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由范文10篇

摘要: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虽同为美国刑法之出罪事由却有实质区别，合理区分二者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有重要意义。关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的区分要综合考量法益侵害、社会危害与利益衡量等因素，美国辩护事由理论体系对我国犯罪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借鉴价值。

关键词:正当事由;宽宥事由;区分;启示

在美国刑法中，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是辩护理论研究重点，关于二者是否应该区分以及以何种标准区分更是理论界争论之关键。细致考察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间的关系脉络，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界定其区分标准，对于该领域的理论发展以及解决实践难题具有重要价值，同时美国刑法的辩护理论能为我国刑法出罪制度与犯罪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些许启示。

一、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关系之沿革

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在起源、功能及知识体系间都不同，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时期两类辩护事由的不同发展。然而，由于正当事由与宽宥事由都会导致出罪的法律效果，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区分未得到强调。

(一)严格区分

一再审事由与再审的启动

依照通常的定义，民事再审程序即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2]再审程序不同于一、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既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级程序，也不是审理裁决民事争议的一种独立程序。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是基于当事人行使其起诉权和上诉权。起诉权直接源于当事人的诉权，上诉权源于程序基本保障权。为了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实现公民、法人受公正裁判的最基本权利，一审和二审程序的启动均不要求有既存的事实理由。即使要求有理由，这种理由也是一种以当事人主观判断为转移的理由，法院在启动一审或二审程序时，并不对这些理由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与此不同，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的纠错和救济程序是在一般救济手段即一审或二审程序终结之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仍有错误的民事判决和裁定加以纠正的程序，即可以通过撤消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以再次审理来保障民事争议解决的公正性。由于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否定，这就意味将破坏已经稳定的法律关系，导致所谓通过裁判的诉讼终结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为了保持法律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程序，就要求该程序的启动应有严格的限制，否则，也会影响民事争议解决的效率。科学地设定提起民事再审的事由是为了在实现再审程序目的--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追求--与保障生效裁决稳定性以及争议解决效率性之间求得一种衡平。民事再审事由即法院审查应否启动民事再审程序的理由或根据，是打开再审程序之门的"钥匙"。[3]

依照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判决效力的理论，法院的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以后，该判决便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判决所具有的这种形式上的确定力，使得任何法院都无权撤消或变更该判决。另一方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还具有实质上的确定力，即既判力。既判力既要求后诉法院在审判中受前诉法院确定判决内容的拘束，同时还禁止双方当事人对确定判决的内容予以争执，即提出任何形式上的异议。[4]一般来讲，已经确定的终局判决具有了形式上的确定力和既判力这样的双层保护，就使得被判决的法律关系处于一种稳定态。而再审的启动无疑将打破这种双层保护壳，其理论依据是该判决本身欠缺使既判力正当化的根据。再审事由的存在就是对判决既判力正当化的直接否定。因此，法院可以在当事人指出再审事由后，通过再审否定原判决。[5]这种理论的深层基础是国外的现代法治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事人有权获得法院公正的裁判。这既包括实体上的，又包括程序上的。所获得的裁判没有体现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公正时，该裁判就没有正当性，应当予以否定。[6]与此不同，我国诉讼法学者通常认为，再审的提起是基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或认识。[7]应当再审的判决、裁定并不是基于该判决、裁定缺乏既判力的正当性，而是因为该判决、裁定存在错误。因此，再审事由的基础是原判决、裁定的错误。对这种"错误"的认识，过去只限于判决、裁定实体上的错误，现在，随着人们程序正当理念的树立，判决、裁定的所谓"错误"的认识包含了法院在判决、裁定过程中的程序性错误。从再审的直接目的在于否定错误或不正当裁判这一角度来讲，无论国内国外，人们的认识并无二致。

我国现行的再审在制度构成上也与大陆法系各国所实行的再审制度有所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的开始是基于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没有当事人的再审诉讼请求，法院不能主动以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再审制度中，再审事由成为当事人再审之诉的理由。在我国，再审的提起主体是法院，而不是当事人。再审事由是法院启动再审的理由和根据

民事再审事由与一审起诉所要求的诉讼理由不同，起诉时所要求的理由是当事人主张成立的根据，不是一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而再审所要求的理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程序性理由。当事人在起诉时即使没有实体上的理由，只要符合起诉的形式要求，一审程序就应当启动。再审事由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根据，法院就有权利进行审查，再审事由在理论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不以申诉人和法官的意志或主观判断为转移。

由于再审事由是再审程序启动的根据，因此，在现行的再审体制下，再审事由一旦法定化也将对当事人的申诉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有直接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当事人提起申诉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时，必然也要以再审事由为依据。因此，即使今后继续维持现有的申诉和抗诉制度，再审事由的法定化也有利于规范申诉制度和抗诉制度。

内容摘要：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

关键词：合同责任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

绪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本文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合同责任中免责事由的理解与适用所作的一些认识。

一、免责事由概述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可见，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是国民事诉讼制度一大特色。纠纷的完全解决和当事人关系的修复上，民事诉讼过程中。调解比裁决（包括判决和裁定，下同具有更大的优势。调解既是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保守，也是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调解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合法”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法实践中发挥着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根据《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规定。合法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当事人受到胁迫、欺诈致使其调解意愿的背叛，当事人恶意串通导致调解协议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调解协议内容违法民事法律或政策规定等情况的存在使调解结果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对此只能通过再审顺序进行纠正。

一、民事调解案件再审的启动

1启动主体

只有当事人有权对调解案件申请再审（第182条通过院长审判监督顺序、上级法院提审或指令、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的途径只是针对判决而言的第177187条从民诉法规定本身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对调解案件的再审启动主体范围进行了扩大。法院调解案件再审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依照审判监督顺序再审。据此，做出调解的法院及其上级法院均有权对调解案件主动提起再审。

就其与普通救济顺序的区别而言的因为再审顺序只能用于例外情况的救济，再审顺序是法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有重大瑕疵的判决进行再次审理的一种非常途径。其“非常顺序”属性。而不能像普通救济顺序那样被频繁启用。民事再审事由就是指能够启动民事再审顺序的法定理由。可以说，民事再审事由是控制再审顺序启动的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再审顺序，为了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而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顺序。再审顺序的审理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正在执行和已经执行完毕的裁判，其目的就在于纠正生效裁判中的严重错误，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再审顺序就是司法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再审顺序作为一个非正常的审级程序，其性质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

内容摘要：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

关键词：合同责任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

绪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本文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合同责任中免责事由的理解与适用所作的一些认识。

一、免责事由概述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可见，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财产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义务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正当防卫体系地位、正当防卫成立条件与我国当前正当防卫现状”三个部分进行研究。理解把握正当防卫在刑法中所处的地位、成立的条件要素，了解我国当前认定正当防卫的现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正当防卫;限度条件;防卫过当

一、正当防卫的体系地位

正当防卫在我国刑法体系上是属于一种客观阻却犯罪的事由，因此该行为前提在形式上满足了三段论的犯罪构成，单独看行为像是犯罪行为，但是法律规定属于客观上阻却评价为犯罪的事由，这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国家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况下的私人救济权。正当防卫可以说是被公认为历史悠久的违法阻却事由，被认为是人们当然享有的自然权利，德国学者盖普曾说:“正当防卫没有也不可能有历史”。[1]特别是在社会文明不发达，法律秩序未建立的阶段，人们更会采取“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处理纠纷，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对于肆意破坏规则，破坏法律秩序的人，人们可以依靠国家公权力进行救济，依靠国家强制力进行保障，不允许人们依靠个人力量进行暴力救济。国家拥有的暴力的垄断权能够保障公民免受互相暴力侵扰的义务。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救济难以及时，那么国家对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就得让路。由上可见，对于正当防卫权的解释，首先取决于如何确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法治国家中，正当防卫权是本来由国家垄断性的救济、保护法益的权力在紧急情况下向个人的让渡。

二、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1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又称自我防卫，简称自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1、起因条件。行为人面临的侵害，具有不法性、客观性和现实性三个特点。其中客观性是指的按犯罪的两阶层理论，表明行为符合客观阶层，表明行为在客观上具有法益侵害性，不在看其主观要件，比如是故意还是过失，对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是否达到责任年龄等，这只是影响犯罪责任的承担。2、时间条件。正当防卫要求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具有现实的紧迫危险性，防卫行为具有适时性。不法侵害行为开始时间是已经着手，具有侵犯法益的危险；结束时间是法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威胁之中，不法侵害者放弃侵犯，这是一般情况，也有特例。在财产性犯罪中，法律规定，即使不法侵害者已经获得财物，在现场受害者还可以来得及挽回损失，可视为不法侵害还未结束，受害者仍可进行正当防卫。3、意思条件。这个意思条件，有个观点展示，第一种观点，行为无价值论，就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挽救自己或者他人权益；第二种观点结果无价值论，就是不要求有防卫认识，只要行为人防卫结果是挽救了权益，就被认定是正当防卫。4、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对象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其他权利。5、限度条件。正当防卫应以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犯罪为标准，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要具体结合不法行为的具体犯罪情节、现场环境、面临危险程度等，以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标准来看待。

摘要：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财产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义务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作为疑难侵权案件的权利冲突；作为阻却违法事由的权利冲突；作为新型法律方法的权利冲突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权利冲突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权利冲突中损害具有难以确定性、权利冲突中存在违法性判断难题、因生活经验与法律规范脱节而产生的非明显违法行为、依“权利侵害”有时难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因禁止性规定之模糊性而产生的非明显违法行为、侵权行为其内部也可能会存在微型的权利冲突、传统法上权利行使固定为被告权利之行使、紧急避险属于“正”对“正”的行为，为典型的权利冲突、义务冲突须以紧急状态为前提、正当防卫属于“正”对“不正”的防卫，本无权利冲突问题、传统侵权行为以单方（受害人）权利为中心思考问题，而法律关系是权利的法律表达方式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权利冲突既可在整体上属于疑难侵权案件，又可在局部内化为“正当理由”而阻却违法。权利冲突与侵权行为代表着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

关键词:权利冲突/侵权行为/疑难案件/正当理由/法律思维

权利冲突是市民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因为权利边界的模糊性、交叉性等而产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或者因行使权利而导致他人受到侵害的行为。[1]权利冲突与侵权行为关系如何？有学者直接将侵权案件按照权利冲突对待。[2]我国知识产权法亦习惯于将知识产权冲突视为侵权行为，并称之为“权利冲突类侵权”。本文认为，权利冲突既可在整体上属于疑难侵权案件，又可在局部内化为“正当理由”成为阻却违法事由。权利冲突与侵权行为代表着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

一、作为疑难侵权案件的权利冲突

权利行使并不意味着权利实现，因双方权利行使之抵触可导致权利目的在不同程度上的不能实现而构成权利冲突。在整体上，权利冲突可类型化为程度较高和较低的权利冲突，尤其对于冲突程度较低的案件，按照构成要件理论难以顺利归责，这类权利冲突属于疑难侵权案件。这又往往是因为损害、行为之违法性的判断难题所致。

摘要：诉讼时效中断制度作为诉讼时效的障碍机制，是协调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诉讼时效中断制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本身的不完善之处也日益显露出来，例如把起诉作为中断事由引发的问题；中断事由的种类过于简单笼统问题等。本文通过与国外相关时效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中断制度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诉讼时效中断事由起诉请求

诉讼时效期间及开始计算的方法，必然会使债权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只要债务人拖延给付时间，时效期间就必然完成，进而影响自己权利的实现。因此，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法律必须赋予债权人对时效期间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诉讼时效的中断制度便是对诉讼时效制度予以合理限制，以期有效实现其公平价值的典型机制之一。然而，与其他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诉讼时效中断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仅提出其中几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可见，我国民法所采纳的诉讼时效中断事由有起诉、请求、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种。以下就以这三种中断事由为例逐一简要分析。

1.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