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赔偿范文10篇

摘要：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是律师在办理侵权责任类型案件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种典型案件，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这类案件的归责原则的规定不断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后，归责原则较以前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对律师在实务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也需要不断的随着变化。对于这类案件归责原则的具体规定及前后的变化，本文作如下肤浅的探讨。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归责原则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开始的过错责任到目前还适用的无过错责任，马上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实施又要回归到过错责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实施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颁布前，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基本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没有把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纳入特殊侵权的范围，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为主张权利的一般条款，以一百一十九条为具体赔偿项目的请求依据。虽然2000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案由规定（试行）》首次明确提出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的案由并把它纳入特殊侵权的类型范围，但因为缺少明确的实体法律适用依据，在这一阶段，发生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以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作为判决依据，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具体考虑当事人之间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程度的大小来具体划分双方应当承担的责任。

人身损害解释颁布后，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法条的前半部是完全的无过错责任，后半部是赋予赔偿权利人有选择权的一种替代责任，如果赔偿权利人选择向雇主举张权利，同样是适用的是无过错的归责原则。虽然人身损害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因为当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又必须应该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依据民法通则这一基本法的规定，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应该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具体判案过程中，人民法院基本上都是适用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完全采用的是无过错的归责原则，并且这也是实务界的普遍认同的做法。

《侵权责任法》颁布后，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法条又完全改变了人身损害解释第九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该条规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造成他人损害的，采取的是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雇主替代责任，完全不再考虑雇员是否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节，雇员也无须再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雇员再雇佣活动中自己受害的，明确规定了适用过错归责原则，雇主承担责任的大小将根据自己是否有过错和过错程度的多少来判定；雇员在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损害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明确了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特殊侵权类型案件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侵权责任法》没有把这类案件纳入特殊侵权范围，显然只能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也就意味着雇员因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以后雇员只有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这个一般条款的规定，只能向第三人举张权利，而再也不能依据无过错原则向雇主举张权利了。

本文作者：沈静工作单位：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一)案件双方主体较为固定该类案件中，雇员多为农民，其中外地务工农民占据很大比例。根据近几年来受理的案件来看，大约有90．2%以上的雇员为农村务工人员，其中，有45．8%左右的雇员为外地来浔务工农民，学历都在初中以下，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等地。(二)纠纷成讼率逐年上升据统计，我院受理的雇员受害案件数从2006年的9件到2012年的29件，尤其是从2011年开始，受理的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显著上升。这与2011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归责原则从无过错责任变为过错责任，这对于雇员受害事件发生后雇主赔偿的积极性造成很大的影响。(三)诉至法院的纠纷多以调解或撤诉结案通过2011年－2012年8月份审结的此类案件来看，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有20件，占已结此类案件总数的57．1%;以撤诉方式结案的有7件，占已结案件总数的20%。之所以大部分案件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主要是因为:一是部分案件中雇员受害未构成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的，这类案件的标的额较小，雇佣关系明确，有时雇员对其受伤也存在过错，此类案件易于赔偿。二是还有一些案件，雇佣关系不明确，雇主经济能力有限，一次性付清赔偿款有困难，双方僵持不下，原告方诉至法院后，通过法官大量的说法和讲理工作，雇员同意雇主分期付款，因此案件调解结案。

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的成因分析

(一)雇主主体资格不规范，雇佣关系不明确，纠纷发生时雇员维权较难南浔区很多木材厂、毛纺厂等小厂的业主都不进行工商登记，与雇员多是私人雇佣关系，而且双方也不签订雇佣合同，导致雇佣关系不明确，纠纷发生时雇员难以正确确认索赔对象。即使知道雇主是谁，因为缺乏用工合同，劳动仲裁部门也不予受理，致使很多案件只能起诉到法院。(二)安全保障设施缺乏，雇员操作不规范，共同导致事故频发我院审结的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纠纷多为雇佣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引发。原因有两点:一是个体、私营企业及承包工头在雇佣活动中，往往对雇员的工作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对安全保障设施没有及时的检查和维护。二是雇主和雇员一般都缺少必要的安全生产意识。三是雇员无证上岗、一人多岗现象普遍。(三)保障机制不完善，法律监管不到位，以致诉讼不断几年来，我院受理的个体、私营企业及承包工头所雇佣的职工工作受害后的赔偿纠纷日益增多。2011年开始实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将雇主列入了参与工伤保险的对象，但去年以来我院受理的雇员受害赔偿纠纷却有增无减。(四)部分雇员法律知识薄弱，维权能力欠缺，带来诉累由于大部分雇员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非常有限，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他们往往不能聘请律师参与诉讼，这样就导致他们在参与法律专业度高的诉讼中出现不同的纰漏，不利于权益的维护。

解决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政府监管，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一是工商执法部门加大对企业登记的监督力度。工商部门需要不定期排查辖区企业，对未登记或营业执照已过期的企业责令其改正。二是劳动社保部门加强对职工工伤保险缴纳的监管。组织企业主学习《工伤保险条例》，让企业主深刻认识给职工缴纳工商保险不仅是国家规定员工可以享有的一种福利，更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一起恶性事件的赔偿数额远远高于给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成本，这是一种双赢行为。(二)加强社会引导，增强法律和安全责任意识一是规范雇佣关系的建立。我们要借助村委会、居委会等社会力量的宣传，提高雇员对签订雇佣合同重要性的认识，促使更多雇佣关系建立在签订书面雇佣合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双方之间关系。二是在雇佣活动中，雇主和雇员都要加强安全防范责任知识，雇主要为雇员提供必备的安全设施并定期检查设施运行情况，排除安全隐患。安全监督部门要对雇员进行上岗前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知识学习，减少事故纠纷的发生。三是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大力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尽量减少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也能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三)提高审理效率，防止恶性事件滋生一是法院在受理该类案件时，优先立案、快审快结。二是由专门的审判法官审理该类案件。三是充分发挥调解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四是做好普法教育工作，增强雇员的维权意识。

内容提要：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对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应该以法定权利说作为其法理上的支撑，而对于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来说，应当以权利转移说来作为其法理基础；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目的在于更有利的保护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和减少索赔的成本和诉讼成本；基于这两个原因应当对我国《保险法》中的责任保险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重构。

关键词：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为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但对于责任保险的理赔，传统上的做法是保险人先向被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再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也就是采取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之第三人的顺序理赔的方式，这样无疑增加了责任保险三方的成本。鉴于对受害之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减少保险三方的成本，本文拟对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的基础分析-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

由于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为目的，因而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第三人保险（thirdpartyinsurance）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thirdpartyliabilityinsurance）。无论其如何称谓，也无论对责任保险下何种定义，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以受害之第三人为其存在基础的。承认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可以说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所必须。首先我们从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来分析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基础分析。

诚如学者指出，责任保险是顺应工业革命后分散危险（赔偿）的需要而产生的1.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存在的诸如工厂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以及产品致人损害等工业事故，使得加害人对这些责任的赔偿不堪重负，而责任保险就是为分散这种赔偿的负担而顺时代潮流而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责任保险有以下两个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有影响的趋势：

「内容摘要」近年来，日本法院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接连驳回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针对日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内容提要：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对不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应该以法定权利说作为其法理上的支撑，而对于附抗辩事由的直接请求权来说，应当以权利转移说来作为其法理基础；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目的在于更有利的保护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和减少索赔的成本和诉讼成本；基于这两个原因应当对我国《保险法》中的责任保险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重构。

关键词：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程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为受害之第三人的利益而存在的，但对于责任保险的理赔，传统上的做法是保险人先向被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再向受害之第三人赔偿，也就是采取保险人-被保险人-受害之第三人的顺序理赔的方式，这样无疑增加了责任保险三方的成本。鉴于对受害之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减少保险三方的成本，本文拟对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之直接请求权的基础分析-责任保险发展趋势的要求

由于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受害之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为目的，因而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第三人保险（thirdpartyinsurance）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thirdpartyliabilityinsurance）。无论其如何称谓，也无论对责任保险下何种定义，责任保险发展到今天，从某种角度上说责任保险是以受害之第三人为其存在基础的。承认受害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可以说是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所必须。首先我们从责任保险发展趋势来分析责任保险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确立的基础分析。

诚如学者指出，责任保险是顺应工业革命后分散危险（赔偿）的需要而产生的1.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存在的诸如工厂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以及产品致人损害等工业事故，使得加害人对这些责任的赔偿不堪重负，而责任保险就是为分散这种赔偿的负担而顺时代潮流而生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责任保险有以下两个对受害之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确立有影响的趋势：

「内容摘要」近年来，日本法院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接连驳回日本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偿的诉讼请求，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针对日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

「关键词」对日民间索偿；法律性质；个人请求权；法律途径；诉讼时效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三起侵华战争导致的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索偿诉讼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民间受害者接连依照法律程序向日本政府索偿，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声援。据有关史料记载，在长达八年的那场亘古未有的浩劫中，中国军民的伤亡总数达二千一百万人（其中一千万人是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屠杀的）；中国蒙受的损失达三千亿美元，其中属于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为一千八百亿美元。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然不散，一小撮日本极右势力竭力篡改历史，否认侵华战争的性质和事实。而对于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的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勇气向中国人民作出公开道歉，对于饱受侵华日军蹂躏的中国受难者的民间索偿更是置若罔闻。作为被告的日本政府所指定的人更是公然漠视国际法的准则，为逃避中国的民间索偿寻找“法律依据”。而日本法院判决的“依据”与被告人的意见如出一辙，一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作为国际私法学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正视实践中出现的这一新问题，并且有责任在理论上澄清这些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中国民间受害者争取胜诉。与此同时，因战争罪行引起的民间赔偿涉及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及国内法众多领域的法律问题，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反映了国际私法与国际公公法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一当代国际法学发展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拟针对上述东京法院的判决及被告人的“答辩理由”，就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性质、受害者个人的请求权、民间索偿的法律途径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作一学理探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对日民间索偿概况及争执焦点

据最新资料透露，目前日本各法院审理的与战后赔偿有关的案件约六十件，原告系来自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地区、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受害者。这些案件涉及下列战争罪行：（1）从军性奴隶（慰安妇）；（2）强制劳工；（3）虐待俘虏；（4）南京大屠杀；（5）731部队（人体试验与细菌战）；（6）遗弃毒气弹；（7）军票；（8）其他战争罪行。

中国民间对日提出赔偿诉求起始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从法律上讲，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只是放弃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并不意味着放弃受害国民就战争导致的损失和损害索取受害赔偿的权利。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受害者耐心等待着日本政府的良知醒悟，但面对日本政府的冷漠态度，法律和人权意识不断增强的中国受害者毅然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据报刊披露，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惨烈的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一些受害者表达了向日本政府索偿的强烈要求。1988年，被日寇屠杀三百余人、烧毁全村房屋的山东省仕平县张家楼村的村民，通过日本驻华使馆，率先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索赔书，就“私人财产的损失和人员死亡”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1994年，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遭受深重灾难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村民主任吴利琴等三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三人联合诉状，就日军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人体实验、焚烧民房等人身与财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赔偿1551万美元。联合诉状递交后如石沉大海，崇山村的村民又联合五地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108人，起草了状告日本政府的《108人联合诉状》。1997年8月，崇山村村民王锦悌等人跨海赴日，向日本东京法院递交《108人联合诉状》。除此之外，在日军侵华战争中被抓去当慰安妇、被掳去日本当劳工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受害者也纷纷提出诉讼，向日本政府索偿。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摘要】精神损害赔偿具有抚慰与惩罚的双重功能,可以达到伸张法律正义,维护合法权利的效果。环境侵权作为侵权方式的一种,其维权模式自然与精神损害赔偿有着密切联系,分析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并结合我国现存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建立与完善符合环境保护与权利保障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引起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也是本文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环境侵权

现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日俱增,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精神利益。自从我国有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之后,在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今天,受污染者不仅在财产上遭到了损失,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污染者不仅要赔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也应该赔偿受害者的精神损失。

1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学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有单一功能说、双重功能说、三重功能说,每种学说又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各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在于抚慰和惩罚。

(1)抚慰功能

摘要：本文探讨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在今后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时,应该扩大离婚赔偿诉讼的主体范围,应该重新分配离婚赔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该完善离婚损害赔偿中的精神赔偿方面的规定,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离婚赔偿诉讼中受害一方的权利。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举证责任;举证责任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总体概述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

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呢?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该概念有不同的阐述和理解,并且因此直接对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在本文中,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婚姻配偶中的无过错的一方向对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负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追索民事赔偿的制度。对该定义要有正确的理解。在离婚损害赔偿中,享有追索赔偿权利的一方对导致婚姻破裂没有过错或者对导致婚姻破裂不负有主要责任。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履行离婚损害赔偿义务的一方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负有过错的一方或者对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负有主要的责任,这种责任足以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损害赔偿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必须遵守民法的规定,必须遵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脱离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离婚损害赔偿中享有的追索赔偿的权利包括丰富的内容,必须改变只是认为赔偿就是简单的对造成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的想法。离婚损害赔偿应该也包括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进行的赔偿。这是婚姻法发展的重要的趋势。离婚损害赔偿中的履行义务的一方不能仅以造成的物质损失赔偿作为自己赔偿的范围。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