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范文10篇

[摘要]国内对传播视域下的翻译虽然有了一些研究,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通过统计和分析国内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历年刊文和专著数量、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可以知道,目前翻译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数量总体偏少、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研究方法略微偏重于宏观研究;还没能建立完整的翻译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指导作用研究还不够具体。因此,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传播视域下的翻译研究中去。

[关键词]传播学;翻译;统计分析;综述

一、引言

任何信息的交换和传递都是一种传播行为,所以信息的沟通过程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这种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在两个互相独立的系统间有目的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就叫作传播。把一种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相同意思表达的语言,这种转换行为就叫翻译。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再运用多种方法将理解到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信息,并且可以采用这种新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传播活动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言系统,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传播活动。德国的威尔斯和美国的奈达都认为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其传播的性质,他们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国内相关研究的先驱者是吕俊教授和廖七一教授:吕俊教授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廖七一教授于同年从信息论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翻译的传播学理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为了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情况,笔者对迄今为止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载的相关论文以及从超新图书和其他购书网站上搜索到的相关专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完成了此次文献综述。希望对今后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计量法、理论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选择了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选择以上期刊后,分别在两个数据库中选取关键词和主题词“翻译”与“传播学”对每种期刊进行一一检索,搜索出所有相关论文,将论文汇总后,采取逐一分析法,共得到相关论文10篇,形成了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对超新数字图书馆和当当网购书网站的搜索,共检索到两部相关专著,一并作为本研究对象。笔者将这10篇论文和2部专著下载构成本研究的资料库,然后再依据文献发表(或者出版)的年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进行整理统计和归纳分析。

一、引言

萧乾在《关于外国文学》一文中提出：“搞翻译要结合研究，不然就成了翻译匠了。”［1］（p．461）何谓“翻译匠”？杨苡认为是那些只把翻译看作技术活，以为懂得外文就能搞翻译的人。［2］（p．127）杨武能说，若不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再创造，仅剩下技能和技巧的翻译“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也就变成译匠，可以被机器取代了。［2］（p．166）陈原把外语学得很好，工作态度认真，却不精通自己的母语，译不出原作神韵的人也称为翻译匠。［2］（p．210）几位前辈译家对翻译匠的阐释虽来自不同角度，但都表明文学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机械的技术转化；神韵的传递是文学翻译的灵魂———翻译匠恰恰丢失了这一点———无论是没有领会原作的神韵，还是未能译出原作的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如影相随，相辅相成。本文拟从诠释学角度论证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的必要性，进而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论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二、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基础：诠释学视角

诠释学作为一门聚焦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本特征和理解者特征的不同认识而形成了传统的客观诠释学派和以哲学诠释学、接受美学为代表的主观诠释学派。［3］他们就文本本意、作者本意以及理解者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客观派如施雷尔马赫、狄尔泰强调对作者本意的回归和再现；［4］赫施在认同这一理想的同时，也指出作者本意可以无限趋近，但无法对此达到确切理解。［5］主观诠释学派如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作者所表现的偶然性，文本的意义超越作者本意，具有不确定性，理解者可以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得更多些。［6］（p．382－383）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认同客观派对文本本意和作者本意的尊重以及文本／作者本意确定论。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意义超越作者本意着眼于历史，强调理解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漫无边际。哈贝马斯说：“语言游戏的语法……既规定符号之间的结合方式，也规定着如何按照行动和表达对语言符号进行解释。”［7］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和译者的责任决定了译者参与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有限作用。文本的意义不管在译者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折射，作者本意始终是译者无法舍弃的一个蓝本。从历史性出发，伽达默尔认为由作者创作的文本带有作者的“视域”，理解者在理解文本之前也带有历史所赋予的“前理解”，或称“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两个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由于前见是一个理解者无法也不必彻底抛弃的客观存在，理解的过程就变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同文本的视域———在本文中也即原作者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6］（p．343－397）伍凌在伽氏“视域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解个体的角度提出“视域叠合”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理解者的前见同文本意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她把理解个体的前见具体为理解个体在理解前的知识储备，指出好的翻译必然需要译者的前见同原作者的前见达到理想的叠合状态。［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分析造成“前见”的具体因素。在艾柯诠释学中，前见被具体为理解者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和个人经验”等等。

我们认为，既然作者和理解者都是“一种具有历史事件性和自身特殊性的存在”，［4］那么带来前见的因素可被分成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两大方面。译者的个体因素中有些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比如译者的脾气禀赋和生活经历：若同作者相近，于理解作品则事倍功半；若同作者相反，于理解作品则难上加难。为了避免陷入后者的尴尬境地，译者在翻译之前可以选择同自己在性情和经历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者。之后，译者就面临着修补自己和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即带来前见的其他因素，包括种族文化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和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和其他同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文学研究是补充这些知识的有效途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因素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或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前见。如果译者翻译的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作家作品，不论表达，至少在理解方面具备优势。但是多数情况下，译者不可能据此为界，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异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转换。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和本国古典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由此而生的译者和文本作者的前见也必不同。如果译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是不足的———理论上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去弥补。同样，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方面也需要从文学研究中汲取养分，而且，这些方面同翻译表达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证明研究之于理解的促进作用，我们以译者的语言能力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伽达默尔给出两种区分真假前见的途径，其中之一是“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并注明“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则又涉及事情。”［6］（p．345）面对“事情本身”，即“充满意义的文本”，海德格尔描述的一般的理解过程是“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这当然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东西被修改———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6］（p．345）那么，译者在阅读文本前作出最初的预先筹划后，是凭借什么一步一步地进行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是凭借他对于文本中借以描述某事物的语言，换言之，就是当时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作者使用的是译者的本族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某个与我讲同样语言的人，是在我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语词的。”［6］（p．346）如果该文本的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对译者来说是外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这种语言的正常知识，并且在我们理解某个文本中假定了这种正常用法。”［6］（p．346）如果译者对语言的掌握，特别是外来语言的掌握同作者的差别过大，那么在理解过程中，译者就无法保证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没有预先筹划，修改筹划也无从谈起，理解就无法进行。所以，当译者决定翻译某位作家之前，如果没有达到该作家对这种语言的应用程度，就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弥补，这是理解得以产生并继续下去的前提。更进一步地说，倘若译者不但对该外来语言运用自如，更能够在研究中熟悉该作家的语言风格———因为译者需要从文本使用的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该文本，那么译者“对本文感到不满”，［6］（p．346）并不得不停下考虑用语差别的时候就会减少，即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相应减少，译者便更容易完成对该文本的理解。这一点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的表达步骤。

三、源语世界的文学研究：深刻理解原作

摘要:政府的权力、职能和规模受到宪政的规制。宪政视域下,政府建设应突出政府结构、角色定位和运行机制三个层面。宏观上,构建精神要件、实体要件、程序要件“三位一体”的政府结构;中观上,政府应扮演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角色;微观上,构建科学规范、运行有序、公平公正的政府运行机制

关键词:宪政政府建设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实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中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中,立法权具有人民性、抽象性和间接性,司法权具有程序性和被动性,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和直接性。因此,作为行政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宪政的关系也就成为焦点,它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宪政的实现。宪政视域下,政府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政府建设只有在宪政的基础和平台上进行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才具有合法性。

1宪政视域下的政府结构:精神、实体和程序要件“三位一体”

宪政视域下,价值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三者互为存在条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一个政府的宏观结构。

首先,精神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基础。精神要件是政府的价值基础和导向,政府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导向理念、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理念。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是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的一种权力。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而人民之所以设立政府并授予权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观念柱石和灵魂,政府应承认社会的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些权利和机会不因为个人的出身、天赋、种族性别、财富等的差别而受到损害,不能被特权和权力所剥夺,也不能拿来于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交换。政府应奉行法治之上的理念,其一切行为活动都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1]

摘要：畲族民歌是一种口头文学，它产生于畲族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起源、生态环境、传统习俗、社会教育等文化背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畲族民歌很少有人知道。本文对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进行了浅谈，从而让人更深入地了解畲族民歌。

关键词：文化背景；畲族民歌；民间艺术

畲族民歌内容极其丰富，喜爱歌唱一直是畲族人的民俗。无论是在田间，还是茶余饭后的小憩，无论是谈情说爱的浪漫中，还是婚丧喜庆时，畲族人民都会用唱歌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希望、爱恨情仇。这些表达地思想情感内容，都可以在现如今传唱的歌曲中感受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畲族民歌发展面临危机。

一、畲族民歌发展的文化背景

（一）民族的起源与图腾。畲族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民族发祥地，据说畲族的祖先就葬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也就成为了民族的起源，也是畲族人民的精神支柱。至于民族的图腾，我们很容易在服饰、舞蹈、音乐等方面看到。例如：姑娘们的头饰，是以凤凰的花样形式，结婚的时候，身穿凤凰公主服饰，这些都是为了纪念祖先。（二）传统习俗。畲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从一出生百天的过关仪式到16岁成人礼，以及婚礼、葬礼、祭祀等仪式和逢年过节，都伴随畲族民歌。例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除了纪念先祖外，大家聚在一起歌艺交流，培养感情。当然在畲族的婚俗中，民歌更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男方去迎亲的路上唱《度亲歌》，女方在路上唱《拦路歌》。（三）生态环境与生产劳动。畲族主要生活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广大山区，在这里气候比较湿润，生态环境比较不错，可以种植水稻，同时这里生产茶叶以及名贵药材。畲族人生活艰苦，非常勤劳，大多数人生活在半山腰。当然在畲族人民在劳动中也离不开民歌，好多民歌产生于辛苦劳作中，歌词中饱含辛勤劳动的优良传统。例如：在《做田歌》都深情地表达了畲族人民种田劳动地喜悦之情。（四）语言文化。畲族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民歌就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升华，是畲族人民智慧的彰显。畲族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目前畲族民歌现存“小说歌”的手抄本就有130本。（五）社会教育。畲族的社会教育中包含很多，这里简单说一下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主导者，是孩子们学习生活劳动知识的传授者。畲族民歌就是教育的最基本教材。孩子们主要是通过唱本，通过学习歌曲、练习歌曲、会歌的一系列过程来逐步习文识字。畲族民歌包括历史传说歌、生活歌、劳动歌等内容。例如：在《祖宗歌》讲述了畲族的历史。

二、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内容

本文作者：尹凤桐刘远赵玮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

目前,刑法改革已经在悄然酝酿。作为我国刑法规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刑法,其改革方向和路径受到较多关注。本文拟从金融刑法视域的实证分析和变革要求出发,对金融刑法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的基本表现

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所依托的金融体系往往是一种单一主体的金融体系,即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这种市场态势使得金融刑法在金融犯罪主体的立法上表现出片面性。片面性之一:我国金融刑法存在明显的保护金融机构主义色彩。本来,金融刑法以规制金融犯罪为己任,而金融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破坏金融秩序,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客户还是金融机构自身及其从业人员,都可能出于追逐利益而实施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完全可能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作为金融秩序保护神的金融刑法,理应坚持保护金融秩序的根本宗旨,对任何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犯罪行为都一视同仁地加以惩罚。但现实情况却是,金融刑法只关心金融客户因侵害金融机构利益而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而对金融机构侵害金融客户利益从而破坏金融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却不注意予以犯罪化立法。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立法缺陷[1]。我们注意到,后来有的学者也提到这一问题。论者称之为国家金融机构中心主义客体观,也认为我国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倾向过于重视保护国家金融机构,而忽视了对金融机构诈骗客户的惩治,这种刑法思维基于陈旧的银行中心主义、银行本位金融理论,而现代金融理论奉行的银行、客户双中心主义,甚至是客户本位主义要求金融刑法对金融交易双方平等保护和平等规制,甚至是对金融客户进行重点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规制[2]。我们认为这一论述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实际上,所谓中心主义已经是从较积极的方面看问题了,而保护金融机构主义可能更切中时弊。其一,金融犯罪侵犯目标的单向性。最为典型的是在对金融欺诈行为的立法中,只重视对金融客户欺诈金融机构行为的规制,而对金融机构欺诈客户的行为视而不见。以保险领域为例,保险诈骗罪仅规定惩治从保险公司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而没有专门规定保险公司及其人诈骗保险客户保险费的犯罪。从理论上看,保险机构及其当事人完全可能构成保险欺诈犯罪。例如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诱骗客户投保的行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的行为等均属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金融刑法过于放任金融机构的行为,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金融欺诈行为的发生;而且刑法对金融机构的过多保护,易使金融机构产生优越感,将犯罪原因一推了之[2]。其二,金融犯罪行为主体的片面性。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中介机构犯罪缺乏刑事规制。目前,金融中介机构已经成为中外金融犯罪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例如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屡次爆发的假账丑闻,都是由于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应有的独立性结构,收受客户的高额咨询费用,疏于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慎的审查,或是由于中介机构与客户相互勾结,帮助客户伪造账目所致。而在我国,根据一项统计表明:国家审计署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发现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造成财产会计信息虚报71.43亿元,共涉及41名注册会计师。近年来,爆发的一些金融大案如银广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等也均是由于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恶意包装、蓄意炒作所致[3]。而且较之金融机构的犯罪,中介机构犯罪有着更强的隐蔽性、诱导性和危害性。但是我国的金融刑法还未对这一新的主体给予足够重视。例如在保险领域,对保险人、经纪人隐瞒保险事实,欺骗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行为;对非法从事保险或经纪业务的行为均缺乏刑法的规制;又如在证券领域,刑法第181条对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的主体界定中,只规定了传统的金融交易主体,而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没有进行相应规定。片面性之二:我国金融刑法存在对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规制缺位现象。我国目前的金融刑法无法对外国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进行基本的规制,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规制的一大盲点。虽然学界和金融界的学者专家一再呼吁,应该及时填补立法上的这一盲点,但是我们发现目前的立法还未对此引起足够的关注,如正在审议的5刑法修正案(六)6虽然设置和修改了许多金融犯罪罪名,却无一款涉及增设外国犯罪主体问题。在注重国民经济发展的时代,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的金融活动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因而上述行为无法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国加入WTO五年中,可以看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将逐步降低,大量国外金融机构纷纷抢滩国内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形下,不再关注这一立法盲点,必将后患无穷。其一,在我国加入WTO的初期,许多金融市场的新型业务都是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势所在,同时也是新型金融犯罪的高发区,而我国司法机关由于欠缺相关经验,往往对此一筹莫展,在有些利用远程技术进行金融犯罪的领域,司法机关甚至对此无动于衷。长此以往,只会使上述立法盲点进一步扩大。其二,这一盲点的存在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国外金融机构金融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无疑会进一步压制原本在投资技巧和理念上就落后于国外的大多数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在这种内外交困情形下,国内金融机构或是通过联合、兼并、参股等形式,联合国外机构共同进行违规操作,或是采用金蝉脱壳之计。如离岸公司,改头换面为外国金融机构进行违规操作。而现行的金融刑法对这类换汤不换药的国内主体犯罪无法同一般意义上的金融犯罪进行平等规制。其三,由于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和各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得资金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跨越国界大量快速流动,这为国际金融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金融犯罪往往更需要各国加强防范措施,加强合作,进行联合规制,而我国立法的上述盲点导致我国无法对国际金融犯罪进行主动、直接、有效地规制,这无疑会影响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声誉。

二、金融发展呼唤全球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

金融发展逐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过程。从国际环境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2世纪7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瓦解为标志的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二是以全球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为标志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三是以全球性银行业合并和兼并浪潮兴起为标志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四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协调机构建立全球统一金融监管标准形成为标志的金融协调和监管的全球化;五是以牙买加体系成立为标志的货币体系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使得实质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与风险分散而发展成为可能[4]。金融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进,同时也表明当代国际上金融力量对于打破国界、穿越国界的金融市场全球扩张产生了巨大的要求,显示出处于先进和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势力在新的市场激烈竞争中,对于国际化与全球化运作的迫切需要。从国内环境看,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也强烈冲击着我国固有的封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根据我国与WTO组织签订的入世协议,我国已相继对外开放了证券、保险市场,银行市场,外资正在并将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涌入中国市场。据有关资料统计,仅25年一年,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外资,几乎就是此前1年的总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由装点式的角色一跃升级为市场的真正参与者、竞争者。不仅仅是请进来,在外资银行步履匆匆地踏入中国之际,国内银行也暗自铺开了海外布局。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对建行的了解和信任,这也为建行海外业务发展带来了新契机。近年来,建行海外业务盈利猛增。24年末,建行的境外机构资产达42.8亿美元。25年上半年,其海外业务税前利润总额达1.58亿元人民币;24年,全年税前利润数据为4189.78万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约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9.8%。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老大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机构发展较晚,然而其海外触角却伸展迅速。25年底,工行透露了其雄心勃勃的境外扩张战略。在亚洲,工行将积极尝试通过兼并重组、股权互换等方式扩大市场规模,并依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结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特别是在1+1、1+3的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加大开拓东亚、东南亚市场的力度。据了解,目前工行的境外机构网络布局已初具规模,境外资产持续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高,跨国经营战略已显成效。截至25年9月末,工行已拥有16家境外机构,其中分行8家、全资子银行3家、控股公司2家、代表处3家,境外分支机构总数已达1家;境外机构资产总额已达到229亿美元,占到工行全部外汇资产的32.8%。金融全球化是世界金融的一种运动过程,其不仅表现为在金融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而且还体现为金融活动规则及价值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趋于统一或被要求趋于统一。金融刑法同样如此。有学者指出,入世以后,外资证券经营机构逐步进入国内市场,将其价值体系和投资理念带入国内证券市场,证券市场运行规则将发生全方位的新变化。例如代客理财、过桥贷款、融资融券等高风险的证券经纪业务都为我国目前法律所禁止。但是,在证券市场转型前,由于对证券违规和犯罪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式统一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证券市场中违规犯罪与刑事法律之间固有的矛盾,而在证券市场转型过程中,证券市场内部结构产生失调,破坏了原有证券市场整体结构之间的平衡,使得原有各种市场矛盾逐渐开始暴露,加剧了证券市场秩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失衡,加之市场调控的新规则尚处建立之中,就会出现一些证券市场控制的盲点,并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引发证券市场危机[5]。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活动规则及价值理念不一致尚不会对金融发展构成实质性影响,但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上述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只会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混乱和金融失范行为的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进而使国内金融市场逐步沦落为世界弱势市场。所以,在国际强势金融市场和国内弱势金融市场进行的跨世纪对话中,立足于全球经济的视野,立足于寻找和构建全球金融市场共同的法律语言和惩治金融犯罪的普遍性规则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京剧作为国粹，其产生于清代中叶年间著名的“花雅之争”。元代的杂剧和南戏的早期之争便是为地方戏树立戏剧的楷模，自此随着市民阶层的进一步扩大，戏曲的发展日益蓬勃，出现的剧类繁多，每个地方有其地方代表戏剧。在明中叶盛行的主要是高雅的昆曲，在剧坛拥有压倒性地位。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各种地方戏开始蓬勃发展并大放异彩，赢得了地方居民的喜爱，开始能够与昆曲争长短。李斗《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但是地方戏有些地方较为低俗，难登大雅之堂，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排挤，只是因为群众喜好日益扩大与昆区争夺群众，最终在乾隆晚年期间爆发了著名的“花雅之争”，随后京剧便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传播学是关于传播的一种视角,通过汇集各种观点和方法论来研究各种传播活动。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即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它具有交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等特点。回顾京剧成为主流剧种的过程，就是传播学发展的历程，而由苏移主编的《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出版）更是能够基于传播视域的角度更好理解从1870—1949年间京剧的传播与发展过程，同时从这本书出发，能够对国粹有更为深刻的认知。而我们将基于这本书分析在京剧形成期间的传播与发展，以及根据现有的经验在进入新时代后如何看待京剧的传播。

一、争议中发展

一是政治得胜。乾隆年间地方戏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扬州两大中心。尤其是北京，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造诣较高的剧种争先恐后在北京演出，“花部”的地方戏自然也从全国范围内的周旋，转为集中在北京与昆曲争奇斗胜。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岁寿辰时，“自西华中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赵翼《檐曝杂记》这样子记录。这是花部传播过程中极为显著的一例。在封建王朝统治期间，贵族的崇尚会带动平民的喜好趋势，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花部”取得了政治地位，封建皇权的喜好代表了官方的认可，如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皇庭，封建贵族崇尚观看古典主义戏剧，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治上代表了官方的推崇喜好。从此来看，“花部”得到皇太后的喜爱，自此迈出了政治地位上庇护的第一步。二是市场得胜。《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第一章中，花部陆续进京，与雅部进行较量。首先是技艺高超的弋阳腔与昆曲争胜，弋阳腔在北京的分支京腔取得优势，甚至压倒昆曲，出现“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的局面，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进入宫廷，很快演化成御用声腔，昆曲则失去刚健清新的特色，逐渐因雅化而衰落下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秦腔表演艺术大师魏长生进京，与昆、京二腔争胜，轰动京师，大有压倒后者的势头，占取上风，以致“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徐孝常《梦中缘传奇序》）。清廷出面，屡贴告示，禁止演出，魏长生被迫离京南下。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皇帝八十大寿，高朗亭率徽班来京演出，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组成三庆班，接着又有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即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把二簧调带入北京，与京、秦、昆合演，形成南腔北调汇集一城的奇特景观。统治者想再以行政手段干涉和禁演，但花部已成气候，无法阻止其在京城的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绝对优势，雅部逐渐消歇。北京花、雅之争，是花部剧种遍地开花、战胜昆曲的一个缩影。在传播视域下，要想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原有声誉大或者地位高的人物或者剧种进行挑战，能够吸引群众的眼球和目光。所以可以说，当时地位较低的“花部”对于政治地位高且影响力大的“雅部”的挑战，打响并扩大了其知名度。

二、京剧的规范

在传播学当中，如果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关注，必须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才能吸引观众取得良好的口碑，通过口耳相传的效果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且这种影响力是更为深远且持久的。在《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详细阐述了京剧剧目的丰富与变革。仅初步统计，清代同、光、宣年间京剧舞台所见剧目，就有七八百部之多。就剧本故事而言，以演《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水浒传》故事的居多，其次为《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西游记》。取材于《彭公案》《施公案》的剧目为数也不少。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四进士》《打登州》《五人义》《打渔杀家》；有反抗民族侵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杨家将》《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有直接反映平民生活的小戏，如《打砂锅》《小放牛》《绒花记》等，都是观众喜闻乐见、久演不衰的剧目。从这些剧本的风格样式来看，既有诙谐幽默、情趣盎然的喜剧，也有寓意深刻、催人泪下的悲剧；既有正面描写政治斗争的文戏，也有表现古代战争的武戏;既有反映帝王将相宫廷斗争的长剧，也有表现民间生活的短剧。总之，此时的京剧剧目，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均是以往时代的戏曲剧本所难以与之相比的。此时期，京剧演出剧目仍以来自徽、汉、梆、昆等的传统剧目为主，但在演出中演员们根据舞台表演的需要大多经过整理、加工，使之与京剧表演的结合更为紧密。本时期的代表人物谭鑫培主要演出的剧目，大多经过了他的加工整理。例如，《空城计》按过去老演法，在“观图”场有大段西皮三眼，使全剧显得松散、拖沓。谭的演唱将此段删去，而把大段演唱集中在城楼上。这样，“观图”以后戏的节奏突然加紧，接着“三报”，戏剧冲突急剧激化，舞台气氛紧张热烈；当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念表演时，内紧外松，唱腔舒展流利。前后对比，极富表现力地刻画了孔明大智大勇的性格特征。全剧腔调的优美，韵味的醇厚，使得这出戏成为近百年来久演不衰的剧目。京剧优秀的剧目精湛的表演，使得其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京剧也完善其培养模式，使得京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京剧后续传播的力量，其中就有梅兰芳。

三、走向世界传播的京剧

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为“智慧消防”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在推进“智慧消防”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智慧消防”在互联网领域下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消防”；创新；产业链

一、“智慧消防”发展新机遇

（一）“智慧消防”建设需求

“智慧消防”是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汇集各部门力量，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交互和数据交换，实现智能化消防。其主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消防领域实现单位自我管理、政府执法监督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有机融合，是信息技术和消防工作结合的科学“答卷”。

（二）“智慧城市”为“智慧消防”搭建平台

一面硕大的玻璃嵌在墙上；十余只斑斓的热带鱼浮游在玻璃背后，赏心悦目。许多人的心目中，"赏心悦目"就是热带鱼饲养的意义--这还能有什么疑义？可是，不久之后，一个面积相当的电子屏幕代替了嵌在墙上的玻璃，屏幕之中显现的热带鱼、水草和一串串水泡均是电子影像；某种程度上，电子影像甚至比真实的热带鱼还要生动。对于现今的数码成像技术，这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游戏。这时，人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仅仅企求赏心悦目，插上电源就够了，一切繁琐的事务均可以彻底免除。然而，如果电子影像不会生病或者突然死亡，也不会惹人怜爱或者伤心悲恸，这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怪异的前景：电子影像是否正在篡改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自然对话？自然是否正在迅速地退后甚至消失？如果生存于愈来愈密集的人工符号之中，人类的命运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压力甚至会迫使人们重新想一想：热带鱼的饲养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些意义？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壑诘挠荡鳎苛硪环矫妫绻缡犹ㄔ诵械姆延貌皇侨绱酥撸愀嫔逃衷趺茨苋绱斯婺5匕课幕Γ枚ǖ缡咏谀康娜の叮踔脸涞蔽ㄒ坏牟镁觯?BR>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摘要】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当前建设“积极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政府应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层面新需求、不断扩展公共服务的内容、创新社会养老理念、更新传统养老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养老；养老观念；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注重给老人外在物质的满足和享受，却忽视了老人内在精神需求和文化诉求。我们应当看到养老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关注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为文化养老做出努力。

一、问题与现状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十七大就确定了“老有所养”的国家战略规划，但是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区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在不断加强社区养老工作同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文化需求将成为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即文化养老。目前，老年人的温饱和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子女多不在身边，即便是同城生活也摆脱不了“孤寡现象”。个别社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但是普及性不强，政府也积极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但是涉及范围不广泛，老年人参与性有限，活动开展的常态性不足，从而引发老年人过多关注个人健康、私人财产问题，极其容易造成一些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区，促进社会稳定和家庭问题产生了不同层面的隐患。

二、转变养老观念

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和翻译的关系，阐述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提出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注重文化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