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范文10篇

一

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都肩负着不断改善人类生活的神圣使命。对稀缺性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是完成这种使命的根本条件，这基本上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但对于收入分配是否有助于改善人类生活，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看作是一般价格形成问题中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生产要素按其价格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公平合理的。旧福利经济学把国民收入的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程度作为经济福利提高的充分条件。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把收入分配排除在福利增加的条件之外。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经济效率只是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收入分配的公平才是充分条件。但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困惑，经济学家始终未能找到满足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的最优组合点的条件，这就给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留下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和美国“新政”的大规模实施，收入再分配已成为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用来对付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手段，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的“福利国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滞胀”，引致凯恩斯经济学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再度崛起。瑞典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选中的失败、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的上台，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成本的上升和对效率的负面影响，“福利国家危机论”一直比较流行。但福利国家在提供信息和保健服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预防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又难以否认。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又为政府实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加之收入分配的过于悬殊不仅可能影响效率，而且其本身就与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因此，收入分配问题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推崇经济学研究的数理化倾向，贬抑伦理化倾向。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对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肯定。1998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明证。另外，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也对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并且已得到经济学家的认可。这都为多视角、多方位、多学科综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无论是从西方经济理论自身的演变来看，还是从经济学与其它学科的合理回归与相互融合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都愈来愈受到关注。而在西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中，集中表现出两大鲜明的特征：一是对非收入因素的关注，二是对社会最底层成员的关注。

二

收入分配的内容在传统经济学中可以说是一个并无多大争议的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对收入分配分析时所考虑的主要是收入、商品、效用等福利主义概念。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收入分配的内容之时，考虑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收入或者商品了，自由、权利、能力等非收入和非商品信息日益受到当代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这可以说是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乃至整个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种进步。表明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或者说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正在实现合理的回归。

哈耶克（F.A.Hayek）把分配的内容基本上限定为自由选择的机会。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不仅作为一种目的本身而极为重要，而且自由还是为人们提供各方面帮助的手段，正是自由赋予了人类文明一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因为只有当个人有自由运用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社会进步才会发生。

诺齐克（RobertNozick）在考虑收入分配内容的时候，也特别强调的是自由交换的权利。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所得到的东西，是他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的，而另一个人给他这个东西的目的同样是交换某种东西。因此，在诺齐克的分配理论当中，如果说有分配的内容的话，这个内容也只能是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物质内容。自由选择的权利是诺齐克分配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国家的根本职能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害，而不是具体地分配收入和物品。

一、当前国企收入分配的基本情况

党的*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根据银监会提供的资料，20*年底，这类企业的总资产37.5万亿、利润总额2496亿、员工232万人，员工平均工资5万元）；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管理的企业（根据《20*年国有企业财务决算汇编》提供的资料，20*年底，这类企业包括所属的二、三级企业有0.59万户，总资产2.3万亿，利润总额1120亿，员工599万人，员工年平均工资2.2万元）。狭义的中央企业通常是指国资委管理的企业。20*年底，中央企业共有172户（其中53户“党政一把手”由中央直接管理），总资产10.5万亿元，利润总额近6400亿，员工1110万。

从收入数据看，一方面全国面上国企收入分配的统计数据不完整，统计信息不准确，很难掌握全国面上国企收入分配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中央企业是我国国企的主力军，20*年中央企业总资产、利润总额、员工总数分别占全国国企的41%、66%和近30%。我们考虑，对全国国企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可以把重点放在中央企业上。

中央企业的收入分配，撇开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分配原则、工资制度变革、工资性收入结构变化，以及收入再分配等情况，仅从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看，以下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1、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

20*年，中央企业员工年平均工资为3.3万元，全国国企员工年平均工资2万元。“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14.4%。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15.1%。2003―20*年，中央企业员工的递增16.8%，是最快的。

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工厂工作人员应多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提高竞争能力。

组对西乡的部分工厂工作人员就个人收入分配作了问卷调查。问卷发出51份，本学期11周。收回51份，其中27份男性填写，7份是已婚男性，20份是未婚男性，还有24份女性填写，都是未婚。问卷分为收入和分配两大部分，旨在分析收入和分配是否真实、合理。问卷填写都比较完整、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了工厂工作人员的收入分配情况，基本上达到调查的目的现就将调查的情况做以下分析和报告。

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从调查资料的统计数据上。

一、收入大部分在1000元左右

一)基本收入在900元以下

基本工资在800元以下基本收入分为基本工资、福利费用和奖金三项。调查数据显示。

1人力资本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积累得以明显提升。在我国教育快速发展，而同时又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情况下，研究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联系有重要的意义。

Gregorio&Lee的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具有缩减效应，并且教育分配的平等有助于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白雪梅借鉴Gregorio&Lee中的计量模型所含参数，运用中国各省的平均数据，对中国1982-2000年的教育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做了时序的检验，其主要结论是我国的教育和收入分配之间不仅存在着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在我国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与国外多数研究的结论相同，中国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正相关。

2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

2.1教育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扩大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是投资于人身上而形成的既可以满足眼前消费更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资本，表现为劳动者身上蕴涵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投资，其中主要是教育投资，使劳动者具有不同的技能，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是有差别的，有差别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不同的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也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投资来改变自身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利地位。

虽然个人终身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成正比，但是由于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均等的，那些能够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大多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在现代经济中，教育是一种需要个人支付成本的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又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该产品所提供的产品收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收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社会公众享有，是不可分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性。就教育而言，一方面，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比没有或少受教育的人能多获益，表现在就业、晋升和高薪方面，这部分利益是可分的。另一方面，一国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越多，对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从而使整个民族受益，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部分收益是不可分的。因此，教育既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也具有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属准公共产品。个人教育成本的筹措来源可以是父母、亲戚朋友的赠与、社会和政府的赞助等，但这些资金来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配给性，还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从资本市场上借贷。但由于种种原因，教育借贷者所面临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提高了教育借贷者的借贷利率和教育成本，使教育的供给严重滞后于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教育供求的失衡将导致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或者说受过较多教育者与受过较少教育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者或是受较多教育者，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强的配置能力，他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教育就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体制不完善，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能够完成各阶段正规教育的很少，并且能通过完成正规教育而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的就更少。

摘要:本文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综合性金融发展指数为基础，对G20成员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两者的关系。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整体金融发展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恶化，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改善作用。为了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急需进一步调整相关政策与制度。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分配

IMF金融发展指数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金融的定义是资金的融通。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急速发展，大规模生产已经成为主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起到了从储蓄者向投资者分配资金，为发展提供所需资源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金融不再单单是资金的分配，而在各个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更被再三强调。Levine(2004)将金融的作用划分为五个方面:生产有关未来投资机会和资本配置的信息，公司监督和公司治理，衡量和分散风险，储蓄的形成以及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成本。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发展对扩大商机和教育投资等经济机会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也对经济活动增加所带来的劳动需求扩大、企业竞争加剧等起到间接的作用。

一、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相关理论

随着金融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对金融的作用和功能的研究持续增加。尤其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关于金融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直众说纷纭，“金融是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这一社会观念，也开始以诸多形式向外扩散。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就金融发展是否会增加或减少收入差距达成共识。但是大多数金融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金融业发展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其关键原因是金融发展确保了资本获得的平等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降低了贫困比例。相反，以Minsky为中心的部分经济学家则一直主张金融的发展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他们引入了经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概念，主张金融业的发展加速了从实体部门到金融部门的收入转移，使非金融机构的财务成本迅速增加，从而导致工资及就业率的下降。根据DemirgüKuntandLevine(2009)的假说，从理论上讲，金融发展会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改善或恶化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倒U型理论、降低收入差距论以及扩大收入差距论。倒U型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金融发展则会缩小收入之间的差距。然而倒U型理论并没得到实践的证明，反而在相关研究中，金融发展会导致收入不平等或缩小或扩大。降低收入差距论的学者们认为，金融发展有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如果因贫困和抵押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个人、家庭和企业家能够享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服务，那么投资机会就会随之而增多，最终达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效果。进一步来说，金融发展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增加对低技术工人劳动力需求来减轻收入的不平等。持扩大收入差距论的学者则担心，在制度基础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产业所充当的角色可能不是向贫困层，而是向能提供担保能力及偿还可能性较大的富人层提供资金。如果金融机构作为富人融资来源的功能性不断被强化，那么贫困阶层的教育投资和新业务的推进则会变得更为困难。因此，金融发展导致收入不平等恶化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此外，如果金融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对熟练工人而非低技术工人的劳动需求，那么金融发展可能会进一步间接地加剧收入不平等。

二、计量分析

摘要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引起理论界、实际部门和民间的普遍关注，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试图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模糊、效率损失、赤字效应以及政府失灵等方面,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期望对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有所补益。

关键词收入分配调节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可谓是一个均等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1979年前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在0.21-0.24之间，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前者的水平在0.37-0.43之间，后者的水平在0.34-0.40之间（赵人伟，2002），比照之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产生了激励不足和低效率等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发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一趋势益发显著。仅就城乡居民收入而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调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1978年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扩大到2.38，1995年扩大到2.79，到2001年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高达2.899，差距十分悬殊。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赵人伟，2002）。另有学者研究表明，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提高了1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建国50年来最高峰（杨斌，2002）。再按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标准——基尼系数来看，目前对全国基尼系数的最低估计也在0.4以上，高的估计甚至接近0.5，已经超过国际认定的警戒线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理论界、政府部门和民间普遍对收入分配问题十分关注，来自不同方面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试图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时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可望对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有所补益。

二、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

理论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认为是弥补市场失灵，然而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市场导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预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情况的改善。斯蒂格勒曾将这种推论比喻为皇帝对两个乐手的比赛做出这样的判决：只听了第一个乐手的演奏（感到不满意）就把奖杯授予第二个乐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94）。政府再分配的目标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运用政府的强制权力来征税和进行转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竞争博弈的后果；另一类是通过直接干预立足于私人产权的竞争基础，通过影响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干预缔约自由，改变市场的运行（柯武刚、史漫飞，2000）。通过上述途径政府究竟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获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与公平目标相伴生的其他副产品？事实上，政府所能获得的社会公平只是相对的，即使在那些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国家，乞讨者也不鲜见，而不公平却是绝对的。甚至更有激进者认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帮助穷人的举措往往会使利益流向富人，恶化收入分配。但无论如何，政府再分配产生某些与政策设计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产品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引起理论界、实际部门和民间的普遍关注，来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试图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模糊、效率损失、赤字效应以及政府失灵等方面,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期望对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有所补益。

关键词：收入分配调节政府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可谓是一个均等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1979年前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在0.21-0.24之间，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前者的水平在0.37-0.43之间，后者的水平在0.34-0.40之间（赵人伟，2002），比照之下，中国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产生了激励不足和低效率等问题。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发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之势，尤其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这一趋势益发显著。仅就城乡居民收入而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调查，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的比率1978年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扩大到2.38，1995年扩大到2.79，到2001年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高达2.899，差距十分悬殊。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赵人伟，2002）。另有学者研究表明，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仅提高了10.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为建国50年来最高峰（杨斌，2002）。再按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标准——基尼系数来看，目前对全国基尼系数的最低估计也在0.4以上，高的估计甚至接近0.5，已经超过国际认定的警戒线水平。种种迹象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理论界、政府部门和民间普遍对收入分配问题十分关注，来自不同方面要求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本文试图对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调节时可能出现的矫枉过正，可望对深化认识和推动实践有所补益。

二、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

理论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认为是弥补市场失灵，然而实际的情况也可能是：市场导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预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情况的改善。斯蒂格勒曾将这种推论比喻为皇帝对两个乐手的比赛做出这样的判决：只听了第一个乐手的演奏（感到不满意）就把奖杯授予第二个乐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94）。政府再分配的目标旨在实现社会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运用政府的强制权力来征税和进行转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竞争博弈的后果；另一类是通过直接干预立足于私人产权的竞争基础，通过影响财务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干预缔约自由，改变市场的运行（柯武刚、史漫飞，2000）。通过上述途径政府究竟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获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与公平目标相伴生的其他副产品？事实上，政府所能获得的社会公平只是相对的，即使在那些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国家，乞讨者也不鲜见，而不公平却是绝对的。甚至更有激进者认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帮助穷人的举措往往会使利益流向富人，恶化收入分配。但无论如何，政府再分配产生某些与政策设计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产品是完全可能的。

摘要：当前收入分配的公平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效率，效率和公平没有得到兼顾。长此以往，因为分配的不均会制约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阐述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现状，着重研究了在新发展理念下应该怎么同时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分配的公平，希望给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辩证思考

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所谓新发展理念就是要创新发展方式、使得各方利益得到协调、发展生态节能的绿色经济，创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经济，并且把所有的发展结果实现共享。在这个理念中，主要是倡导要实现经济发展和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创建一个共享、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指挥下，要求以经济发展促公平分配、以公平分配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一、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两者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前者决定后者，或者后者决定前者，需要辩证的看待二者的关系。现如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对分配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决定收入分配的方式，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收入分配的水平。但是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也有能动的反作用，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收入分配的量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水平。通常把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比作“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只有蛋糕做的足够大，才能给人均分配更多的蛋糕；也只有把蛋糕分配公平了，才能促使人们去更努力的把蛋糕做大。

二、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现状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断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采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自主创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财税管理体制,调节过高收入等措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改革效率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些行业收入过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还未均等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转变。今后,仍需不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让改革的成果切实惠及全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我国各分配方式确立的意义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是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其演变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的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影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明显地呈现市场化的特征。

1.按劳分配方式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上升。个人消费品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在我国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为全民或集体所有,个人消费品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共同占有产品,因而谁都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的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成为个人消费的分配的尺度,因为除了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社会分工还没有完全消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仍然存在。各个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还存在着差别。这就要求社会在分配个人消费品时,必须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差别。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劳动者所分得的消费品同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相适应,才能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其次,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贯彻按劳分配,实行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迫使好逸恶劳者自食其力。这样就会更加激发起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能把劳动者的劳动支出和报酬直接联系起来,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鼓励劳动者勤奋劳动,钻研和掌握科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第四,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按劳分配要求对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科学的计算和统计。为此,企业就必须有严格的定岗责任制、技术考核和质量检验管理制度。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同时,劳动者的消费基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必然会促使劳动者以主人翁的态度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同官僚主义、贪污盗窃等现象作斗争,促进企业注重经营管理,实现劳动耗费的节约。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不断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采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鼓励自主创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改革财税管理体制,调节过高收入等措施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改革;效率

收入分配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人民群众普遍得到了实惠。但是,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些行业收入过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还未均等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转变。今后,仍需不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让改革的成果切实惠及全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我国各分配方式确立的意义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是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其演变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的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影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明显地呈现市场化的特征。

1.按劳分配方式主体地位的确立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上升。个人消费品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首先,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的性质。在我国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为全民或集体所有,个人消费品必然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联合劳动,共同占有产品,因而谁都不可能凭借生产资料来剥削别人的劳动,只有劳动才能成为个人消费的分配的尺度,因为除了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社会分工还没有完全消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仍然存在。各个劳动者在同一时间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还存在着差别。这就要求社会在分配个人消费品时,必须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差别。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能使劳动者所分得的消费品同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相适应,才能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其次,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贯彻按劳分配,实行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迫使好逸恶劳者自食其力。这样就会更加激发起劳动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能把劳动者的劳动支出和报酬直接联系起来,把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团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鼓励劳动者勤奋劳动,钻研和掌握科学技术,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第四,实行按劳分配,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按劳分配要求对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科学的计算和统计。为此,企业就必须有严格的定岗责任制、技术考核和质量检验管理制度。这就要求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同时,劳动者的消费基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必然会促使劳动者以主人翁的态度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同官僚主义、贪污盗窃等现象作斗争,促进企业注重经营管理,实现劳动耗费的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