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范文10篇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摘要：我国统计史的研究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过成果频出的高潮，但之后二十多年来，统计史的研究一直处在徘徊和几乎停滞状态。同时，量化史学80年代在我国的兴起以及统计制度史研究缺乏整体性的现状，让三者的结合有很大的必要性。文章分析了量化史视角下，统计制度变迁的研究内容及其量化史学的应用范围和方法，明确了量化史学在统计史研究中的定位和相关注意事项，并尝试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史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统计史；统计制度史；量化史学

统计史是统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统计发展规律，对于发展统计理论、指导统计实践意义重大。回顾整个中国统计史，从《禹贡》的国势调查到如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统计，政府统计都是统计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出于社会管理、国家战略规划等目的，政府统计帮助国家对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和国家职能的扩展也决定了政府统计更深层次的建设。政府统计语境下的统计制度，是指对统计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进行管理和规范，以达到国家统计目标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实施保障。既定的统计制度决定了统计技术结构，也决定了统计技术发展变迁的轨迹，可以说，统计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统计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统计事业一直以来进步的关键。统计制度史，是统计制度变迁、统计制度理论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更是中国当前建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统计制度及其体系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同时，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先进手段的量化史学的出现与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研究和揭示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表现和数量特征，体现了当代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技术性很强。量化史学先在西方兴起，研究快速发展后又止步不前，而中国量化史学也曾经引发热潮，而后因为成果渐少而归于沉寂。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为量化史学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基础，量化史学研究迎来了很多新的进展，研究热度也有了一定的上升。在这种态势下，研究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量化史学的烙印。

1中国统计史及量化史学的研究现状

1.1中国统计史研究的停滞不前，亟需突破。国内学者对中国统计史的研究，是在1979年11月中国统计学会成立后，在它的组织、推动下，才逐渐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就专著来说，1980年以后，从整理当代中国统计史开始，掀起了研究中国统计史的热潮，开始出版了一些中国统计史的专著，但80、90年代的统计史著作，大多属于统计通史或断代史，例如王一夫的《新中国统计史稿》，主要描述新中国的具体统计工作；刘叔鹤的《中国统计史略》，全面论述中国统计活动；李惠村、莫曰达合著的《中国统计史》，更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从先秦、秦汉一直到当代的统计情况，在论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对统计组织和工作、统计方法和思想等进行了介绍。后来也有更加详实深入的断代史，比如莫曰达的《中国近代统计史》、王德发的《中华民国统计史》等等。但无论是中国统计通史还是断代史，都还是某种意义的概括性研究，虽然这是统计史早期研究的必经阶段，但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的。将统计思想史作为一个重要分支议题进行研究，就是之后的一大进展。这方面的著作有莫曰达的《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每个时代的相关代表人物，包括统计工作、统计法规、统计组织、代表人物的统计思想等，还有徐国祥的《新中国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东西方统计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变化。此外，还有大量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统计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补充，例如陈支平（1989）介绍中国古代三大统计数字：田赋、户口、田地，论述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评了矫枉过正的史学风气。莫曰达（1989）论述了秦代以来的维护措施：做好原始登录工作，保证计量准确无误，严格统计簿籍的交接手续，并且最有效的两点在于实施查验和惩罚。邢莉（2004）指出其理论新探统计范围以土地粮食为基本，重视赋税徭役计算，常涉及货币交易，统计思想有统计分组、线性回归分析、抽样推断、比率等。但是，经历过80、9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无论是专著还是发表的论文，统计史的研究热度都在慢慢消退，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少。在内容上，中国统计通史再无专著问世，中国统计思想史也缺乏跟进研究，中国统计史其他领域也很少有深入的单独研究。在方法上，也需要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新技术手段。1.2量化史学的历史趋势和新热点。历史研究借鉴数据分析由来已久，但直到资本主义在近现代的产生和发展，量化史学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兴起。17世纪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大量统计与计算各种社会数据，尤其是经济与人口方面。进入20世纪，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史学方法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难以应付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反思，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历史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的主流之中。二战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与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进步，数学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各门学科，甚至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完整意义的计量学派开始形成。而现代意义上的量化史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其特点为：在研究方法上，对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融会贯通的使用；在研究对像上，对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历史现象以及其中的纷繁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统一协调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20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量化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探讨和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以及在众多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量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悄然融入众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量化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股热潮持续时间不长，只在经济史等少数史学领域有较大的发展，但量化史学的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普及，史料开始逐步数字化，历史数据库的建立也变得可能，跨地区、跨国共享访问也可以实现。这是以前的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催生新一轮量化史学研究的催化剂。从而改变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观念，对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作出进一步贡献。1.3统计制度研究的缺陷。目前，重点研究统计制度本身的，除了在统计史部分对统计制度变迁所涉及的内容，国内对统计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目前中国统计制度的现状，指出当前我国统计制度的不足以及提出创新解决的方法，也有一些特别的，比如从古代灾害统计的经验提出对目前统计制度的建议。李国荣（2013）对于中国统计制度的全视角的研究，就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从管理、调查核算、法律三个角度，梳理了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赵胜忠（2012）从政治与权力的角度，将我国统计制度分为混溶范式、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治理范式四个阶段，从统计职能、组织机构、活动范围、运行规则四个方面来梳理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得益于统计，特别是政府统计本身的性质，对统计制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计量方法和实证研究。但目前对统计制度的研究缺乏历史视角，没有阐明中国统计制度长久以来变迁的内在规律，缺少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一些历史结论进行证明和创新。综上所述，对统计史需要对统计制度变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对统计制度史的研究也需要量化史学的视角。进一步地，在统计史的系统研究中，系统全面地研究统计制度史，若与量化史学结合，更是顺应国际潮流的创新。那么，在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研究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该如何进行量化研究呢？

2中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及量化史学的应用领域

为了推动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互动和视界融合中寻找更加富有现实解释力与思想创造性的学术生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拟推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推动学术界在不同学科之间展开富有学术质量和理论深度的对话交流，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对话”的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参加本次对话的有哲学学者张一兵、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杨耕、丰子义、王南湜、王德峰、邹诗鹏、叶险明、童世骏、张雄、张奎良等，史学学者庞卓恒、冯天瑜、姜义华、张广智、葛兆光、李杰、李红岩、陈新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研究员以及参会学者轮流主持了会议。

这次对话会共收到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作者从跨学科对话的视角，力图把本学科的运思路径和理论触角绵延至新的学术领域，在哲学和史学两个学科的交互视野中收获新的思想创见。为了扩大对话成果，加强现场互动，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以往学术会议部分学者主题发言、大部分学者台下听会的模式，而把重点放在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关学者就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明的观点陈述，随即转入全体对话和讨论时段。《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拟同时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收录会议论文与现场对话，结集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丛书。与会学者共进行了六场对话，就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与方法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历史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以及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学科对话的模式激发了思想的熠熠光华，会议议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带动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碰撞交辉。在座学者竞相发言，或立论或反驳，或诘问或辩护，或声援或反思，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友好，生动活泼，令人振奋。这次对话会大大推进了哲学与史学两个学科领域的沟通交流，取得了良好丰硕的学术成果。总的说来，会议成果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3.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4.对等思潮的剖析与批判。

一、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

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有没有必要，它将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样在不同学科的交集和贯通中获得真实而深刻的学术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是哲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对话的前提省思。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翔总编辑提出，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每个学科都面临着下一阶段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选择。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方法相互冲击的情况下，加紧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可以给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启迪与冲击，为学术生长提供新的巨大空间。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是最有基础的。历史学讲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现代意义上说，天人之际讲的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历史学研究要对上述关系和规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独立的观点，这和哲学研究在最高层次上应该是一致的。最近这几年，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面临着加强对话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对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与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了解，向各个学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需要从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在坚定的科学基础之上。中国当代史学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其一是历史学出现了淡化理论的倾向，过度陶醉在对个别事实的精雕细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妨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亟需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时俱进的和适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与价值评判标准。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摘要：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整体观照和系统研究。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历史学家。撰有《明夷待访录》1卷、《明儒学案》62卷、《南雷文定》32卷、《行朝录》九种以及《南雷诗历》等，编有《明文海》482卷。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摘要：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