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与传统的权利相比，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积极的受益权，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具体性权利，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属，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实质上是社会权，公民受教育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这几个方面对公民受教育权进行讲述。其中包括：自由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即被确认的权利，属于传统权利，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基本上认为权利有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几种，

政治权利包含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即是政治利益。政治权利是各项政治与自由的通称，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一些传统权利如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即是政治权利。公民通过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参加国家、社会、企业事业等组织机构的民主决策和管理的权利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与传统的权利相比，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宪法做出不同的划分，如根据宪法产生的时间，可以分为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为了对公民的各项权利予以深入的认识，也可以将权利分为传统权利和新型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即被确认的权利，属于传统权利，而受教育权则是在宪法由近代向现代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历史较短，正式入宪是在1919年。同时，自由权等传统权利只规定公民享有此项权利而无义务，受教育权则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又设置了必要的义务，它的内容较新。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受教育权具有新型性的特点是较为明显的。

二、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积极的受益权。

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宪法渐趋向于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对经济上的弱者，采取种种保护办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权和经济上的受益权，遂规定于宪法之中。他认为，受益权可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行政上的受益权和教育上的受益权等。”[8]林纪东认为：“受益权，谓人民为其一己之利益，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他将受益权分为消极性之受益权和积极性之受益权。救济权即为消极性之受益权。“积极性之受益权，亦有多种，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9]笔者认为，台湾学者的分析颇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

一、受教育权的概念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来考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阶段和基本阶段应如此。”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

受教育权实质上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人民在受教育方面，得请求国家给予适当之教育环境与机会，以享受获得知识、发展人格之权利。”我国大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本文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保障公民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而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社会权利。

二、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主要受下列因素制约

尽管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初见轮廓，但事实上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达到法制健全的要求，即尚未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的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现阶段还显示出很多问题：

1.公权力领域忽视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开放性也不断提高，为了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城打工。而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及城市对农村儿童上学的“不公平”对待，大部分人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中让其生活，于是，“留守儿童”产生了，并且越来越普遍。再加上青少年对于祖国未来的重要性、关键性，使得做好留守儿童的有关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采用网上查找资料、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省A小镇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现状展开调查，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现状分析；对策

1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1.1产生背景。一方面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城市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部分农村改革相对较慢，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无法为家庭的良好发展提供充足的机会等。1.2产生原因。留守儿童的现象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甚至没有，迫于经济压力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而又由于农民本身的阶级性、受教育程度等造成其收入并不高，且受城市消费高、经济压力大等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另一方面是当今社会的制度问题，社会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如受户籍影响无法在城市读书等。

2受教育权的涵义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由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享有这一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适合国情的教育制度，包括：①学龄前教育；②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教育；③职工教育；④特种教育；⑤电视广播、函授教育等。此外，还实行高等学校的自学考试办法，从而使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获得进一步保证。

摘要：本文从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入手，通过部分典型案例分析和国内外相关的理论论证，对我国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现状、救济途径进行了梳理，对颇有争议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因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受教育权的普通司法救济途径并不存在太多争议，但在宪法司法救济方面有不少问题。不仅理论上不得统一，司法实践也因此难得顺畅进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途径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普通法律救济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

摘要：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点应从五个方面考虑：一是该项权利所必须的；二是主要的；三是该项权利自身的特点；四是该项权利特点的独特性不能绝对化；五是这些特点是有机联系的。鉴于此，该项权利的特点有六个：一是新型的权利；二是积极的受益权；三是具体性权利；四是文化权利；五是社会权；六是既为权利又为义务。

关键词：新型的，积极的受益权，具体性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

所谓基本的是指根本的、主要的；所谓特点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志。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认为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点的界定应考虑几个方面：（1）所指出的特点必须是该项权利所必需具有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2）所指出的特点必须是主要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3）所指出的特点应能使人们正确、全面的把握该项权利，是属于该项权利的特点，而不是其他权利均具有的；（4）该项权利的特点的独特性，不能绝对化；（5）所指出的特点应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共同展示公民受教育权。

早些年，人们对公民受教育权较少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对于该项权利性质特点的探讨多是附带性的。

如龚祥瑞教授认为，从西方各国宪法文本来看，权利主要有三类：①消极的基本权利，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各项个人自由，该类权利可以说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消极义务。②积极的基本权利即公民的受益权，该类权利，是国家所必须积极履行的义务，公民受教育权即属于积极的公民权利。③参政权。[1]

何华辉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人有三种属性：即政治生活的人、社会生活的人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人，和这三种属性相联系相适应的公民基本权利也应该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三类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属于公民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2]

一、受教育权的概念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来考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阶段和基本阶段应如此。”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

受教育权实质上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人民在受教育方面，得请求国家给予适当之教育环境与机会，以享受获得知识、发展人格之权利。”我国大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本文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保障公民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而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社会权利。

二、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主要受下列因素制约

尽管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初见轮廓，但事实上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达到法制健全的要求，即尚未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的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现阶段还显示出很多问题：

1.公权力领域忽视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

在战后日本宪法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权是指受教育者的保护者（包括亲权者和监护人）或教育担当者决定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内容的权能，主要涉及市民社会中教育自由的问题，有所谓“父母的教育权”、“教师的教育权”、“居民的教育权”以及“国民的教育权”、“国家的教育权”等说法，它与传统的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等概念紧密相关，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使所有国民不分贫富均能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教育，国家在立法及行政上有责任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受教育权包括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等内容，与其相提并论的是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基本权等概念，属于社会权的范畴。[1]本文将基于这种认识，分别就战后日本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政治中立、教育自由或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国民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等问题以及受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的无偿性等问题，结合相关案例，进行扼要考察和论述。

1、教育的政治中立

有关教育的政治中立，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教员服务于国民全体，必须自觉自身的使命，努力实现其职责。”同法第8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不准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动。”同法第10条第1款也规定：“教育不应服从不当的支配，应该对国民全体直接负责。”从立法过程和立法意图来看，本条关注的主要是“教育权的独立”问题，其中包括①教育应该免受政治的或官僚的支配，独立对国民负责；②学术自由必须在教育上得到尊重；③教育行政必须在前两项条件下为实现教育的目的进行必要的各种条件的整备。[2]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政治中立，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还制定有《关于确保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规定禁止教唆或煽动支持特定政党等的教育，对违反者科以相应的刑罚，目的在于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免受党派势力的不当影响和支配。因此，以所谓国家民族的名义，强行灌输一党一派的片面错误的观点，在国民主权的市民社会里是不能允许的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自由权的侧面，即提供和实施教育的一方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有企图“支配”受教育者的意图或行为。这是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教育观在教育法制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对战前单方面灌输“忠君爱国”观念的军国主义教育观的彻底否定。除此之外，教育机能的独立性也要求教育免受行政权及政治上的不当干涉。

2、教育自由与学术自由

教育自由是指教育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从享有教育自由的主体来看，通常包括父母家庭教育及选择学校的自由、教师教育的自由、受教育者学习的自由、国民执笔教科书及出版的自由、国民设立私立学校的自由、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等。虽然作为社会权之一的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介入教育的所有方面，如决定教育的内容等。关于宪法上教师的教育自由的根据，虽然存在不同见解，但主要依据的是宪法第13条、第23条和第26条。《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之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与其他国策上，有必要予以最大的尊重。”尽管《日本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教育自由”的明文规定，但作为“一般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一部分”，教育自由与个人隐私权等一样，得到宪法上的广泛保障。此外，将教育自由的根据求之于《日本国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规定，是建立在对“学术自由仅限于大学的教授自由（Lehrfreiheit）”这种一般见解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认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样，也享有学术自由。下级教育机关被限制“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只能从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学生的学习权得到说明，就是说作为下级教育机关的教师，不能不考虑教育对象的智力水平，灌输学生不能判断和接受的教学内容。而大学层面上的教育自由则直接表现为学术自由，与思想。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表达自由同样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是指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发表免受公权力的干涉。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除了教师。校长在人事上、设施管理上以及学生管理上的自治，还包括在实现研究教育作用上的自治、预算管理上的自治等。自治的主体通常以教授会为中心，至于学生是否应该作为自治主体参加大学的管理运营，则应该由各大学自主决定。[3]另外，也有观点不承认“教育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延伸，强调必须区分“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和“教育自由”的概念，认为教育自由是为了满足宪法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学习权）的要求而存在，与作为绝对自由的“学术自由”不同，需要考虑其“自由”的妥当性。[4]

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相关的典型案例有“东京大学人民剧团事件”（最高法院昭和38年5月22日大法庭判决）。本案涉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学生集会的正当性问题。本案判决认为日本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条款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其研究成果发表的自由”，“为了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上承认大学的自治”，“因为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以深入探究真理，教授研究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为本质，直接意味着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教授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使这些得以保障的自治……。”在本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学生的集会不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或其成果的发表，其行为相当于实际社会中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时，不享有大学保有的特别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的研究、发表”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由大学自身行使，而是由警察行使，势必造成警察权的滥用，从而侵害大学的自治。[5]

一、现行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

中国《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不应受财产状况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是，这种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资源紧缺、地方保护、身份歧视、教学评价指标不合理等负面因素，致使从地方到中央的习惯做法、政策、法规甚至法律本身都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平等原则没有很好地贯彻到具体的制度中。教育不公问题作为城市病的一种，囊括了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机构的身份歧视、对学生的身份歧视、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高考户籍限制等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于随迁子女来说，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明示的基本原则上，都是利好的，但具体制度规范往往是不利的。随迁子女群体相对来说是个新生事物，现行的主要教育法律法规产生于限制迁徙的宏观制度背景，立法滞后。过去的体制是城乡二元分割，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虽然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补偿和特殊关照随迁子女的教育政策，但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对随迁子女教育不公平这一现实。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分析总结并对照随迁子女群体的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其显现出来的缺陷主要有：（一）小学属地管理，资源优先满足本地学生，对于随迁子女就近入学没有强制性的责任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对于随迁子女入学作出了强制性规定，目前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就近入学”的小学生就学原则却难以落实。在学位不足的情况下，随迁子女往往被作为最后考虑的群体而无法就近入学，导致他们上学穿过几条交通主干道、坐公交车十几站的都有，严重影响了学习时间和人身安全。如某行政村小学在优先解决完本村户籍生和买房户的子女入学后，剩余的招生名额拿出来供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抓阄。该学区教育负责人连续几年呼吁新建学校或者扩容改造，由于筹集资金问题难以解决而未被上级批准。教育资源配置对受教育人口波峰波谷的适应能力不足长期难以改观，主要是决策者没有承担不良决策责任的风险，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以北京为例，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是41万多人，2011年9月份的统计是48万多人，2012年将近61万人，到2015年预计会达到85万人，因为义务教育的款项是按照户籍所在地在划拨，确实给北京的学校造成了很大压力，也给随迁子女就近入学造成了障碍。（二）教学评价以升学率、学习成绩为最重要标准，导致随迁子女在学校内部遭遇种种歧视有些学生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是缴纳了不菲的赞助费以后，进入教学条件相对较好的公立学校，由于难以融入学校的教育大环境，不得不再次回流到教学条件比较差的民办学校。有些学生则被劝说转学、退学，有些学生被迫留级。（三）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的力度太小，无规定均衡分配渐进的时间表，也无规定针对规避政策行为的应对措施比如一些优质高中按照政策要求拿出一定比例招生指标分配到各个初中以后，仍然要求按照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一些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因为没有学生通过考试，指标就被调剂走了。以上种种制度偏差和规避行为，导致随迁子女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享用极度匮乏，从而影响到其对高一级教育阶段的选择范围，也间接决定了这一群体走向社会所可能定位的阶层局限，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四）户籍藩篱导致一些城市抵制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和中考，给该群体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显而易见的不公平由于有旧制度的撑腰，甚至造成了民间冲突，城市原住民与城市移民之间因为教育利益之争而走上大街引发街头事件，在网络上更是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比如占海特事件，随迁子女一方呼吁教育平等，要求异地中考和高考权利，原住民一方要求制度因循守旧，拒绝城市移民的要求，继续独享优质教育资源①。目前中国大学招生中对当地考生投放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名额，如39所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招生名额即是如此，北京近几年的高考录取率都在80%以上，而作为生源大省的河南却一直都在80%以下，这既凸显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又加剧了随迁子女考生与本地考生的教育利益冲突。（五）对于民办学校的歧视性待遇导致民办学校难以留住人才，教师流动频繁如民办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性质，教师退休待遇与企业相同，教师在岗待遇也不如公办学校，引起教师对前途的忧虑，造成对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据调查，河南某市民办学校流动年轻教师占该市全部流动教师的45%，他们既是民办学校教师的主流，也是流动教师的主流。教师的频繁流动，使其无法全身心投入教学，导致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难以提高，而民办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随迁子女。

二、可资借鉴的当代主流教育平等理论

教育平等理论主要阐释教育公平与教育平等的内涵、分类与关系。概括来说，教育公平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横向的公平，即受教育权的平等。每个人都拥有与他人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包括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其二是纵向的平等，就是有差别的平等。教育本身应当使人们获得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应当将教育作为“补偿利益”的方式，弥补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问题。教育公平实质上是人们对既存教育利益，诸如教育机会、教育资源等的分配是否合理，以及这一分配方式产生的原因和标准等的价值判断。以上横向的公平和纵向的平等，也可以表述为均等性公平和非均等性公平。均等性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相同者，是一种横向的、水平的和平均的公平；非均等性公平是指纵向的、垂直的和不均等的公平，即不均等地对待不同者。对于教育资源配置来说，这两种公平要同时兼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均等性公平主要用于评价基于身份、能力方面的非歧视分配，反映的是人格平等和机会均等。非均等性公平主要用于评价基于地区、群体、个体差距方面的补差性分配，反映的是人道关照和历史性补偿。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一种公平，都不应该被理想化、绝对化和表面化，所谓公平，是基本公平，是相对公平，是实质公平。

三、随迁子女受教育权保护制度的建构

实现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权，首先，需要解决教育资源总体不足境况下的平等享用问题；其次，解决在学过程中因为学习成绩、家庭经济状况、家长社会地位而被歧视性对待，对学习帮助和教学融入的需求得到满足问题；再次，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中如何公平地得到分配给这个群体的机会；最后是升学权中户籍壁垒的破除，这一权利的实现由于受到城市既得利益群体的抵触，成为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针对前述问题，建议从以下方面重构教育制度：(一)扩大义务教育统筹管理范围变革教育管理体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由省级统筹管理和投入，解决由地方投入为主带来的不同地区教育资源差距悬殊问题和教育设施峰谷调节能力不足问题。加强人大对同级政府落实教育经费“三个增长”的法律监督，③加大教育投入，限时解决超大班额、大班额问题。借鉴日本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的经验，缩小地区差距。（二）明确就近入学空间标准对就近入学进行详细规定，并规定学区所在地行政负责人的决策责任后果。建议把“就近”限定在小学一年级学生步行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范围内，新建学校选址要优先考虑这一条。否则，就近还会是个橡皮筋。可制订专门的教育发展行政责任制度，如果某学区出现无法就近入学的学生，且在开学前无法协调解决，要对学区所在地行政负责人问责。（三）革新教育评价标准改革教学评价标准和对学生个体的评价标准，并拓展对学校考核评价的主体。在教学评价标准中把帮助学生进步作为重要指标。在对学生的评价标准中，把历时性的进步作为重要指标，不进行横向比较。在针对学校的考核评价指标中，把学生及其家长的意见分配较大的权重，改变管理本位的传统，突出学生主体性和家长满意度，改变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突出教育事业服务大众的本质，把应试教育理念转变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养成式教育理念，如此，受益最大的将是随迁子女群体。（四）逐步放开对学生的户籍限制鉴于中国大、中、小城市及县、乡、村教育资源占有差距悬殊的现实，在努力均衡教育资源，缩小城与乡、城与城之间教育差距的同时，在相关政策中给出改革的时间表，每年都要要求切实的改变。比如，要求一线城市每年允许多少比例的非户籍随迁子女就地考试，考试指标可以按照居住时间进行分配，二线城市相应增加比例，三线城市增加更大的比例，这样逐步地解构不公平不合理的制度，既可以给随迁子女相对的公平，也可以避免对城市教育资源冲击过于猛烈而引发一系列问题，在条件成熟后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取消升学户籍限制。（五）教育资源配置突出公平与均衡把公平和均衡作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明示原则，增量投入优先保障刚性需求，存量管理突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改变过去头重脚轻、青睐高等教育的做法，增量投入优先用于随迁子女急需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面，教育实践中已经涌现出不少好的做法，应该及时提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在优质教育资源无法迅速增长的客观条件限制下，资源共享是资源公平分配便捷有效的途径，是一种内涵式的增长方式。如：教师无校籍管理的体制创新，校长流动性任职的校际间交流，优质课件的信息化共享等，都是资源共享的有力举措。流动儿童特别是处于多重流动境况中的儿童受教育权实现方面的问题，与现行制度的不合理限制密切相关。这种限制从纯粹理论的角度看并不合理，但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是不正确的，但从教育的计划性角度看又是必需的。关键是什么程度的限制才是适当的，如何把限制降到最低直至取消。这是一个兼具价值性和技术性的问题，目前的制度没有给出答案，需要在实质平等的大原则下寻求具体出路。多重流动境况中儿童教育所面临的诸多特殊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家长、学校、社会和政府部门协同解决，无论哪一方面的单打独斗都是不可行的。流动还将长期存在，制度必须面向未来。

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教育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人们认识、评价教育法律现象的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认识、评介成果的文化逐渐成熟，教育法学学科建设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霄兵博士所著《受教育权法理学：一种历史哲学的范式》，就是近期有代表性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概览该书，最突出的印象是著者提出了以受教育权为核心构建教育法学乃至研究教育学、教育史的新视角。该书认为，受教育权是更重要的教育法学概念，教育法学应当是教育法律权利学，应当从此出发强调教育本身的基本因素和动力，构建以人的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状态为起点和标准来探索、构建和反映的教育法学体系。这一立论及其理论框架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理。就法理学而言，法是以权利和义务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关系的关键要素，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从更深层次来说，权利和义务全面表现和体现了法的价值。人类的教育现象从总体上包括举办、实施、接受、管理和参与教育的五大类活动，涉及到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教育机构和家庭等众多的主体。抓住受教育者这个主体，突出其接受教育活动中的权利，并以此为原点构建教育法学，这是该书的一大理论贡献。

基于同样的原点，该书进一步延伸到教育学和教育史的领域，提出从人的受教育权利角度研究教育，解读、分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教学方法等，提出通过对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特别是与不同文明形态发展关系的研究，透过受教育权发展变化的历史，揭示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无疑将催生出教育研究的新领域，产生新的突破。

正是基于上述全新的视角，该书以哲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和政治学为理论基础，对受教育权的时态和走向进行了跨学科的全景式的扫描，概括出受教育权的经济学范式、哲学范式、法学范式和政治学范式的基本类型，并就受教育权的辩证互动关系做了系统的理论描述，详尽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历史运动及其相应的发展方式、保障体制、管理制度、进步作用和历史局限，指出了受教育权范式的四个基本特征：(1)受教育权范式是权利本位范式，权利主体是决定一个社会教育性质的基本因素，是受教育权范式的核心和基础，居于中心地位，受教育权权利主体是受教育权范式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2)受教育权范式是受教育权权利主体与权力主体结合的范式，是权利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范式；(3)受教育权范式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是历史哲学范式；(4)受教育权范式呈现出既是一元的又是多元的范式，是实践本位范式。这些研究，使该书提炼出的受教育权问题的概念体系和范式模型具有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受教育权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和当前实态，在逻辑(哲学)、历史和实践三者间实现自洽和互洽，从而促进人们对受教育权问题的深层把握。

该书在构建受教育权范式理论的基础上，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从文化发展和文明演变角度对受教育权予以哲学形态研究，归纳出五种范式，即：以身份和地位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教育权的条件，以君权或王权为后盾，以培养特权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特权化范式；以信仰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条件，以神权为后盾，以培养宗教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宗教化范式；以行为的同一或认可为获取受教育权的重要条件，以政权为后盾，以培养政治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国家化范式；以经济利益(能力)的同一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物权和产权为后盾，以培养经济人为目标和法律现象的社会化范式；以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需求为获取受教育权的主要条件，以人权为后盾，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和法律现象的个性化范式。

著者还深入探讨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特点进行了论述，使抽象的法理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的受教育权有机联系起来，深化了受教育权的法理学。同时，初步分析了受教育权范式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论述了上述五种范式的依次性、继承性、兼容性和主导性的关系，结合史实指出了受教育权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法治社会与受教育权功能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反映了法治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发展趋向。受教育权在宪政体制和基本权利体系中表现其独特的价值功能，需要我们从宪政理论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有关受教育权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制度安排主要取决于如何确定受教育权的功能。从宪法价值的角度看，受教育权的主要功能表现在：1.通过普及教育，培养个人潜在的能力，为人类的文化生活与有尊严的职业生活提供必要的基础，即通过个人能力的开发，保护人的个性，建立实现人类价值的基础；2.推动建设“文化国家”的进程，创造文化国家的基础。在宪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受教育权将体现重要的文化价值；3.通过行使受教育权，社会成员获得建设民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基本的伦理和生活哲学的基础，有助于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感受民主与法治的价值。民主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民主市民的基本素质是通过教育权来实现的。4.根据社会成员的能力，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的机会是宪法价值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宪法确认的平等权在人们的职业生活与经济活动中起到保障与协调作用。政治国家的宪法向社会国家宪法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权价值的实现程度。因此，受教育权是实现社会国家的一种基础与手段。

二、韩国宪法与受教育权的基本范畴

在韩国宪法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中，受教育权是指社会成员为接受教育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既表现为学习权，又表现为“教育机会提供请求权”。[1]学者们通常认为，在历史上，教育往往与社会的特权联系在一起，表现出特权利益。由于享受教育权的不平等，社会的弱者有可能失去人的基本尊严。

1.教育与自由的关系

受教育权是一种为获得教育机会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本质上体现了教育的自由价值。教育的自由属性来源于宪法追求的自由理念与价值。有的学者把它归结于人类的追求幸福权，也有学者把它归结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规定。这种观点认为，在宪法体系中的人的尊严只能在自由的教育环境中才能得到实现。[2]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教育与自由的结合是通过学术自由实现的，针对不同的对象而进行的不同形式的教育中，自由的价值通过学术活动得到了具体化，并体现了教育领域中自由的受限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