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范文10篇

「摘要」人权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本文力求在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所构建的权利、权力的矛盾综合体中，在刑事法视域内探讨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条件：司法权介入的刑事执行权运行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权利的平衡，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相对对等状态，进而保证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矛盾综合体的良性发展，最终保障受刑人人权。

「关键词」受刑人人权，刑事执行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

刑事法视域内的受刑人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的五大主题即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五大权利群是一个互相交融、彼此支持与实现的整体，因此做为刑罚权对公民权利限制的产物，受刑人人权不可能是从整体权利减去部分权利而得的权利差，而是一种有着特殊性的权利群。该权利群由作为公民的受刑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以及基于矫正的需要所授予受刑人的权利两部分组成，就前者而言其在外延上必然小于整体权利。在以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为主要矛盾的综合体中，如何保障涉系基本人权的受刑人人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主体与受刑人人权主体地位的强烈对抗性致使权力活动很难受到权利的制约，仅仅依靠矛盾体自身因素的力量实现受刑人人权保护几近奢望，因而有必要引入法律监督权作为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构建的矛盾综合体体外存在的介入因素，依正当程序纠正该矛盾体的失衡，进而成为其中之必要要素。

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是刑事执行过程中的一对范畴，二者既相互制约，又功能互补，刑事执行权的方法与目的意义最终立足于受刑人人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由道德因素所决定的人权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因子，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形成新的观念，并时刻不停的冲击着旧有框架的限制。由国家一致决定的公民权利却是被动的、稳定的，因此静态地观察受刑人人权时，我们应着眼于罪犯的公民权利，动态的研究罪犯人权时，我们必须从罪犯的人权入手。[1]人权框架下的受刑人人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矫治受刑人而赋予其的特殊权利，二是受刑人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前者由于矫正受刑人的需要而赋予主体，是由能够为同时代法律文化所容忍的行刑思想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后者则基于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受刑人作为公民依然具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主体资格而当然享有的。由于刑事执行主体的职责首先是伸张法律正义和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教育和改造受刑人并剥夺其再犯能力，加之我国法制传统对于受刑人身份的仇视，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实际上就处于与裸权利无异的状态。从权利自身的完善来看，促使这种应然权利状态下的裸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受刑人特有权利体系的充实完善来实现，主要从基于对受刑人人身的限制而享有的实体权利考察；二是通过有效的救济，即受刑人诉权的相应配置来实现。两种路径都应以刑事执行权的质与量为本位进行构建。对于罪犯特有权利体系而言，法定的受刑人主要权利包括享受教育权，劳动方面的权利，通信权及会见权，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权，奖励和释放方面的权利等。[2]这些权利有其特殊内涵，如生命健康权主要是指国家从衣着、食物、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等基本生活方面予以保障，是受刑人特殊人身状态下赋予该权利的特殊含义。对于上述权利，刑事执行机关负有实施积极行为的义务以保障受刑人能切实享受，同时，受刑人人权规定着刑事执行权运行的任务和范围，是对刑事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尽管由于受刑人人身特殊状态带来了其行为能力的弱化，但受刑人人权对刑事执行权的制约仍是十分重要，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受刑人人身的特殊状态，外界救济对于几近封闭状态下行使的刑事执行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除了借助其他公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外，受刑人人权自身的意义更显重要。

受刑人诉权对于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呼吁宜建立以受刑人特有权利为中心，以受刑人诉权为外围保护性权利的权利体系。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人诉权可以归类为对减刑、假释等刑事制度适用不服提出申诉的诉权以及对于行刑机关如监狱等做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权利两种权利。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性质决定了其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司法权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刑事执行权相对于司法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刑罚的裁判与执行必须实行分离。事实上，司法权作为一种终极裁判权，对于涉及主体利益的各种关系进行超然、中立的裁判，也就是说司法权行使的模式以利益相对的两方主体存在为前提。由于报复刑观念的存在，受刑人因其犯罪行为而承担的相应刑事法律责任必然具有强烈的制裁色彩，这具体表现为对其各项自由的剥夺、限制，而在刑事执行权运行过程中，我们很难将行刑主体与受刑人摆在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权利、权力关系的失调，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主体尚未享有实然的体系化权利，那么很难奢求在追求报复轻视矫治的刑罚思想指导下，对于作为社会和谐秩序破坏者的受刑人的权利能有何等周全的保护。另一方面，从程序法的角度看，我们试图找到通过增加受刑人在刑事程序法上的相对优势权利来平衡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人权。然而，无论从报复刑之刑罚目的还是从矫治刑之刑罚目的来看，受刑人改造必然要求对受刑人人权、自由的限制，以使犯罪人的精神和肉体承受相应的痛苦，以实现刑罚的制裁性。因此笔者认为，受刑人人权作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限制不应包括对其诉权的限制，即受刑人的诉权并非相对于一般公民的诉权受到限制，而是受刑人享有另一性质的诉权，受刑人诉权于一般公民诉权具有质的不同，即使有某一过渡性标准作为参照，也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只能在构建受刑人诉权体系时因受刑人拥有的实体权利劣于一般公民而为达到权利与权力的整体平衡赋予该诉权体系全新的要素和结构方式，该种体系要素及其结构方式从质上讲应主要考虑是否可以与作为其强制力量的刑事执行权相抗衡，从量上讲应把受刑人的实体权利作为一个基本参数。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于受刑人这一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者的仇视以及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长期占据着立法者与行刑者的思想，权利意识淡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受刑人诉权制度保障受刑人有可能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受刑人除应对于有罪判决或者涉及其他制裁的判决不服可以申诉外，还应赋予其在受到严格管束、禁闭、缓刑、减刑、假释、各种社会化执行的撤销等等具体方面拥有广泛的申辩权。鉴于减刑制度适用的广泛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人权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内涵，从受刑人人权保护的视角完善减刑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刑罚惩罚与改造功能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更要注重受刑人改造过程中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的对等性，应赋予受刑人对狱内考核及行政奖惩提出申辩权、申请复核权、异议权等。首先，受刑人应对自身及监所内其他服刑人员的减刑程序运作享有知情权，进而亦应享有作为其衍生权利的减刑异议权，即在分监区向全体受刑人公布上报减刑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在人民法院做出减刑裁定前的公示阶段有权对同监区一起改造的其他受刑人的减刑适用问题提出异议。其次，减刑实质是对刑罚的变

「摘要」人权视野下的受刑人权利保护呼唤刑事执行权的规范运行。本文力求在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所构建的权利、权力的矛盾综合体中，在刑事法视域内探讨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条件：司法权介入的刑事执行权运行矛盾综合体中，为达到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权利的平衡，引入法律监督权以实现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相对对等状态，进而保证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矛盾综合体的良性发展，最终保障受刑人人权。

「关键词」受刑人人权，刑事执行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

刑事法视域内的受刑人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公民权利，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的五大主题即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五大权利群是一个互相交融、彼此支持与实现的整体，因此做为刑罚权对公民权利限制的产物，受刑人人权不可能是从整体权利减去部分权利而得的权利差，而是一种有着特殊性的权利群。该权利群由作为公民的受刑人所享有的公民权以及基于矫正的需要所授予受刑人的权利两部分组成，就前者而言其在外延上必然小于整体权利。在以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为主要矛盾的综合体中，如何保障涉系基本人权的受刑人人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刑事执行权之规范运行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国家权力主体与受刑人人权主体地位的强烈对抗性致使权力活动很难受到权利的制约，仅仅依靠矛盾体自身因素的力量实现受刑人人权保护几近奢望，因而有必要引入法律监督权作为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构建的矛盾综合体体外存在的介入因素，依正当程序纠正该矛盾体的失衡，进而成为其中之必要要素。

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是刑事执行过程中的一对范畴，二者既相互制约，又功能互补，刑事执行权的方法与目的意义最终立足于受刑人人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由道德因素所决定的人权更像是一个活跃的因子，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形成新的观念，并时刻不停的冲击着旧有框架的限制。由国家一致决定的公民权利却是被动的、稳定的，因此静态地观察受刑人人权时，我们应着眼于罪犯的公民权利，动态的研究罪犯人权时，我们必须从罪犯的人权入手。[1]人权框架下的受刑人人权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矫治受刑人而赋予其的特殊权利，二是受刑人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前者由于矫正受刑人的需要而赋予主体，是由能够为同时代法律文化所容忍的行刑思想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后者则基于人权的普遍性以及受刑人作为公民依然具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肯定的主体资格而当然享有的。由于刑事执行主体的职责首先是伸张法律正义和在裁判确定的期限内教育和改造受刑人并剥夺其再犯能力，加之我国法制传统对于受刑人身份的仇视，作为公民应享有的未被法律剥夺的权利实际上就处于与裸权利无异的状态。从权利自身的完善来看，促使这种应然权利状态下的裸权利向实然权利转化的途径有二：一是通过对受刑人特有权利体系的充实完善来实现，主要从基于对受刑人人身的限制而享有的实体权利考察；二是通过有效的救济，即受刑人诉权的相应配置来实现。两种路径都应以刑事执行权的质与量为本位进行构建。对于罪犯特有权利体系而言，法定的受刑人主要权利包括享受教育权，劳动方面的权利，通信权及会见权，辩护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权，奖励和释放方面的权利等。[2]这些权利有其特殊内涵，如生命健康权主要是指国家从衣着、食物、居住条件、医疗卫生等基本生活方面予以保障，是受刑人特殊人身状态下赋予该权利的特殊含义。对于上述权利，刑事执行机关负有实施积极行为的义务以保障受刑人能切实享受，同时，受刑人人权规定着刑事执行权运行的任务和范围，是对刑事执行权的有效制约。尽管由于受刑人人身特殊状态带来了其行为能力的弱化，但受刑人人权对刑事执行权的制约仍是十分重要，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受刑人人身的特殊状态，外界救济对于几近封闭状态下行使的刑事执行权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除了借助其他公权力的强制性介入外，受刑人人权自身的意义更显重要。

受刑人诉权对于其实体权利的救济性呼吁宜建立以受刑人特有权利为中心，以受刑人诉权为外围保护性权利的权利体系。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受刑人诉权可以归类为对减刑、假释等刑事制度适用不服提出申诉的诉权以及对于行刑机关如监狱等做出的纪律处分不服提出申诉的权利两种权利。刑事执行权的行政权性质决定了其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司法权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刑事执行权相对于司法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就要求刑罚的裁判与执行必须实行分离。事实上，司法权作为一种终极裁判权，对于涉及主体利益的各种关系进行超然、中立的裁判，也就是说司法权行使的模式以利益相对的两方主体存在为前提。由于报复刑观念的存在，受刑人因其犯罪行为而承担的相应刑事法律责任必然具有强烈的制裁色彩，这具体表现为对其各项自由的剥夺、限制，而在刑事执行权运行过程中，我们很难将行刑主体与受刑人摆在相对平等的位置。这样，在我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大背景下，由于权利、权力关系的失调，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主体尚未享有实然的体系化权利，那么很难奢求在追求报复轻视矫治的刑罚思想指导下，对于作为社会和谐秩序破坏者的受刑人的权利能有何等周全的保护。另一方面，从程序法的角度看，我们试图找到通过增加受刑人在刑事程序法上的相对优势权利来平衡刑事执行权与受刑人人权。然而，无论从报复刑之刑罚目的还是从矫治刑之刑罚目的来看，受刑人改造必然要求对受刑人人权、自由的限制，以使犯罪人的精神和肉体承受相应的痛苦，以实现刑罚的制裁性。因此笔者认为，受刑人人权作为对一般公民权利的限制不应包括对其诉权的限制，即受刑人的诉权并非相对于一般公民的诉权受到限制，而是受刑人享有另一性质的诉权，受刑人诉权于一般公民诉权具有质的不同，即使有某一过渡性标准作为参照，也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只能在构建受刑人诉权体系时因受刑人拥有的实体权利劣于一般公民而为达到权利与权力的整体平衡赋予该诉权体系全新的要素和结构方式，该种体系要素及其结构方式从质上讲应主要考虑是否可以与作为其强制力量的刑事执行权相抗衡，从量上讲应把受刑人的实体权利作为一个基本参数。

中国传统法律观念对于受刑人这一社会和谐秩序的破坏者的仇视以及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长期占据着立法者与行刑者的思想，权利意识淡化，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受刑人诉权制度保障受刑人有可能启动执行监督程序：受刑人除应对于有罪判决或者涉及其他制裁的判决不服可以申诉外，还应赋予其在受到严格管束、禁闭、缓刑、减刑、假释、各种社会化执行的撤销等等具体方面拥有广泛的申辩权。鉴于减刑制度适用的广泛性以及其中蕴含的丰富人权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内涵，从受刑人人权保护的视角完善减刑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刑罚惩罚与改造功能的价值追求，要求我们更要注重受刑人改造过程中受刑人人权与刑事执行权的对等性，应赋予受刑人对狱内考核及行政奖惩提出申辩权、申请复核权、异议权等。首先，受刑人应对自身及监所内其他服刑人员的减刑程序运作享有知情权，进而亦应享有作为其衍生权利的减刑异议权，即在分监区向全体受刑人公布上报减刑的事实和理由，以及在人民法院做出减刑裁定前的公示阶段有权对同监区一起改造的其他受刑人的减刑适用问题提出异议。其次，减刑实质是对刑罚的变更，与法院最初的裁判在性质上无异。因此，宜对被裁定减刑受刑人规定上诉权，并对该上诉方式和上诉期限在减刑裁定书中予以体现。再次，我国新刑法中有对“应当减刑”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符合法律关于应当减刑的相关规定而并无其他有权机关启动减刑程序的情形下，应赋予受刑人启动应当减刑程序的权利。受刑人诉权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化的过程，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应注重自身的全面性和细致性，从后者来看又以加强减刑、假释制度研究，保障受刑人在减刑、假释等对于所判刑罚具有实质变更的行刑过程中所凸现的权利为重。

一、前言

复权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巾，狭义上的复权是指资格刑中的刑罚消灭制度之一。资格刑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影响着罪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罪犯在受资格刑期问，若表现良好、积极从善，即可恢复其资格及权利。而广义上的复权包括狭义复权、前科消灭及赦免性复权等。复权是刑罚消灭前科制度的因素之一，复权制度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复权制度的意义犹如自由刑一样，有假释及缓刑等制度以弥补其欠缺，使其充分发挥自身在刑法中的预期功能。应为资格刑设置复权制度，使其越加完善。根据复权的相关规定，若被剥夺公权者在一定时期内能改过自新，法院应依法行使其职权，在判决之前恢复犯罪人的公权，使其再次拥有被选举与行驶公权的权利，使受刑人在受刑期间沽身自好，改过自新。然而目前我国的刑罚界尚缺乏研究这项刑罚制度，刑法尚未对其进行规定。

二、复权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区别

(一)复权与资格恢复的区别

我国的刑法尚未规定恢复资格的制度。我国司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四种方式进行：首先，自动恢复已受过资格刑罪犯的权利及资格。其次，根据公安部《关于拘役、管制、缓刑及监视居住等执行办法的通知》规定，一旦被判决管制罪犯的期限到期，执行机关应对其权利及资格宣告恢复。再次，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已服刑完毕的军官罪犯，若其继续在军队中服役，可享有晋升的机会，反之，剥夺其获得军衔的权利。最后，对曾受过罪行的外国人，在剥夺其政治权利后还应对其驱逐出境，不再恢复其复权的权利，取消其在国居住的资格，此外，剥夺已退役军官罪犯的军衔

(二)复权与前科消灭的区别

【摘要】面对监狱关押人数居高不下，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的现实状况，在提升刑罚效能的行刑目标推动下，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资源的利用及开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本文提出将有期徒刑、缓刑、社区矫正三者正式组合起来作为一种刑罚样式，一个特殊的刑罚组。以“有期徒刑若干年”为极大可能性来发挥实际威慑作用，这个刑罚组结构中内含的“社区矫正”形成一个单独的教育改造受刑人的过程。

【关键词】缓刑；社区矫正；刑罚组；刑罚逻辑

一、引言

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应用方面的重要的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出人类社会的刑罚智慧：明明是罪有应罚，但是所科处的刑罚却并不立即执行，而是适用缓刑，将应有刑罚的实现予以后延，给受刑人和用刑人以机会；或者以此表达用刑人的一种有意的、有条件的宽宥，或者以此表达对受刑人的一种期待。

然而，因为处于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以及在各种刑罚文化的不同理念之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缓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资源，却一直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开发。

今天，在多数国家里，犯罪依旧是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监狱关押人口总数居高不下，被广泛使用的剥夺自由刑的行刑成本日渐攀高的现实状况，在主张以人为本，切盼提升刑罚效能的行刑目标推动下，各种刑罚资源，包括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资源的利用及开发，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在这样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开展对包括缓刑、社区矫正在内的诸多的刑事资源的研发，就是本课题立项的初衷。

摘要：发源于欧洲的缓刑制度，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司法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法国是最早规定刑罚缓期执行的国家之一，其制度已较为成熟。本文拟对我国与法国缓刑制度进行比较考察，以期借鉴法国缓刑制度的优点来完善我国缓刑制度。

关键词：缓刑；制度比较；制度完善

一、缓刑制度概说

1、概念

缓刑，即暂缓使用或执行刑罚，是指对于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间内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缓刑在控制犯罪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根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1]举目各国各地区无一不把缓刑作为预防犯罪的重要武器。

2、性质

短期自由刑是相对于长期自由刑而言的，指在较短时期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作为自由刑内部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短期自由刑自身的特点，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划分。短期自由刑由于剥夺自由的时间较短，其适用的对象、执行的方式、罪犯释放后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别于长期自由刑，由此引起的对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存废之争成为一百多年来刑罚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如何改进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和执行则是近年来刑罚理论与行刑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短期自由刑是相对于长期自由刑而言的，指在较短时期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作为自由刑内部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短期自由刑自身的特点，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划分。短期自由刑由于剥夺自由的时间较短，其适用的对象、执行的方式、罪犯释放后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别于长期自由刑，由此引起的对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存废之争成为一百多年来刑罚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如何改进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和执行则是近年来刑罚理论与行刑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短期自由刑是相对于长期自由刑而言的，指在较短时期内剥夺罪犯人身自由的刑罚。作为自由刑内部的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短期自由刑自身的特点，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进行的一种划分。短期自由刑由于剥夺自由的时间较短，其适用的对象、执行的方式、罪犯释放后的表现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别于长期自由刑，由此引起的对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存废之争成为一百多年来刑罚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而如何改进短期自由刑的适用和执行则是近年来刑罚理论与行刑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近年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对量刑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量刑在实践中出现的偏差、量刑结果对被告人的重大影响，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如何实现量刑公正，如何使量刑结果成为看得见的正义，检察机关如何行使对量刑活动和结果的监督，就成为当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明确量刑的意义和功能，剖析量刑监督的现状和问题，并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方有可能实现有效的量刑监督。

量刑监督的重要意义和功能

众所周知，人民法院进行刑事审判有两大任务，一是准确定罪，二是恰当量刑。准确定罪是正确、恰当量刑的前提和基础，而正确、恰当量刑又是实现定罪对犯罪行为及犯罪人的评价功能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重要措施，是将罪行与其他违法行为进行界分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定罪是对一个行为从规范意义上的性质的判断，带有某种抽象性，那么，量刑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受刑人的切身的、具体的权利剥夺或丧失，关系到能否公正地对待受刑人。某种程度上讲，被告人更关心的是量刑的结果，社会公众也习惯于通过量刑结果关注司法公正。因此，量刑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定罪，而对量刑进行监督以便获得更加合理的量刑结论，就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传统，量刑是人民法院的专有权力。如果说，定罪活动多少包含了控辩双方的参与，从而说定罪是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参与下进行的、有监督的审判活动的话，那么，量刑活动长期以来被誉为人民法院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生产活动。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必然产生腐败。在肯定刑事审判巨大成绩的前提下，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不少量刑失衡的事实。量刑监督，不仅是公正司法、刑事法治的需要，而且更是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

量刑监督的现状和问题

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法院量刑活动及其结果进行监督。但是，由于对量刑观念的误解以及其他司法机制上的缺陷，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重心放在如何准确地定罪上，而对量刑活动很少过问。当然，也因为法院量刑活动的“秘密性”，导致了量刑监督的不可能性。近年来，学界和检察机关在探讨量刑建议权及其制度建构的同时，开始注重探索对量刑活动的监督问题。但是，量刑建议由于法院对量刑活动的垄断而充其量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对于量刑的过程和结论仍然无从监督。对于不公正的量刑结果的监督，目前还仅仅局限于通过抗诉程序对量刑偏差提出纠正意见，请求上级法院给予纠正从而保证结果公正。有时，如果上级法院坚持维持原判的刑罚，这种程序性的对量刑的监督也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简言之，对量刑的监督效果式微。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摘要】罪犯劳动具有何种价值，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罪犯劳动应具有何种权利以及劳动改造的行刑方式的评价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亟待于对罪犯劳动价值的既定评价。对罪犯劳动的惩罚、教育、经济价值进行假定，对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劳动教养制度和死刑应当废除，劳动应当成为最广泛和有效的行刑方式，罪犯劳动应给予全额的报酬。

【关键词】罪犯劳动；价值评价；价值假定；问题分析

1问题的提出：实践呼吁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

《违法行为矫正法》列入了立法规划，这使得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重新关注。而对劳动教养的审视就不得不理清它和劳动、劳动改造之间的千丝成万缕的关系，问题在于：

(1)劳动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功能？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劳动推动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的伟大作用时指出：人类“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劳动创造人、劳动塑造人、劳动提高人，但不同形式的劳动是否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2、劳动以相同的方式在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中体现着不同的特征和性质。有人认为，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考察并不难发现，劳动教养既是一种强制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改造中的罪犯劳动则是要体现监狱或劳动改造原则中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那么，同样方式的劳动是否真的会在不同的制度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及价值呢？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则需要人们对罪犯劳动的价值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