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受贿罪犯罪对象非财产性利益

论文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界定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二、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三、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文章分别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并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否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作为受贿罪对象，而应该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并且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新型行受贿行为进行了界定。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刑法修改时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专家和一线办案人员对此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我们先来看这三种观点的理由。

(1)关于“财物”。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和物品，即财物，其理由主要是：第一，从历史看，我国自古以来，贿赂均指财物，据《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賕，以财物枉法相谢也。”“賕”即指贿赂，也就是以财物相酬谢。《唐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监临势要，准枉法论。”当时把贿赂的内容限定于财物，而没有把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的外延。第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贿赂仅指财物，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根据上述补充规定的规定，对受贿罪是按贪污罪的法定刑处罚，而贪污罪是以贪污财物的数额大小作为量刑的标准的，如果把财物以外的非法利益也看作贿赂，司法机关就难以掌握定罪量刑的标准。第四，如果贿赂不限于财物，当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将无法认定谁是行贿者谁是受贿者。第五，扩大贿赂的范围，将会使受贿罪成为“大口袋”，什么都往里装，把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统统当作受贿罪，这势必扩大了受贿罪范围，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2)关于“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是指财物以及诸如定债权、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利息、提供住房、安排旅游、提供吃请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其理由是，第一，虽然以财物为贿赂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但是，传统的观点也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在今天，不能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放弃对一部分受贿行为的惩罚。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信誉以及国家、集体、公民利益的损害程度，至于贿赂的数量，不能在主要方面反映受贿行为的整个社会危害程度。

(3)关于“非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应指财物和其他利益，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如解决住房、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招工招干、提拔职务、出国留学等等，甚至包括性服务。因为这些使公务人员获得用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具有诱惑力往往甚于财物。

受贿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一种职务犯罪，其“权钱交易”的本质，严重损害着国家肌体的健康，历来是我国司法机关重点查处的犯罪之一。近年来，随着对受贿犯罪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现行证据规则与受贿犯罪案件查处之间的冲突突显出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因此，要准确有效地惩治受贿犯罪，促进廉政建设，就必须从受贿犯罪证据的特点入手，研究探讨与之相适应的特殊证据规则。笔者结合自己在办案实践中的体会，借鉴各国反贿赂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提出自己对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思考。

受贿犯罪的证据特点

我国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实践来看，其证据具有以下特点：

证据的“一对一”性。受贿犯罪主体是有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法律知识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反侦查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在实施受贿行为过程中，为逃避法律制裁，一般都是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收受“他人”的贿赂物。

有罪证据的稀缺性。受贿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国家的权能，没有具体的被害人，所以相对于一般犯罪，缺少积极提供有罪证据的一方；同时，能够出证的知情人“他人”往往还是行贿犯罪嫌疑人，不愿出证有罪证据，这些都决定了受贿犯罪案件中有罪证据稀缺的特点。

证据的单一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七种证据形式，他们相互补充、相互引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和证明体系。而从办案实践来看，大多数受贿犯罪案件，定案证据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辩解以及行贿人的证实。作为物证的贿赂物，很难与受贿人的合法财产区别开，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贿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实，具有以言词证据为主，比较单一的特点。

一、2005年至2007年审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5年至2007年，凯里市人民法院共受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25件27人，其中：贪污15件17人，受贿10件10人，贪污受贿犯罪金额共100余万元。已审结25件27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4件26人，给予刑事处罚19人，免予刑事处罚7人。受刑事处罚的19人中，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7人，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7人中，宣告缓刑16人。

二、审判贪污受贿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犯罪主体存在的问题

刑法典第93条对贪污受贿犯罪主体作了列举式说明，理论上讲是严谨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司法实践中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构成贪污受贿犯罪主体，理论与实践之间仍有脱离的现象。何为事业单位？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登记制度，即以是否登记为事实单位法人确认是否系事业单位。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部份事业单位国家财政不再纳入预算之列，全面走向了市场。如建筑市场中的建筑设计院、工程质量监督站，他们虽然领取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但在市场运作中完全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旦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主体认定就很容易发生分歧。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原因，在于立法者在设计刑法时预见性不足，缺乏前瞻性。再如该条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设计时立法者虽然考虑了刑法规范的不穷尽性，但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解释滞后，造成在主体上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工作人员硬往此种犯罪主体上套的现象。

（二）法定刑设计不协调

摘要：当前，受贿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如何确定共同受贿行为中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认定受市场行情影响比较大的贿赂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及处理低价购房、收受干股的行为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正确认定受贿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共同受贿犯罪；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犯罪，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所得数额"如何确定？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关键词:受贿罪/公务/职务/国家工作人员

内容提要:治理商业贿赂，首先要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这不仅是准确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之需要，也是保障人权之要求。受贿犯罪自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核心。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难以认定的情况，如“什么是公务”、“利益正当与否如何判断”、“受贿故意与谋利目的分离如何处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应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着手。

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和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都将治理商业贿赂作为今年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治理商业贿赂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在查办商业贿赂犯罪过程中，无疑要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其不仅是准确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之要求，也是保障人权之要求。本文仅就受贿犯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希望能有益于司法实践。

一、“公务”的认定

就受贿犯罪来说，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是界定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①的关键。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理论界曾有职务说、身份说和公务说。我国刑法明确采用了公务说。所以，是否从事公务又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

（一）公务的内涵

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

立法思考

近年来，随着对贿赂案件查处力度的加大，现行证据规则在发现、调查和认定受贿犯罪行为上的缺陷突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受贿行为的打击。结合两年来对法律的学习，现谈一下自己对关于建立受贿犯罪特殊证据规则的几点看法。

一、受贿犯罪的证据特点

我国《刑法》第385条第一款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犯罪构成和司法实践看，受贿犯罪具有以下证据特点：

1、有罪证据的稀缺性

论文关键词：官吏犯罪贪污受贿基本情况

论文摘要：本文简要探讨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审判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规范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审判提出了相关建议。

官吏犯罪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防止官员腐化，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就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犯罪的第一部刑法典。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尤为重视，把反腐倡廉提到了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各级人民法院在党的领导下，正确适用法律，严惩了一批腐化堕落的贪官，为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使得一些执政官员忘记了宗旨，丧失了党性，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钱权交易，损害人民利益。惩治腐败，整顿吏治，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关系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就尤为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本文拟从我院2005年以来审判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情况，对规范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审判提一点思考。

一、2005年至2007年审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05年至2007年，凯里市人民法院共受理贪污受贿犯罪案件25件27人，其中：贪污15件17人，受贿10件10人，贪污受贿犯罪金额共100余万元。已审结25件27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4件26人，给予刑事处罚19人，免予刑事处罚7人。受刑事处罚的19人中，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7人，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7人中，宣告缓刑16人。

二、审判贪污受贿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内容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共同受贿举证责任推定

一、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黑洞

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但是检察机关很难侦破此类案件。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一个证实，一个证反，因此，不能确证待证事实。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能否从其他途径取得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一般不能。第一，受贿犯罪基本上是“一对一”，没有第三者在场。第二，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作出解释；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失，可以解释为工作失误。第三，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达成共同受贿故意比较便利，由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亲属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习惯还是空间,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留下的证据相对比较少。第四，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能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第五，受贿犯罪是一种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见多识广，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于利益共同体，亲属只承认收受了请托人的财物，但不会承认将收受情况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因为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有罪无罪的的关键证据，并且亲属很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成为一个黑洞。

二、共同受贿故意的推定证明

（一）受贿推定的立法经验

对受贿犯罪法定刑的规定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该类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的认识，经过1997年以来的司法实践检验其法定刑设置是否科学合理，能否完善协调，需要一个理性的评价。

一、对受贿罪设置死刑的评价

受贿犯罪是法定犯，非自然犯，是一种非暴力性犯罪，不能构成对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威胁和危害。对非暴力性犯罪不适用死刑，在世界的刑罚理论界已形成共识。根据报应论的刑罚分配原则，刑罚是犯罪的报偿，根据犯罪人的道德罪过和侵害结果，犯多大的罪判多重的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或健康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如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其侵害结果可以达到极端的程度，其道德罪过可以达到极恶的程度。对于这类犯罪适用死刑，是罚当其罪，也是公平合理的。而以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为特征的贿赂犯罪，属于非暴力性犯罪，其侵害结果和道德罪过都不可能达到暴力犯罪所能达到的极点，所以对此类犯罪适用剥夺生命的最严厉刑罚，显然罚重于罪，不甚合理。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立法来看，贿赂犯罪鲜有死刑规定。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仍有100多个，死刑只适用于恶性犯罪，适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严重侵犯人身安全的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犯罪。而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关于贿赂犯罪的刑罚最高刑分别是无期徒刑、十年徒刑和七年徒刑。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没有考虑其非暴力性和对社会侵害程度未达极至的特点，也不符合国际通例。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而立法者可望其发生巨大的一般预防作用，但司法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受贿犯罪分子都是具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犯罪时较隐蔽，因而其在作案后逃脱刑罚制裁的侥幸心理较之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为明显，从刑罚产生一般威慑效果的心理机制来看，其强大的侥幸心理可能远远超过其对犯罪后可能遭受的刑罚之苦的估计。当犯罪分子的这种侥幸心理起主导作用时，死刑的威慑效应就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综上，考虑台湾地区的立法例，我们认为，最严重的受贿犯罪罪不至死，适用无期徒刑已经足以惩罚犯罪。

二、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评价受贿罪法定刑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