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长范文10篇

日前的“一号文件”，是我党执掌政权以来第一次就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出专门文件，可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中央对此的关注程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增收速度就逐渐放缓。进入九十年代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从一九九七年到去年的七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水平仅为百分之四，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了百分之八，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不足二比一，扩大到目前的超过三比一。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由于占人口六成以上的农民购买力持续不强，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消费拉动力不足。这是内地经济目前面临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收入增长比较快，主要是因为农民有了承包经营权，随后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农村工业发展受到了鼓励。当这些政策被逐渐消化，而新的政策又未能适时出台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明显放慢了。增加农民收入，涉及到许多带有体制性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个问题最为突出。首先从农村来看，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落实，农民还没有充分的权利按照各种产品利润的高低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特别是在一些粮食主产区，不论市场上蔬菜、瓜果、家禽或其它农产品的价格有多高，农民仍不得不继续种粮。

再看农村与城市的结合点。农产品进城的销售价一直受到严密监控。去年一度出现粮油价格上涨，城里便传出一片惊恐声，要求政府出招平抑粮油价格。而事实上此时的粮油价格还远比七年前低。据统计，二○○二年平均每个城镇居民用在粮、油、肉、菜方面的开支，比一九九六年少四十三元，而同一时期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三千多元。就在这年，反映家庭食物开支与总收入之比的恩格尔系数，在城镇由上一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猛降到百分之三十七，内地有媒体欢呼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的象征，其实降幅如此之大，明显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表明农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而从城市来看，进城务工农民仍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仅以年前内地广泛报道的老板欠薪情况为例，这些老板欠的基本上都是进城务工农民的薪水，却绝不敢欠城里人的薪水。进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相当低，在劳动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待遇不公，而且收费繁多、检查繁多。现在农村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农民近一半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进城农民数以亿计，他们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也论及了上述三个问题。事实证明，增加农民收入不单是一个农村问题，必须农村和城市一起抓，从根源上抓起。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三农”工作，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举全党全国之力持之以恒强化农业、惠及农村、富裕农民”,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当前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市面对比全国、全省收入水平差距过大的局面，更是提出要提前五年即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目标。形势如此逼人，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怎么办？只有以比其他兄弟县市更快的发展速度赶超。为此，我们从县当前农民收入现状入手,从中分析探讨县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而寻找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加速农民收入增长的对策和措施。

一、县农民收入的现状

近几年县农村居民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据国家统计局调查队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本文调查资料来源同此），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3303元、3766元和4248元。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和全市的水平。经调查测算：2012年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7919元的53%，全省平均水平7828元的54%，全市平均水平5310元的80%。与本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较，也有明显差距，2012年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5元，与本县农民纯收入之比为2.9：1。因为农民收入低，县是全省24个国定贫困县之一，全县299个村就有134个贫困村，占44.8%；全县近8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有22.1万人，占27.6%。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县各级各部门应高度重视的问题。

二、农民收入低迷的主要原因和问题

1、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县位于北部边境，属中低山丘陵地区，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经济逐渐落后于兄弟县市。全县无铁路、无大中型企业，工业发展落后，可容纳的就业岗位少，农村大部分富余劳力只能远赴外省外县务工。受大环境影响，农民本地务工收入较低，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平均1199元，只占纯收入的28.2%，这也就直接制约着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

2、家庭经营性收入中二、三产业比重太低。长期以来，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构成中的主要组成。近两年县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分别为2379元和2724元，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也分别为63.1%和57.1%，且非农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太低，只有20%和24.5%，农业收入占大头的情况改变不大。这是农民收入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不彻底改变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中占大头的现状，则农民收入较快提高的愿望将很难实现。

摘要：近年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其给予全面否定也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历史地分析中国税收收入增长中的合理性，有利于加深对税收增长的理性认识，把握今后税收增长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中国，税收增长，理性认识

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将研究的视野放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不管从绝对额、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在不断增长，因此，近年来的快速增长作为这种长期增长趋势的一种延续和集中体现，似乎也无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税收比重步人“最佳”区间，对于其未来走向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

一、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趋势的历史分析

(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趋势：绝对值角度

从表1和图1不难看出，建国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增长迅猛，从1950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30000多亿元，增长了600多倍。尽管这一期间中国税收收入的总趋势是不断增长的，但并不能说其增长过程是一帆风顺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共设14种税收，为此后建国初期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奠定了基础。1958年，随着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简化了工商税制，仅设9个税种，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导致此后数年间税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间，已经简化的税制仍被批判为“繁琐哲学”。1973年，对工商税制进行了进一步简化，仅剩7种税。这一时期尽管税收收入仍有所增长，但显然不能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匹配。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20年高速增长后，已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税收增长速度也呈逐年递减的态势。西方经济学历来认为，税收是有极限的。如今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税收的过快增长。那么我国税收的极限在哪里，如何才能在当前的经济形态下确保税收收入可持续增长呢？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我国当前税收收入现状

（一）税收计划分配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是“以支定收”、“基数递增”的分配方法不合理。每年国家下达的收入计划任务都以国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为基础，以上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然后确定一定的增长比例，以此作为当年的税收计划任务分配数。②是层层分配下达的方式不合理。目前，税收计划一般层层分配下达至省辖市局、县局，直至基层分局。为了确保收入任务的完成，有的甚至落实到分局内的股室乃至个人。③是地方政府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的方式不合理。地府政府每年往往都要根据地方财政支出的需要，在税务系统内部下达的年度收入计划基础上，再追加一块任务指标。

（二）政府行政行为过重，税收执法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①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预。税务执法是依法治税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执行公务。但在一些地区，地方越权干预税收的情况严重妨碍了税收执法。特别是当税务机关清理欠税和查处偷漏税案件时，有些政府领导便会出面干预，甚至施加压力。②税务干部业务素质不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大量企业转为私人所有，偷税与反偷税，避税与反避税的斗争日益激烈，有些企业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做假帐，进行所谓的“合理避税”。而如今税收干部从总体上看，业务能力、法治意识仍达不到现代经济的要求，加上有些企业对税收检查工作不予配合，给税收执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③税收执法随意性大。有些干部对税收政策、税收规定重视不够，加之工作责任心不强，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性，有些税务干部甚至滥用职权，越权执法，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严重打击了纳税人的积极性，影响了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

（三）公民纳税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①各地税法宣传流于形式。目前的税法宣传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停留于城市，停留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而且形式单一，内容单薄，很难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②纳税人纳税行为不够积极。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税收意识的发育先天不足。一些企业负责人（尤其是中小企业）文化层次较低，对国家税法理解不够，对纳税存在抵触情绪，个体工商户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偷逃税款现象仍比较普遍。③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行为仍不容忽视。税务机关税源监控手段不多，极大地束缚了税源管理的手脚。今年我省发现的一系列大要案，就是不法分子利用管理漏洞进行犯罪的表现。

二、制约税收收入可持续发展的成因分析

从三次产业分布看，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具备基础从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看，张掖市三次产业（第一产业为农业、第二产业为工业和建筑安装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0.06：35.38：34.55调整为2012年的27.7：36.5：35.8，而甘肃省和全国分别从2006年的14.67：45.81：39.53和10.10：47.90：42.00调整为2012年的13.35：49.4：37.31和10.09：45.31：44.60。2012年，张掖市第一产业比重相对较高，分别较甘肃省和全国高14.35和17.6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均超过三分之一，具备较强的税收增长基础。从重点税源行业看，有色、化工、电力、建材等基础产业占有主导地位，来源于服务行业的三产税收占比偏低，重点税源行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主要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低、物价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结构性减税力度较大等影响，抵御市场变化能力有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的稳定增长。

从财政边际收益分析，显示宏观税负增长趋势明显财政边际收入率是指新增财政收入占新增GDP的比率；财政平均收入率是指财政收入总额占GDP总额的比率。从2006-2012年张掖市财政收入增长趋势图（图1）显示，财政边际收入率和财政平均收入率总体趋势相同，财政边际收入率曲线较财政平均收入率曲线明显陡峭，从财政边际收入率曲线与财政平均收入率曲线的近期趋势看，财政收入超GDP增速现象仍将延续。

从劳动者报酬看，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没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从2006－2011年张掖市、甘肃省、全国生产总值（GDP）收入构成比较（表3）看，张掖市GDP构成中比重出现“两升”（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两降”（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与甘肃省GDP构成变化趋势正好相反，与全国GDP构成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稳步上升，2011年达到68.08%，较甘肃省和全国分别高22.13和23.14个财税论坛表2张掖市经济与财政横向比较统计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甘肃省统计年鉴》、《张掖市统计年鉴》，下同。说明：汇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交易中心2012年12月31日公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6.2855元人民币；平均工资2012年未出。注：2012年部分数据未出。单位：人均GDP为美元，人均工资为人民币，其它为%百分点，达到发达国家50%以上占比标准；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占比所有下降，2006-2011年间，二者在GDP总量中占比同步下降4.5个百分点左右；企业营业盈余占比所有提高，2006年营业盈余在GDP总量中占比为13.56%，到2011年达到16.92%，提高3.36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与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占比两升两降，且二者变动幅度基本相当，这进一步说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没有制约居民收入增长。

财政收入超经济增长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我国采取的是以流转税收和所得税收为主的征收模式。征收模式决定了税收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企业效益的提高。1.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GDP的增长，生产经营者实现的销售(或经营)收入增加，保障了流转税税基的稳定增长。2.企业效益。经济发展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长保证了所得税收入的快速增长。3.产业增速。GDP是由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组成的，其中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增速也高于GDP增速，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GDP中的二、三产业，各产业增速的不同导致财政收入增速随之变化。

（二）制度因素财政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其主要原因是两者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和税收制度设计缺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统计制度。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税收制度，对生产经营者的销售收入，减去已购进的各类材料和其他费用支出作为税基进行课征，由于固定资产折旧费没有剔除，所形成的财政收入存在一定水分。2.统计内容。财政收入与GDP两者大部分统计内容相同，但也存在不同：部分税种存在重复使用同一税基计征现象，如对销售行为除计征增值税外，还要开征所得税、教育附加费和城市维护费等；财政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未计入GDP统计范围等。3.统计价格。目前使用的GDP增长是以1985年价格为基数，按可比价格计算所得，没有考虑物价变化，而财政收入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包含了物价涨幅和体制变动等因素。4.税收制度。现行税制中规定了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等优惠办法，而在财政收入统计上，对已退税收也计入到当期财政收入中，如对出口退税的财政收入统计，使实际财政收入存在虚增。

1衢州地区农民收入现状

1.1收入稳定增长。近些年，衢州地区农民收入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以2016年为例，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3068元，同比增加1187元，增长10.0%，增幅较上半年回升。0.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仅次于台州（10.1%）、丽水（10.1%），从收入增速看，衢州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与全省平均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2四项收入齐头并进一是工资维持稳定增长，以2016年为例，工资性收入增长9.5%,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拉动增长5.5个百分点。二是农民转移净收入稳步提高，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和退休金标准的持续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201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收入达到1246元，增长10.0%，转移收入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动力。三是经营净收入保持平稳增长。201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经营净收入2430元，增长10.2%，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四是财产净收入增长较缓，2016年上半年，财产净收入为88元，增长6.0%。1.3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衢州六个县（市、区）都实现了较快增长，农村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其中柯城区以10.4%增长速度领跑全市，开化（10.3%）、江山（10.1%）、常山（10%）、龙游（9.9%）、衢江（9.8%）紧随其后，增速最高的柯城和最低的衢江差0.6个百分点，增收效果不尽相同。按五等份收入组计算，2016年上半年，20%最高收入组与20%最低收入组收入差距倍数为7.9倍，比去年同期8.5倍，缩小7.1%。1.4增长幅度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衢州市特别关注农业发展工作，将农民创收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增长速度基本处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以上。其中2016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居全省第四。

2新常态下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收入结构视角

分析当前农村居民增收状况，主要存在增收速度有所减缓、收入水平较低，收入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2.1增收步伐稳中趋缓。2016年上半年衢州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13255元，同比增长8.7%，增速趋缓，较上年同期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农民人均收入8675元，同比增长9.5%，增速同比回落1.7个百分点。受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增长平台下移等因素影响，今年来衢州城乡居民增收难度加大、增速回落态势明显。2.2工资性收入增速回落。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2016年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工资性收入增幅同比回落2.2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3经营收入增速减缓。衢州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排位下降，部分原因是经营性收入增长动力减弱。以2016年为例，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市场需求不振影响，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同比增长10.2%，增幅同比回落0.4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经营收入同比下降5.8%，经营户增收面临一定困难。以山区毛竹收入为例，雇工成本在100-120元/天，毛竹售价每百斤24元左右，人工成本同比上升20%左右，毛竹价格同比下跌36%，一升一降，对竹农收入影响较大。2.4收入结构不尽理想。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6.6%，经营性收入占28.0%，财产性收入占比1.0%，转移性收入占14.4%，四项收入结构比例还不协调，不均衡。另外，区域发展还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江山市与最低的开化县相差2179元。2.5就业状况不甚理想调查资料显示，2016年全市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户户均就业人数为1.92人，户均就业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0.08个百分点，就业人口比例的降低，直接导致部分居民收入减少，增收困难。

3新常态下推动衢州地区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因素

新常态下，随着衢州城镇建设及衢州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全面推进，衢州地区农民的收入影响因素必然随着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影响。按照提出的“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要求，衢州市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增收放在突出位置，政府要紧盯产业发展项目，分类施策，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以创造就业岗位为结点，编织衢州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的新网络，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3.1积极引入政府性投资项目，在持续有力的政策扶持中帮助农民间接增收。政府投资项目既可以改善农村的软硬件条件，又可以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增加农户收入，要将涉农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当作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要结合五水共治、一县一带等重点工作，有计划地弥补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物流、信息、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农业发展项目，从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形成“政府引导-民间跟进-农户增收”的良性循环。3.2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在精耕细作的产业挖潜中促进农业价值提升。要以农户增收为目标，综合考虑增强现代化水平、提升专业化规模、提高经济效益、保证农民增收成功率等四个方面，以“四化”推动一个或若干个重点产业集聚发展。一是信息化推动涉农电商集聚发展。重点可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入手，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入，加快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降低农产品的流转成本，增加农民的纯收入。二是高技术化推动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发展。农村工业化的重点在于打造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市场对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丰富、更营养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的需求越来越旺，衢州的茶叶、柑桔、生猪、竹木、蜂产品、清水鱼等广泛涉及各类农户的大宗农产品，迎来了洗牌提质、创牌增效的黄金发展期。三是规模化推动健康养老产业集聚发展。立足医养结合、以养为主，主打生态养生牌，要避免各自为战、零打碎敲的现象，全市域统一谋划布局，集群发展健康养老产业。重点之一是要充分发挥衢州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和职业教育基础良好的优势，大力推动健康养老领域的职业教育，定向培养各类高水平、高技能、高收入的医卫护理人员，助推低收入农户持续快速增收。3.3着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打开“两山”转化通道。随着乡村休闲旅游的兴起，它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的经济面貌带来了巨大转变的同时也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衢州大力推进乡村休闲旅游宣传平台的建设，提升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品质，继续实施人气集聚工程，赋予“一县一带”产业功能，吸引外出务工群体返乡创业，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依托各级景区，建成了美丽乡村风景线，有力推进了沿线农民增收。利用便利的交通网络，大力发展民宿游，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让农民富起来。3.4引入金融资本，构建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助推增收农业项目投入多属长线投资，时间长，见效慢，尤其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一是加快金融资本与涉农企业的融合发展。要积极培育涉农龙头企业，加大对涉农公司上市的扶持力度，通过此类公司整合推进衢州农产品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销售，鼓励和支持这些涉农龙头企业优先安排低收入农户就业。二是推进政府产业基金与金融资本的扶贫合作。积极探索与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的扶贫合作。三是发挥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的联合互助。在有条件的地方组建县级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充分发挥联合会财务管理、安全监管、资金余缺调剂、风险救助等作用。3.5定向培训就业帮扶增收。为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全面提升农民的就业水平已是迫在眉睫。在培训就业方面要向低收入农户倾斜，找准产业项目与贫困农户的结合点，避免为培训而培训现象的发生。一是积极探索开展各类培训就业合作模式。创新政府与农户合作模式，政府牵头谋划，借鉴沙县小吃、缙云烧饼做法，将地方美食（如开化汽糕）进行统一化培训、标准化生产、模式化销售。二是加强重点群体帮扶。对收入来源单一、收入增长低，甚至减收的家庭户进行重点帮扶，帮助其提高就业能力、改善经营状况增加收入来源等。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所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影响因素也是错综复杂，但经济新常态下衢州地区农民收入的发展前景中仍然具有很多新机遇。因此，“十三五”期间，我们应抓住机遇，牢固确立共享发展理念，扎实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切实做到补短板、保基本、兜底线、上水平，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机制，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优化农民收入结构，确保农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可持续增长率，是指不增发新股并保持目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条件下企业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当企业经营效率（资产周转率和销售净利率）和财务政策（资产负债率和收益留存率）保持不变，并且不打算或不愿意发

售新股；此时销售的实际增长率等于可持续增长率。

一、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①根据期初股东权益计算可持续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股东权益增长率

=期初权益资本净利率×本期收益留存率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未能摆脱经济紧缩的局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然而，在家庭经营农业收入节节减少的同时，工资性收入却持续增长，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和新亮点。劳务经济的研究已经引起农业经济学界的重视。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从劳务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所以，不是笼统研究非农业收入，也不是单纯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家庭经营与雇佣劳动的制度绩效问题。

所谓劳务经济，就是劳动者出卖劳务而获得报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现象。在本项研究中，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在联产承包变革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孕育了乡镇企业和民工潮两次劳务经济的浪潮，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15．9倍。其中：1983-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长11．2倍；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长5．3倍。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8．57％提高到31．1％，对纯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33．1％。劳务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过剩经济的出现，为家庭经营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其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将来临。

一、发展阶段：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引言

中国已加入WTO，由于中国特定国情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耕地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又加上城镇化进程滞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从而造成农户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相对较高，玉米、小麦、大豆、棉花等大多数农产品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加入WTO之后，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国际市场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产生巨大的冲击。面对冲击是采取放弃大面的农产品生产，去大量采购国际市场价格便宜的国外农产品，还是继续坚持固守本国生产，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考虑到粮食安全问题，把我们需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依赖价格波动较大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不利的条件下，保持我国农产品基本自给，同时加大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生产，争取更多的创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趋势的分析与预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农民人均名义收入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资料，计算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和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按1978年价格），同时利用1985～2000年资料计算农民收入预测值（剔出价格因素按1978）。

预测值由如下指数平滑公式计算得

附图

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主要在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保障粮食等基本农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是农村稳定、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近两年，河北省农民收入扭转连续七年徘徊局面，呈现较快增长势头，2004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1%，增幅比上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2.4个百分点。但从“十五”以来总体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根据河北省制定的农村小康社会建设规划，到202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7000元，年均递增5%以上。实现农村小康目标，建设和谐河北，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规律，加强统筹，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农民增收制约的多重性，要求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农民全面发展

从河北情况看，当前农民数量多、资源占有率低、受教育程度低、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是农民增收的直接制约。深层次的因素在于“三个不协调”和“三个不同步”。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调整不协调，农业占GDP比重与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不同步。2004年河北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为15.5%，而农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重仍高达45.9%，导致农民参与GDP分配系数由五十年代的0.6降至0.3。二是工业化进程与城镇化进程不协调，工业比重提高与城镇人口增长不同步。2004年全省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占比重为53.2%，而总人口中城镇人口仅占34.5%，城镇化滞后直接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步伐。三是生产要素与国民收入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协调，城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不同步，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制约着农民全面发展。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常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000万人以上，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5亩；农村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5.5%，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26.4%。

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综合考虑制约农民增收的各种因素，立足于充分发挥农民的人力资源优势，抓住提高农民素质这个根本，统筹治理，重点突破。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在重视经济增长、重视效率、重视物质成果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发展、注重公平、注重改善人民生活，把人的发展放在突出位置，为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知识和市场意识。如果广大农民不能较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质、掌握市场经济知识、增强市场竞争意识，那么，农民增收的领域就很难拓宽、增收的波动性就难以避免、增收的步伐就难以加快。只有实现农民全面发展，才能加快农村由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提升农业农村经济竞争力，增强农民开拓增收新领域的能力，构建农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近年来，河北省在农村工作中坚持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标，满足农民生存、安全、健康、民主和全面发展需要作为目标，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重要载体，把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改善和农民素质提高紧密结合起来，努力构建农村经济增长、精神文明、环境优美协调发展新格局，充分发挥了农民在增收中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引导下，广大农民积极走提高农业竞争力、发展效益农业增收的路子，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壮大以奶牛为重点的畜牧业，推进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广农业良种和增产增效技术，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挖掘了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农民市场意识增强，以发展民营企业和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加快了农民劳务输出步伐，使农民收入呈现出多年来没有的农业内部增收势头强劲、非农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局面。

农民增收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要求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