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范文10篇

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主要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三百八十八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目前，法学界的研究人员对受贿罪有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向立法部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也为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深化受贿罪有关问题的研究，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笔者将对受贿罪的有关问题进一步进行探讨。

一、受贿罪主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从条文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其共同特点是“从事公务”，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1]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2]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4]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钟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公务的范围要比职务狭窄。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

贿赂，作为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且为迅速蔓延的社会现象，表现在我们的刑事审判中，是受贿罪案件数量的增加和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本文拟结合具体案例，对受贿罪审判实务中的证据、主观构成要件、共同犯罪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受贿案件的证据

被告人周某系某国有银行支行负责人，周某被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一审法院认定：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该支行先后11次向某企业发放贷款共计1亿元，并同意降息。周向该企业经理刘某提出：对有功人员能否表示一下？刘同意。1998年初，周想开办一个家私市场，于是，周向刘提出要30万元，周以劳务费的名义开具发票四张，总金额30万元，周将此四张发票交给该企业，经刘某同意后，该企业将30万元的汇票背书转让给周。周控制并使用该笔款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某等人的证言、银行贷款和企业支付30万元的会计资料以及被告人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认等。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中，周某在庭审中供述，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认不属实（称有刑讯逼供现象），这30万元系刘某在家私市场项目上的投资，结合其他证据，重审判决认为，不能排除这30万元系他人投资的可能，指控周受贿30万元不成立。

本案事实的认定，几份判决书大相径庭，盖因受贿案件的证据具有区别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一些显著特点，体现在：一是证据相对匮乏。受贿犯罪绝大部分是在受贿人和行贿人之间单独进行，很少有第三者参与，没有犯罪现场可供勘查、检验，也不象贪污等经济犯罪留有书证。二是证据形式单一，以言词证据为主。受贿犯罪事实的认定，直接证据主要是行贿人的证词和受贿人的口供，物证、书证较少，且往往是以间接证据的形式出现。三是对口供的依赖性大。被告人一旦翻供往往就导致事实认定上的困惑，认定受贿事实目前尚无法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四是证据的稳定性差，可变性大。受贿案件的证据多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比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易反复，易更改，可变性大。五是证明标准不确定。由于“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个十分笼统、抽象的证明标准，不同的办案机关以及不同的办案人员有不同理解和尺度，因而受贿案件的证明要求往往也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尤其是在出现受贿人不供、翻供，行贿人不证、翻证的情况下，证据的采信标准及证明要求随意性更大。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并对口供适用的原则作了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从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到不依口供可以定案，这是诉讼制度民主化的结果和体现，表明了人类对于人自身尊严的关注与正视。但在受贿案件中，仍然存在口供直接决定行为性质的现象。如前述案例可能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受贿罪已经成为被打击的重点犯罪，为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本文对受贿罪主体、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作了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一、受贿罪的涵义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的行为，在理论上被称为“间接受贿”或“居间受贿”。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高、群众反映强烈一种职务犯罪，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心理，人民群众要求铲除腐败严惩贪官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司法机关虽对此犯罪加大了打击力度，但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尽科学合理，造成对不少案件查处难度大，或者无法定罪量刑。现就此罪若干问题加以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二、受贿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一是全民所有制法人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自然人主体只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一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关键词：受贿罪直接故意主观方面受贿

摘要：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本文就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受贿罪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犯罪,又是一种最具多发性的犯罪。说它多发是因为它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案率最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就有的犯罪。这种犯罪不但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而且党和政府制定的刑事政策学也非常重视对其的打击和预防,有时甚至将受贿现象进行专项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对于这种犯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但我国的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其规定的又比较少,这就为司法、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要件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值得的深入研究的价值。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贿赂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追求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形形色色,手段不断变化的受贿犯罪面前,正确的区分罪与非最,并根据主观恶性程度处以程度不同的刑罚,以保证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一、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而为之。受贿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过程中,已经达成共识。按照学界的通说,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就认识因素而言,主要值的是受贿人认识到自己的锁收受或者索取的财务为贿赂财务,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当的利益属于违法范畴。就意识因素而言,主要指的是受贿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且有实施职务行为回报的犯意。例如受贿人仅仅收取财物,而没有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够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的犯罪。相反,受贿人虽有实施职务行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但并没有无索取或着收受他人贿赂的意图,也不能构成受贿罪的故意,因此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包括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有关受贿罪主观方面的争议

关键词：受贿罪直接故意主观方面受贿

摘要：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本文就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受贿罪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犯罪，又是一种最具多发性的犯罪。说它多发是因为它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案率最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就有的犯罪。这种犯罪不但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而且党和政府制定的刑事政策学也非常重视对其的打击和预防，有时甚至将受贿现象进行专项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对于这种犯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但我国的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其规定的又比较少，这就为司法、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要件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值得的深入研究的价值。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贿赂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追求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形形色色，手段不断变化的受贿犯罪面前，正确的区分罪与非最，并根据主观恶性程度处以程度不同的刑罚，以保证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一、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而为之。受贿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过程中，已经达成共识。按照学界的通说，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就认识因素而言，主要值的是受贿人认识到自己的锁收受或者索取的财务为贿赂财务，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当的利益属于违法范畴。就意识因素而言，主要指的是受贿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且有实施职务行为回报的犯意。例如受贿人仅仅收取财物，而没有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够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的犯罪。相反，受贿人虽有实施职务行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但并没有无索取或着收受他人贿赂的意图，也不能构成受贿罪的故意，因此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包括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有关受贿罪主观方面的争议

对受贿犯罪法定刑的规定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该类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认识，经过1997年以来的司法实践检验其法定刑设置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完善协调，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价。

一、对受贿罪设置死刑的评价

受贿犯罪是法定犯，非自然犯，是一种非暴力性犯罪，不能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对非暴力性犯罪不适用死刑，在世界的刑罚理论界已形成共识。根据报应论的刑罚分配原则，刑罚是犯罪的报偿，根据犯罪人的道德罪过和侵害结果，犯多大的罪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健康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如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其侵害结果可以达到极端的程度，其道德罪过可以达到极恶的程度。对于这类犯罪适用死刑，是罚当其罪，也是公平合理的。而以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为特征的贿赂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其侵害结果和道德罪过都不可能达到暴力犯罪所能达到的极点，所以对此类犯罪适用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显然罚重于罪，不甚合理。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来看，贿赂犯罪鲜有死刑规定。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仍有100多个，死刑只适用于恶性犯罪，适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犯罪。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关于贿赂犯罪的刑罚最高刑分别是无期徒刑、十年徒刑和七年徒刑。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没有考虑其非暴力性和对社会侵害程度未达极至的特点，也不符合国际通例。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而立法者可望其发生巨大的一般预防作用，但司法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受贿犯罪分子都是具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犯罪时较隐蔽，因而其在作案后逃脱刑罚制裁的侥幸心理较之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为明显，从刑罚产生一般威慑效果的心理机制来看，其强大的侥幸心理可能远远超过其对犯罪后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的估计。当犯罪分子的这种侥幸心理起主导作用时，死刑的威慑效应就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综上，考虑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们认为，最严重的受贿犯罪罪不至死，适用无期徒刑已经足以惩罚犯罪。

二、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评价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

本文分六个部分，对我国受贿罪主体进行了分析，重点阐述了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对我国刑法中“公务”的理解，受贿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区别，并对离退休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了探讨。

绪论

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受贿罪属于打击的重点。由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特殊性，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方能正确地适用法律,惩治腐败。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围绕着受贿罪主体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本论

一、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

受贿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对此我国刑事法律先后作过多次不同的规定，对于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之内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的诠释，受贿罪主体范围发生过重大变化，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因此有必要对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作一番简单的回顾。

论文关键词：罪名多元化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罚金刑资格刑

论文摘要：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外刑法关于受贿罪罪名设置、贿赂的范围及其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的差异，进而提出完善中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的建议。

受贿罪是一种危害性较为严重的腐败性渎职犯罪，各国刑事法律都十分重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但各国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体系的设置、受贿标的范围的界定以及刑罚的适用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对中外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进行比较性研究，以期对我国受贿罪的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中外刑法关于受贿罪立法概要之比较

在受贿罪的立法上，中外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贿赂的内容及法定刑的配置上着较大差异，评介如下：

（一）受贿罪罪名设置之比较

近年来，受贿犯罪呈高发趋势，但与现实反腐败形势不协调的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受贿罪竟然没有一个单独的量刑标准，而是依附于贪污罪的量刑标准。然而贪污与受贿虽然同为腐败行为，但毕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犯罪，故而现行刑法将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很不科学且受贿罪的刑罚种类设置也不尽合理。通过对美国、德国、瑞士、越南等国法律有关受贿罪量刑立法的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原则的比较研究以及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提出对我国受贿罪量刑立法的若干建议。

刑法学应当面对、思考和解决两个（而非仅仅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行为应该被定罪惩罚以及惩罚到什么程度是最合适的，否则将是根基性的错误。

——转引于[美]]安德鲁.冯.赫希著邱兴隆胡云腾译《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对罪犯量刑中的该当性与危险性》

关于受贿罪量刑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刑法已有规定，无多争议。但是，随着笔者进入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工作以来，办理和接触了一定数量的受贿案件，也了解和比较了近年来一些全国性大要案的最终判决，却越来越发现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量刑存在很严重的缺陷。这个缺陷直接影响到法官对受贿罪判决的公正性，直接影响到被告人对判决的认可度，直接影响到反腐败斗争的结果。鉴于此，笔者从受贿罪量刑的法律规定入手，以实证考察结合国外立法例比较的研究方法，提出一些粗浅的立法建议，以期引起各方的重视。

一、法律规范分析：

（一）现行刑法受贿罪量刑特点及缺陷分析。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案（七）在《刑法》第388条中增加了一款，作为第388条之一，[1]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0月16日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将该条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名的出台，全国上下好评如潮，认为增加了这一罪名是适应反腐败斗争实际情况，加大惩治腐败犯罪力度的需要，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有利于我国履行承担的国际公约义务{1}。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在立法上的一个重要举措，是明确规定关系人在非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受贿犯罪。

此举扩充了受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契合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填补了刑法真空，可以说意义重大{2}还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这为依法、有效地防范新型受贿犯罪、保证国家公权力公正、公平地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从这些学者观点中，不难看出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即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严密了刑事法网，也是立法上的一个创举。这些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面临的理论困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该罪名的进一步思考。

一、受贿罪相关基本理论解读

（一）受贿罪的特征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行为人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利益{4}。从理论上来说，受贿罪包括广义上的受贿罪和狭义上的受贿罪，广义上的受贿罪是指行为人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即可构成受贿罪，权力不限于国家的公权力，还包括非国有单位管理权力、受人委托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以及某种专业性的职责权力。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生活中，受贿罪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管理领域，即发生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的受贿罪；二是一般经济领域，即发生在非国有工商业企业中的受贿罪；三是一般社会领域，如各种体育、文艺竞赛，各种大奖赛的受贿罪；四是其他专门领域，即各种职业活动中的受贿罪，如律师、教师、医生等的受贿罪{5}。而狭义上的受贿罪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的“权钱交易”行为。

我国的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法定概念，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与金钱交易的行为，从此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受贿罪是狭义上的概念，下文所述的受贿罪亦指狭义上的概念。按照我国的刑法体系，目前，以受贿罪冠名的罪名主要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388条之一）。[2]在这些罪名中，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都是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只是主体上存在差异，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是国有单位，二者都能纳入到我国的受贿罪体系之中自不必论。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主要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体上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指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或者诸如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次，从利用的权力性质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是主管、经营或者参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便利主要是指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前者利用的私权力，即非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的职权，其违背的是忠实义务，后者利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第三，从刑法的结构及侵犯的客体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位于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而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3]可见，二者不仅仅是主体不同，更重要的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利用的权力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并非所有的“权钱交易”行为都能纳入到受贿罪的范畴，而且，带有受贿罪之名的罪名并非都是受贿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同理，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能划入到受贿罪的范畴，具体分析详见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