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范文10篇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中国古代史学之极其兴旺发达，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史学发展上的连续不断，史籍形式与内容的丰富多样，是其他任何单一的古代民族和国家所无与伦比的。这种文化特点的出现、巩固和持续发展，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但追溯到中国文化起源的先秦时期，探讨当时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如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日趋繁荣的基础，则为史学史研究所必须关注的焦点。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摘要：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本文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他对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的研究实践和有趣见解，同时探讨了他的编史学观念。这一切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皮尔逊历史研究编史学哲人科学家

Abstract:KarlPearson,Englishphilosopher-scientist,isahistorianinrealityaswellasinname.Thispaperdiscussescomprehensivelyandthoroughlyhisresearchpracticesandinterestingopinionson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remoteantiquity&civilization,historyofwitchcraft,historyofMiddleAges,historyofreligion,historyofarts,historyofsex,historyofmorals,historyofGermanyhumanism,historyofideas.Hisviewsofhistoriographyisalsoexpounds.Allofthepaperhasenlighteningvaluesforus.

KeyWords:KarlPearson,researcheson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er-scientist

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作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遗传学、优生学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作为哲学家，他在科学哲学和伦理学中颇有建树，其名著《科学的规范》（GrammarofScience，1892）早已包含了逻辑实证论的主要思想要素。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等。

皮尔逊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家布雷德肖（H.Bradshaw）等人的鼓励下，从188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后来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直到桑榆之年退休，他还忙于与头盖骨测量有关的英国史探索。在漫长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也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编史学观念。

【摘要】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的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中,时空观念仅次于唯物史观,处于第二位置。在全国卷背景下，新高考的考查中时空观念的教学成为新课程教学的重要的任务，只有注重时空能力的培养，才能让学生形成正确的时空观念。同时农村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制于知识和视野，存在对时空观把握不到位、对历史时序性不明晰和对历史空间概念不了解等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注重对学生时空观念的培养，提高历史核心素养。

【关键词】高中历史；历史教学；时空观念；鸦片战争

从时空观念的层面来看，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历史核心素养要求历史事物要处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间以及地理条件来分析和理解，这就要求教书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历史事实放在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之下，学生才能理解历史事件本身的内涵，尤其是高中起始年段的教学。本文以鸦片战争为例，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时空观念。

一、编制各种大事年表、时间轴

历史年表具有理清历史时间线索、揭示历史因果及规律。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要素，建构事件、人物、现象的相互关联。对一定时间发生的事件，通过课堂的学习，提高对历史时空观念认识和理解，以达到历史核心素养的培养。如在鸦片战争的教学中，以“点”来进行时空的准确定位，时间信息是解题的关键。学生必须要知道鸦片战争的各个时间点，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南京条约1842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同时期的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发生的大事年表，关于年代的时间，比如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而由此之后就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社会性质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开启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双重任务（反侵略反封建）。

二、识别历史地图的能力

【摘要】建构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的重要内容。本文梳理传统史学的精华思想，通过调研分析大学生史学教育现状，分析史学教育缺失导致的思想道德观念问题，有针对地从传统史学的角度思考探索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的新途径。

【关键词】传统史学；思想；建构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管子》有“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等基本的道德。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历史教育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将传统史学精华思想与大学生思想素质提升相结合，解决大学生思想观念建构的“最后一公里”，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有利于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思考，培养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有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一、传统史学的精华思想及其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的价值

（一）“彰往而察来”的史家情怀。中国先民最早对于历史的认识可见于“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即史学的本质是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社会的历史前途。这种朴素的辩证认识，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著《史记》，有“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宗旨，这中“叙史事为后来人读有所思”的思想不断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精神，为多年以来的史家所共识，也是为史学任务的基本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中，这种史家情怀被融入，有助于让他们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明辨是非曲直，筑牢思想道德观念的根基。（二）“出乎史，入乎道”的历史智慧。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认为史学有大用。刘知几认为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龚自珍在《尊史》中指出，“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历史智慧与现代智慧是相对而言的，就现今世界而言，尽管历史智慧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割裂这二者的联系，古人用他们的科学知识、认识水平详尽的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当今中国，任何个人的认知与实践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历史智慧的指引与启迪。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中，普及古人对历史智慧的探索过程，有助于拓展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培养创新意识。（三）“究天人之际”的人本思想。由古至今，传统史学中的人本思想不断发展，天与人、人与时势的关系一直是史学家们热衷于探讨的问题。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书中所记载的历史即是人的历史，书中关于人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认识与记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人自己的力量、智慧、作用的认识。司马迁开启了中国史学人本思想的传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的史学，可谓一直秉承着“人本思想”这一中国史学理性认识的标志。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中强调人本思想，有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人本意识，提高换位思考能力，处理好人际关系。（四）“温情与敬意”的民族自信。钱穆在《国史大纲》序中写下：“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这种在抗日战争后方所持续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温情与敬意”，正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自豪的，让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民族自信所在。一个国家的强大，最终是要有强大的国民及国民素质，彻底的说是强大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中，加强传统史学教育，增强民族自信，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爱国情怀，提升凝聚力，更好地建设祖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之，传统史学的精华思想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建构有着十分深远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一种潜在的价值，是要通过一种合理的机制才能发挥出来，从而转变为现实价值。

二、调查分析史学教育缺失导致的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问题

摘要：随着时展的需要，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实施，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进行教学指导是必然要求。当前，高中历史教师加强对史学的研究、了解史学的最新动态，其中包括全球史观、文明史观，是其社会对现代历史教师的要求。本文针对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课堂上的运用进行了简要分析，了解其在历史教学中运用的优点及不足。

关键词：全球史观；高中历史；史学研究

全球史观作为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点，它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归到一个整体，同时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初步的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的，在这其中，每一个地域、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族文明是值得尊重和相互借鉴的。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将这样的整体历史观加以运用，则能够很好地促进历史教学形式的改革，使其与世界历史接轨，同时有利于学习人类的整体文明。

一、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

1.注重史实教学，忽略历史观教学。传统教师的教学方法，只注重方式的改变，却没有在教授内容上有所更新，忽略了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性。传统的教学方法还存在课程内容局限于书本的缺点，教师不能很好地扩展教科书中的内容，这导致学生学习的历史内容有限。部分教师通常运用唯物史观去教授历史课程，却没有对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历史观的整体认知存在缺失。因此，教师应对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将正确的历史观传授给学生。

2.注重课程教学，忽略史学观念的更新。学生的史学观点反映的是教师的史学观点，因此，应该时刻关注史学观念的更新及变化，在教学中，运用新的史学观念，影响学生的思维，让学生用新的史学观念去分析世界整体的历史发展。然而目前，历史教师还存在老旧的思想观念，对学术界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表现出事不关己的姿态，甚至对教科书中出现的新历史观念都不能深入认识及研究。教学内容与学术研究出现的不协调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课程改革的进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从主要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转移到在关心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关心和研究史学自身的问题，这是本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变化和特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一个新领域。

有关当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任务，笔者同意赵吉惠先生的观点：反省和重建（赵吉惠先生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即考察和反省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一些主要论点，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反省是为了重建，重建必须要有认真切实的反省。否则，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招牌。

历史认识论是一门反思性的研究，而其自身也须时时反思和反省。唯有这样才能少走弯路，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本着这样的认识，笔者写成此文，承接赵吉惠先生《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也对西方历史认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本文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仅指兰克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思想）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作一番考察和反省。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

与“一般的以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不同，历史认识的对象是既往的事物，它既不能直接观察、也不能通过任何实验的方法来复制、再现。面对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认识对象，历史认识者常常会发问：历史事实在哪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在哪里?这是自然科学家和大多数以现存事实为对象的研究者无须关心的问题，而在历史学科中，它不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历史事实在哪里?或者简单地说，历史在哪里?这是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当代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讨论较多、分歧也较大的一个问题。赵吉惠先生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和重建》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中，从另一个角度——究竟是有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讨论了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究竟在哪里呢?或者说，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还是有两种历史事实呢?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它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并不受其影响。历史事实以直接的方式“封存”在史料之中，尤其是原始资料之中。历史认识主体只要按照——定的规则和程序(统称为史料的外部批判和内部批判)，就可以获得它们，将它们移入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从第一手资料提取历史事实后，即可‘直接’把它搬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去，既不用改变它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也不用涉及它在这个链条上的作用和意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46—l47页）。对历史认识真实性的威胁主要来自历史认识主体。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排除“自我”、消灭“自我”，他应该是一件工具、一面镜子、一架传递历史声音的机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如实地说明历史”，做到“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2页。）。他们相信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能让历史事实自己来说话的历史学家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不同意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他们认为，把历史事实看成是“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是荒谬可笑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与它打交道，“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实被关于它们的暗淡的反映和模糊的印象或观念所代替，而且这些触摸不到的、暗淡模糊的反映和印象都是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所留下的全部东西”（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卡尔·贝克尔解释说：“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的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两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实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的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9—260页）。

从表面上看，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看法是彼此对立的，但两者的结论却有共同之处。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就是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这是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虽然曾讲到有两种历史事实，但是最后仍然只承认有一种历史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事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第231页）。一个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史料中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认识观念中的历史认识；一个用主体观念中的历史事实取代了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便是我所知道的历史”。两者殊途同归，都把客观的历史事实等同于观念中的历史事实，都认为只有一种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