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范文10篇

“实用主义的最大弱点是它最终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用处。”

——T.S.爱略特

I

实用主义运动赋予法律现实主义与它自身相同的知识形态与内容。随后，实用主义消亡了（或者说融入了其他哲学运动而失去了自身的不同身份），法律现实主义也消亡了（或者说同样地被其他法学流派所吸纳而得到超越）。最近，实用主义得到了复兴。我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复兴是否已经或者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法学理论的诞生？而这种新的法学理论与新实用主义之间，以及法律现实主义与旧实用主义之间，有着相同的联系。基于以下两点，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新实用主义和旧实用主义一样，并不是和其他哲学有着明显区别的哲学运动，而是对许多种类的哲学思想倾向的统称。并且，新、旧实用主义所指称的是相同的思想倾向，所谓新实用主义并不新。这些思想倾向中构成实用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已经被法律现实主义（主要通过霍姆斯和卡多佐的著作）富于成效地吸纳；而其余部分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任何出路。那些许多年前被法律现实主义富于成效地吸纳的思想倾向，确实有助于一种新的法学理论的形成，但这里的“新”主要是指对法律现实主义中幼稚的政治学和其他的不成熟之处及夸大其辞的抛弃。这种经过清理的、现代化了的现实主义极少或者完全不应归功于新实用主义——如果确实存在新实用主义这样的事物，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通常认为，实用主义的历史始于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虽然他自己将基本观点的功劳归于一位律师朋友格林（NicholasSt.JohnGreen），并且可以在更早的年代（比如在伊璧鸠鲁身上）发现这些观点的端倪。从皮尔士那里，指挥棒（按照通行的描述）传给了詹姆士（WilliamJames），然后是杜威（JohnDewey）、米德（GeorgeMead），以及英国的希勒（F.S.C.Schiller）。与实用主义同时发展并受实用主义的影响，法律现实主义登台亮相了，它由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格雷（JohnChipmanGrey）和卡多佐（BenjaminCardozo）的著作激发而产生，最终完成于那些自我标榜的现实主义者——例如弗兰克（JeromeFrank）、道格拉斯（WilliamDouglas）、卢埃林（KarlLlewellyn）、柯恩（FelixCohen）和拉丁（MaxRadin）——的著作当中。在杜威论述法律的论文中，实用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得到了结合。但是到了二战末期，实用主义哲学与法律现实主义都成了隔日黄花，前者为逻辑实证主义和其他“坚实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后者为法律主流，特别是在1958年因哈特与萨克斯的《法律过程》而达到顶峰的“法律过程”学派所吸纳。随后，从六十年代开始，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凋零，实用主义又随着罗蒂（RichardRorty）冲杀回来，接着是七十年代的法律批判运动——法律现实主义的激进后裔，到了八十年代则是新实用主义学派,包括米诺（MarthaMinow）、格雷（ThomasGrey）、法布尔（DanielFarber）、弗立克（PhilipFrickey）以及其他学者。这里的其他学者包括我本人，并且如罗蒂在对本文所作的评论中指出的，可能还包括德沃金——虽然他在表面上反对实用主义——甚至昂格尔。这一学派中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确实令人注目。

在我上面提供（但并不赞同）的描述中，实用主义，无论是原始的还是其新变化的形态，都逐步更加坚决地拒绝启蒙主义的两元论，诸如主观和客观、思想与肉体、感觉与实在、形式与内容。这些两元论被视为是一种保守的社会、政治与法律秩序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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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用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

实用主义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行动”（action）,是由实践(praction)与实际(pratical)演化成为pragma(行动哲学),最终成为实用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实用主义本意认为知识来自“活动”，认识来自“经验”和“实践”。然而他们所说的实践绝非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是一种先验的内心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派别，实用主义源出于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否定。它主张“实践的”“实用的”“有效用”的哲学观点。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啊，在他论述历史的著作中就曾将自己的历史观点称为“实用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提出”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原则。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在用因果性解释历史过程时，仅限于用思想动机去说明而未能找到思想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因而没有真正去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

实用主义兴盛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发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广泛流传，而后曼延到世界各地。创始人是美国的皮尔斯。1871-1974年间，美国哈佛大学组建一个学术团体称作“形而上学俱乐部”。1872年，皮尔斯在这个俱乐部作了一个报告，首次表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基本原则：任何一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果。1901年，他正式提出“实用主义”这一术语。此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人物，如：查理、皮尔士、威廉、詹姆士、杜威、胡适等。他们都奉行一种“效用原理”，即“能满足我需要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其中心范畴是“效益”，“效用”，它崇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哲学同流，主要代表有美国哲学家刘易斯、纳格尔、莫理斯等。刘易斯创造了“概念实用主义”，认为概念和范畴都是先天性的东西。而关键在于它们的有用性。纳格尔认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只有在使用词语的表达事物的方式不同。莫理斯创立了语义哲学，倡导“符号学”，片面夸大了人造符号在语言环境系统中的作用，宣扬真理是按照人的需求方式不同而异的。

实用主义传播到中国是在“五四”时期。当时这一哲学流派也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一样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当时，杜威和胡适学说在中国大地风靡一时，尤其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他们的学说在思想解放，传播民主和自由，倡导人本思想，注重实践和实验。特别是在启迪中国知识青年，曾起到一定的作用。解放后，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曾不公正地，非科学地曲解了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在知识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理论，实用主义理论存在很大的缺陷

（一）否认认识的唯物论，宣扬认识的先验论。辨证唯物论的认识是能动的反映论。坚持实践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而实用主义则坚持唯心主义先验论，主张感觉先于经验，否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虽然实用主义也谈实践，而且也认为实践的主题是人，客体是物是实践的对象。但却撇开人的社会属性、撇开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把人单一的看作“纯自然的有机体”，但单纯的去适应自然，而不能去改造自然为人类所用的社会关系的人。同时又强调人作为有机体又不同于动物，更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界的物体。强调人具有情感、意志，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这样人也就有了主观能动性。所以实用主义实践观强调的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实践观，只有单一的情感、意志去按照个人对大自然的需求来改变环境，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只强调个人主义实践，所以实用主义实践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实践观。

［摘要］罗蒂对传统“镜式哲学”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内心和语言，不能作为镜子折射事物的本质。因此，罗蒂新实用主义中的心灵、语言都不能反映世界。这种理论的本质便是“无镜哲学”，它引导哲学从认识论逐渐向解释学的方向发展，从系统哲学走向教化哲学，将人完全置身于社会现实与实践对话中，注重人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新实用主义;镜式哲学;无镜哲学;现实价值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罗蒂针对当下流行的“镜式哲学”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他首先强调知识的意义是在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表征现实。面对在近代哲学占有一席之地的心灵之镜和语言之镜，罗蒂率先提出了质疑。从理论上来说，要想解决问题，最先踏出的第一步就是要提出评价，而就评价的角度，知识的意义就在于能否针对问题本身，提出有效的解决思路。但是传统的“镜式哲学”，单纯地把人的内心和语言，当作会像镜子一样折射事物的本质存在。所以罗蒂主张的是要更多地关注现实世界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将真理观推向了一个具有发展性的高度，这便是他的“无镜哲学”。

一、罗蒂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

罗蒂对传统的心灵镜式哲学进行批判。在他看来，不管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还是笛卡尔哲学:“我思故我在”;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康德哲学: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这些思想都属于“自然之镜哲学”，即使发展到现代语言学转向后，也只是称之为“语言之镜哲学”，不论如何都没有脱离传统镜式哲学的桎梏。罗蒂认为，这种传统的心灵镜式哲学是人们把心灵比喻成镜子，从而通过各种现象折射出心灵之外之物。把人和客观世界相分离基本上就是传统认识论的基本要素，感官被客观世界进行刺激，从而反映在人的心灵之中，这种心灵对客观世界所形成的认识被称之为真理。镜式哲学者所追求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真理。罗蒂认为，正是这种镜式方法使人停留在观念认识是否符合客观世界上，如果观念和客观事物相符合的认识就是真理，反之则是错误认识，就不是真正的真理。正是镜子的观念提前存在，知识就不能被准确认识，在这种传统哲学统治之下，心灵对客观事物认识通过感官来刺激，认识是被动获得，因此不能被证实。罗蒂对笛卡尔心灵实体和洛克“白板说”进行批判。他认为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人通过心灵这面镜子，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的根本上是错误的，心灵只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笛卡尔的错误认知归结于当时神经学不够发达。对于洛克的“白板说”，罗蒂认为其虽然对知识获得的过程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也并不是可靠的知识，这一学说并没有确切指明后天经验的知识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在他看来，洛克所提出的知识具有绝对性，当作一种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到人的因素，且这种绝对性无法被证实，应该被抛弃。因此洛克“白板说”也是一种自然之镜，所获得的并不是真理性认识。

二、罗蒂无镜哲学的特点

1当前我国的消费文化以及设计道德状况探讨

实用主义为了达到效用与利益的目标可以摒弃原则与假定必需的东西，无疑这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为了卫生与方便，我们每天都在制造一次性餐具垃圾，每个婴儿都会用尿不湿，每次购物都会有一个甚至一堆塑料袋，每次喝饮料都会制造一个塑料瓶废品等等，这直接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以及城市周边堆积如上的垃圾堆，我们不禁反思实用和主义、工业化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工业设计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观的一部分，也具有社会整体价值观的一般的特征。工业设计的目标是服务工业生产，辅助实现工业产品效益并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由于人们无休止的私欲激发了工业的生产，从而使设计不由自主的卷入其中，成了工业化的傀儡而不能自拔。

2我国设计应具有的道德及文化

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征鲜明并且积极的设计文化与道德，同样，我国有着深厚的民族底蕴与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关于造物的文化与道德观。关于器物道德的记载，最早见于《道德经》，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2］意思是说，器成，需要有事物的规律与生产方法，其次是器物的文化与德行，再加上物质条件赋予其外形。可见，先秦时期的造物道德放之今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我们现在的工业生产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个行业需要具备生产工艺、行业规范、行业文化等，再加上具体产品，才能达到“器成”的要求。宋明时期，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抑制私人欲望，将伦理道德推向极致，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器物文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当时的器物思想，但是通过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可以窥见当时的器物文化，毕竟器物文化来源于社会文化。例如，宋代的瓷器，釉色朴素，形态不事雕琢;明代家具，无论造型、材料还是其中的人文思想，都是古今设计的典范。通过这种禁欲与推崇伦理道德的思想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重视事物的自然规律，重视人的修养及德行的提高，以禁欲来维护世间道德，可以说，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主张朴素、维护自然及社会道德的特征。在今日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因为实用主义生活哲学占据了社会主流地位，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都在实现自我的最大发展，也因此使社会出现很多重效益不计后果、重指标不计投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不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本质要求。针对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生活方式，我国提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新方针，强调“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再以指标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改为集约型，这些都体现出当前我国充分考量了资源、环境与人的关系，更加注重系统的和谐发展。试问，这些现象不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吗?可见，我们并不是没有工业设计的文化与道德，只是人们忙于实现自身的利益、贪图方便与效率，从而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发生。

3设计道德回归的可能性分析

工业设计道德的回归首先需要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哲学的回归，毕竟有什么样的生活道德与哲学，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哲学与设计哲学。我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导，儒、道、释三教相融合而发展，形成我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而当代我们面临的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冲击，能否形成中西哲学的融合与发展是当代我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新挑战。牟宗三先生的说过，“中国未来的哲学特质，在于中国传统主流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融合，从而形成新时代特征的中国哲学。”［3］我国正处在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激烈碰撞的时代，受西方哲学、价值观、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但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逐渐对当代不良的、实用主义特征的重指标、重眼前效益的价值观进行了纠正，开始回归“可持续发展”观，“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等，既重视效益又协调整体协调的全面发展观，颇有“存天理”“致良知”“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同时，主流媒体加大了工艺公告的投放力度，对社会节约、环保、和谐等思想进行了大力弘扬，这些都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与优秀传统发扬的典型例子。通过这些现象可以看出，我们在中西方道德文化激烈碰撞中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把握住了自己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对弘扬具有我国传统哲学特征的价值观、器物观有着积极的建设意义，社会哲学、价值观问题的解决，工业道德、设计道德问题也会水到渠成。实用主义的社会哲学，是以个人、民主、进化的观念为基础。

一、实用主义哲学视阈下的“经验”

杜威提出生活是个体的和种族的全部经验［1］。经验是有机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如果有机体对自己探究、改造环境的结果感到满意，那他便收获了经验(探究和改造的过程)。经验是一种动态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将有助于有机体在将来相似的环境中有效解决问题。经验从获得方式的角度看可以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直接经验是有机体经过自主的探究、实验后获得的。间接经验则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经验，比如来自教育者的口耳相传、从经验的记录载体(纸、符号)中获得。间接经验的获得是基于前人经验的结晶，具体体现在学校中就是学习课本的内容。杜威看来，经验获得过程至少有三个阶段:①在真实情境中获得直接经验;②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增加其纵深意义;③进一步拓展成为科学的、系统的知识。在这三个阶段中，直接经验的获得是绝对的起点，间接经验主要在将直接经验拓展化、意义化的方面发挥作用，其获得一定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间接经验在经过理解、内化、意义化以后便转化成了自身的直接经验［2］。

二、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帮助有机体获得经验的过程。教育要有助于有效用的经验的生成、创造和重组，而不单单是传递和继承。只有在经验改造和重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超越前人”的思维和创新创造。这就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视角下教育的含义。杜威强调经验的获得来自于真实情境中活动的刺激。即儿童成长的过程是以本能、能力为依据的，也就是说经验的获得必须是主动的，是基于每个个体的本能而产生的［3］，而非外力作用下产生，是一种“自觉的教育”。在杜威看来，传统的教育向学生提供的是独立的学科、系统的知识、经过成人化的逻辑［4］。这些内容不是学生本身活动的产物，它们超越了学生的经验。学生对这些内容感觉不到需要和兴趣。因此，经验的传递应该在被心理化、被“还原”至学生的逻辑后再进行传递才是有效的［5］。这就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中教育的任务，即还原、重构经验，将经验还原至可以被教育者接受的程度，让受教育者发自内心的、主动地去获得这些经验。在科学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主要任务在于提供刺激学生的反应和指导学生学习过程的环境［6］。换言之就是通过构建教育情境，将间接经验与学生本身所具有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继而通过亲身活动被受教育者内化。

三、教育情境构建的基本原则

从杜威对教育任务(还原经验)的描述中可以知道，经验产生于生活中的具体情境。经验不可能脱离情境而单独存在，因此构建教育情境是教育者还原经验的必由之路。结合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观点，认为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真实性。完整的教育不仅仅是还原正确的经验。杜威的探究知识论强调知识需要经验的还原，而经验的获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不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果只是将正确的经验还原，那么这样的知识是“绝对”的正确，但是“经验的获得”却失去了多样化的原始发展。只给孩子留一条正确的知识获得道路，是不利于孩子思维的发散性构建的［7］。真实教育情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学生曾经经历过的，或是即将经历的。这会提升教育过程的亲切感，减少陌生感带来的身心紧张［8］。完整的教育不一定是把完美的经验(静态、结果性经验)传递下去，而是将经验获得时的经验(动态、过程性经验)同步传递给学生。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教育情境的构建要有容错机制，甚至是有引导性的试错，允许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尝试各种可能。以实验模拟系统为例，目前有些VR实验模拟系统，只允许进行正确的实验操作，一旦操作失误或顺序错误，实验即陷入无法继续的境况，并没有模拟出操作失误的后果。这种模拟失去了“真实模拟”的意义，也就不能算是真实的教育情境。(二)开放性。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允许开放的角色带入。杜威提出理想的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分不清彼此的。在这种教育情境中，没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差别，大家均是教学统一背景下的合作者。教师在理想教育情境中的身份是学生的同伴和经验获得过程的引导者和见证者。生命体的意识是具有情境性的，是与其所处身份和经验积累相关联的。我们应该充分尊重生命体在情境中成长的主体地位，不针对某一类人而创设封闭式的、固定主题的教育情境，应该关注不同个体的反应，不仅仅是学生。教育情境的构建应该允许开放的刺激输出。情境对人的刺激是随着人的认知程度不同而变化的，因此要留足充分释放学生对刺激反应的空间，而不预设固定的统一的刺激。不能把情境的输出想象成固定的刺激，应该充分尊重每个人不同的经验获得。理想的教育情境中没有失败者，只是获得经验的效率不同而已。如何提高学生经验获得的效率是教育者应该着重注意的问题。(三)社会性。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批判了传统学校的学科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把孩子的世界割裂和肢解了，并提倡将人类事物引进学校，作为学校的教材［9］。此外，杜威提出复杂的文明过分复杂，不能被儿童全部吸收。因此，学校应该选择相对基本的环境要素，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秩序，同时保证每个人不受所在群体的限制，可以与异质群体建立充满生气的联系，将学校的教育适当社会化，建立一个人为优化的社会情境。他提出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在社会中生活，学习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求知识，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理想的教育一定是有助于有效用的经验的生成、传递和创造。“有效”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个体更好融入社会［10］。(四)综合性。杜威提出“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其中心问题是从各种现时经验中选择那种在后来的经验中能够丰满而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经验”［11］。生活中没有单一纯粹的知识，这些知识都存在于复杂的、综合的问题情境之中。为了不把经验与生活相割裂，教育情境需要具备综合性，而不单单是传授学科知识。应该将断裂的、分散的经验以综合性的状态表现出来，创造“复杂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深度探究和全面认识。综合性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让学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进一步树立自信心，培养自尊感［12］。儿童具有积极的认知主动性和巨大的潜力，教育情境应赋予学生自主获得的权利，大胆构建综合的、复杂的教育情境。在杜威学校中13岁的孩子们需要完成四项作业，分别是历史课、科学课、活动课、政治课。在这四项作业中，杜威创造性地将地理学、建筑学、卫生学、装饰学、公民自治能力等内容融入到其中。例如在科学课中开设摄影术的教学，不仅仅教会学生如何摄影，还同时教会学生“光的知识”，将观看光学仪器、了解干涉仪和分光镜、学会成像原理、自主制取显微镜、研究植物光合作用等内容整合在一项综合课程之中，利用学生的创造性冲动，引导学生发现社会事物背后的科学原理。这一教育探索取得了成功，也充分证明了综合性的教育情境对学生思维提升的重要作用。(五)连续性。经验是连续的［13］，而不是孤立的。没有前续经验的积累，后续经验的习得会格外吃力。特别是涉及教育资源的开发，如果过于生硬、过于刻意地建立人为化的逻辑关系，对学生的经验获得是起反作用的。教育情境的构建需要考虑经验的连续性，在选取认知事例和目标时应该站在学生已有经验的角度，注重采用学生关注、喜闻乐见的题材、形式，顺着学生的思路去展开教学过程。举例的过程应该是强化经验之间的联系，将孤立的、分散的经验转化为连续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只有当教育内容具备连续性的时候，才能将学生带入一个又一个连续的最近发展区，使得学生可以持续成长。(六)互动性杜威在经验的产生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即环境和人之间的交互性与认知变化。这体现了人对情境的认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环境刺激—基本认知—反观环境—新的认知”的认知循环中不断完善。因此人对固定环境的认知也是变化着的，所谓的“固定环境”会随着人的认知的变化而产生对人的新的刺激，即经验来自于情境的刺激，而所获得的经验又会影响对情境的再认识。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情境概念与赫拉克利特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互动教育情境的意义还体现在使客体呈现运动的状态会增强学生对情境的感知效果［14］，让学生真正实现因情入境、触境生情。基于此，教育情境的构建应具备互动性，重视有机体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对环境的反馈与再认识，具备收集有机体在情境中的“主动适应”信息，并反馈给有机体，将有机体获得的静态经验(对当前情境的认知)转变为动态经验(适应更多情境的经验)。(七)无目的性。在教育即生活的视角下，教育的时间轴被无限拉长，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直至生命的结束。评价教育的唯一标准是“经验”。因此，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评价，而是为了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可以生活在完满生活中的人。在理想教育情境中教育评价的时间点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的、人为的固定考核，其评价的指标就是“是否收获了解决未来复杂问题的经验”。因此，教育情境的构建不应以考试评价为结果局限，也不应以学校为空间局限。对于教育者而言，应该充分发掘社会的各个教育情境，例如厨房、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等，都可以用来设置主题情境来进行社会性教育。“认识情境的过程”本身就是成长的过程［15］。只要走进了生活的任何情境，每个学生就都是经验的收获者，每个学生都是成功者。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导言；中国系统观基本观点及其问题；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对于大系统观的批判；破碎的地方性系统观之要义借助科学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世界视为有层次结构的系统的整体主义、系统结构主义和系统普遍主义的大系统观、中国系统论思想在本体论上一直秉持三个基本立场、中国系统论思想在认识论上同样秉持着三个相应的基本立场、中国系统论思想在在方法论上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受到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支配、人们的实践都是当下的实践，是基于具体环境的地方性实践、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建构主义的实践系统观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论文讨论了：1、中国传统系统观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普遍主义的大一统的系统观；基础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系统观；2、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蕴含的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3、多元主义地方性系统观对于系统科学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大系统观；地方性；多元主义

导言

中国系统科学领域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占主流的观点基本上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把世界视为有层次结构的系统的整体主义、系统结构主义和系统普遍主义的大系统观。

例如在中国比较权威的著作《系统科学》（许国志主编，2000）就这样说“：系统科学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8]P.17。绝大多数研究者也一直视其为当然，而很少对这种系统观及其哲学基础提出质疑和挑战。近年来，由于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出现，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2][3][4]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1]的兴起，在科学哲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科学实践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由于自身的需要，在论证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局域性、地方性的同时，也间接地带来了对于整体主义、普遍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种种挑战和冲击。然而，这种挑战与冲击由于学科界限所限，还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视，也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西方，我们已经看到实用主义思潮已经影响到这种系统观，这是一种新变化。本文试图借助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对于中国系统科学界和系统科学哲学界所长期秉持的大系统观进行批判、剖析和讨论。

1詹姆斯实用主义

恩格斯说：“社会上的需要远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社会事实的需要，推动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美国人越来越不注重过程而注重效果，强调适应，这是对高速发展社会的适应。因此，美国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哲学思想，而是在自己的土壤里孕育出了实用主义哲学。进化论当时在学术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科学进化论倡导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迎合了当时美国人所需要的观念，这也对美国机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就是真理”，因此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就是“功用”的价值观。[1]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须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2]实用主义的方法与以往的强调方法不同，是根据问题来确定方法，即“以问题为中心”。[3]实用主义的方法放置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强调实践，知识成为指导我们正确行为的有效手段，适应环境的工具。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斯提出意识是属于私人的，并且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意识流，在意识中思想都是可感知地连续。[4]在哲学领域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当作是经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纯粹经验的世界。实用主义不得不考虑的是将世界看作一种附加结构的多元观点。实用主义与多元论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即存在是多元的，实用主义提倡多元的方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研究对象，使认识更加全面。多元的方法更加体现了其主张的“有用即真理”，从“方法中心论”转变为“问题中心论”。应该说，多元论具有实用主义的意义。[5]詹姆斯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仅实验法是不够的，所以他将之前被剔除的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同时还提出了比较法，这是对内省方法和实验方法的补充。多元化为心理学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保持思想上的开放、包容性，不断接受时代改变给心理学研究带来的新问题，发挥心理学的实用价值。

2詹姆斯实用主义与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

说到詹姆斯与心理学的关系就不得不说机能主义心理学，对詹姆斯而言先有的《心理学原理》再有的《实用主义》。他生活在注重人的实用价值背景下的美国，作为美国机能主义的先驱，先在心理学领域研究进而转向哲学，提出实用主义哲学。他将实用主义和心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实用主义是对他对心理学研究的升华和总结。詹姆斯认为，首先，意识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其次意识是一种有目的、有用途的反应，并且这个目的首先是为了保存利益。意识活动的适应性、目的性和有用性是詹姆斯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实质上是机能心理观。[6]机能主义心理学注重心理学的实用性，强调个体差异，把人的意识、心理作为一种工具，适应环境的工具，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方法上开始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应用。这也体现了实用主义方法论中多元方法论的观点，不强调方法的唯一性，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可行的。这样就避免了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拓展了心理学研究视角，可以使心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华生将机能主义极端化，完全摒弃了人的意识、心理的作用，把人比作其他动物一样，只需要研究外在的行为就可以了。行为主义也是从美国实用精神出发，立足于现实生活，对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把采取行为当作主要手段。詹姆斯认为意识是不能直接被观察到的，意识需要通过行为活动来展现。这也可能是华生认为行为主义是唯一始终一贯而合乎逻辑的机能主义的原因。但是人并不同于动物，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人的研究无法摆脱意识、心理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也影响着外在行为，并不是简单的条件反射。逐渐的，行为主义走向衰退，这也是它的必然。

3詹姆斯实用主义与进化心理学

进化论影响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同时对心理学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思潮，进化心理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从进化的角度思考及解释心理学上的各种问题，认为人的适应性机制同样是在进化当中，它受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同时遗传与文化也是相互影响、共同进化的。它认为对人类的心理进行分析是通过功能，心理执行的是不同的功能，那么就能把他看作是独立的机制。这些心理机制是进化而来，为的是满足一个一个的适应问题，更利于自己的生存。《进化心理学》中解释：现代人拥有的适应性机制并非是“最佳设计”。环境的改变会带来新的选择压力。由于进化过程非常缓慢，现代人类其实是先前环境的设计产物，[7]现在我们内在的存在是得益于对过去环境的适应和过去经验的总结。詹姆斯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谈到，知识是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但是詹姆斯对进化论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接受了进化论，却没有将进化论的全部都收为己用，强调了心理的适应性却忘记说明心理又是怎样产生的，他忽略了进化论的发生方面。我们不仅仅只是在适应，而是在适应的同时也能动地改造我们的世界。在心理学当中他强调人的心理状态是一直变化着的，从来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两次处理时，第二次肯定会以与第一次多少有些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相继看法中往往存在差异。在进化心理学谈到了发生方面，强调“过去是了解现在的关键”，要充分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就必须了解这些心理现象的起源和适应功能。[8]詹姆斯认为人是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心理改变，是为了适应环境。可进化论的本质特征在于把有机体视为环境的一个因素，人是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双向的动态关系中把握自身以及其他有机体。这种动态的关系才是人把握一切存在的事实的关键。这样看来，进化心理学是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接纳进化论，并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从进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下社会的各种心理学问题，在方法论上有学者认为存在局限，主要是推论性的，无法证实过去的适应性。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是处于开放包容的态度，在研究中采取广泛的科学方法。巴斯提到了比较法、实验法，对数据的检验可以通过考古学记录、对传统群体的研究、观察、自我报告法等。此外，进化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一直秉持着多元的方法论观点，不对研究方法有任何约束，这也使得进化心理学从最开始的追溯性研究发展到各种方法均可研究，不拘泥于哪种研究方法，以问题为中心，这也是进化心理学自产生以后迅速在全世界得到学者的认可，也吸引更多人来研究的原因。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与进化心理学虽都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但无疑是后者在吸收了前者方法论之上更加符合当今社会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哲学基础上的进步。

摘要:高校的学风建设关系到国家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计划能否顺利实施，但当前高校在学风建设上仍存在一些普遍问题。学生受社会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在校学习期间急于求成果、要成绩，轻视知识积累或丧失学习目标。在当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社会背景下，高校应从引领学生思想观念、改革高校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管理工作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进高校学风建设。

关键词:高校学风建设;对策;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背景;不良现象

学风是学校师生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学生健康成长的软环境。高校建设优良的学风，对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树立优良的思想品质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1］。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对高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是当前高校不良学风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新常态下有针对性地加强高校学风建设，不仅是完成高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也是强化高校基础建设的大计，更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核心。

一、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导致的高校不良学风现象

受社会上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大学生不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轻视真才实学，推崇“及格万岁”的观点。作业抄袭、考试作弊、课堂纪律松散、迟到、旷课等现象在高校中经常发生。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少学生用所谓的就业前景、大学排行榜来衡量自己所学专业、就读学校是否有价值。在所谓的“冷门专业”和非重点大学中，不少学生认为自己就业前景堪忧，就算学好了专业知识将来在社会上也毫无竞争力，因此干脆不学习、不努力。此外，部分大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把学校开设的课程按有无实际用途的标准来划分，并区别对待。他们仅对能迅速回馈效果的课程感兴趣，对基础课和思想政治课则不感兴趣;在课程学习上，不少学生对与短期目标关系不大的通识文化课不感兴趣，对此类课程常常是应付了事。由上述现象可以看出，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下，在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普遍存在利己、短视、实用等现象。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高校的学风建设，进而阻碍国家的人才培养大计。

二、新常态下的高校学风建设对策

【正文】

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我们知道，有些西方学者通过一些表面性的研究，简单地把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相等同起来，致使实践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特性被否定，而与唯心主义划上了等号。美国学者斯塔尔在评述的思想的过程中断言，毛（指，引者注。）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溶合起来的特点。他论证说，毛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事实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还说，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注：《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在施拉姆看来，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因此，为了消除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对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是大有必要的。

一、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联系

在哲学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一直没有找到科学地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方法。马克思打开了将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起来的大门，使人们认识到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诞生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在美洲大陆亦出现了以强调实践对于理论决定作用而闻名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早在1837年，实用主义的真正创始人爱默生就肯定了行动的优越性。他在《美国的学者》（TheAmericanScholar）这篇著名的讲演稿中说道：“思想是从行动当中涌现出来的。”又说：“思想由无意识进入有意识，这取决于行动。”（注：参见［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作为美国实用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詹姆士曾认真分析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说道：“看一下这个概念的历史就会更明白实用主义的意义。实用主义这个名词是从希腊的一个词派生的，意思是行动。‘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这两个词就是从这个词来的。1878年皮尔斯开始把这个词用到哲学上来。”（注：［美］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页。）由此可见，尽管实用主义以注重实际效果为其基本特征，但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实用主义是以强调行动和实践为其创立的出发点的。同时，通过詹姆士的解释，我们也懂得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概念的使用上具有同根性。

实践观与实用义实践观之间存在着某些无法否认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这是我们理解它们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基本前提。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们都强调认识是在行动中获得的，实践是获得认识的唯一根本的途径。指出：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实用主义者那里，行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能够引起观念的意义，行动是观念意义的来源，同时自然也会引伸出行动就是观念的来源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