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分析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作者对软实力的理论特征进行了抽象概括，提出了其"非契约性交换"的特征以及国家间软实力的相对论关系，并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指出提升对"人"的认知程度在构筑国际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论证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作者建议中国仍然需要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同时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制度化建设的战略在中国提升软实力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非契约性交换；净依赖；替代依赖；软实力形成过程

一、导言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下的国际机制构筑思维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协调政策中的新焦点。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频频见诸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词语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性内涵并没被明确化。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提升软实力"往往陷入一个经验主义的误区。比如，软实力的倡导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奈又把其来源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这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无疑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1企业发展所处的战略环境

1.1优势-S

（1）强有力的管理队伍和有效的组织管理结构；（2）技术先进，并且不断进行创新；（3）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流广；（4）良好的公众形象，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5）稳定的长期计划目标；（6）建立和使用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7）营销渠道多元化；（8）生产能力强，原材料供应合理、可靠；（9）研发能力强，推出多元化产品；（10）生产过程透明化。

1.2劣势-W

(1)未提供网上预定业务；(2)没对使用者提供技术支持；(3)产品用户限制；(4)成本过高。

1.3机会-O

摘要：文章采用地区层面数据，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FDI的进入东道国并非主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而需要与一定的东道国因素相结合的结论。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分析

FDI技术溢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指由于FDI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贡献，而FDI投入方却无法因带这些贡献而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最早的技术溢出是由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提出的。

Cooden（1960）和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次提及溢出效应。

［摘要］就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状况进行综述，阐述了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和正面影响，分析了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复杂性与多重性;指出已有文献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即指出验证结果的解释能力存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的环境影响是否有害以及对外贸顺差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环境规制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与区际贸易发展，贸易快速发展提高了贸易国的经济发展与国民福利水平，但也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美国生物学家卡逊(RachelCar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大量使用农药对鸟类和生态环境造成的毁灭性危害的可怕景象，提醒人类要保护生态环境［1］。1972年，丹尼斯•米都斯(TennisL．Meadows)等罗马俱乐部成员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指出，人口和经济增长将导致地球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他们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合理、永恒的均衡发展”理念［2］。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国际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有关贸易对环境影响问题的研究结论不但对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影响作用，还直接影响着各国贸易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进出口总额排名由1980年的第十七位上升至2016年第二位，已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也加剧了国内的空气、水与土壤污染问题。目前，低附加值与“两高一资”商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较高，加重了国内资源与环境保护压力，不利于我国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外贸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影响，提升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20世纪70年代前，学者们在研究贸易利益时，主要考察其对一国经济增长、国民福利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很少考虑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随着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及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学术界开始重视贸易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问题。以Walter和Ugelow(1979)、Daly与Esty(1997)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污染避难所”与“向底线赛跑”假说，他们认为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1．“污染避难所”假说。Walter和Ugelow(1979)认为，发达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实施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这导致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意识与环境标准普遍较低，其厂商能够获得明显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将本国污染密集型行业迁移到环境规制较宽松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贸易方式，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使发展中国家变成“污染避难所”［3－4］。2．“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假说。Dua与Daniel(1997)认为，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保障就业，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降低本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而降低成本的途径之一是降低本国环境标准，以有利于扩大出口。其结果导致各国的环境规制标准不断降低，都会“向后看齐”，进而会加剧各国的生态环境污染，使得各国的环境规制标准“向底线赛跑”［5］。(二)贸易有利于环境保护论。与前面的观点不同，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Eliste和Fredriksson(1998)认为，自由贸易并不会加重环境污染问题，通过限制贸易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扭曲商品与要素价格，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分工不但能够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球资源，而且还能够从以下几方面改善生态环境。一是国际贸易能够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了废物产生与环境污染问题;二是国际贸易能促进贸易国的经济发展，进而增加贸易国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而改善其生态环境;三是先进环保技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率，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质量［6］。(三)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关系复杂论。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论是贸易对环境有害论还是贸易对环境有益论阐述均不够全面。他们在分析国际贸易对环境影响问题时，采用了折衷观点。Robinson(1988)认为贸易对一国的污染物排放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出口产品的生产与运输等过程中会产生某些污染物，对出口国环境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进口产品替代了进口国的部分产品生产，减少了进口国的污染物排放，有利于改善其环境［7］。为进一步揭示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机理，Grossman和Krueger(1991)将出口与进口贸易对环境影响分解为贸易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他们认为，在一国出口贸易结构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其出口规模扩大会加剧环境污染，出口规模效应为负;反之，其出口规模缩小会导致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出口规模效应为正。在既定的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下，如果一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增速高于清洁行业出口增速，会导致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其出口贸易结构效应为负;如果一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增速低于清洁行业出口增速，会造成本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其出口贸易结构效应为正。而进口贸易规模缩小会加剧进口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进口贸易结构效应也与出口的情况相反。在贸易规模和结构既定条件下，污染物减排技术进步会使贸易活动中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从而减少了环境污染问题，产生了技术进步正向效应。可见，外贸活动对一国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但受该国出口与进口规模的影响，还受其出口贸易结构与进口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国的技术进步因素影响［8］。

二、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利用事件研究及误差修正模型对1993年以来央行的13次利率调整对沪市产生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短期内股市对利率调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滞后性和条件性，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变动与股价指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利率；股市；Granger因果检验；ADF检验；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2007年5月18日傍晚，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18%，这是今年以来央行第二次对利率进行调整。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偏快的趋势加剧，所以央行再次打出加息的重拳，主要是为了加大调控力度，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并希望以此能给火爆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降降温（田俊荣，许志峰，2007）。在经济学上，利率被誉为宏观经济的“指挥棒”，而股票市场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利率进行调整是否能对股市产生预期的效果呢？利率的调整或变动对股市的影响究竟如何呢？这些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股票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和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Bernanke(1992)认为货币当局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必然会对股市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中，利率的调整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许均华、李启亚（2001）认为1996年5月的降息对股市产生的冲击作用最大，但随后的五次对股市产生的冲击作用相对较弱，表明降低利率对股市资金供给的作用不大。英定文（2002）对减息与金融体制改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减息对证券市场的短期反应较为负面，中期较为盲动，长期（三个月以上）较为正面。郭金龙、李文军（2004）利用Ross的套利定价模型研究了利率变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认为股票的均衡价格与利率负相关。本文利用事件研究及误差修正模型，对1993年以来我国利率调整对股票市场的长短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数据及分析方法

（一）样本选择

摘要:当一国遭受的贸易救济逐渐增多时，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途径绕开贸易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说明贸易救济引致了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学者对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众多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反倾销方面，由于反倾销调查一般会伴随反补贴调查，特别是2006年美国对中国首次实施反补贴调查以来，“双反”调查更加频繁。本文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进行综合研究，利用2005～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双反”数据和中国历年对美国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贸易救济措施引致了投资规避行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救济;实证分析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文献述评

当一国遭受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时，为减少贸易摩擦所造成的损失，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一途径绕开贸易壁垒进入东道国市场。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Horstman和Markusen(1987)、Motta(1992)、Kenwood和Lougheed(2002)对FDI跨越贸易壁垒的动机进行了研究;Haaland和Wooten(1998)、Drake和Caves(1992)则对日本、欧盟对美直接投资的“跨越壁垒”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杜凯、周勤(2010)实证分析了以反倾销和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因素。徐世腾(2011)认为，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不具备避开贸易救济措施的功能，很多投向了前期贸易救济措施少的国家。史本叶、李秭慧(2017)实证发现，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避开反倾销壁垒密切，但自身的GDP是决定对美FDI的重要变量。韩剑、徐秀军(2014)发现，美国的党派政治影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计量实证分析，证实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贸易壁垒跨越动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引致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

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主要贸易壁垒

1995～2017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共启动“双反”调查221起，实施“双反”措施152起，占比约为68.8%。美国对中国商品立案调查案件不仅数量多，涉案产品种类增多，涉及行业更加广泛，实施的贸易壁垒也多，导致中国出口贸易环境恶化，出口行业发展受阻。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294亿美元，增长450倍。在2003～2017年主要部门的投资存量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为25.1%;其次是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占比17.3%、11.5%、9.4%和9%。

摘要：采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以H省的13家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决策单元，采用营业成本、氮氧化物、固定资产净额为投入指标，以营业收入为产出指标，分别对2019年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分析，并对无效DEA的技术效率（环境绩效）和规模效率进行评价，综合分析得出H省相关环境绩效水平较优，但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关键词：环境绩效；审计模型；审计实证；建议

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因此，从《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首次公开披露环境保护模块开始，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至2020年为止已经达到7296.41亿元，相当于2003年环境污染投资额的4.48倍。近十年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断加大，从2011年的4557.2亿元发展到2020年的6842.15亿元，城镇人民在享受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不忘维护生态环境。随着巨大的环保投入，环境审计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环境合理性审计，更体现在对于环境财务的审计以及环境绩效的审计方面。虽然我国的环境绩效审计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但相对于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仍有差距，对企业环境绩效评价的研究涉猎相对较少，对于环境绩效评价的标准也大有不同。本文通过对环境绩效审计模型的构建以及实际应用研究，期望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增强资源利用效率，为环保事业助力。

一、企业环境绩效审计模型构建

（一）企业环境绩效审计模型构建思路

由于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审计的实施时间尚短，对于审计指标和审计模型的使用也各有不一，因此，作者选用多种审计模型中较为成熟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DEA模型进行检测。DEA模型分为两种，一种为CCR模型，适用于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而本文研究的环境绩效审计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企业，规模报酬率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采用BCC模型。BCC模型是对CCR的基础上增加了线性约束条件，即Σnj=1λj=1（λ≥0），目的是让投影点的生产规模与被评价的DMU在同一水平上。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其中有m种投入指标，标记为xi（i=1，2，…，m），投入权重为vi（i=1，2，…，m），有q个产出指标，标记为yr（r=1，2，…，q），产出权重为μr（r=1，2，…，q）。BCC模型的表达式如下：DEA作为传统的绩效审计模型，能够很好地求出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值。所谓的DEA有效，是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同时达到有效。它们的关系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当综合效率等于1时，说明该决策单元DEA有效，没有资源浪费，如果综合效率小于1，则表明非DEA有效，即规模效率或者技术效率没有达到最优。

摘要

84年后的农业增长率的急剧下降引起了产权改革是否是核心，是否要私有化的争论。其中投资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不同的观点相对应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得到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系统的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各种农业投资，特别是固定于土地的长期投资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尝试着对这场争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我们的理论模型指出地权的不稳定性抑制了长期投资，但对其他投资的影响随外生约束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小调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合适的补偿机制降低了大调的负面作用，其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方向也随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农业的低比较收益对投资有着双重的重要的负面影响。

实证分析证实了地权的不稳定对长期投资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大调的影响大，小调的影响小，也证实了补偿机制有正向作用。我们同时得到了：小调刺激了化肥的施用，也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而大调对两者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种差异证实了约束条件的变化的重要影响，也暗示了农业的比较收益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证实了非农就业机会，村组的相对应的长期投资都显著的降低了农户的长期投资，进而我们对产权核心论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大调整，小调整，长期投资，短期投入，劳动投入，农家肥，农业比较收益，约束条件，村组投资，补偿机制，集体所有制，产权核心论

LandTenureSecurityandFarmerInvestment:TheoryandEvidencefromChina

中国股市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实证分析

时间：2003-9-18作者：

[摘要]中国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重非常高，系统风险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单就反转策略和惯性策略而言，反转策略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期望超常收益非常可观。惯性策略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对于不能影响股票价格的投资者而言，惯性策略或“追涨杀跌”是最差的策略。

理论回顾

关于资产定价和市场有效性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股票收益存在一定的可预测性，特别是短期价格惯性现象和长期价格反转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反转投资策略和惯性投资策略的实证基础。

反转投资策略是指购买过去2～5年中表现糟糕的股票，并卖出同期表现出色的股票。这种方法每年可获得大约8%的超常收益(DeBondtandThaler,1985)。尽管这个发现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是这种超常收益的源泉却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这个超常收益可能是幻觉，是方法和度量误差的产物(Merton，1987)；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超常收益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它是随时间变化的风险的理性补偿(Fama,1991)；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同行为金融理论的解释，认为这个超常收益来自于投资者反应过度(DeBondtandThaler,1985)。

【摘要】本文利用托宾Q值实证分析非流通股解禁对股票市场估值水平的影响。通过样本数据的对比，发现在现阶段股票市场整体价格水平下，上市公司个体和整体市场的托宾Q值均偏高。这加大了市场抛售压力，并使供求关系失衡，进一步加剧了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使股票市场估值中枢呈下移趋势。

【关键词】非流通股解禁托宾Q值供求关系股票市场估值中枢

一、前言

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和2006年开始的非流通股解禁是为了解决我国股票市场中股权分置这一制度性问题而进行的创新。股权分置这一制度性缺陷造成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割裂，使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非流通股不具备流动性，股权分割为价格悬殊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撑起了高市盈率的流通股价总体水平。股权分置改革以及非流通股的逐步解禁使得原来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法人股可以公开在二级市场减持与流通。这就打通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转换的渠道，开启了国内A股市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套利机制。

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在1997年所著的《货币、信贷与资本》指出，Q是指市场价值MV与重置成本RC的比率，即Q=MV/RC，Q比率决定了厂商的投资水平。托宾Q值事实上就是股票市场对企业资产价值与生产这些资产的成本的比值进行的估算。高Q值意味着高产业投资回报率，此时企业发行的股票的市场价值大于资本的重置成本，企业有强烈的进入资本市场变现套利动机。当Q值较大时，企业会选择减持后将金融资本转换为产业资本；而当Q值较小时，企业会将产业资本转换成金融资本，即继续持有股票或选择增持股票。

我国上市公司的托宾Q值的高低将决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转换策略和解禁后非流通股股东的行为，进而改变股票市场供求关系。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将导致股票价格的波动，直到市场整体价格水平调整到一定合理区域后供求关系将达到的新的平衡。本文目的在于利用托宾Q值实证分析非流通股解禁对我国股票市场估值水平的影响，判断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估值中枢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