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问题范文10篇

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除税收以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对其加强规范化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又是严肃财经纪律，推进反腐倡廉和依法理财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各级政府对非税收入都进一步加强了管理，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一、非税收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违规获取非税收入。由于收支脱钩并未真正落实到位，非税收入与个人、部门利益息息相关，一些部门和单位为了保证既得利益，违规收费和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是有的地方和部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有的受利益趋使，甚至“以罚代收”。二是为满足团体利益，规避财政专户管理获取收入。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项目转为经营性收入项目，还有的部门将非税收入挂往来科目列收列支或转作单位收入等问题。

（二）征收力度不够，应收尽收不到位。一是有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擅自制定优惠政策，常常以缓代免、先征后返的方式为落户企业变相减免非税收入。二是有的部门擅自把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转化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或采取抵扣或降低收费标准的办法减少非税收入。三是部分单位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不够，未作到应收尽收。

（三）收费票据管理不规范。少数单位未按票据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财政部门统一收费票据，存在混用、串开票据的现象，有的单位甚至使用自制票据等，使非税收入资金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另外，非税票据缴款时间的随意性较大，缴款人经常拖延缴款时间，造成非税收入缴款时间滞后。

（四）未按规定将非税收入上缴预算或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一是有的部门把征收的非税收入长期滞留在本单位账户上，未按规定及时解缴或不缴入财政专户。二是个别部门将非税收入收费项目下放到所属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团体收取，形成了单位财务收支体外循环，导致财政资金流失。三是有的部门将收取的非税收入不按“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随意截留、挪用和坐支，导致财政年度收入失真。

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已逐步转变为非税收入的管理，但是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文就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构建，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基础上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还缺乏严格、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非税收入管理与监督的认识不到位

一些部门、单位甚至领导同志往往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没有足够的认识，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似乎非税收入不是正规的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割裂了管理与监督的必然联系。从财政部门来说，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轻支出，忽视了对整个非税收入资金流程过程的监督，从而使得我国对非税收入财政监督体系的建设长期处于低水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要求。

（二）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范围不到位

摘要：“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以制度创新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跨世纪难题。具体说来，一是要稳步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二是要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土地制度;三是要彻底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关键词：农民增收，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这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然而，作为改革发源地的农村，近年来却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关于“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还明确指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少数地区的农民收入甚至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产和生活需要。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很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农民增收谈增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实施起来效果并不明显。同时，也有学者针对农民增收中的制度缺失与制度缺位，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对策。因而笔者试图在借鉴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入手，提出以制度创新来破解农民增收难这一跨世纪课题。

1经济学上的创新概念

“创新”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像《商业周刊》这类杂志，以“美国创新的衰竭”，“创新的消失”为标题的报道就代表了人们在1973年以后所发展起来的新认识:技术变化，尤其是当它体现于新产品之中时，就不能将它再视若当然了。更为一般地，出现了对新古典理论在论述创新现象上失误的批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创新”这一概念。

一、企业展开收入核算管理的意义

（一）准确筹集资金的重要前提基础

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扩大，隐藏在内部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加强收入核算来提高经济利润和社会收益，此项管理工作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还需要制定详细的方案。而加强收入核算管理，对于现代企业来讲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点，其是准确筹集资金的重要前提基础，因为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只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才能够更好地展开相关经营，为自身带来更大的社会收益。当然，企业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更多的资金，以此来满足实际生产需求；第二点，加强收入核算，也有助于确保企业更好的发展，而在前期筹集资金时，还需要根据实际状况来筹集资金，这样可以避免获取资金过剩或者是资金不充足等问题的产生，保障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保障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的状态

企业加强收入核算管理，除了可以为自身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之外，还有助于保障财务活动处于规范化的状态，因为财务管理也是现代企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对财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这样可以避免内部资源浪费等问题的产生，全面地提高财务管理工作质量。当然，工作人员也要以身作则，提高责任心并积极参与到收入核算管理中，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为其发展奠定夯实基础。其次，企业也要完善相应的制度，进一步对财务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通过全方位监督管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财务风险，保障内部各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进而朝着国际化现代化方向可持续发展。

（三）确保相关票据的规范性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未能摆脱经济紧缩的局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然而，在家庭经营农业收入节节减少的同时，工资性收入却持续增长，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和新亮点。劳务经济的研究已经引起农业经济学界的重视。

本项研究的重点是从劳务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所以，不是笼统研究非农业收入，也不是单纯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实际上是考察家庭经营与雇佣劳动的制度绩效问题。

所谓劳务经济，就是劳动者出卖劳务而获得报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现象。在本项研究中，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

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地位。1978－2000年间，我国农村劳务经济在联产承包变革中得到解放和发展，孕育了乡镇企业和民工潮两次劳务经济的浪潮，全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村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7．1％提高到目前的31．6％。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期从133．57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15．9倍。其中：1983-2000年间工资性收入从57．53元增加到701元，增长11．2倍；家庭经营纯收入从227．68元增加到1436．2元，增长5．3倍。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从18．57％提高到31．1％，对纯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33．1％。劳务经济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过剩经济的出现，为家庭经营的整合提供了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其改革开放的深化，城乡一体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即将来临。

一、发展阶段：劳务经济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渠道

根据劳务经济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务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1非税收入存在问题与原因

1.1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较大。2007年，江苏省已经有了一份关于非税收入改革的总结报告。报告中称：今年第一季度，共收到有效缴款书28846份，涉及非税收入12.78亿。这一数字，是去年3月1日到年底以来纳入预算的非税收入的近3倍。江苏全省范围，非税收入总量已从1996年的255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07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30%以上。近年来江苏省非税收入真正缴入国库、纳入预算内的只占该资金总额的36%。2006年，江苏省67个省级机关单位就有160多亿的非税收入，平均每个部门2.4亿元左右。

1.2“费挤税”与现行的税制改革相违背。针对我国税费并存（政府收费）的宏观分配格局，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实施税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保障财政收入。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过去国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的手段宏观调控经济转变。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地方部门的自有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的现象，将与中央的税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驰。

1.3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很多部门未经财政部和国家计委批准，自行设立各种收费项目，超标准和范围收费，金额巨大。长期以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问题屡禁不止，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收入执行机制，从而无法做到令行禁止。

1.4票据管理不规范。目前，一些涉及非税收入非常多的部门，如交通、国土、公路部门等，其专用票据仍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虽然要求到财政部门备案，但这些部门往往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取票据后不到财政部门进行登记、核销，而是直接使用这些票据收取非税收入，致使财政部门对之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

2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解决策略

一、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范围

房地产销售收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获得的收入，包括土地转让收入、商品房（包括周转房）销售收入、配套设施销售收入。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有的在销售之前未与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还有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事先与购买方签订购销合同并按合同要求开发的房地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周转房，旧城改造中回迁安置户交纳的拆迁面积内的安置房产权款和增加面积的房产款，在“房地产销售收入”核算范围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售自用的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房产不是“房地产销售收入”的核算对象。

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

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作为可供销售的开发产品，具有商品的一般特性，因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进行。房地产销售收入的确认必须满足收入确认的四个条件：（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可靠地计量。

房地产购销合同在开发产品竣工验收前后均可能签订。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只有按规定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后，方可上市预售房地产。在预售中所得的价款，只能是属于暂收款、预收效性质的价款，由于开发产品尚未竣工验收不能确认收入。等到开发产品竣工验收并办理移交手续后，方可确认房地产销售收入实现，将“预收帐款”转为“经营收入”。

为了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贯彻落实、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出意见，提高《思想、邓--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对教学环节、教学方式进行改革。经学校研究决定，利用暑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我利用大一下学期的暑假（年7、8月）在县社区进行调研，并通过走访各类家庭，了解基本状况，通过研究当地经济变化发展及模式转变、政府管理体制、生活环境变化、改革开放所取得成就等成就等几大方面完成居民收入问题现状的调研报告。

一、我的家乡——社区基本简介

县是省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省西部，市东北端。东部依绕河与县、市为邻，南部与台安县搭界，西部与市接壤，北部、西北部与自治县为邻。县下辖17个镇、4个乡、1个民族乡，51个社区居委会、417个村委会。面积2436.01平方千米，人口63.40万

（一）地形地貌

县地处绕阳河下游地区，西部、北部为50－100米的低矮丘陵，是医巫闾山的一部分，中部为开阔的平原，南部为洼地。平原地势平缓，土质肥沃。

（二）水文状况

摘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制度上加以规范;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

关键词:收入分配;按劳分配;劳动贡献收入

一、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收入差距扩大

1.从整体差距看,“基尼系数”偏高。基尼系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差距扩大是从1985年开始的,到2005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1996年,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缓慢扩大。1985年为0.31,1996年上升到0.36,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城镇居民收入达到较快增长。而农村在这一时期交替出现买难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加之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因而基尼系数较前一阶段有了上升,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波动,表明这个时期收入分配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阶段是1997—2005年,居民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97年为0.33,2005年上升到0.4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政府更加关注民生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全会,收入分配问题得到空前重视。

2.从具体差距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为1.83∶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1998年为2.51∶1,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7∶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明显偏大的。2004年略有下降,3.21∶1,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城乡差距继续扩大。第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从人均收入看,2005年职工人均工资全国平均为18405元,最高的是北京(34191元),其次是上海(31940元),分别是江西13688元的2.5和2.3倍,是湖南15659元的2.18和2.04倍。从城镇居民收入看,1978—1999年,东部地区增长18.2倍,中部地区增长13.4倍,西部地区增长9.5倍,以中部为1,东、中、西部居民收入之比由1.1∶1∶1.01扩大为1.48∶1∶0.74;中、西部与东部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由35元、31元扩大到2309元和3570元,分别扩大了65倍和57倍。从农村居民收入看,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3.57元,最高的上海290元与最低的河北91.5元之比为1∶0.32;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最高的上海8248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之比为1∶0.23。第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如2004年职工平均工资,金融保险业26982元,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21805元,农林牧渔业仅7611元[2]。第四,不同经济性质职工收入差距扩大。2005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18405元,国有经济单位19313元,集体经济单位11283元,外商投资单位22244元。集体经济单位的工资收入分别是国有经济单位的58.4%和外商投资单位50.7%,只占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61.3%[2]。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已了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但农民工问题依然严峻，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要保障他们的权利，应建立在充分全面了解他们真实状况的基础上，绝对不能从主观出发，而做出一些表面富丽堂皇，但毫无实际意义，毫无可行性的结论与政策，浪费国家资源。

【前言】：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农民工给予了高度关注，各种评论,建议风风火火。我们这些在象牙塔里的学生对有关问题了解不多，热切希望对该社会热点问题有更深入的体会，以贴紧，感受时代的脉搏。这个寒假我们组部分成员参加了列车乘务员的工作，众所周知，农民工回家过年以及年后回流是春运期间主要的客流，借此机会我们展开了对农民工的工作现状和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调查。

我们先通过报刊、书籍和网上资料等对城市的民工概况作了初步了解，然后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作为在火车上进行调查的框架文本，调查是以谈话问答的形式进行。

春运结束以后，我们在火车上的调查所得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相关资料收集，并集合讨论，再通过自己认识的一些民工朋友充实了我们的调查结果。

针对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农民工的收入和生活问题做出我们的调查报告。

对农民工现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