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范文10篇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美、和谐、自由、解放，最终使人成为圣言的承纳者和言说者。具体而言，人文精神是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诸神隐退、世界的灵魂呈现出精神之无根性的当代，人对历史、文化、艺术、生命、存在等人类永恒基本主题产生的精神性体验。如人对永恒的叩问，对灵魂的造访，对失去的生存依据和精神家园的追寻。就诗歌的人文精神而言，是指诗人在具体的艺术型态——诗歌艺术的写作与探求中，诗人及诗歌作品本身所触及到的人类精神的层面，即：诗歌所表达与揭示出的关于人、生命、存在之境况；关于生命之价值、意义以及关于生、死、美、爱、自由、真理等人类精神最本质问题的追问与质询。如果说在世界之夜的时代，诗人的神圣使命是寻访远去的诸神的踪迹的话，那么，诗歌的人文精神便是诗人面对整个人类，面对永恒的时空在“整体性语境”中的诗性言说和终极价值关怀。审视和考察汉语诗歌之发展、动态及现状，只能以汉语诗歌本身所承纳，涵摄的人文精神为理论依据，这是唯一的价值维度。

汉语新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韧至今，已经历了约一个世纪的艰难历程。在近一个世纪的流变、革新及发展中，汉语诗歌从世纪初的初创，至“”后期的逐渐成熟，及至80年代后期的开拓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尤其理论的研究，始终滞后。研究、总结汉诗发展的脉络、动向及现状，我个人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汉语诗歌发展的纵向，研究汉语诗歌的价值取向，及其追求并达到的历史高度、审美价值、文化意义；二是对汉语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研究汉诗在整个世界大文化背景——诗歌框架中的存在根据、价值意义。这是审视、判断及评价汉语诗歌的两大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舍此，任何关于汉语诗歌的价值评判都是缺乏严肃的艺术态度及学术依据的。使人痛心的是，目前诗歌理论及批评界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把握是极其贫乏和混乱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要么予以全盘否定，要么便是夜郎自大式的自我陶醉，或别有用心地相互吹捧。诗歌理论及批评界表现出的对汉诗尤其是当代汉诗现状的无知和偏见，极大限度地桎梏着汉诗的发展，不过，现在到了清理的时候了。

本文试图从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并以汉语诗歌本身的价值取向(精神维度)作为批判的出发点，来分析、把握、评价汉诗发展的线索、现状及发展态势。其中，对当代诗歌现状的分析——如当代(第三代)诗人群体，当代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文化及历史意义，对当代诗歌的美学追求的分析论证——是本文写作的重点。本文旨在唤起有良知及真知卓识的诗人及理论家对当代先锋诗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批评和研究。

二、回顾与批判：“个人语境”与“集体语境”时期

1．第一代诗群：1914—1978

摘要：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关键词：中唐文学；南贬诗人；屈原情结

Abstract:Those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intheMidTangDynastyallshowedaQuYuancomplexintheirpoems.Forexample,undertheinfluenceofQuYuan''''spoems,suchasLISAOandJIUGE,LiuYuxiandLiuZongyuanexpressedprimarilyaspiritofcomplaintandfurywhilethemorerationalYuanZhenandBaiJuyibothacceptedQuYuan''''scharacterofloyaltyanduprightnessbutrefusedtofollowhiswillofconsistence.Incontrast,HanYuandLiShenexpressedtheircomplaintaboutinnocentmistreatmentbycomparingtheirexperiencetoQuYuan''''smiserabletreatment.TheQuYuancomplexofthepoetsrelegatedintheEarlyandProsperousTangDynastywastheverysourceofthatoftherelegatedpoetsintheMidTangDynasty.Ingeneral,theformerwasrationalwhilethelatterwassentimentalbutmoretragicthantheformer.

KeyWords:literatureintheMidTangDynasty;poetsrelegatedtosouthernChina;theQuYuan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阅读唐诗之余，发现唐代诗人的名号极为丰富，可谓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除“名”“字”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称号，当然各有其来历及意义。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字，也叫“表字”，它是根据人名的词义另取的别号。可见古人的名与字在含义上是有一定关联的。除此之外，唐代诗人的称号大致有两大类。一大类是自己称的号，叫“自号”“别号”；另一大类是别人称的号，一种是“绰号”，另一种是死后别人赠的“谥号”。这里首先谈自己称的号，通俗的讲就是“自号”。一般说来，取自号的诗人，大都是用自号来寄情托意，或则见性知人。它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形。一、纯粹是自我性情、志趣的表露。元结，自号“浪郎”“浪士”，他从小喜欢浪游各地，取此自号意为不忘爱好之故。可朋，则自号“醉髡”，其好酒性情表露无遗。此外还有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秦系自号“东海钓客”，陆龟蒙自号“江湖散人”等。二、以山水、地名取号，意在寄托乡情乡思。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是因为他幼年随父迁居四川青莲乡，又常喜与采莲人一起交谈。罗隐，自号“江东生，”因他是余杭人，属江东之地，故取地名以寄托情思。另外还有袁皓自号“碧池处士”，李涉自号“清溪子”，卢仝自号“玉川子”，刘叉自号“彭城子”，朱湾自号“沧州子”等，都与此类同。三、地名与自我性情的合二为一者更多。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他晚年还乡为道士，又好饮酒，兼家住四明山，故取此号。杜甫《饮中八仙歌》列他为首：“知章骑马似乘船，酒酣落井水底眠。”李白也在《对酒忆贺监》中云：“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爱饮酒喜放狂的性情跃然纸上。李瑞，他辞官隐居衡山，爱其地清幽，而与自己幽隐志趣相同，于是“衡岳幽人”的自号应运而生。除此还有刘长卿自号“随州钓徒”，顾况自号“华阳真逸”，杜荀鹤自号“九华山人”，卢照邻自号“幽忧子”，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等。四、表达诗人的志向及气节。黄巢，目睹唐的黑暗统治，自号“冲天大将军”，寄托了他对唐统治者的切肤之痛，也表达了他强烈的反唐情绪。后来他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大齐国，使其志向得到了实现。其次谈一下别人称的号。别人取得“绰号”，一般具有谐谑的风趣，无论是表尊敬或表轻视，都不如自号庄重一些。在各类称号中，此类最为复杂。兹将之归纳如下。一、习惯称。诗人以自己作诗习惯闻名于世，而为人以此相称。骆宾王，因他写诗喜欢用数字成对，时人给他雅谑的称号“算博士”。温庭筠，因其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叉”。还有唐求，因其作诗“有所得则将稿捻为丸,纳入大瓢中”，为后人称为“诗瓢”。二、形体或性格称。诗人因自己的形体特征性格特点而得名。李绅，他长得短小而精悍，故人们谑称为“短李”。苏味道呢？他处世圆滑，曾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故人们以“苏模棱”嘲之。三、官地称。以诗人做官任职的地名相称，格式为“姓+官地”。柳宗元，曾在柳州做过刺史，人称“柳柳州”，岑参，曾在嘉州做过官，人称“岑嘉州”。另外还有，韦应物人称“韦苏州”，刘长卿人称“刘随州”，韩愈人称“韩潮州”等，均如此。四、官衔称。以诗人做过的官衔相称，格式为“姓+官衔”。此类称号较多。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此外还有李白称“李翰林”，张籍称“张水部”，郑谷称“郑都官”，白居易称“白太傅”，高适称“高常侍”，贺知章称“贺秘监”，张旭称“张长史”，刘禹锡称“刘宾客”，贾岛称“贾长江”等，这就多了。五、籍贯称。以诗人的祖居或出生地相称，格式为“姓+籍贯”。如柳宗元，是唐代山西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人称“孟襄阳”。六、特长称。以诗人在某些方面的特长而称呼。刘长卿，因长于五言，人称“五言长城”。王昌龄，擅长七绝，世称“七绝圣手”。七、有的是针对诗人诗歌明显的倾向和风格而言。“诗仙”李白，年青时就才华横溢，刚到长安就被老诗人贺知章赞为“谪仙”，称他是天庭降落到人间的仙才。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昔年有狂喜，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些都是说明李白的诗神奇、飘逸、豪放、富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诗仙”则是李白性格和诗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写照。此外还有杜甫的“诗圣”，孟郊的“诗囚”等称号，都是针对他们诗歌的明显特征而言。八、更有趣的是有的诗人以诗或诗中佳句赢得声名。赵嘏的诗《长安秋望》名重一时，更因诗句中有“长笛一声人倚楼”的佳句，为他赢来了“赵倚楼”的称号，郑谷时称“郑鹧鸪”，是因为他以《鹧鸪》诗著名。另有崔钰人称：“崔鸳鸯”，许棠人称“许洞庭”，韦庄人称“秦妇吟秀才”，都是这方面的原因。九、也有两人或多人合称的。王维和孟浩然都以山水田园诗著名，合称“王孟”，高适和岑参，则以擅长写边塞诗出名，合称“高岑”，此外“郊寒岛瘦”是孟郊、贾岛的合称。“元白”是指元稹、白居易，“皮陆”是指皮日休、陆龟蒙，“韩柳”指韩愈、柳宗元，“初唐四杰”是指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文章四友”指杜审言、李峤、崔融和苏味道。此类例子在唐代还有许多。十、有的称号是用以区别他人的。杜牧，人称“小杜”，以区别于“大杜”杜甫。李商隐，人称“小李”，则是区别于“大李”李白。最后，谈一下“谥号”。封建帝王把爵位赐封大臣，依其生前事迹，死后赐“谥”，用来指陈死者的善恶，但大多是歌功颂德。韩愈，死后被谥为“文”，世称“韩文公”，充满了对他的尊重敬仰意思。贯休，则因他名望很高，为前蜀王刘建优礼相加，赐号“禅月大师”。值得指出的是，在唐代还有一种私人“谥号”。如孟郊死后，韩愈为赞扬他贫且艰的性格，私谥为“贞曜先生”。方干，则被门人私谥为“玄英先生”，称赞他是通玄入妙突出的人。值得补充的就是，有的诗人称号有许多，自号、绰号、谥号兼有二到三种，有的还和他人有合称，更增添了其称号的复杂性。例如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绰号“李翰林”、“诗仙”，又是唐代“大小李”中的“大李”。韩愈，绰号“韩潮州”，谥号“韩文公”，又是“韩柳”合称中的“韩”。以上所举，仅是唐代诗人中少数的例子，但唐代诗人称号的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

《凤凰涅槃》本诗“象征了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的再生。”

1、凤凰的形象

诗借凤凰“借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和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诗人笔下的凤凰形象壮美而崇高。她大胆否定旧现实的一切，扬弃因袭的旧我，严厉斥责浅薄猥琐的群丑，热烈向往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的新世界，体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战斗的乐观主义气概。它是年青诗人的化身，也是民族和祖国的象征。可以说。《凤凰涅槃》是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

2、艺术特色

想象瑰奇，色彩明丽，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从共和国成立到新时期，《野草》一直都是学术界不断探讨、争鸣的领域。鲁迅自己也承认：“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一九二七年作者在《三闲集怎么写》一文中描绘过这种心情：“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到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可见，作者本人在写《野草》时常处于无法言说的困境。摒弃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庸俗社会学和政治权威术语论断对《野草》的狭隘解读，新时期的《野草》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思想/艺术二元论的狭小空间。“很清楚《野草》所倾听的、所传达的是人的灵魂、是心音”。所以，让我们从鲁迅心灵深处的幽暗花园——《野草》入手，回到作为“人”而不是“神”的鲁迅本身。

1924年9月，在一个无人的“秋夜”，孤独的鲁迅走进“野草”，以新的文体形式，拓进了内心的更深层。《秋夜》成了《野草》的第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对自家后院的一个描写，而这个带有选择性的素描也着色了鲁迅孤寂、苦闷的情绪。

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发生冲突，随之与周作人闹翻。鲁迅当天日记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冲突后的第5天，周作人自己给鲁迅送去了一封绝交信。8月2日，鲁迅携朱安从北京八道湾住所里3个兄弟及其家属共同营造大家庭搬出。鲁迅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回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逢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鲁迅只能带着母亲送给自己的媳妇一同搬到了砖塔胡同，与朱安住在这20平米左右的狭小房屋里。十月份，鲁迅就开始连日高烧，咳嗽，肺病复发。直到翌年的5月2日鲁迅才从砖塔胡同这搬出，到了由旧宅翻修的西三条胡同的新居。这是个传统的四合院，与八道湾相比较，规模则小得多。从窗户能望见不很宽大的后园，也能看见两株邻家墙壁那边的枣树。这后园夜的天空是“奇怪而高”的，星星的眼也是“冷眼”。这是典型的鲁迅眼中的世界，也是鲁迅看世界的眼光。但是，诗人对园中开着“极细小的粉红花”却是怜爱的。

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胡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瘦的诗人”是鲁迅的自况。“极细小的粉红花”是女性化的，是爱做梦的，是凄艳的。诗句映照的是诗人心底的镜象，流淌的是诗人潜意识的思绪。正如聂绀弩在《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那么，《秋夜》到底记录了鲁迅自己怎样的内心柔软？鲁迅的心底为什么会流动着对女性的朦胧的怜惜、关爱，就象“瘦的诗人”鼓励“小粉红花”以梦想？还是让我们回溯一下鲁迅那一阶段的生活。

1923年10月3日，鲁迅第一次到女师大讲课。26年后，许广平回忆起鲁迅第一次给她们上课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谈到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唐代，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唐代诗歌更是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代的散文奠定了我国散文发展的基础，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已进入成熟阶段，唐代文学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而实现这一时代辉煌的自然离不开唐代的文人们。但我们也会发现，许多在文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却是仕途坎坷，文人从政被贬的现象十分普遍，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与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他们的政治苦旅就如他们创造出的文学一样令后人回味和深思，探究他们政治失意的原因会给后人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孤傲的文人习性，是文人政治失意的致命伤。

综观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孤傲。唐代能够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的文人大都是很有才华的，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杜甫7岁学诗，15岁扬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就曾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而白居易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他们的才华和天赋为他们后来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础。然而，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或许有才的人都有那么一点自负的本性，唐代文人也一样，孤傲就是他们一个十分突出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在诗仙李白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诗为证“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恃才傲岸、叛逆不羁的性格在他的诗中也有体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李白真的能做到一生“不事权贵”，那他再傲些也没什么，但他偏偏又不能远离政治的诱惑。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为了能走上仕途而奔走，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奔走了10年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而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不满之气。接着他又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李白也是如此。这从他后来被征召入京时，所写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以看出。一旦入京，他的傲气又出现了，他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于是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时不时还喊出要浪浮江湖，因此没等到他“功成”便被唐玄宗“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驱逐出朝了。

唐代文人孤傲性格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总抱有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他们因为有才，所以总认为别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毛病的，好像这世界上的事只有他们说的才是正确的，而当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支持或仕途不顺时，他们就会愤愤不平，满腹的唠叨和不满，从不检讨自己的不是，而是指责当权者用人不公。李白是这样，而更有代表的如韩愈，他二十五岁成进士，二十九岁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本来是和他的复古思想有关，但他不但不检讨自己，还一再指斥朝政，于是先被贬为阳山令，后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他的散文里自鸣不平，怀才不遇的味道就特浓，如他的《杂说四》中，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更是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他们因为对自己没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更没有把自己放到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因此总难免出现不平之气，而这种不平之气如果只是藏在心里就罢了，但他们却借助自己的文才把它们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看起来是很痛快也很出气，气是出得利索，但痛快过后换来的却是当朝者的不容和排挤，他们也只能自己品尝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和苦涩了。

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美，谦逊历来为国人所倡，有才已招人妒，再傲就更难让人容了。唐代文人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注定了他们成为政治仕途上的悲剧角色。如今时代已不再是唐朝时的时代，但必要的谦虚一直以来都没有被国人所弃，无论你是文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你还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几千年的文明传统注定要求你做事做人都应有谦虚之美德，这样你才能更好地与我们的社会相和谐，这是唐代文人所付出的政治仕途上的失败代价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

启示二：走了不该走的路也是文人政治失意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愁”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心理现象，是人们郁结于心头的忧虑烦闷。“愁”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引发了人们的感伤、遗憾、愁情。如“飞红万点愁如海”；二是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周围人和事不能满足其内心情感的需要，由此形成内心情感的逆向流程，如“落花啼鸟总关愁”，“翠减红衰愁煞人”等。

但不管怎么说，愁是一种概念，诗人写“愁“，不能用概念语言，而必须用形象语言。诗人不仅要把“愁”定性，而且要定量。

一、“愁”是连绵悠远而无法割断的

古诗词中有以水描写愁的，有以雨比喻愁的。水的绵长悠远和人的情绪愁苦的特点是一致的。而如丝如缕的细雨和隔不开，扯不断的愁的特点又相吻合。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就说明了“愁”的这个特点。李白在《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也道出了愁的特点，愁的情状。

二、“愁”是有数量的

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青玉案》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都用可以看得见、可以体味的实景，来形容“愁”的数量。这种手法，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1996年，我和天影厂的一帮影视爱好者混过一段日子，正赶上有人让我写个小品一起演出，我便写了这个搞笑的闹剧——《两个末流诗人的约会》。

1997年12月24日，由《中国新一代》杂志社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圣诞之夜，中国新一代青少年联欢晚会”上，我和我的搭档被请去表演了这个小品，起初说是没有劳务费的，没想到我们演出下来就被导演叫过去了，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后给我和搭档每人塞了一个红包，并告诉我们不要对别人说，这是车马费，以后要经常合作的。我们出去打开红包，虽然只有50块钱，但也把那时候的我们美坏了，因为那是我们靠上台演小品赚到的第一笔钱，年轻，成就感是支撑我们的一切……

[小品剧本]两个末流诗人的约会编剧/高鹏

人物：一男一女，各二十岁左右，两个人表情始终是神经质式的冷傲。

时间/地点：冬天傍晚，公园。[幕启：舞台中央，一把长椅。]

[女“诗人”上场，傲慢地蔑视观众，甩头，漫步，左顾右盼。]

在“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诗人、来宾朋友们：

春潮汹涌春风暖，悠悠晋江扬风帆。这是明媚的春天，这是诗歌的晋江。今夜，我们以诗歌为桥梁，以音乐为纽带，相聚晋江，歌唱春天。在此，谨让我代表中共晋江市委、晋江市人民政府和热情好客的102万晋江人民，向出席“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的各位领导、文秘部落原创各位诗人以及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直面台湾，是全国著名侨乡，人口102万，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200多万，号称海内外300万晋江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充分发挥侨台优势和海洋文化优势，大力弘扬“诚信、谦恭、团结、拼搏”的晋江精神，锐意改革，大胆创新，闯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独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在这个面积仅为福建省两百万分之一的县级市，云集了七匹狼、九牧王、柒牌、安踏等18个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被冠以“中国纺织产业基地”、“中国鞋都”、“中国食品工业强市”等称号，并辖有“陶瓷重镇”磁灶、“中国伞都”东石、“中国休闲服装名镇”英林、“中国内衣名镇”深沪等一批产业经济强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品牌之都”和“现代化制造基地”。

晋江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部晋江人爱拼敢赢，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历史，离不开流淌在晋江人身上的根脉文化。因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晋”人“衣冠南渡”，沿江而居，以“晋”称江而得名。千百年来，晋江人以“爱拼才会赢、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围海造田，踏海为路，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集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之精华的晋江文化。无论是阿拉伯穆斯林宗祠、世界仅存的摩尼教遗址，还是千年古刹龙山寺，都见证了晋江历史上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独特的地域文化赋予了晋江人冒险与进取、重商与务实、创业与开拓、开放与兼容、拼搏与敢赢以及善于感知时变、精于把握商机、勇于为人之先等人文特质，并传播到东南亚诸国和港澳台等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厚的历史积淀悠久的文化，时代的发展呼唤先进的文化。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的视野之下，面对晋江发展环境和区域竞争的日益激烈，我们意识到必须找准新的战略支点、确定新的发展思路，于是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致力于不仅要建设一个经济的晋江，更要建设一个文化的晋江，实现晋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双翼齐飞”。今天，在我市举办“春天送你一首诗”暨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颁奖仪式，同时举行了“春天与晋江同行”摄影诗歌作品展和“晋江诗群”研讨会，这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晋江丰厚的文化储存，而且为晋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内涵，我们衷心希望参加本次活动的各位诗人、专家多为推动和繁荣晋江的文艺创作化把脉开方，为晋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现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动力。

一、新时代诗人的文学焦虑背景分析

诗歌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体裁，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诗歌所创造出来的文学价值在世界文坛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诗歌是语言表达最为精妙的一种文学形式，当一个社会的风气、环境、精神发生变化后，会直接的体现在一个时代的诗歌艺术中。从新文化运动以后，语言文字习惯的改变，对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文言诗歌相对应的新诗开始顺应的时代的号召与要求盛行起来。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社会的动荡、转型以及变化，往往会给一些文学家、诗人更多的思考与探索，在这种不安的环境中，往往是优秀作品产生最繁盛的时期。所以，中国近代诗歌发展最为辉煌两个时期，正是处于极端的混乱与压抑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个是抗战时期，另一个就是“”后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诗人、作家。艾青，就是这批诗人中杰出与优秀的代表。他说：“我们写诗，是作为一个悲苦的种族争取解放、摆脱枷锁的歌手而写诗。”这既是艾青对于诗歌的认识，也是众多的诗人和作家对于文学的通识。每一个时代的诗人作家，都有着与一个时代特征相贴近的文学忧虑，在时代的焦虑下，每一个知识分子所感与所悟，都会渐渐演变成一种文学忧虑。所以，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从胡适到郭沫若、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这种时代的文学忧虑都在其作品中体现的非常明显。闻一多说过，“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这样很巧妙很精准的形容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些众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家当中，艾青的文学特性有着鲜明的特点。艾青的诗歌表达艺术中，既有着对于时代亲近的表达，同时又对所处的时代有着焦虑和不安，诗人的这种不安与困惑，会在其作品中得到最敏感的展现。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艾青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不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与著名的智利革命诗人聂鲁达交情甚好，他的作品也是被广为传诵，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艾青诗歌的创作与传播，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战争不断的特殊时期。在战争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时代给予诗人的东西，总是要甚于常人。时代的自觉、身份的定位、写作状态的追寻等等原因，使得以艾青为代表的新时代诗人将内心的声音转化成对时代文学的焦虑。

二、艾青的文学焦虑浅析

文学焦虑，是一个宽泛抽象的概念。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总是根植于一定的客观现实环境。所以文学焦虑的出现，是对一个时代和社会现实状况和环境的映射。艾青的文学焦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动荡中的忧患意识。诗人是诗歌的创作者，诗人个体的经历、学识、兴趣以及品德都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艾青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价值特征也决定了他对于民族、国家和诗歌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在将诗歌化为武器投入到中国的革命救亡运动中以前，艾青在国外继续自己的学业并且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当看到当时动荡中没有秩序、尊严受到挑衅、人民颠沛流离的现实以后，他决定成为一民爱国的斗士，投入到爱国救亡的运动中来。所以，艾青自身的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存在，也是他有社会忧患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著名的评论家李庆西先生有过一句非常经典独到的总结，他认为在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中，忧患意识是整个文学思潮中最为基本的一种精神。所以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批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能亲身赴前线，但是都纷纷拿起手中的纸笔来表达和呼喊自己的一腔热忱。所以，在此时，不仅仅是艾青有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这一时期所有的新时代诗人都有着同样的时代焦虑。在这种忧虑下，艾青诗歌的创作主题集中在两个方面，民难和国难。

对于民难，艾青在1937年的作品《卖艺者》中有切实与当时现实环境的描述和表达，1937年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战争之中，干旱、饥荒、战乱，使得无数的农民难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且不得不常常的遭到外界战争的威胁和困扰。于是艾青用“闪亮的刀”、“空中的长索”、“坚硬的长剑”来描写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用“向陌生人笑、哭、叫、喊”来直观的表达这种生活的混乱与困苦。对于国难，在萧条与破败的中华民族岌岌可危时，民族觉醒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诗人非常重要的创作思想。艾青在《煤的对话》中以“煤”为参照和对比来号召民族的觉醒和自强，“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吗?／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用煤的普通与平凡来彰显性格与品质的坚强与独特。第二，时代叛逆的文学焦虑。艾青的诗歌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他优美而又刚劲的语言文字、炙热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在艾青的作品中有着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就是叛逆精神。从1937年开始，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一时间哀鸿四野、民不聊生。除了身处一线抗击的战士，像艾青这种有着强烈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前往一线，用纸笔和文字作为战斗的武器。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着战争烈火的灼烧与处于困境之中意气风发和斗志昂扬。艾青在他的《新诗论》中如是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是觉醒了：一切的束缚，无止的愚蠢和贫困，频连的灾难与饥荒，必须通过这酷烈的斗争才能解除。”艾青将对祖国的深情与希望倾注于诗歌创作中，从而使其诗歌具有一种叛逆精神。

正如著名的智利革命诗人聂鲁达所说，诗歌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来解释的艺术。所以，新诗所创造的文学价值往往是我们在阅读的瞬间内容充盈的感受与感动。艾青的新诗，虽然有着很深的时代文学焦虑，但是诗歌里的大诗情和大时代的感触却是真实与动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