作用的发挥。三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即不管旅游公共服务的具体生产是谁，采取什么方式提供，但政府始终是旅游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政府通过授权将旅游公共服务的生产或提供委托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来完成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四是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旅游公共服务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指为满足旅游者公共需要，政府和由政府授权的工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针对整个旅游过程而通过政府行为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公共物品和特殊私人物品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形式和行为过程的总称。

2旅游公共服务的特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旅游公共服务除具有公共服务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且不同于以往的一些特征。

2．1旅游公共服务兼具非共享性和共享性的双重属性

所谓旅游公共服务具有非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公共交通设施、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教育培训、旅游消费促进、旅游目的地宣传与促销、旅游扶贫等）带有一定的区域性。所谓旅游公共服务的共享性，是指旅游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内容（旅游一般性便利设施、旅游法规与政策、旅游环境保护与规划开发等）又具有很强的共享性、较大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