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范文10篇

【编者按】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全力以赴地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建设。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在院第五次史学理论座谈会、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和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暨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等不同场合，先后就如何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为什么要重视和加强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唯物史观遇到的空前挑战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他的这三次讲话合并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摘要题】史学理论

【正文】

一

“建设史学研究创新体系”的提法，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中引申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理解和实现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首先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含义，切实弄清楚这一蓝图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和在政治、组织上的保证。从我院向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指的是：通过建设“六项重大工程”，形成“五大研究中心”，充分发挥“四大作用”，（注：“六项重大工程”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研究和理论创新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网络信息化建设工程，国际学术交流基地建设工程；“五大研究中心”指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中心，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理论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大作用”指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智囊团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中心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代替的作用。）把我院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才荟萃、学科布局合理、体制完善、机制灵活、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在国内位居前列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从这一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出发，我认为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要建设史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更有力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我院各史学研究机构和刊物建设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强阵地。除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史学组中积极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我院的各史学研究机构中提倡由集体或个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课题，结合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特点，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要通过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旗帜鲜明地批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责难和史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营造良好氛围。

自20世纪80年代起，张静如与其他学者开始研究党史学的理论。1987年4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讨论“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等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张静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张静如在这次会议上的学术发言，后来整理为《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参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8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的学术讨论会（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对促进此课题的研究也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对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笔者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拟将其近几年来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性努力，分段作一简要评述。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自20世纪80年代起，张静如与其他学者开始研究党史学的理论。1987年4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召开了讨论“党史研究的对象、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加深拓宽党史研究的领域”等问题的小型座谈会，会上张静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张静如在这次会议上的学术发言，后来整理为《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参见《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1988年10月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的学术讨论会（注：《静如文存》（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21页。），对促进此课题的研究也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对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笔者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拟将其近几年来在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性努力，分段作一简要评述。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提要】漆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对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史学功能等史学本体问题提出看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审查，强调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建设；强调了历史研究主体的素养特别是“史德”M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献身史学的治史精神。

【关键词】漆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

漆侠(1923—200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一生建树丰硕，先后出版有《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求实集》、《宋代经济史》、《知困集》、《辽夏金经济史》、《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12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①在积极进行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先生还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了《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等数十篇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就准备写一部谈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认为，这样的著作应该是一个人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由于先生的意外辞世，使得这一计划终未如愿。②《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弟子们根据先生生前讲稿整理而成。拜读这部遗著，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其治史实践的系统反思与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书编委会：《漆侠先生生平简介》，《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侠：《后记》，《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先生的治史历程大体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步，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因此，总结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必定能丰富和加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乃至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先生《历史研究法》一书内容为中心，试对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摘要】高中历史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了解我国及世界的发展、演变过程，还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自身知识的丰富。史学理论正是高中历史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高中历史教学成果的丰富及学生历史素养的建设有极其重大的作用。文章将基于教师的实际教学生活入手，从史学理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价值与实际应用做出分析。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学理论；应用分析；效果提升

史学理论的研究目标即是历史本身的组成、问题，具体内容包括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认识的特点、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均为史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史学理论不仅仅在历史研究方面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我们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课改及素质化教育推广的大环境下，高中历史教师更需要积极将史学理论应用到实际教学中去，使我们的教学成果更加丰盛。

一、把握史学理论优势，让高中历史课堂更灵性

休谟在《论历史研究》中表明，历史不仅是有价值的知识，更是与其他各学科建立联系的跳板。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的重要性。在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历史教学来帮助学生建立对历史的基本认知，并帮助学生把握历史发展趋势，以此来进一步培养并优化学生在逻辑思维、世界观认知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但是这种模式对于时代迅速发展的今天而言，很难帮助学生从多角度辩证的分析问题，也缺少史学理论的基础支撑。史学理论的必要性在这种大环境之下需要教师们更加重视。例如，当我们高中历史课程进行到我国近代史前后时，教师会容易收到教材、其他书籍等方面的影响给学生讲述“落后就要挨打”的思想，但是当教师去认真研究史学理论，就会发现史学理论研究已经把这一观点纠正为“落后就可能挨打”，这两者虽然相似，但是在进行教学时，对学生来说是两种不同方面的概念，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可以说，如果能将史学理论研究运用到课堂，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中从不同的角度发现、探究问题，使课堂更灵性。

二、凸显自主探究意识，让高中历史课堂更人性

【提要】漆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对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史学功能等史学本体问题提出看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审查，强调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建设；强调了历史研究主体的素养特别是“史德”M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献身史学的治史精神。

【关键词】漆侠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

漆侠(1923—2001)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先生一生建树丰硕，先后出版有《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秦汉农民战争史》、《求实集》、《宋代经济史》、《知困集》、《辽夏金经济史》、《探知集》、《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等12部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在中国古代史、宋辽夏金史、中国农民战争史、宋代经济史、宋代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誉和尊敬。”①在积极进行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先生还十分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了《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以献身的精神投入历史学》、《论历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方法论探索之一》等数十篇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就准备写一部谈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并一直认为，这样的著作应该是一个人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由于先生的意外辞世，使得这一计划终未如愿。②《历史研究法》一书是弟子们根据先生生前讲稿整理而成。拜读这部遗著，可以看到先生对于其治史实践的系统反思与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不懈探索。

①本书编委会：《漆侠先生生平简介》，《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漆侠：《后记》，《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漆侠先生的治史历程大体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同步，他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究和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先进性。因此，总结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必定能丰富和加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乃至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了解和认识。本文以先生《历史研究法》一书内容为中心，试对他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和分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必要性题

（一）运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能够适应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要求

结合当前我国历史课程改革的要求和标准，可以发现其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不仅要设置层次更加多样、类型更加丰富的历史课程，而且还要积极地引用大量的鲜活、生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点，引导学生以多样式、多角度的方法对历史知识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学习，进而帮助学生形成更具时代性的科学的历史观，而史学理论和方法可以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资料和史学范式，有利于历史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使之更加适应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要求和理念，因此，在当今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当积极的运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

（二）运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是教师专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很多高中历史教师主要的依照教材进行历史事件以及历史知识的解说，很少有超出教材范围外的知识拓展或者对相关的历史知识进行建设性的解说、评价，有很少部分教师认识到了教学中应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意义并进行了实践，然而应试教育及自身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知识的限制，加上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学习的机会少，这不仅增加了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在教学实践中应用的难度，而且阻碍了教师专业的发展。因此，正视自身理论知识的缺陷，积极学习先进的史学理论成果，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历史教学专业素质，已经成为教师专业不断发展进步的迫切要求。

（三）运用史学理论研究成果是当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摘要：随着时展的需要，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指导是必然要求。当前，高中历史教师加强对史学的研究、了解史学的最新动态，其中包括全球史观、文明史观，是其社会对现代历史教师的要求。本文针对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课堂上的运用进行了简要分析，了解其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优点及不足。

关键词：全球史观；高中历史；史学研究

全球史观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点，它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归到一个整体，同时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初步的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在这其中，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族文明是值得尊重和相互借鉴的。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将这样的整体历史观加以运用，则能够很好地促进历史教学形式的改革，使其与世界历史接轨，同时有利于学习人类的整体文明。

一、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

1.注重史实教学，忽略历史观教学。传统教师的教学方法，只注重方式的改变，却没有在教授内容上有所更新，忽略了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性。传统的教学方法还存在课程内容局限于书本的缺点，教师不能很好地扩展教科书中的内容，这导致学生学习的历史内容有限。部分教师通常运用唯物史观去教授历史课程，却没有对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历史观的整体认知存在缺失。因此，教师应对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将正确的历史观传授给学生。

2.注重课程教学，忽略史学观念的更新。学生的史学观点反映的是教师的史学观点，因此，应该时刻关注史学观念的更新及变化，在教学中，运用新的史学观念，影响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用新的史学观念去分析世界整体的历史发展。然而目前，历史教师还存在老旧的思想观念，对学术界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姿态，甚至对教科书中出现的新历史观念都不能深入认识及研究。教学内容与学术研究出现的不协调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课程改革的进程。

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结束后，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学发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探讨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对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摘要: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是有效的｡本文试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以此为例,浅谈心理史学的应用｡但是,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必须科学运用｡

关键词:心理史学;群体心理研究;美国独立战争

心理史学是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渗透所形成的跨学科研究｡应该承认,人们的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必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手段去考察和理解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行为,可以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深入､更加实际,也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提供新的思路｡当然,心理史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善,仍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在此,试对心理史学的应用略作探索｡

一般认为,心理历史学始于精神分析学说对历史学的渗透,而且这一渗透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者弗洛伊德首开其端的,以《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其标志｡精神分析学说在心理史学中一直占有主流地位,尽管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各派非精神分析心理学也逐渐进入心理史学的领域｡

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进入历史研究并非偶然,两者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最显而易见的是,心理学和历史学都是以人的行为､思想､动机等为研究对象的;此外,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心理学其立论根据必须来源于可信的资料与证据,只是历史学家收集史料,精神分析学家探究患者的经历与深层心理因素;两者在认识论上也有相通之处,心理学家需要追溯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学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心理的分析(将有关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历史研究绝对不是弗洛伊德的首创,在心理史学作为一个流派被确定之前,历史研究对相关心理学内容的引入必定早已开始)｡总之,心理史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可行的｡

从心理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看到心理史学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引起的争议､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容易走入理论模式去硬套历史的误区｡埃里克森说:我们必须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就是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要探究历史人物的心理必须了解其童年和青春期的遭遇,这些往往是史料中鲜有记载或没有记载的,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家应该根据自己所受的训练去采纳一些传说作为历史证据,哪怕是无真实根据的也无关紧要,只要不与已知的事实相矛盾,并与心理学理论相符合就可以了｡不加批判地承认现代证据在历史上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替代物,这样对待历史研究,显然是不严肃的｡大量的心理史学较好的作品基本上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完成,而非历史学家,且存在着将理论套事实之嫌,对历史资料考证不详,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加于其中,按著者自己的方式来重构历史,结果造成心理史学无真实性可言,这与历史追寻的真实性相悖｡这种缺陷的造成,很大原因在于,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超过了“社会的人”,用生理原因解释所有的社会活动｡它往往把人生物化,只重视人的自然特征心理的生理基础,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心理的社会基础,片面夸大遗传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却忽视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发展对人类行为改变的作用｡从心理史学的诞生来看,它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学家用历史证明其理论的产物,而且因而出现上述缺陷就不足为奇,但将心理史学作为一门进行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的话,这种缺陷可能是致命的｡应用心理史学作历史研究,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情境考察社会､文化､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历史人物心理的影响｡集体心理心理状态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相对于个人传记式的心理史学研究,集体心理的分析可能更稳定､更有代表性､更可信,能更好地避免套用理论的弊端｡特别是战争､动乱､饥荒､瘟疫等历史事件,集体心理较之个人心理对历史研究更有帮助｡大卫•斯坦纳德提出“从理论上说,个人德感知性质乃是独一无二的,但事实上,同一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则经常存在着对象感知上广泛的相似性,它与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对象感知差异性同时并存”,“虽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也不会留心)一个13世纪的公民,一个中世纪的阿日本武士,或一个17世纪教友派信徒的会如何独特地解释米勒-莱尔错觉,但是我们能够知道并应该注意过去不同社会中盛行的一般感知和认知假定的巨大差异”｡在此,试着从宗教､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来把握集体心理,进而分析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心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