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行为范文10篇

有关地方政府执政能力以及政府失信的问题是近来的热门话题，学界与民间均见仁见智。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执政行为面临其执政范围内的具体约束。地方政府有些执政行为虽满足上级政策，却没有带来效率；有些执政行为看似与上级精神相违背，却是符合其辖管范围内的经济运行需求、满足效率的原则。孰是孰非不能仅凭一家之言，本文正是以此为背景试图实证的分析地方政府在面临不同局限条件时行为的变化，在经济学意义上给出合理解释，在推测地方政府行为的基础上给出建议，努力使上级、地方政府和公众三方之间的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

在本文中，分析方法采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以需求定律作为一切解释的出发点。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经济人必然力图使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因此当一系列局限条件给定时，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总的交易费用一定处于最低的水平，否则总会有人出于私利将自己的资源配置到减少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上，只要在他看来作为代价资源的付出小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如果降低交易费用努力的过程，若不会使其他人的福利降低，那么属于帕累托改进；若降低他人福利，将会面临科斯定理所针对的情况，此时如果由政府出面阻挠经济人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将损害经济人利益。如果这一损害与其所造成的其他人的福利降低的水平并不相等，那么他们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可以交易的空间，以引导他们彼此交易以使自己的损失变得更小，直到至少一方认为继续交易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社会总体看来交易费用必然最小。

若要使交易费用在整个社会看来变的更小，唯一的方法是引入新的局限条件，这一情况就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的作用就是帮助制度的制定者使其自身面临的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市场是一种制度，由私人来配置资源；政府也是一种制度，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市场和政府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上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对各自交易费用节约的比较。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都属于对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因此，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就体现在对社会交易费用节约的多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那么它的执政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以下就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开始，采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

案例：公共品投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或准公共品具备其中的一条属性），因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体收费困难（非排他性），所以这项工作应该由政府完成，比如国防。但是，仅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少公共品其意义能够与国防等同从而非政府投资不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投资所依赖的资金也无非是纳税人上缴的税金，同样数量的货币，是由民间经济力量来支配还是由政府来支配经济效率更高呢？由于民间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政府充分，且“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要细心”，在非公共品领域的投资上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政府的投资就其可以选择的范围应该集中在公共品投资上。

事实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属于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这是因为，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公民对税收的交纳，这就相当于私人（对应不同的民间经济力量）联合起来委托政府进行了一项经济活动而不是他们选择自己进行这项经济活动。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市场失信行为表现

摘要：针对目前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和少数大学生不诚信现象展开分析，查找问题的症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笔者多年在高校从事学生管理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感到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不仅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文化，而且普遍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学风严谨，为人诚信。随着就业市场形势的变化，就业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和部分大学生不诚信现象屡有发生，且有蔓延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一、用人单位和大学生择业的失信行为表现

用人单位的失信行为主要表现在：一些用人单位为了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刻意地对自己单位进行全方位的失实包装，乃至“提高”工作待遇，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的时间与毕业生签订三方协议。甚至有一些用人单位为了骗取毕业生的信息和研究成果，提供虚假的招聘信息。纵观如今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无疑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因此，一些用人单位的不诚信行为在就业市场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某些毕业生在择业中的不诚信行为。

大学毕业生在择业中的不诚信主要表现在：个别毕业生为了获得面试机会，找到一份满意工作，不同程度地在自己的简历、自荐信上“添油加醋”；还有的为了增强竞争力，涂改成绩单，隐瞒不及格记录，冒用导师的名义写推荐信；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用人单位的聘用条件，不惜制造假英语四、六级证和计算机考级证等证件。另外，有些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协议而不履约。

在本文中，分析方法采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并以需求定律作为一切解释的出发点。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经济人必然力图使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因此当一系列局限条件给定时，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总的交易费用一定处于最低的水平，否则总会有人出于私利将自己的资源配置到减少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上，只要在他看来作为代价资源的付出小于其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如果降低交易费用努力的过程，若不会使其他人的福利降低，那么属于帕累托改进；若降低他人福利，将会面临科斯定理所针对的情况，此时如果由政府出面阻挠经济人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将损害经济人利益。如果这一损害与其所造成的其他人的福利降低的水平并不相等，那么他们之间总是存在一种可以交易的空间，以引导他们彼此交易以使自己的损失变得更小，直到至少一方认为继续交易是无利可图的，那么在社会总体看来交易费用必然最小。

若要使交易费用在整个社会看来变的更小，唯一的方法是引入新的局限条件，这一情况就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的作用就是帮助制度的制定者使其自身面临的交易费用降到更少。市场是一种制度，由私人来配置资源；政府也是一种制度，是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市场和政府在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上拥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对各自交易费用节约的比较。地方政府的执政行为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都属于对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因此，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就体现在对社会交易费用节约的多少。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对社会交易费用的节约越多，那么它的执政能力就越强，反之就越弱。

以下就从真实世界中的具体案例开始，采用经济学知识分析这一问题。

案例：公共品投资。由于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或准公共品具备其中的一条属性），因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消费公共品的个体收费困难（非排他性），所以这项工作应该由政府完成，比如国防。但是，仅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多少公共品其意义能够与国防等同从而非政府投资不可呢？要知道地方政府投资所依赖的资金也无非是纳税人上缴的税金，同样数量的货币，是由民间经济力量来支配还是由政府来支配经济效率更高呢？由于民间所掌握的市场信息要比政府充分，且“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要细心”，在非公共品领域的投资上市场相比政府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政府的投资就其可以选择的范围应该集中在公共品投资上。

事实上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行为，属于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选择，这是因为，政府对公共品投资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公民对税收的交纳，这就相当于私人（对应不同的民间经济力量）联合起来委托政府进行了一项经济活动而不是他们选择自己进行这项经济活动。

如果私人直接出资提供公共品，由于公共品非排他性，对消费个体监督的费用颇高以至于无法对其实行收费，因此提供公共品的私人放弃了对消费个体收费的权利。但是如果放弃的本身能够带来一项收益并足以弥补因为放弃而产生的成本，那么公共品完全可以由私人来提供。例如，在自助餐中，买方只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金额，对食物就可以尽取所需，直到消费者边际效用为零。卖方承担提供“自助餐”的义务，那么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自助餐所提供的“免费”食物具备了非竞争性，已成为准公共物品，但它却是由私人提供。消费者享用的食物来自卖方付出成本的获取，因而如此“免费”的行为对卖方而言是放弃了对应的收费从而属于成本，但另一方面，卖方因为不用操心顾客具体需求从而节约了对菜品的整理、监督等费用，后者对交易费用的节省大于前者对交易费用的支出，所以私人才愿意并且提供这种（准）公共品。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关键词：电信产业信用惩戒机制

摘要：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生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电信产业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当前信用缺失问题已成为妨碍中国电信产业做大做强的“瓶颈”，如何顺应市场经济前进的步伐，构建合理有效的失信惩戒机制，逐步建立电信业信用体系对中国电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电信产业的失信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中国电信产业失信行为的表现

1.企业信用缺失。（1）企业之间竞争不规范。论文百事通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擅自改变资费标准，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用户或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散布涨价或者降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订立价格联盟，损害其他经营者或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2）企业之间信用无保障。互联互通中，个别主导电信经营者出于“保住用户阵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意识，在与新兴电信企业网间互联时不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互联协议的约定，而是以各种借口拖延网间业务开放，人为设障，降低互通率和互通质量，损害了互联他方及电信用户的利益。（3）企业自觉履约率低。近年来，电信运营企业在当地通信管理局或行业协会的倡导下，行业自律公约或自律协约签了不少，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个别企业言行不一，背弃协约条款规定，有的甚至擅自撕毁协议，在经营中仍我行我素，继续违规，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2.个人信用缺失。电信企业的欺诈行为使用户、投资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样，电信公司也由于各种用户欺诈行为，如盗打电话、拖欠拒交话费、伪造身份注册及网上商业诈骗等，蒙受巨额损失。（1）用户的电信欠费和恶意欠费行为普遍存在，致使一些恶意欠费者在不同运营公司消费而得不到追究。特别是取消入网费以后，恶意欠费的欺诈行为更加难以防范，已经使电信运营企业呆账比例增加、企业利润不实、资产流失严重。（2）欺诈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少数电信用户或盗用他人电子密码通过电信网络侵害合法用户的利益，或伪造身份证注册和上网或盗打公用电话，或伪造电信卡使用业务，手段多样化。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失信行为的发生而受到的法律制裁、道德成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诚信属于伦理学、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失信所导致的心理压力、自责、恐惧、防止失信而发生的成本，是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的浪费、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利益导向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取向。趋利就是计算行为的收益，避害就是计算行为的成本。那么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对私人利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由此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许多人都可以从失信中捞到好处，使得他们在失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研究失信成本的构成就显得异常重要。

失信成本，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指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它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可用表达式表示为：失信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二、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它由四部分构成，用表达式表示为：直接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道德成本，心理成本）。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传统主流经济学对信用问题，特别是行为主体优选守信还是失信行为，从理论上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信用的成本收益核算。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恪守信用契约，关键在于守信或失信可能给他带来的成本收益预期，当经济主体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则优选守信，反之，则失信；当经济主体失信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包括受到惩处的成本），则优选失信，反之，则宁愿守信。如医疗行业中，正规大型医疗机构中的少数医务人员做“医托”，把来就诊的病人介绍到私人机构就诊，从中提取回扣，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在西方国家则是吊销医疗执业资格而永不能从事医疗职业，失信成本远大于收益；但在中国则是通过一番教育或罚款惩处后，仍继续原医疗职业，失信成本小于收益，并有机会在以后的继续失信中弥补失信成本。这就是同一事件采取不同的惩处方式，导致行为主体选择守信或失信的不同行为取向。二是信用行为的“劣币驱逐良币”（又称二手车市场或柠檬市场）现象。“劣币驱逐良币”是经济学上“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结果，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采取“舍优取劣”的行为取向以保证经济交易时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假设有甲、乙两方，尽管双方均深知守信是一种美德，若双方守信都会带来各自效益最大化，但因信息不对称而不知对方会采取守信还是失信的行为取向，为防止对方失信并规避己方守信可能带来的损失，而采取失信的行为取向是己方的较优选择；假如甲方决定采用失信行为，交易的可能性是：乙方若守信，则损失；若失信程度与甲方一致，则双方各不沾对方便宜；若乙方失信比甲方更甚，则甲方损失。此后，甲方再与乙方或其他人交易，则会以失信行为为优选。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失信行为获得较大收益，守信行为遭受损失，其导向是守信者逐渐减少，失信者逐渐增多，失信者逐渐把守信者驱逐出市场。三是信用行为的重复博弈减少。交易主体的重复博弈是诱导人们采取守信行为的有效机制之一，重复博弈机制在相对封闭的农耕自然经济社会是诚信维护的最有效机制；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扩大、交

易对象众多，交易主体之间重复博弈次数减少，甚至由重复博弈向一次博弈演变，在信用体系尚未完善之前，优选失信行为是相对“明智”之举。

二、信用问题的行为经济学诠释

一、中国电信产业的失信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中国电信产业失信行为的表现

1.企业信用缺失。（1）企业之间竞争不规范。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擅自改变资费标准，对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用户或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散布涨价或者降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订立价格联盟，损害其他经营者或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2）企业之间信用无保障。互联互通中，个别主导电信经营者出于“保住用户阵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意识，在与新兴电信企业网间互联时不是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互联协议的约定，而是以各种借口拖延网间业务开放，人为设障，降低互通率和互通质量，损害了互联他方及电信用户的利益[1]。（3）企业自觉履约率低。近年来，电信运营企业在当地通信管理局或行业协会的倡导下，行业自律公约或自律协约签了不少，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个别企业言行不一，背弃协约条款规定，有的甚至擅自撕毁协议，在经营中仍我行我素，继续违规，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2.个人信用缺失。电信企业的欺诈行为使用户、投资人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同样，电信公司也由于各种用户欺诈行为，如盗打电话、拖欠拒交话费、伪造身份注册及网上商业诈骗等，蒙受巨额损失。（1）用户的电信欠费和恶意欠费行为普遍存在，致使一些恶意欠费者在不同运营公司消费而得不到追究。特别是取消入网费以后，恶意欠费的欺诈行为更加难以防范，已经使电信运营企业呆账比例增加、企业利润不实、资产流失严重。（2）欺诈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少数电信用户或盗用他人电子密码通过电信网络侵害合法用户的利益，或伪造身份证注册和上网或盗打公用电话，或伪造电信卡使用业务，手段多样化。

3.政府信用缺失。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起示范作用。电信改革已经走过十年的艰辛历程，围绕提高电信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和为公众提供优质的电信服务两大主题，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式的重组改革，但市场绩效并没有取得基于有效竞争的良性结果。政府在市场进入、互联互通、电信资费、普遍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表现令广大消费者失望：垄断定价、限制竞争、服务低质量、“不联不通”，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二）电信产业信用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摘要：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分析，“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信用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常呈有限理性状态。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信用问题，是一个新的尝试，能使信用问题的研究更趋完善和全面。这里运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及对前期决策的依赖、从众行为的原理，对信用的有限理性行为进行了分析，并据此从三个层面提出了信用问题治理思路。

【关键词】信用；确定性效应；分离效应；从众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信用经济。信用的好坏是衡量、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针对信用的经济学分析，传统主流经济学已有诸多的阐述，笔者在此首次运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来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遇到的信用问题进行诠释。

一、信用问题概揽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们的交易各方，都在抱怨别人信誉差，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使得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能在一个有序、安全的氛围中进行，但对自己这一方是否会遵守约定、恪守信用，却并不严格要求，甚至自己在交易时就预留了不守信的伏笔。也就是说，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易活动中，人们均希望别人守信、社会诚信，而惟独自己可以不完全诚信。当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思维时，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差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普遍现象了。北京市工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被列入“黑名单”的个人及企业近七万，其中，自然人占两万七千八百七十六人，企业有三万九千两百七十五户，这些个人及企业，因为失信，被锁进“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他们将为各自的欺诈、哄瞒等失信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在全国各地，因失信而导致的经济纠纷，甚至恶性案件，拾俯皆是；有些地区因信用度普遍低下而严重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汕头经济特区因90年代以前不太重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信用，甚至在90年代末因国税部门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信度低，而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不能作为出口退税之用，致使汕头特区1000多家外向性企业不得不外迁，严重影响了汕头经济发展。

信用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彰显重要，传统主流经济学对此已有诸多的分析，“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经济人”的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利益原则，把道德、情感等因素排斥于经济动机分析之外，使“经济人”成为纯理性的人，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经济主体行为中的作用，“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利益原则，并以此作为行为(包括信用行为)的动机。信用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信用行为作为“经济人”的市场行为，其出发点是利益预期，利益成为信用行为的经济杠杆，“商人是否愿意使用信用，则取决于他对赢利的预期。”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失信行为的发生而受到的法律制裁、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的处罚、道德成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诚信属于伦理学、社会学范畴、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诚信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诚信环境的恶化，而引起的失信成本、间接成本和直接成本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建立完善的失信惩罚机制，提高失信者的经济成本等，具体请详见。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利益导向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取向。趋利就是计算行为的收益，避害就是计算行为的成本。那么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对私人利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由此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许多人都可以从失信中捞到好处，使得他们在失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研究失信成本的构成就显得异常重要。

失信成本，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指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它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可用表达式表示为：失信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二、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它由四部分构成，用表达式表示为：直接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道德成本，心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