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下范文10篇

一、消费社会的符码化

“人类社会的最初消费不是来源于生存需要或‘自然规律’，而是来源于文化限制，也就是说，最初的消费是一种制度，物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为了明确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也就是一种象征性的物品展示景观，人们通过展示手镯、颈圈、华丽服饰等等，并以这些物品为中心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和地位系统。”富裕的社会上层阶级通过对超出物品实用价值和生存价值的奢侈性消费，以便向他人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力，从而展示自己社会地位的高贵和显达，而自己的荣耀和声誉就借助于社会地位这种无形的符号价值而不断攀升。

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就以我们选择、积累、操纵和消费物品为惟一衡量标准，从而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和价值交换系统的正常运行。消费社会实质上是对原始社会物品价值代表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一种回归，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人们消费的不是实物，而是一种文化，一种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然而“消费社会中的消费现象不能从单个的消费对象上予以理解，应该把消费对象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符号系统”。

在该系统中，符号化的商品附着着一种文化取向和身份认同，而商品化的符号仅仅代表着交换媒介，它仅仅满足着人类自然和生物秩序的延续，与符号化的商品所代表的娱乐和享受的满足截然不同。消费理性个体的自由选择，它追求的是最大的功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是最根深蒂固的、最顽固的: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消费根本不是所谓的真实物品的需求，仅仅是一种理论意义上的符号抽象，“分析‘丰盛’并不是从数字上去验证它，数字只能是跟神话一样的神话。计划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用另一种不同于它的逻辑去把握丰盛的神话。”

“在消费社会消费的是理念，不是物品。因为消费所涉及的事情，乃是文化符号以及符号之间的关系。消费并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消费更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的过程。”通过消费，人们会觉得生活更有品位。当物品转换成一种符号象征，当消费转换成一种被符号操纵的行为时，人与人之间关系也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消费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物品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交换的媒介。“消费从而也成为人之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在不知不觉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在消费社会，整个社会文化、社交、礼仪、人际关系俨然成了消费物品的附属物和代名词，消费物品使得商品的功能逐步异化，人们需求不断分层化，物品把持着利益链条的话语权，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将社会媚俗化和戏剧化。也就是说，物品在其呈现的空间内被幻化为影像、符号和消费的代名词。这样消费就被演绎成符号吸收的过程和被符号内化的范型。物物交换过程强制性的成为了一种符号发送和接受的过程，而个体的存在和功能在符号互动中渐趋弱化了。

二、符号化艺术下的电影艺术

【摘要】企业赊销信用决策是企业赊销管理必须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论文认为赊销信用是企业将商品资金投资于客户，以取得收益的一种投资理财方式。本文从投资的角度，建立了赊销信用决策分析指标体系，以实际应用数据为例，阐述了企业赊销信用投资的涵义、特点、指标体系及各项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提高了决策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及可操作性。

【关键词】赊销；信用；指标体系；投资

一、投资视野下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的涵义、指标与特点

(一)企业赊销信用决策分析的“投资”之涵义

因授信人的不同，信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银行信用：由从事货币资金经营的银行发放的信用；投资信用：一般是由金融机构或私人基金向企业提供的相对较长期的信用，以帮助受益者开办企业、购置土地、建筑、设备等固定资产；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对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的赊销。通常，企业赊销信用多被归属到商业信用之中，对赊销信用的研究，从商业信用的角度研究者多，而从投资视野角度研究者少。

在当前对企业赊销信用决策的相关研究文献成果中，将赊销当成企业促销手段与关注赊销成本的论述较为常见：如李红梅(2003)在《健全赊销管理：企业应对信用风险的盾牌》文中认为：企业赊销一方面可扩大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造成现金周转风险和坏账风险,引发信用危机，要健全赊销管理。这是“手段论”的代表性观点；王莉莉(2003)在《企业赊销活动的财务管理》文中认为：企业赊销的成本由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坏账成本组成，应加强管理。这是“成本论”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在企业赊销信用决策中，赊销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功能：投资功能，即赊销信用是企业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在相关研究文献中，注意到赊销“投资功能”的文献是“成本论”中有关“机会成本”的论点：机会成本是指企业的资金被应收账款占用所丧失的潜在收益。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可以为企业取得投资收益。在实际工作中，也是用赊销与投资利率的乘积来计算机会成本，但仅止于此，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与深入，缺乏较系统全面的评价指标及分析。

在生命视野下，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是确保高校安全和稳定的必要措施，高校之所以开展一些工作都是为了学生，安全教育也不例外。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在高校发生的安全事件几乎都与学生的安全有很大的关联，这不仅仅对学生和所在家庭有影响，也给学生的安全工作带来很大挑战。而且高效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能够稳定，所以要在合适的时间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样才能避免一些同性质安全事件的发生，对社会以及高效的稳定起到关键作用。在生命视野下，能够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是对他们的极大爱护和关心。保证大学生的安全是高校和国家的责任，这也是祖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必须从各个层面予以高度的重视。国家也颁发了许多规定保证学生的基本安全，例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就指出高校要定期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辅导，这也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针对屡次发生的安全问题，政府也多次强调，要予以高度重视，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这些都是对学生的高度重视，要让大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生命视野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生命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因此针对大学校园，要做好安全教育工作，需要解决从以下几个问题着手，才能保证大学生的基本安全。（一）认识到位与措施落实相结合高校应该从生命视野的角度出发，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这是社会发展和变革对于时代的需求。高校的有关部门，要以“安全重于泰山”的态度，对校园安全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认识到位才能将措施落实到位。例如在校园发展资金上将安全防范放在首要位置，在教学安排上实行制度化的措施，这样才能让安全教育充分发展，切实保证大学生的安全。（二）教育引导与严格管理相结合教育和管理两者相互支持，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共同发展，对于安全教育而言，才是促进作用。因此要达到安全的目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提高思想上的重视，这是在教育上的引导；此外高校要加强对于安全的管理，让学生意识到高校对于安全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高校可以根据国家的法律采取一些防控措施，这样能够防止学生的犯罪行为。在处理一些校园安全事件时，要按照规则严格处理，不能有所包庇，将安全问题的每一个环节都落实到实处。（三）内容拓宽与方法创新相结合现如今时代的进步，使得校园安全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高校的治安部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果高校对于安全问题仍然停留在之前传统的方法之上，就无法根据时代的发展，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没有了时代的特征，处理安全问题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因此，高校要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全新的手段预防安全问题的发生。要有一定的针对性，能够极早发现问题并进行解决，让问题更有技术含量地被解决。例如网络安全，高校就要予以高度的重视，这就是内容的拓宽，要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方法做到与时俱进，提高时效性。

生命视野下的大学生安全教育途径

（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心理疏导大学是学生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青年大学生往往都不具备成熟的心理，在一些行为的处理方式上也比较冲动，会受到较大的外界影响。难免做出的一些行为会导致出现违纪的情形，这就要求高校在进行安全教育的同时能够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心理疏导。通过一些研究表明，对大学生进行心理教育能够有效地减少安全事件的发生，而且还能够将安全问题防患于未然。对大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能够让学生的心态发生转变，将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大学生，这样会有更加积极的影响。（二）加强安全知识教育，提高防范意识和技能以生命视野为发展前提，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的教育，能够让学生的知识系统更加成熟，减少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通过对于一些安全事件的讲述，能够预防安全问题的发生。现在很多大学生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知识缺乏，不知道哪些是欺诈行为，这就会出现人身受侵害的可能，所以要让学生提高防范意识。通过组织大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演练，能够让学生了解安全事件发生背后的隐情。这样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进行自我保护，并且在发生危机事件时，能够帮助他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三）加强法律知识教育，增强道德法制观念对现如今的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意识淡薄，没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这样就会导致一些安全事件的发生。因此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就要从法律知识开始着手，让学生明确地了解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但是一些法律条文过于乏味，要应用更加实用的案例进行引领式的教育，引发学生的自主思考，将道德意识埋入心中，真正地做到知法、懂法、用法的好学生、好市民。作为教育界一直探讨的话题，只有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重视，才能彻底地让校园安全管理有新的发展空间。高校要加大对于安全领域的投入，保证学生能够在校园中学习、生活，安全健康地成长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前提。通过安全教育，让大学生有自我防范和保护能力，在安全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培养自己的能力，为祖国做出贡献。

本文作者：龙思珍工作单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世纪80年代，在曾经孕育了灿烂丝路文明的中国西部大地上崛起过一个新诗群———新边塞诗，它像彗星一般划过了中国诗坛的天空。如果我们的当代文学史遗漏了新边塞诗，那么其呈现出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图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准确叙述新边塞诗，科学评估其在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必须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点则是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及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疆独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摘要:将邓小平的公平思想里于“小康”理论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与评析，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公平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平的小康理论与其公平思想交错融合，小康理论的基本要义与经济公平相互促进，政治公平贯穿于小康理论的政治诉求之中，小康理论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邓小平小康社会公平思想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公平”一词鲜有被直接提及。然而，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对邓小平这样一位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政治领袖和拥有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不渗透着“公平”的思想痕迹。同时，必须看到，人们对公平的追求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历史条件，公平必须与社会发展相统一。邓小平深谙此理，他在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设计“小康”道路的同时，也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公平思想体系。因此，研究邓小平的公平思想，应该置于其“小康”的视野之下。

1、邓小平小康与公平思想的内涵

小康一词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最早见于史册是在《诗经·大雅·民劳》篇中，“民亦劳止，吃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劳累困苦，希望过安逸的生活。到近代，康有为的“小康一大同”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劳动大众的眼里，小康仅仅是“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子热炕头”这样一种温饱的经济生活状态。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结合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将“小康”这一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理解的“小康”已经超越了过去中国民众心中的经济常态意义，而成为一个涵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目标体系。

公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广义角度讲，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情合理公正平等地待人处事的品质和原则。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平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在经济上说，公平是在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对市场经济中社会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评价，反映了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之外再分配的过程中，消除贫富差距，实现人的分配公平在政治上说，公平是指政治主体享有平等的各种政治权利，如平等的人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参政议政权等在社会这个层面，公平是指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地享用社会发展的各种资源与发展成果，实现机会均等与结果均等。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不竭的艺术灵感与创作源泉。立足于审美视角洞察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生态美学，从传统造物文化中窥见生态审美元素，展现传统审美意蕴与设计品质，并将其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之中。旨在赋予艺术设计以全新的生态寓意与审美价值，追求“人、物、境”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开辟现代艺术设计新出路。

关键词：传统哲学；生态美学；艺术设计

中国传统哲学是本土文化的根基，“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产生于中国古典哲学沃土之上”[1]。生态美属美的本质属性，是美学形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传统生态美学追求人、物、境的动态平衡，强调自然本性中的美学意境，主张在自然变换中展现美的境界，以遵循“人—社会—自然三大要素”[2]的和谐发展为基础构建起的生态美学体系。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释等学派积淀着丰富的人文思想与生态智慧，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动力源泉。中国传统生态美学中，造物者在设计时对自然生态的美学关照，是生态设计的基础与核心，以此来实现人、物、境的平衡与统一。中国造物文化以对艺术作品倾注的人文关怀为基础特征，进而发掘艺术作品的社会属性，这种人文文化正逐渐渗透于现代艺术设计之中，并延伸成一个独特的生态美学文化体系。该体系中包含中国传统造物文化与生态美学，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参照标准和指导思想。

一、传统美学审美标准：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指天与万物、与人构成的相应相和，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合一性、和谐性，整体性。它是特有的东方传统美学智慧，是传统美学基本的审美标准，彰显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与哲学精神。其中，“天”意为自然界，天人合一所倡导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人们对自然中山水的喜爱正体现着这一生态观念。孔子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正是人们对自然山水无限热爱的文化写照与生态审美态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内涵丰富，在人与自然的相处融合中反映二者的关系，在很多古代艺术设计中都可以追寻天人合一思想的踪迹。天人合一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非中国传统建筑莫属，古人在建筑设计时总是将自然融入其中，如，济南大明湖被谓之“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杭州西湖中楼台亭阁，游船通舫，桃柳相间，拱桥相连，三潭映月中水拥岛、岛抱水，岛中有湖、湖中有岛；苏州古城则以水为中心，河流与道路密切相连，街道依河，河绕城墙，“小桥、流水、人家”构成山环水绕的独特城市风貌。这些城市建筑中利用人与自然的紧密交融，充分展现着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思想。另外，中国古典园林遵循天、地、人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人、自然、建筑三位一体的美学原则，构成融合自然同时又回归自然的古典园林风貌。如北方宫苑代表避暑山庄，借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园林中充分展现自然生态之美。避暑山庄中既有湖泊、州岛、草原，又有森林、山峦、锤峰、沟壑，整个园林在山环水抱中峰回泉流，“胜境山灵秘”，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建筑景观达到了几近理想的艺术境界。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古代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设计理念，对于现代艺术设计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构筑设计与其他生态系统元素间的和谐,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美学追求的不懈目标”[3]。将“天人合一”思想融入建筑设计，可引导设计师关注对外部环境的综合利用，对内外部环境的合理交融，将建筑本体融入自然生态的有机体重，在注重外观造型的同时，更加重视融入人性化的关怀，增进人与自然的沟通交流，促进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整体建筑，就是将“天人合一”理念融入现代建筑中的艺术典范，“‘天人合一’的和谐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追求”[4]。“艺术设计中的形式美首先体现为自然美”[5]，这里的校园建筑，没有冰冷的钢筋水泥式的高楼大厦，有的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中国传统园林式建筑。设计师在整个建筑设计以受众需求为基点，倾注对受众的关爱，利用原有山水合理布局建筑群，使之成为有着独立空间语言的建筑。整个校园由一处处场所和小山小水构成，房子和山水犹如在互相交流对话，互相唱和欣赏一般，营造出和谐安静的古典氛围，在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艺术的交融中碰撞出文化的花火，激发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思，对现代文化的憧憬，这些也更加契合高校的文化氛围，塑造出高校特有的人文精神。

二、生命形态的美学要素：“气”

第一，大众传媒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在西方国家，大都是政党或利益集团掌握着传媒产业的控制权，因而大众传媒的利益出发点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通过满足民众的传媒需求，达到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大众传媒的社会舆论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出现了背反现象，比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助长了社会不良文化传播等。而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渠道。通过大众传媒，既能及时地传达党的意志，又能充分反应人民的需要，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因而，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当前组织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第二，我国大众传媒运作目标明确、导向鲜明，既倡导主流，又坚持一元与多样的统一，不存在传媒之间互相“掐架”情况。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各大主流媒体能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步调一致，态度鲜明，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是我国大众传媒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色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传媒企业没有统一舆论制作和宣传的标准，往往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依据和结论，造成了媒体宣传上的混乱，使受众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第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新闻自由，是以不能触及现行制度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实行“两面自由”政策，在鼓吹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自由观”强加于人，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的存在。而这种所谓的“新闻自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的“自由放任”，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歪曲事实、诋毁侮辱的报道。例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某新闻女主播问男主播:“那个中国战机驾驶员叫什么?”“WANGWEI(王伟)”“什么?WRONGWAY?噢!!!!!怪不得会往侦察机上撞!原来他的名字就叫WRONGWAY(走错道)”。播音员用了两个英文单词WANGWEI和WRONGWAG的谐音表达，表面看是嘲弄讥笑，实则是幸灾乐祸，而本质是逃脱罪行，掩盖事实真相。［4］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对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众传媒，都采取积极支持、发展引导的态度。我们反对的是没有原则性的抽象的新闻自由，因为这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大力发展传媒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的大众传媒产业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传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价值观兜售、观念感染、思想宣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能量，他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但是相对而言，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利用和开发，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从产业规模来说，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在人均量值上还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一些农村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众传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既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也影响到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开展。同志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从而在大众传媒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和利用开发能力。第二，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国家妄图通过大众传媒、技术和资本输入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全盘西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潮涌动;在国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些人利用大众传媒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制造破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此，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政治领导，把握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志曾强调:“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8］为此，要尽早出台大众传媒法案，建立健全传媒制度规范，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监督、市场监督和群众监督，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区分好、引导好、发展好传媒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加强对大众传媒行业的管理，推动大众传媒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总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我国大众传媒产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展有方向、前进有动力，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誉。第三，不断提升大众传媒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对受众的传媒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传授，从而培养和提升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大众传媒的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大众传媒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传媒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研发者、使用者。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媒的经营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大众传媒内容和形式的研发和实现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了源头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大众传媒经营者既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修养，坚决抵制传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娱乐化倾向，“通过大众传媒各项具体功能的融合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共进”。［9］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大众传媒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群众需要，通过丰富的传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见和建议，传递健康向上的舆论信息，营造亲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乐民、安民的舆论氛围，全心全意做好传媒服务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体的传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这部分群体大都生活阅历不足，社会经验较少，自我分析、判断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传媒信息的诱导。必须以“人文主义关怀”和“心理疏通引导”的方式，加强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第四，创新在新兴媒体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推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经历了原始传播、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发展阶段。在电子传播阶段，依次出现了第一媒介电话广播、第二媒介电影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等传播手段。而在互联网传播阶段，我们发现，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新技术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并逐渐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媒体。尤其是当前出现的诸如网络视频、新一代电子报纸及电子杂志、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博客、播客、视客、网络社区、微博、飞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兴媒体，使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传播手段综合多样，文、图、声、影、网全面覆盖，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简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新兴传媒的超地域性、超隐蔽性、超互动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极强的个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这也预示着它必将成为东西方争夺青年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媒体人，都应责无旁贷地做好新兴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

本文作者：周建平工作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本文作者：徐婷姿戴波工作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客运班线经营权的界定———准物权的引入

它具有如下物权特征：1．在指定路线上进行营运的资格或能力具有可感知性（班车客运标志牌、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证明及车辆营运证）、有价性、特定性（道路客运班线营运资格或能力针对的都是特定的线路）等物权特征。2．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一定追及力。客运班线经营权由于没有可以支配的有形特定客体而使得其追及力有别于传统物权的追及力，主要表现为客运班线经营权的确权之诉，即在认为自己拥有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被他人非法侵占时要求明确经营权归己所有，从而否认了他人的营运资格。3．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绝对性。客运班线经营权一旦由行政机关直接许可而赋予权利主体后，就成为权利主体享有的一种私人权利和私人利益，其行使和实施不需要第三人的积极协助，只要求第三人不得妨碍权利人行使权利。一旦权利人的权利行使受到不当干扰，可以行使排除妨碍请求权。当然，客运班线经营权具有的物权基本属性在程度上与传统物权是有区别的，同时，客运班线经营权也缺少传统物权的排他性特征，因为同一个客运线路上可以有多个独立营运主体拥有经营权，相互之间是并行的。但这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与个性相比，这种共性更应该受到法律的重视和评价，囿于物权法定原则及传统物权的固有体系，我们将其定性为准物权。所谓准物权，又称特别法上的物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过行政特别许可而享有的可以从事某种国有自然资源开发或作某种特定的利用的权利。①明确客运班线经营权的准物权定性的意义，不单在于对该权利的内涵有更清楚的认识，更在于奠定了客运班线经营权制度构建的基石，即在遵循运营能力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通过将经营权要素物权化的制度设计与传统民法的权利移转规则相连接，实现有限公共资源的私法化、市场化、最优化配置，以置换完全行政化配置的僵化规范，减少政策与现实需求之间的摩擦，促进客运市场的健康发展。

现行法框架下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问题

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含义及其形式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指的是客运班线经营权基于一定的事由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过程。笔者所要探讨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是指基于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狭义的转让，不包括行政行为的授予和依据法律规定直接发生的转让。实践中，由于国家对以转让合同形式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持否定态度,当事人往往不直接签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而是采取挂靠、承包、租赁等方式达到实质意义上的转让效果。挂靠、承包、租赁经营这些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不同形式，理由如下：1．投入营运的车辆所有权都归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所有。当然，在挂靠经营中，车辆实际上是由挂靠人出资购买，故被挂靠人仅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而在承包、租赁经营中，车辆一般由发包人、出租人出资购买，而承包人、承租人往往需要交纳一笔相当于车辆购买款的保证金。2．在挂靠、承包、租赁期内，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都事实上转让了在指定线路上从事客运的资质，相应地，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则获得了在特定班线上从事营运并收益的权利。实践中，双方约定的挂靠、承包、租赁期往往与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取得的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相一致，双方往往还会在合同中约定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对车辆负有直接的经营、经济、安全责任，实行盈亏自负。3．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要向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支付相当于经营权转让费的对价。当然，由于现在缺乏一个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估价机制，客运班线经营权炒卖现象难以禁止。此种转让费用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费用高低可能与实际价值存在差距。另外，在挂靠、承包、租赁期内，车籍、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车辆营运证等皆登记在被挂靠人、发包人、出租人名下，而各种税费一般由挂靠人、承包人、承租人以该主体的名义交纳。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法律障碍行政许可法第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转让的外，不得转让。”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班线客运经营者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后，应当向公众连续提供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或者转让班线运输。”可见，现行法是明文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的，这就构成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法律障碍。现行法之所以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转让，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客运班线行政许可是与申请人的特定经营条件紧密联系的，若允许转让经营权，那就会在法律上严重削弱行政许可对有限公共资源配置的法定性和权威性，在事实上严重损害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道路运输安全和广大旅客合法权益等一系列公共利益。2．允许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将会培育起客运班线经营权炒卖市场，导致班线经营权价位虚高，这就削弱了经营者的认真经营班线意愿，转为倒买倒卖获取暴利，最终提高了运营成本，降低了运营质量，破坏社会的经济秩序。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尽管立法明确规定了客运班线经营权不得转让，但实践中转让行为却屡禁不止，除了利益驱动型违法以外，尚有转让市场存在的客观原因。1．由于历史原因，部分道路运输经营者是以有偿方式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而根据规定，经营者负有向公众提供连续的运输服务，不得擅自暂停、终止的义务。而道路营运本身是一种市场化的活动，经营者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当经营者因经营不善而亏损时，其出路往往是私下转让经营权。2．政策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转让市场存在的理由。国家对于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车就让营运的宽松政策阶段到后来的要求个体客运车辆挂靠公司的允许挂靠阶段再到倡导做大做强客运市场，禁止挂靠承包阶段的转变，这就造成了原来付出巨大成本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主体面临客运班线经营权归属的困惑，也引发了很多纠纷，是否承认客运班线经营权已通过转让方式归这些主体所有就成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3．由于部门管理体制的不同，属于交通运输行业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制度业已确立，而同样具有有价性的客运班线经营权却禁止转让，这种对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区别态度缺乏合理理由，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经营权、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转让的现状始终对公路班车客运线路经营权起着诱导和示范作用。4．客运行业对我国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及民间资金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客运行业的相对低技术性、低投资性、回报现时性等特点，对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及民间资本是很具吸引力的，而客运线路资源是十分有限的,同一线路上新的经营权取得空间越来越小，新的经营者只能去买现成的班线经营权。总之，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市场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客运班线经营权是一种有价、有限的资源，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难仅通过政策禁止就完全堵住交易市场，从而就出现了官方政策与民间现实严重背离的现象。在法律明确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背景下，地方立法却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留有余地，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六条在规定客运班线许可不得转让的基础上，却承认客运班线可以承包经营，只是要求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并且规定了承包合同中的必备条款。既然法律通过禁止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无法实现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应变堵为疏，即通过规范转让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方式确保受让人的资质条件，并抑制经营权的炒买炒卖。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二级市场，对交易双方的资质进行限定，并由政府发挥能动性对客运班线经营权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最高限价，变禁止为管理。司法实务中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评价与行政机关禁止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态度不同，司法实务中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态度基本都以有效论处，但其理由各不相同。1．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挂靠经营车辆转让纠纷。①基本案情：张某于2000年6月购买依维柯客车一部，挂靠某公司进行长途客运经营，登记车主为某公司。2004年12月31日，张某与公司签订客运车辆经营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张某以该车承包该公司某班线，经营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每月向公司交纳经营费用3500元，检测费300元。2005年7月，王某通过电视广告得知张某欲转让该线路车，遂联系张某，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王某以16万元的价格购买张某依维柯线路车一部。签订协议当天款车两清，张某同时将车辆行驶证、线路牌、营运手续交付王某。后王某在该线路营运数次因亏损未再营运，遂诉至法院，认为合同标的为线路车，包括线路和车辆，根据法律规定，长途客运线路不得转让，合同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并且张某向其隐瞒了客运经营合同期限、线路审批情况，存在欺诈行为，合同价款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要求张某返还车款16万元。法院裁判：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名为线路车转让合同，而合同的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该车辆的转让，使原告取得线路经营权的主体资格，也即合同价款包括车辆本身价值和线路经营权主体资格价值两部分内容。此种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得到了车辆登记车主及线路经营权人某公司的许可，应属合法。原告关于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的意见，不予采纳。评析：本案中，所涉客运班线承包经营权已经过两次转让，一次是由某公司通过挂靠关系转让给张某，一次是张某转让给王某，本案纠纷发生于后一手转让。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判决中仍将某公司作为线路经营权人，那就意味着法院认为挂靠经营并非线路经营权转让，线路经营权仍归某公司。而同时，法院又认为张某与王某签订的合同属于班线经营权转让，该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在这里，逻辑就出现了混乱，在张某没有取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情况下，为何以张某为转让人的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难道张某是代表某公司与王某签订合同，或者张某转让经营权是无权处分行为，但得到了某公司认可（但从本案中看不出某公司的认可），故合同有效？不论本案判决理由多么牵强和矛盾，它在判断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效力问题上采取了一带而过的回避策略。2．原告罗某与被告覃某客运汽车及班线经营权转让纠纷。①基本案情：2004年1月9日，某汽车公司以9万元的价格将某中型客车转让给覃某，覃某挂靠该公司经营，车辆行驶证的车主仍为该公司。10个月后，覃某以9万元的价格将客车转让给罗某，之后的各项费用一直由罗某交纳。2006年9月，汽车公司重新向运输管理部门申请核准客运班线经营许可。经核准后，汽车公司为罗某的车辆办理了营运许可证明，有效期至2010年6月30日。2007年4月，罗某的客车即将到达报废期，罗某向汽车公司申请更新客车，汽车公司同意并收取了罗某的转让费500元。此时，覃某向汽车公司提出异议，不同意汽车公司给罗某办理转让更新客车。双方协商未果后，罗某以覃某为被告、汽车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自己对转让客车的营运线路牌享有租赁经营权。本案审理中，覃某提出，道路运输许可证是不能非法转让、出租的，即使转让车辆的时候同时转让了线路牌，该转让行为也是非法的。汽车公司也认为，公司与覃某车辆挂靠协议发生了转让，而其并未告知公司，不符合债权债务转让的法律规定，该转让行为应该无效。法院裁判：法院认为，根据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道路运输许可证、班线旅客运输线路牌是不能非法转让、出租的，但本案争议的客运车辆经营权及线路牌使用权是经运输管理部门核准发放到讼争车辆的，该车辆发生转让，车辆的经营权和线路牌使用权一同随车转让，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所禁止的范围。汽车公司取得班线经营许可和线路牌后，该客车即可经营班线的旅客运输业务，至于如何经营则是汽车公司的经营方式问题。而班线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权，财产权则是可以转让、出租的，因此，汽车公司客运车辆经营权转让不属于法律禁止的范畴。最后法院作出的判决是罗某与覃某的客车转让有效；该客车的经营权及营运线路牌许可罗某经营使用。评析：本案中，同样涉及客运班线经营权的两次转让，一次由汽车公司转让给覃某，另一次由覃某转让给罗某。在本案审理中，汽车公司对后一次转让不予认可。法院最后认定转让合同有效，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客运班线经营权是核发到车的，故车辆转让班线经营权同时转让；二是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财产权属性决定了它可以转让、出租。基于这两点理由，该转让行为不属于道路运输条例禁止的范围。笔者认为这种理由同样没有说服力。首先，客运班线经营权的行政许可是针对被许可人的，并非针对车辆的，所以第一个理由不成立；其次，不是所有财产权都可以转让，否则法律关于特定财产权不得转让的规定就落空了。可以说，本判决在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的问题上同样曲解法律，缺乏有效性论证。总之，在现行法明确禁止经营权转让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却承认经营权转让的有效性，这种背离现象的出现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客观合理性。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法院在实际处理涉及经营权的矛盾时，为确保稳定和公平，不得不想尽办法承认转让行为的效力。既有法律框架下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进路那么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司法实践对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效力认定能有什么进路吗？1．无效论———中策。“在转让人转让法律禁止的准物权场合，转让合同构成不能履行，如果在签订准物权转让合同时就已经如此，就构成自始不能……不应发生法律效力”，①因我国采取的是物权转让有因性，故准物权转让的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于此场合，转让人显有过失，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受让人也有过失时，适用与有过失规则，减轻转让人的赔偿数额。”②所以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应为无效，由于转让人和受让人都有过失，所以对信赖利益的损失（缔约成本）应根据各自过失予以分担。另外，合同无效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转让人收取的转让费应予以相应返还，返还的比例为（合同规定的经营期限-受让人已使用的经营期限）/合同规定的经营期限。当然，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后受让人可能投入相当资金进行车辆保养更新，同时受让人进行营运也产生了收益，此时判决相互返还往往涉及投资收益问题，在需要借助专业知识进行认定时，法院还需要委托相关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有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发生争议后，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丧失了进行鉴定的条件或者相关凭证缺失或者经营不规范而给鉴定带来困难，将使得法院在处理这部分情况时感到难以把握。在客运班线经营权多次转让的情形下，认定本案所涉合同无效还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即按无效论，本案的转让方实质也未获得客运班线经营权，若判决结果仅限于本案双方的相互返还，似乎变相认可了转让方获得了权利；若诉讼中将各次转让的当事人都追加进来，不仅费时费力，也有违不告不理的原则，同时要将各次转让的投资收益予以认定并判决层层返还是很困难的。因此可以说尽管无效论最符合立法原意，但却缺乏可操作性，属于现有法律框架下的中策。2．有效论③———上策。法律规范可以区分为任意规范和强行规范，而强行规范又可以区分为强制规定和禁止规定两种。强制规定，指命令当事人应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禁止规定，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但是，若再进一步细分，禁止规定又可以再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前者主要针对公法主体的职责作出规定，仅系取缔违反之行为，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并不否认其行为之私法上效力；后者则主要针对私法主体的私法行为效力作出判定，系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指民事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法律规定。由此可知，由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使合同无效，必须是违反了强行规范中的强制规定和效力规定。而道路运输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只是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取缔的范围而已，此种结果不及于私法，客运班线转让合同在民法上原则上依然是有效的。采取有效论的理由主要是学界借鉴域外法对合同效力的解读，正在形成通说，也逐渐得到司法机关的明确认可；④但立法法第七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六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审判机关认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规定是有一定法律障碍和风险的，在判决引用法律部分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法条。当然，笔者认为，以违反法律的取缔性规定来认定转让合同有效既有法理和规则的说服力基础，也符合实践发展的需要，又能避免无效论存在的善后难题，应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最优的进路。3．效力待定论———下策。将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合同看作是无权处分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该合同效力待定，①在行政管理机关追认或者受让人事后取得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情况下方为有效，否则无效。实际上，效力待定论往往导致合同无效，因为行政管理机关缺乏对转让效力作出有效评判的权力，而实践中受让人事后取得权利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笔者认为，套用效力待定论回答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存在理论障碍，因为行政管理机关并非客运班线经营权的权利人，法律也未赋予其对转让行为予以批准的权力，同时受让人也未以行政管理机关名义为经营行为，故依效力待定理论，行政管理机关无追认权；而且，效力待定本身不能给出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是要返回到无效或者有效的进路去寻找答案，故该进路属现有法律框架内的下策。

客运班线经营权转让的法律构想———反思及建构

自1994年10月美国热线网站开始互联网第一例网络广告以来，网络广告已经成为很多网站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带动了网络广告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随之，互联网广告的收益也直线上升，2005年美国网络广告收入达到125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猛增37％。市场调查公司易观国际《2011年第3季度中国网络视频市场季度监测》数据显示，2011年第3季度中国网络视频市场广告收入为14.8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到139.0%，环比增长48.1%。可见，互联网广告已经成为了广告的一种重要形式，以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占据了广告行业的半壁江山。但其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那么，如何规避其弊，发挥其利，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就显得异常重要。

一、互联网广告的界定

1.先进性。其较之于传统的广告形式，可以将文字、声音和画面完整地、逼真地结合到一起，可以供多人观看，也可以重复观看，而且易于保存。

2.广泛性。广告的者、经营者以及广告主都很难预料其所的广告被观看和拷贝的次数与人数，只要能接触到网络的人都能够看到广告的内容。

3.跨地域性。互联网广告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瞬间即可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不局限于某个领域。

二、互联网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内的权威分析人士20日说，从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共已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以便更多地积累成功实践的经验。

要将党内民主原则切实贯穿于党内生活，就必须将党内民主制度化。一般说来，“制度就是行为规则，并由此而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手段”，“制度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因此，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决定着党内成员之间的互动性质和互动状态，这种互动性质及其互动状态所产生的能量决定一个政党组织的行动力。执政党要具有强大的行动力，要顺利实现自己提出的纲领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党员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制度结构。不少地方党组织为此做出了大量努力，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便是推动党内民主的新实践。

列宁曾经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指全体党员有权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即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人”，党内事务归根结底由党员当家作主。在政党民主问题上，西方精英民主理论家托·米歇尔斯更是提出了其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他根据对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的研究，发现即使那些以民主原则为宗旨的组织在结构上也是寡头式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中，其领袖们由于有了既得利益便不再追求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借助组织来维护其既得利益。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身的利益，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社会发展和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愈加复杂，不和谐的因素也在逐渐滋长。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政党本身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一个桥梁，即利益表达的通道。而党内民主则是表达党内不同政治力量、不同阶层利益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通过党内民主，可以完善各阶级阶层利益表达渠道，扩大和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因而，实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推动党内民主新实践，这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举动，是中共推动党内民主的一次新的实践。

在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由于不同党员和机关在认识和利益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见分歧和观点差异，即便是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党内无休止的争论，影响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就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党内民主就是按照大多数党员的意志和利益决定和处理问题。实践证明，党代会常任制的效果优于几年开一次会和每次开会都要重新选举党代表的制度规定，已经开展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为推进和扩大试行这一制度积累了经验。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它对于塑造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党，对于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提出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意在发展党内民主时做到更多的理性把握，减少因盲目行动而带来的失误，包括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谈到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时讲了三点意见，笔者非常认同，这应该也可以作为指导我们选择党内民主路径的基本原则：一是实质性和联动性原则，必须能起到“牵一发”而“带全身”的功效；二是难度和风险较小原则，做起来不致引发大的动荡；三是相对独立性原则，要使所选定的路径不会由于不适当干涉而发生扭曲和变形，以至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这三个原则每一个都是必要的，合起来才能是充分的。党代会常任制从体制、形式、内容三个方面对党内民主展开积极探索，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现方式，加强了党内民主决策和党内监督，我们有理由对这次新的实践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