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下范文10篇

[摘要]国内对传播视域下的翻译虽然有了一些研究,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通过统计和分析国内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历年刊文和专著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可以知道,目前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研究方法略微偏重于宏观研究;还没能建立完整的翻译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研究还不够具体。因此,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传播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中去。

[关键词]传播学;翻译;统计分析;综述

一、引言

任何信息的交换和传递都是一种传播行为,所以信息的沟通过程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这种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在两个互相独立的系统间有目的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就叫作传播。把一种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相同意思表达的语言,这种转换行为就叫翻译。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再运用多种方法将理解到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信息,并且可以采用这种新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传播活动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言系统,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传播活动。德国的威尔斯和美国的奈达都认为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其传播的性质,他们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国内相关研究的先驱者是吕俊教授和廖七一教授:吕俊教授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廖七一教授于同年从信息论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翻译的传播学理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为了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情况,笔者对迄今为止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载的相关论文以及从超新图书和其他购书网站上搜索到的相关专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完成了此次文献综述。希望对今后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计量法、理论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选择了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选择以上期刊后,分别在两个数据库中选取关键词和主题词“翻译”与“传播学”对每种期刊进行一一检索,搜索出所有相关论文,将论文汇总后,采取逐一分析法,共得到相关论文10篇,形成了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对超新数字图书馆和当当网购书网站的搜索,共检索到两部相关专著,一并作为本研究对象。笔者将这10篇论文和2部专著下载构成本研究的资料库,然后再依据文献发表(或者出版)的年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进行整理统计和归纳分析。

一、引言

萧乾在《关于外国文学》一文中提出：“搞翻译要结合研究，不然就成了翻译匠了。”［1］（p．461）何谓“翻译匠”？杨苡认为是那些只把翻译看作技术活，以为懂得外文就能搞翻译的人。［2］（p．127）杨武能说，若不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再创造，仅剩下技能和技巧的翻译“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也就变成译匠，可以被机器取代了。［2］（p．166）陈原把外语学得很好，工作态度认真，却不精通自己的母语，译不出原作神韵的人也称为翻译匠。［2］（p．210）几位前辈译家对翻译匠的阐释虽来自不同角度，但都表明文学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机械的技术转化；神韵的传递是文学翻译的灵魂———翻译匠恰恰丢失了这一点———无论是没有领会原作的神韵，还是未能译出原作的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如影相随，相辅相成。本文拟从诠释学角度论证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的必要性，进而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论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二、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基础：诠释学视角

诠释学作为一门聚焦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本特征和理解者特征的不同认识而形成了传统的客观诠释学派和以哲学诠释学、接受美学为代表的主观诠释学派。［3］他们就文本本意、作者本意以及理解者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客观派如施雷尔马赫、狄尔泰强调对作者本意的回归和再现；［4］赫施在认同这一理想的同时，也指出作者本意可以无限趋近，但无法对此达到确切理解。［5］主观诠释学派如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作者所表现的偶然性，文本的意义超越作者本意，具有不确定性，理解者可以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得更多些。［6］（p．382－383）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认同客观派对文本本意和作者本意的尊重以及文本／作者本意确定论。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意义超越作者本意着眼于历史，强调理解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漫无边际。哈贝马斯说：“语言游戏的语法……既规定符号之间的结合方式，也规定着如何按照行动和表达对语言符号进行解释。”［7］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和译者的责任决定了译者参与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有限作用。文本的意义不管在译者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折射，作者本意始终是译者无法舍弃的一个蓝本。从历史性出发，伽达默尔认为由作者创作的文本带有作者的“视域”，理解者在理解文本之前也带有历史所赋予的“前理解”，或称“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两个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由于前见是一个理解者无法也不必彻底抛弃的客观存在，理解的过程就变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同文本的视域———在本文中也即原作者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6］（p．343－397）伍凌在伽氏“视域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解个体的角度提出“视域叠合”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理解者的前见同文本意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她把理解个体的前见具体为理解个体在理解前的知识储备，指出好的翻译必然需要译者的前见同原作者的前见达到理想的叠合状态。［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分析造成“前见”的具体因素。在艾柯诠释学中，前见被具体为理解者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和个人经验”等等。

我们认为，既然作者和理解者都是“一种具有历史事件性和自身特殊性的存在”，［4］那么带来前见的因素可被分成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两大方面。译者的个体因素中有些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比如译者的脾气禀赋和生活经历：若同作者相近，于理解作品则事倍功半；若同作者相反，于理解作品则难上加难。为了避免陷入后者的尴尬境地，译者在翻译之前可以选择同自己在性情和经历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者。之后，译者就面临着修补自己和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即带来前见的其他因素，包括种族文化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和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和其他同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文学研究是补充这些知识的有效途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因素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或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前见。如果译者翻译的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作家作品，不论表达，至少在理解方面具备优势。但是多数情况下，译者不可能据此为界，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异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转换。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和本国古典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由此而生的译者和文本作者的前见也必不同。如果译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是不足的———理论上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去弥补。同样，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方面也需要从文学研究中汲取养分，而且，这些方面同翻译表达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证明研究之于理解的促进作用，我们以译者的语言能力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伽达默尔给出两种区分真假前见的途径，其中之一是“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并注明“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则又涉及事情。”［6］（p．345）面对“事情本身”，即“充满意义的文本”，海德格尔描述的一般的理解过程是“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这当然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东西被修改———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6］（p．345）那么，译者在阅读文本前作出最初的预先筹划后，是凭借什么一步一步地进行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是凭借他对于文本中借以描述某事物的语言，换言之，就是当时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作者使用的是译者的本族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某个与我讲同样语言的人，是在我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语词的。”［6］（p．346）如果该文本的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对译者来说是外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这种语言的正常知识，并且在我们理解某个文本中假定了这种正常用法。”［6］（p．346）如果译者对语言的掌握，特别是外来语言的掌握同作者的差别过大，那么在理解过程中，译者就无法保证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没有预先筹划，修改筹划也无从谈起，理解就无法进行。所以，当译者决定翻译某位作家之前，如果没有达到该作家对这种语言的应用程度，就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弥补，这是理解得以产生并继续下去的前提。更进一步地说，倘若译者不但对该外来语言运用自如，更能够在研究中熟悉该作家的语言风格———因为译者需要从文本使用的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该文本，那么译者“对本文感到不满”，［6］（p．346）并不得不停下考虑用语差别的时候就会减少，即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相应减少，译者便更容易完成对该文本的理解。这一点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的表达步骤。

三、源语世界的文学研究：深刻理解原作

摘要: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受到宪政的规制。宪政视域下,政府建设应突出政府结构、角色定位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宏观上,构建精神要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三位一体”的政府结构;中观上,政府应扮演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角色;微观上,构建科学规范、运行有序、公平公正的政府运行机制

关键词:宪政政府建设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实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中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中,立法权具有人民性、抽象性和间接性,司法权具有程序性和被动性,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和直接性。因此,作为行政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宪政的关系也就成为焦点,它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宪政的实现。宪政视域下,政府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政府建设只有在宪政的基础和平台上进行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才具有合法性。

1宪政视域下的政府结构:精神、实体和程序要件“三位一体”

宪政视域下,价值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三者互为存在条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一个政府的宏观结构。

首先,精神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基础。精神要件是政府的价值基础和导向,政府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导向理念、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理念。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是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的一种权力。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而人民之所以设立政府并授予权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观念柱石和灵魂,政府应承认社会的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些权利和机会不因为个人的出身、天赋、种族性别、财富等的差别而受到损害,不能被特权和权力所剥夺,也不能拿来于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交换。政府应奉行法治之上的理念,其一切行为活动都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1]

摘要：畲族民歌是一种口头文学，它产生于畲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起源、生态环境、传统习俗、社会教育等文化背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畲族民歌很少有人知道。本文对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进行了浅谈，从而让人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民歌。

关键词：文化背景；畲族民歌；民间艺术

畲族民歌内容极其丰富，喜爱歌唱一直是畲族人的民俗。无论是在田间，还是茶余饭后的小憩，无论是谈情说爱的浪漫中，还是婚丧喜庆时，畲族人民都会用唱歌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希望、爱恨情仇。这些表达地思想情感内容，都可以在现如今传唱的歌曲中感受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畲族民歌发展面临危机。

一、畲族民歌发展的文化背景

（一）民族的起源与图腾。畲族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民族发祥地，据说畲族的祖先就葬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也就成为了民族的起源，也是畲族人民的精神支柱。至于民族的图腾，我们很容易在服饰、舞蹈、音乐等方面看到。例如：姑娘们的头饰，是以凤凰的花样形式，结婚的时候，身穿凤凰公主服饰，这些都是为了纪念祖先。（二）传统习俗。畲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从一出生百天的过关仪式到16岁成人礼，以及婚礼、葬礼、祭祀等仪式和逢年过节，都伴随畲族民歌。例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除了纪念先祖外，大家聚在一起歌艺交流，培养感情。当然在畲族的婚俗中，民歌更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男方去迎亲的路上唱《度亲歌》，女方在路上唱《拦路歌》。（三）生态环境与生产劳动。畲族主要生活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广大山区，在这里气候比较湿润，生态环境比较不错，可以种植水稻，同时这里生产茶叶以及名贵药材。畲族人生活艰苦，非常勤劳，大多数人生活在半山腰。当然在畲族人民在劳动中也离不开民歌，好多民歌产生于辛苦劳作中，歌词中饱含辛勤劳动的优良传统。例如：在《做田歌》都深情地表达了畲族人民种田劳动地喜悦之情。（四）语言文化。畲族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民歌就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升华，是畲族人民智慧的彰显。畲族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目前畲族民歌现存“小说歌”的手抄本就有130本。（五）社会教育。畲族的社会教育中包含很多，这里简单说一下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主导者，是孩子们学习生活劳动知识的传授者。畲族民歌就是教育的最基本教材。孩子们主要是通过唱本，通过学习歌曲、练习歌曲、会歌的一系列过程来逐步习文识字。畲族民歌包括历史传说歌、生活歌、劳动歌等内容。例如：在《祖宗歌》讲述了畲族的历史。

二、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内容

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出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为“智慧消防”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在推进“智慧消防”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智慧消防”在互联网领域下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消防”；创新；产业链

一、“智慧消防”发展新机遇

（一）“智慧消防”建设需求

“智慧消防”是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汇集各部门力量，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交互和数据交换，实现智能化消防。其主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消防领域实现单位自我管理、政府执法监督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有机融合，是信息技术和消防工作结合的科学“答卷”。

（二）“智慧城市”为“智慧消防”搭建平台

【摘要】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当前建设“积极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政府应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层面新需求、不断扩展公共服务的内容、创新社会养老理念、更新传统养老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养老；养老观念；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注重给老人外在物质的满足和享受，却忽视了老人内在精神需求和文化诉求。我们应当看到养老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关注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为文化养老做出努力。

一、问题与现状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十七大就确定了“老有所养”的国家战略规划，但是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区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在不断加强社区养老工作同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文化需求将成为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即文化养老。目前，老年人的温饱和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子女多不在身边，即便是同城生活也摆脱不了“孤寡现象”。个别社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但是普及性不强，政府也积极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但是涉及范围不广泛，老年人参与性有限，活动开展的常态性不足，从而引发老年人过多关注个人健康、私人财产问题，极其容易造成一些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区，促进社会稳定和家庭问题产生了不同层面的隐患。

二、转变养老观念

摘要：乐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代表了中国人乐观积极的一面。它对中国社会目前的反腐倡廉有着深刻的影响：既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心理诱因，又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心理推动力。深入剖析乐感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于目前中央提出的“不想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关键词：乐感文化；反腐倡廉；“不想腐”96乐感文化视域下的反腐倡廉分析宋珊珊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5/206摘要：乐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代表了中国人乐观积极的一面。它对中国社会目前的反腐倡廉有着深刻的影响：既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心理诱因，又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心理推动力。深入剖析乐感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于目前中央提出的“不想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乐感文化；反腐倡廉；“不想腐”

一、乐感文化概述

总体来说，乐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与带有基督教原罪意识的西方罪感文化大不相同。“罪感”指西方人相信自己生而有罪，活着便是为了赎罪的心理状态；“乐感”则是中国人待人处世从乐观角度出发的直观心理反应（作为“忧患意识”的切入点不在此次讨论之列），是积极、自适、平淡的哲学态度。乐感文化内涵丰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以下只注篇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就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来看，其中蕴含的积极向上和豁达通融，不仅是中国的文化教义，也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重要一面。乐感文化具有活在当下、重视现实世界的特点。它很少去构想看不见的世界，注重从现实出发，较少受形而上的宗教约束；虽有制度和法律，但在实际操作中的“随时变易”常常被视为一种智慧而被朝野默许从而大行其道。在乐感文化熏陶下，人们自然倾向思维变通、追求实用以解决现实问题。《论语•先进》云“过犹不及”，这是以积极入世为特征的儒家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倡导乐感文化时所必须坚持的中庸之道，它讲求情理平衡，反对各种极端。所以其先决条件应该是“做人的格局”要大，要求人们知足常乐，保持心灵愉悦；要求人们遵循发展变化的规律，顺势而起，稳步向前。乐感文化的这些特点，融入民族血脉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乐感精神气质。

二、乐感文化的负面思想与腐败的滋生

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下的权衡变通和盲目乐观、封闭自负的特点，渗透在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国人思想行为中，是腐败滋生的重要因子。

摘要：作为典型精英文化代表的中国艺术歌曲，由于对其本质文化属性的认识不足，导致学界目前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概念与范畴界定尚未取得较为明确的共识，进而影响这一声乐体裁自身的发展与与创新。本文将立足于文化的角度，去考量、分析和研究有关中国艺术歌曲的的发展问题。笔者以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一方面必须以健康、理性的民族文化心态来遵循艺术歌曲的文化属性、基本艺术特征、美学规范与创作规律；另一方面，根植优秀民族音乐传统，保持中国艺术歌曲的多样性，才能使中国艺术歌曲更加繁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关键词：中国；艺术歌曲；文化

一、中国艺术歌曲发展面临的困境

困境一：市场经济的浪潮，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来势凶猛，精英文化日渐式微，无论是诗歌文学还是音乐的创作原动力严重缺失。困境二：迫切想改变当今中国艺术歌曲“雅”而受众小的局面，将“艺术歌曲”等同于“艺术性的歌曲”，仿佛只要对“艺术性”的标准足够主观，足够大胆，便能够在音乐市场、音乐比赛的推广中突破甚至规避一些限制而“为我所用”，中国艺术歌曲之名俨然成为了一张廉价的商用标签。此种做法在国内来讲，可谓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甚至在国内学界，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概念与范畴的认知与界定，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困境三：过于自信的民族文化心态，强调中国艺术歌曲的个性，忽视其文化属性、艺术特征和美学规范，导致一部分人忘却对中国艺术歌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追问。困境四：主张采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中国艺术歌曲，其概念和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时展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导致以“当代艺术歌曲”回避中国艺术歌曲本质文化属性和艺术特征。困境五：长期形成的政治思维定势，中国艺术歌曲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失衡，导致中国艺术歌曲缺乏能真正引起听众情感共鸣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二、中国艺术歌曲发展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1.艺术歌曲的文化属性

20世纪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中国诗学研究的现状时指出，近百年来中国诗学除了主要接受西方的一套诗学话语外，并没有构建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以至于患上了“文论失语症”。而一些学者指出，医治此“病症”的药方之一就是中西对话，通过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中突显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而“净化”是西方文论范畴，如果将这两个异质的文论范畴进行对话与比较，可以更好地阐述古代“教化”范畴的现代价值。

一“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

古代“教化”范畴主要强调文学经邦济世的政治功用，其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极力推崇，而且“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教化”范畴在现当代文论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出现于文学理论中，乃始于汉代的《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又曰:“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用“教化”这个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并从此确立了“诗教”原则，为历代文论家推崇并加以大力宣扬，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普遍准则。自“教化”范畴确定后，历代文论家对古代“教化”范畴都有阐发，尽管其阐发重点不同，但“教化”范畴却在内涵上仍有一以贯之的特征。首先，“教化”范畴行使经世致用的重要手段是“美刺”说。“美刺”说作为理论形态首先出现在《毛诗序》中。《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将“美”与颂诗联系在一起，“美”就是歌颂，而且歌颂的内容是政治上的成就。“刺”则是臣民用诗歌针对社会伦理政治的混乱败坏进行批评讽刺。“美刺”说强调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要求通过文学的教化作用，达到干预社会，改造社会政治的作用。这使“教化”范畴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次，“教化”范畴行使社会功用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文章相对于道而言只是手段和工具，“文以载道”才是“教化”范畴的目的和价值。古代“教化”范畴“文以载道”的特征仍然体现在现当代的“教化”范畴之中。尽管在现当代语境下，“文以载道”中的“道”与古人所言之“道”有着迥然的差异，但是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最后，“以情动人，潜移默化”是“教化”范畴的重要美学特征。“教化”范畴反对文学作品用干瘪的言语来进行枯燥的道德教育，它主张用审美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对个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感染与教育，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古代文论家们早就注意到了“教化”范畴的这一重要特征。例如，儒家就非常强调“乐教”。儒家认为，“乐”是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表现，同时它又能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如果将伦理道德精神渗透并体现于乐，那乐就能成为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

二“净化”与“教化”范畴一样，都是非常古老且含义丰富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