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整体观照和系统研究。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按照中国史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变。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激情的过程。其间，史学家们经过深沉的思考，谱写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大致说来，在这100年左右的史学变革中，19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家们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的气质，而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家们则具有比较鲜明的近代史学的气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活动及其史学思想，恰处于上述两种史学气质的“衔接点”上，从而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是关于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历史环境与史学背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事件的连连发生，《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皇朝不断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统治日趋腐败，更加重了这种民族危机。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其历史行程中面临着空前的难关。西方国家的进步和中国的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当时中国难以逾越的界限。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进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寻求救亡图强之路。当时的中国史学家们，确如龚自珍所说，多是怀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神圣的责任感，在史学领域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寻求着新的认识和新的路径。他们为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外关系之重大变化，像是一阵阵惊雷和一串串恶梦，使中国人为之震惊和不安。因此，史学家们极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图}的《夷氛闻记》以及夏燮的《中西纪事》，是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几部著作。魏著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要想求得自强御侮的途径，其后论强调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应尽快作出抉择。在魏源看来，作战武器的先进、落后，是个关键。梁著重在从经济上揭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驳斥了中国主和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论，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夏著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并指出“自通商以来，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争，争则奸商、猾吏交构其间，是则边衅之相寻而无已也”，着眼于反映“中西争竞之关键”。(注：《中西纪事》原叙、次叙。)通观他们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围绕鸦片战争的史实，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而分析和评论的重点，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双方接触之间，对人们都有一定的启示，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整个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史地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yóu@①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防”，(注：《蒙古游牧记》自序。)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注：《朔方备乘·凡例》。)或“就藏人访西事”(注：《康yóu@①纪行》自叙。)以应付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末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魏晋时代，是一个玄风兴盛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汉纪》的作者、东晋史家袁宏，其史学思想就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倾向的史学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魏晋时代，是一个玄风兴盛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汉纪》的作者、东晋史家袁宏，其史学思想就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倾向的史学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①]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无”或“自然”，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道”是“五教之母”（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②]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要求人们摆脱由当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固作《汉书》，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③]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④]

《明史》之成，享有高誉，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数《明史》“最为精善”［①1］。这是学术界历来所公认的。《明史》所以能成为官修正史中的佼佼者，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时日之长、政府之重视等是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诸编修官认真负责、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官修史书，历来讥之甚多，刘知几在《史通》中揭发其有五大弊病，主要是人浮于事、敷衍塞责、不敢直书、义例不明、缺乏史料等等。梁启超则讥之为“大抵凑杂成篇，漫无别择，故所成之书，芜秽特甚”［②1］。然而，明史馆的史臣们却努力克服了官修史书的这些弊病，他们把修史视作一项庄严神圣的事业，分工协作，相互讨论，“晨入申出，甘心事业，参之群书，是非衷之公论，文章质之同馆诸贤”［③1］。仅是著成专文，发表自己对史书编修见解的，即有汤斌《明史凡例议》、《敬陈史法疏》、《本纪条例》，潘耒《修明史议》、《上某总裁书》，徐乾学《修史条议》，朱彝尊《史馆上总裁七书》，王鸿绪《史例议》，施闰章《修史议》，沈珩《修史议》等等，还有大量讨论《明史》编修的有关书信，至今保存在这些史臣们的文集中。系统阐发明史馆臣的史学见解，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评价《明史》，同时也可考见清初史学思想之变迁。

一、“国不可以无史“，将史学视为“明著法戒，垂训方来”的经世之学

《明史》的编修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二年（1645）初开史馆到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因政局未定，两次开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开史局，大规模组织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阶段，自雍正元年（1723）续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这长达九十余年的时期中，第二阶段的四十四年可谓是《明史》成书的最关键时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的，只得勉强将就了。”当时召试博学鸿儒，中试一等至二等的共50人，分编修、检讨各官，直接进入史馆修史。主要有汤斌、毛奇龄、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严绳荪等。而万斯同、黄百家等则虽不入史馆受俸署衔，却以布衣参与其事。其监修和总裁相继有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等。

其实，这些史馆编修人员不只是怀着对故国文献的爱恋之情，还在于他们一向都重视史学，对史学的重要性有较深的认识。他们受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的影响较多，对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推崇备至，认为国家不可以没有史学，而史学乃经世之学。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从顾炎武学，对其“明体适用”的经世思想赞不绝口。在为顾氏的《日知录》一书所作的序中，称赞他“留心当世之故”，对事关民生国命的“经世要务，必一一讲求，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因而誉之为“通儒之学”。他说：

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jiǎo＠①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实学，若郑渔仲、王伯厚、魏鹤山、马贵与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极古今，通达治体，曷尝有空疏无本之学哉？［①2］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区分与段落，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直接关系，也与20世纪20年代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证实中国殷周以前确有夏朝及悠久的原始社会有一定关系。近代进步与相信马列主义的史学家，认为中华民族同样也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三个时期。同志1939年在著名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此作了结论性的肯定。新中国建立后，继承马列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确立新史学体系的广大史学工作者，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曾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大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50多年后的21世纪与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三所大学发起并再次举办“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虽是“旧题”重议，但在社会又一次大转型、各种思潮勃起的新形势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核心问题是关乎到史学研究是否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核心问题。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常州学派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其成员并不都是常州籍，由于学者们已习惯于将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合称为常州学派，故而我们沿袭这一术语。常州学派的学者们以公羊三世说的变易思想为中心，针对时弊，主张经世致用，扭转乾嘉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对晚清以来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常州学派的产生背景及原因；他们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以及常州学派所信奉的传统大同理想与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注意得不够。为此，我们不揣鄙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两汉经今古文地位变化的原因

两汉时，经学家对今古文的真伪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导致了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逐渐强大，古文经学最终完全压倒了今文经学。事情的经过学者们都很熟悉，这里略去不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以为原因有二：

首先是西汉新兴地主制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统治成长和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急化的表现。汉武帝时，全国一统，国力强盛，交通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航海业的发展，封建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对于辽阔无垠的大海怀着无限憧憬和幻想，他们幻想延年益寿，以为服食丹药便可长生不老，于是在阴阳五行、儒学思想中涌现出天人合一之说，这得到了皇帝贵族们的欣赏。这时新兴的地主政权正处在朝气蓬勃的成长时期，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发展和变易为主要特点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他们的垂青，今文经学得到了大发展。可是，到了西汉末年，地主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四处流亡，先后激起绿林和赤眉农民武装起义，地主阶级已没有了当年的雄风和勇气，他们担心变易思想会影响他们岌岌可危的政权，只期望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统治局面，以不变为指导思想的古文经学受到了帝王贵族们的欢迎与扶持，迅速发展起来。

其次，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后，出现章句烦琐空泛的弊端。正如桓谭在《新论》中所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样，经书章句烦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1）］这么烦琐的东西不利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而古文经学只着重在字句的训诂，比较简单，故为一般学者所接受。东汉时的郑玄和马融以古文经学派的说法为主，遍注群经，兼采一些今文，古今杂糅，例如郑玄笺《诗》用毛本为主，兼采今文三家之言，注《尚书》等亦是如此。郑、马二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学者们群起仿效，古文经学乘势而起，取代了今文经学的地位。

二、常州学派的出现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