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权范文10篇

摘要

行政复议中的释明权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在申请事项、申请对象、复议请求以及证据提供等方面存在瑕疵，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以及申请人提出一些与行政复议机构职权相矛盾的要求时，行政复议人员做出必要的解释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既要完成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还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应正确行使复议权。

关键词行政复议；释明权

一、释明权概述

释明权是民事诉讼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大陆法系，其本意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而当事人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排除有矛盾的主张，澄清不清楚的主张，补充不充分的证据的权能。可以看出，法官行使这一权利，主要是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主张和证据两个方面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也借鉴了这一大陆法系的传统，在诉讼活动中，不仅仅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存在着释明权的问题，而将释明权引入行政复议，是由复议的性质以及复议实践决定的，《复议法》有些规定也对复议人员课以释明权。

从复议性质来说，行政复议虽然不是诉讼活动，但是具有一定的司法性，复议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类似于诉讼活动中的原告和被告，而复议机关则具有司法机关的某些职能，在对被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以及整个复议程序中，包括对证据的认定、复议决定的做出，都与行政诉讼有类似之处。在复议过程中，会比诉讼过程中更多地面临着申请人在申请事实、申请对象、复议请求等方面的模糊不清的问题，当然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机关一方，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释、说明的问题，但是，行使释明权主要是针对申请人。正确行使释明权是行政复议人员在行政复议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义务。当然，虽然都称为释明权，但是因为行政复议和诉讼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复议中的释明权和诉讼中的释明权有差距，复议中的释明权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在申请事项、申请对象、复议请求以及证据提供等方面存在瑕疵，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时，以及申请人提出一些与行政复议机构职权相矛盾的要求时，行政复议人员做出必要的解释的权利，这种解释可以允许存有微小瑕疵的复议申请顺利进入复议程序，也可以拒绝一些与复议机构职权相背离的行为进入复议程序。复议中的释明权以申请人行为存在瑕疵为前提。

在民事诉讼中，正确履行释明义务，对于巩固审判方式改革的成果，努力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具有较大意义。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于释明的含义及其重要性，以及释明范围的了解，知之不多，或者怠于行使这一义务，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并认真探寻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民事诉讼释明范围一、释明权的基本含义释明权，又称阐释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它是指法院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告知、提示、发问当事人等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由此可见，释明权是一种救济方式，其设置的基础是辩论主义。所谓辩论主义，一般是指法院应严格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为裁判对象，证据资料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的裁判受当事人辩论结果的约束。而辩论主义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当事人辩论能力的平等性。由于实践中缺乏这种平等性，于是释明权就作为“辩论主义的辅助手段”而产生了，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双方在辩论能力上的差异，进而能较好地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兼顾的理想。应当说，释明权的产生与存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必要的，也是较为重要的。二、架构法官释明范围的必要性我国的释明制度是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司法实践表明，释明制度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主观方面看，一些法官对于这项制度至今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依然沉缅于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一些法官虽有一定认识，但缺乏执行这一制度的足够能力，同时，面对当事人因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地域的等因素而在诉讼能力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对于各个案件的释明事项及其程度很难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因而，一些法官怠于履行释明职责；再从客观方面看，由于释明制度在我国确立的时间不长，关于释明事项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规中，致使法官难于把握。法院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是作为审判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自始至终居于主导地位，对诉讼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法官的释明活动是发挥其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作为新时期的法官，绝不应当仍然沉缅于浓厚的职权主义氛围之中，而应适应新时期的需要，认真吸纳辩论主义的合理内核，正确履行好释明职责，为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这一终极目标而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环节的审判工作。面对不断创新的诉讼模式和一些陌生的诉讼概念，法院对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提示和引导，必将成为推进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而诉讼如全盘按辩论主义（对抗制）模式进行，则极易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等弊端。权衡利弊法院对诉讼的引导和控制是必要的。为此，笔者以为对释明制度进行及时的全面的研究是必要的。这里仅对释明制度中释明的范围作一探讨。三、法官释明范围的架构释明范围是指一般情况下，法官应履行释明职责的各种情形的总和。法官应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将必要的释明活动贯穿于审判的全过程。但释明范围过于宽泛，容易陷入职权主义；释明范围过于狭窄，则不能弥补当事人主义的缺陷。所以，关于释明范围的界定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笔者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证据规则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法官行为规范（试行）》等法规，从诉讼的不同阶段对法官释明的具体范围的架构及运用规则，略陈管见。（一）起诉与受理阶段的释明在起诉和受理阶段，释明的核心应围绕诉讼的成立展开。释明的对象为原告。释明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告不明确的诉请、事实、理由，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等。1、诉讼请求不明确的释明诉讼请求不明确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不明了，或者自相矛盾，使法院无法理解其真意，足以影响法院的裁判。2、请求不充分的释明诉讼请求不充分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量上的不充分。比如，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由于不懂法律，本是城市居民却按农民的伤残赔偿金标准提出赔偿。二是质上的不充分。原告基于同一事实本可以提出多项诉讼请求，而只提出其中一部分。3、诉讼标的的释明诉讼标的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并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以什么法律关系作为支持自己诉讼请求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益的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由于对法律知识的缺乏或理解不当，起诉时只是陈述了自然事实，但对依何种法律关系起诉并不明确。对此，法官应作出必要的释明。4、除去不当的释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如有明显不适当，法院应予释明，要求其除去或变更不当之处。除去不当的释明主要有：第一，关于诉讼请求不适当的释明。第二，关于当事人不适当的释明。5、其他相关问题的释明如遇当事人对诉状内容和形式不符合规定、对管辖权存有异议、对依法应记载当事人口诉内容等情形时，法官均须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二）庭前准备阶段的释明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释明主要是通过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等指导其举证。也可以在证据交换时根据当事人对法律的认知情况，对有关情况进行必要的引导。1、对当事人举证中的释明法官应根据证据规则，告知当事人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权利及具体情形、当事人约定举证期限的方式或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等，促使当事人围绕讼争的焦点，积极、全面地举证。2、提出证据材料的释明在当事人误认为自己无证明责任而不提出证据材料，或者误认为其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已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应启发当事人，提供出相应的证据材料，并告知当事人，如仍提供不出必要的证据，将依法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3、对证明责任的释明证明责任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指案件事实在真伪不明时，由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的责任。法官通过对结果责任的释明，可有效促使当事人举证。

4、证据交换中的释明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法官的释明主要体现在：①对交换程序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交换的规则和顺序，出示证据的形式要求等。②对交换行为的简要释明。它包括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有矛盾、不充分的情况下，法官引导当事人适当变更，以明确己方的诉求；征询当事人的意见，指导当事人有针对性地进行举证，并对有异议的证据提出理由，或对有争议的问题提出鉴定等等。③对交换后果的简要释明。即告知当事人已经交换并表示无异议的证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或撤销其对证据发表的意见，庭审时法院也不再就此进行质证。④对继续提供相关证据的释明。如出现了当事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事实或在对方提出了相反证据后的举证责任承担等情形时，法官应予适当提示，让当事人尽可能穷尽举证责任。（三）开庭审理阶段的释明在庭审阶段，法官应围绕当事人的请求和争议焦点，居中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1、诉讼程序的释明。法官应对为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独任审判、为何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等程序性问题，向当事人予以必要的说明，特别应将“诉辩式”庭审方式告知当事人及诉讼人，促使其配合法庭实现庭审各个阶段的功能，保证诉讼有序进行。

2、主张与抗辩的释明在当事人提出的事实资料，包括主张与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不明确、不充分、矛盾或不适当的情况下，法官应通过释明，使其主张或抗辩明确、清楚、充分、适当；不允许法官未经释明就以当事人主张不明为由排斥其主张。3、质证中法官的释明在质证中法官处于听证的地位，其职责是主持质证程序，听取双方的质辩，对质证中应涉及而未涉及或者未质辩清楚的问题，进行引导和发问。当事人的举证、论证存在明显的认识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明法律上的要求。对当事人争议的事项，认为需要通过审计、鉴定、评估才能查明的，法官应当告知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鉴定。对于新出现的争议焦点，说明进一步举证的必要。4、妨碍举证的推定中的释明《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是妨碍举证的推定，即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在诉讼中，法官应将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认定及其后果明确告知持据的当事人，而不宜不表明态度，即进行突袭裁判。5、拟制自认中的释明《证据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它将法官的说明、询问等释明义务作为确认拟制自认成立的必要条件，并应将审判人员的说明和询问当事人的过程认真记录在卷，以此作为认定当事人自认的重要依据。6、追加被告及第三人的释明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应当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向谁主张权利、是否要引入第三人参加诉讼，都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法院一般不应依职权追加。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诉讼意识还较薄弱，有时不能恰当地列举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当事人明了申请追加当事人的含义，法官予以适当释明，也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7、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的释明司法实践表明，有相当部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为保障这些人能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正确履行自己的义务，法官应依法向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交代其权利义务，尤其是对回避权应给予必要的解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也不例外。8、对庭审事项的释明对有提起反诉意向的当事人，法官也应就相关事项予以适当释明；对当事人发表意见重复或与案件无关时，法官则应予提醒；当事人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时，应告知其庭审笔录的法律意义和效力，还应告知可当庭或五日内阅读该笔录，确认无误后再签字或捺印。在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时，如发现该案系属于民事权益争议，应在裁定终结特别程序的同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另行起诉。在发现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损害他人利益时，应告知当事人进行修改。9、法律的释明因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法官应按照《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法律释明。通过法律观点的开示，使当事人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能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不仅能使审判获得正当性，同时，也可使当事人对自己案件的胜负作出比较理性的判断，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达到息诉和保障社会稳定的目的。依笔者观点，与事实的释明相比，法律的释明更显重要。10、裁判结果的释明对于案件结果如果是以裁定或者判决方式结案的，则涉及到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因此，法官应当向当事人告知领取裁判文书（含调解书）的时间、地点，并在宣判时交代上诉的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对于判决准许离婚的当事人，应向双方当事人交代在判决生效前不得另行结婚；对于裁判文书送达后，判决生效前当事人又向法院提供新证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通过上诉程序处理；对于矛盾易激化案件，必要时，在宣判前，可向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当事人进行适当的释明，尽量钝化矛盾。11、通过调解、裁定、判决方式结案的案件中存在执行事项的，应当向当事人告知申请执行的时间及相关事项。综上所述，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应适时地履行好相关的释明职责，以弥补相关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的不足，力求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在民事诉讼中，正确履行释明义务，对于巩固审判方式改革的成果，努力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具有较大意义。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于释明的含义及其重要性，以及释明范围的了解，知之不多，或者怠于行使这一义务，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并认真探寻解决这一的途径。

关键词：民事诉讼释明范围

一、释明权的基本含义

释明权，又称阐释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它是指法院为了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通过告知、提示、发问当事人等方式以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由此可见，释明权是一种救济方式，其设置的基础是辩论主义。所谓辩论主义，一般是指法院应严格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为裁判对象，证据资料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的裁判受当事人辩论结果的约束。而辩论主义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当事人辩论能力的平等性。由于实践中缺乏这种平等性，于是释明权就作为“辩论主义的辅助手段”而产生了，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双方在辩论能力上的差异，进而能较好地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兼顾的理想。应当说，释明权的产生与存在，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必要的，也是较为重要的。

二、架构法官释明范围的必要性

我国的释明制度是在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产生的，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司法实践表明，释明制度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主观方面看，一些法官对于这项制度至今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依然沉缅于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一些法官虽有一定认识，但缺乏执行这一制度的足够能力，同时，面对当事人因的、文化的、传统的、地域的等因素而在诉讼能力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对于各个案件的释明事项及其程度很难用同一标准来衡量，因而，一些法官怠于履行释明职责；再从客观方面看，由于释明制度在我国确立的时间不长，关于释明事项的规定散见于相关法规中，致使法官难于把握。

摘要：行政复议中的释明权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在申请事项、申请对象、复议请求以及证据提供等方面存在瑕疵，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以及申请人提出一些与行政复议机构职权相矛盾的要求时，行政复议人员做出必要的解释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既要完成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还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应正确行使复议权。

关键词：行政复议；释明权

一、释明权概述

释明权是民事诉讼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大陆法系，其本意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而当事人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排除有矛盾的主张，澄清不清楚的主张，补充不充分的证据的权能。可以看出，法官行使这一权利，主要是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主张和证据两个方面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也借鉴了这一大陆法系的传统，在诉讼活动中，不仅仅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也存在着释明权的问题，而将释明权引入行政复议，是由复议的性质以及复议实践决定的，《复议法》有些规定也对复议人员课以释明权。

从复议性质来说，行政复议虽然不是诉讼活动，但是具有一定的司法性，复议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类似于诉讼活动中的原告和被告，而复议机关则具有司法机关的某些职能，在对被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方面，以及整个复议程序中，包括对证据的认定、复议决定的做出，都与行政诉讼有类似之处。在复议过程中，会比诉讼过程中更多地面临着申请人在申请事实、申请对象、复议请求等方面的模糊不清的问题，当然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机关一方，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释、说明的问题，但是，行使释明权主要是针对申请人。正确行使释明权是行政复议人员在行政复议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义务。当然，虽然都称为释明权，但是因为行政复议和诉讼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复议中的释明权和诉讼中的释明权有差距，复议中的释明权是指行政复议申请人在申请事项、申请对象、复议请求以及证据提供等方面存在瑕疵，不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时，以及申请人提出一些与行政复议机构职权相矛盾的要求时，行政复议人员做出必要的解释的权利，这种解释可以允许存有微小瑕疵的复议申请顺利进入复议程序，也可以拒绝一些与复议机构职权相背离的行为进入复议程序。复议中的释明权以申请人行为存在瑕疵为前提。

从实践方面来看，申请与一些法人、其他组织相比，公民提起行政复议大多考虑到了复议不收费，节约解决纠纷成本的特点，因此，他们很少委托人代为提起复议，而大多是本人申请复议，由于复议法律知识的欠缺，他们很少有带着格式标准、申请内容符合《复议法》规定的书面申请材料参加复议申请的，往往是到复议机构就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口头陈述，而且表述重点并不明显，有时候没有被申请人、有时候没有完整、准确的复议请求，有些带着情绪而来，情绪激动，把复议机构作为发泄的地方，有些根本不懂复议机构的职能，把复议机构当作政府，以为自己的一切问题，这个机构都应该予以处理。复议实践当中的这些问题，迫使复议人员必须行使释明权，以应对我国当下人民群众法律知识欠缺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了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一种法律制度。法官的释明权是法官应尽的一项义务，是诉讼当事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但由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对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如何行使释明权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释明权时的作法不一，影响了法官客观、公正、公平、中立的行使好释明权这项义务，本文拟就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运用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释明权的基本内涵

释明权源于德语“Aufkaungsreckt”，法官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义务，是一个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生俱来的概念，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简言之，法官释明权就是使原不明了者变为明了，让当事人将自己不完备的陈述、声明、证据补充完备。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权利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法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或放弃。2、“义务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应当行使的一项诉讼义务，如果法官在应当行使释明的范围内不予行使，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权利义务说”，释明既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1]

现在我国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笔者认为，在我国建释明制度中，应当承认法官拥有释明权，但是这里的“权”不能理解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权能的权，所谓权能是权利和职能的统称，如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对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作出裁决以解决民事争议的权能。法院不但有审理民事案件、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而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有这方面的职权。而释明发生在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是审判权的内容之一。因此，释明权的性质应与审判权的性质是一致的。同时，法官在诉讼中的权能是法定的，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放弃，是法官的诉讼义务。权利则是主体享有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权利主体有可为、可不为的自由，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在我国的释明制度中，对释明权性质的规定，应当明确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而不能理解为法官的诉讼权利。

二、释明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释明是法院的实务领域中的一个极具操作性的问题，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释明权行使的不适当、不统一，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有碍司法公正。

随着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均贯彻了“分权”的原则，其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辩论原则。但是完全彻底的辩论原则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病，主要有以下几点：1.当事人的声明及陈述的意旨模糊不清，并不明确；2.当事人的声明及陈述与其诉讼请求并不相关；3.当事人对其诉讼请求所做声明及陈述并不完整、充足。针对上述缺点，法院便有必要行使诉讼指挥权，以在适当的时候和以适当的方式介入，依职权对辩论主义进行一定的（也往往是必要的）调整。法院的此项权利，便称为阐明权。当在听取辩论时，法院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向当事人发问并指出其陈述自相矛盾、不完全和不明确的地方，并且给予当事人订正和补充的机会，还对所争执的事实促使当事人提出证据。法院的这种权能被称为阐明权或发问权，也有学者称为释明权。

一、释明权的性质

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立法及理论上的用语。

要理解释明权的法律性质就应当结合释明权所产生的理论基础。在诉讼模式理论上，一般认为存在着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和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释明权就是建立在职权主义诉讼制度上的一项制度。

诉讼职权主义体现的是以法官为核心的诉讼模式，因此，关于释明权的法律性质，一般有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即法官权利说。第二种学说，即法官义务说。第三种学说，即法官权利和义务说。这三种学说，在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在发生变化。在法国，释明权被认为是法官的一项权利，故称为法官释明权。在德国，1890年以前，有少数学说认为释明权系训示之规定，而非审判长之义务。审判长不行使释明权时当事人不得据为上诉之理由。其后之学说及判例均认为其为审判长之义务，或认为虽为权利，但同时也为义务。审判长违反此项义务时，当事人得据为上诉之理由。在日本，1890年的日本民事诉讼法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释明权视为法院的一项权力。二战后，在美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以当事人为基调的改革，尽管没有对释明权进行修改，但人们普遍认为，应尽量抑制释明权的行使，法院对释明权持消极态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最高裁判所明确表明，在应当进行释明的时候，法官必须适当地行使释明权。从这个时期起，虽然学说将释明权仍称为释明权，实际上已成为法院的释明义务。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者普遍认为，释明权既是法院的一项权利，又是法院的一项义务。法院如不行使释明权，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关于释明权的性质问题，现在民事诉讼法学者的基本观点趋向一致，即释明权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因为，如果坚持单一释明权是法官的权利，则法官是否行使自己的权利悉听尊便，但立法的本意不是让法官行使自由释明权。如果坚持单一释明权为法官的义务，则法官必须小心谨慎地履行释明诉讼行为，一旦不履行释明义务就被追究法律责任，那么，法官将对释明之行为望而生畏。鉴于释明权为法官单一权利说或者单一义务说都不能解决一些诉讼法理论上的问题，因此，多数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权利和义务。

二、确立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若干思考

2002年4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了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一种法律制度。法官的释明权是法官应尽的一项义务，是诉讼当事人享有的一项权利，但由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对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如何行使释明权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行使释明权时的作法不一，影响了法官客观、公正、公平、中立的行使好释明权这项义务，本文拟就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运用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释明权的基本内涵

释明权源于德语“Aufkaungsreckt”，法官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义务，是一个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生俱来的概念，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人误以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简言之，法官释明权就是使原不明了者变为明了，让当事人将自己不完备的陈述、声明、证据补充完备。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权利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法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或放弃。2、“义务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应当行使的一项诉讼义务，如果法官在应当行使释明的范围内不予行使，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权利义务说”，释明既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1]

现在我国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笔者认为，在我国建释明制度中，应当承认法官拥有释明权，但是这里的“权”不能理解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权能的权，所谓权能是权利和职能的统称，如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对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作出裁决以解决民事争议的权能。法院不但有审理民事案件、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而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有这方面的职权。而释明发生在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是审判权的内容之一。因此，释明权的性质应与审判权的性质是一致的。同时，法官在诉讼中的权能是法定的，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放弃，是法官的诉讼义务。权利则是主体享有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权利主体有可为、可不为的自由，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在我国的释明制度中，对释明权性质的规定，应当明确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而不能理解为法官的诉讼权利。

二、释明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释明是法院的实务领域中的一个极具操作性的问题，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七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释明权行使的不适当、不统一，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有碍司法公正。

释明制度，又称阐明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奉行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法官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就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有关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引导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一种实质诉讼指挥权。释明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弥补民事审判中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可能存在的缺陷，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免受诉讼突袭，并确保当事人获得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对于释明制度的性质，究竟是法官的权利还是义务，各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一、域外释明制度性质的考察

德国在制定1877年民事诉讼法时第一次将释明作为一项制度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将其视为法官的权利。其中，第126条第1项规定:“审判长可以向当事人发问，释明不明确的声明，促使当事人补充陈述不充分的事实，声明证据，进行其他与确定事实关系有必要的陈述。”第2项规定:“审判长可以依职权要求当事人对应当斟酌，并尚存疑点的事项加以注意。”后来，立法委员会在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第130条第1项和第2项中将草案的“可以”改为“应当”，由此说明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而非权利。1999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标题即为“法官的释明义务”。最新修订的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的德国新民事诉讼法把第139条标题中原称的“释明义务”改为“实质的诉讼指挥义务”。①

日本1890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释明的规定直接受到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影响，也将释明视为法官的义务。经1926年日本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释明由原来的义务性规定改为裁量性规定，将释明视为法官的一种权利。但由于新增了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规定，释明被解释为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被美国占领，受到美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加上战败后民事诉讼案件的激增和法官数量不足的限制，使得法官积极释明从客观上变得不太可能。虽然1948年日本在大规模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并未修改有关释明的法条，“但对于释明制度性质的学理解释却发生了变化，认为释明是法院的权能，而并非法院的义务。”②然而不久之后，日本的最高法院转而又将释明视为事实审法院的义务，将对法律的释明称为“法律观点开示义务”。

法国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法兰西人民爱好自由的传统，在大陆法系中是比较彻底实行当事人主义的特例。1906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调整，设立了法官释明制度。如该法典第766条规定:“审前准备程序法官得提请律师对他们可能未加陈述理由作出答复，也可以要求律师提供为解决争议所必要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说明。”以1975年的新民事诉讼法典来看，法国在遵循辩论主义原则的前提下亦承认法官的释明。如该法第8条规定:“法官得要求当事人提供其认为解决争议所必要的事实上的说明。”由此看出，在法国释明权则一直被视为法官的权利。

随着大陆法系释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英美法系也增加了有关释明的规定，使法官更积极的利用释明和从事案件的管理指挥，从而促进诉讼活动的进行。虽然，英美法系没有像大陆法系那样有“释明”的概念，但是，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3款和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第18.1条同样有类似释明的规范。其类似释明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依职权要求当事人明确其请求或陈述。同法国一样，奉行当事人进行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也将释明视为法官的权利。

内容提要：法官释明规则是各国普遍重视的一项重要民事诉讼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并促使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开展诉讼。一方面法官有必要适用释明权实施程序控制，另一方面过度释明会破坏司法中立。因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必须在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之间寻找平衡点。只有一定限度内的依法释明行为才是合理的，这个限度就是“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因此，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规定明确的限度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法官释明制度真正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程序控制司法中立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必要条件。当前，作为法院职权行为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视，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这项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实践的核心。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属性

释明权又称为释明权、阐释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sreckt”。释明权是法官专有的一项职权，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的职权。法官释明权的基础是法院专有的对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和指挥职权，价值在于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法官释明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紧密联系，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近几年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释明制度。尽管各国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与法官必须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掌握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适度性密切联系。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规则。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是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阐明，第8条第2款是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阐明，第35条是法院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阐明。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的基本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如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条款等。

摘要随着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制度改革的讨论,大陆法系传统的释明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针对释明制度这一“舶来品”的历史渊源做出详细分析,以期对我国的释明制度的性质做出新的定位。

关键词释明权阐明权权力权利义务

释明制度,又称阐明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奉行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法官为了明确争议的事实关系,就事实上及法律上的有关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引导当事人诉讼行为的一种实质诉讼指挥权。释明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弥补民事审判中辩论主义和处分主义可能存在的缺陷,平衡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免受诉讼突袭,并确保当事人获得实质上的平等与公正。对于释明制度的性质,究竟是法官的权利还是义务,各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

一、域外释明制度性质的考察

德国在制定1877年民事诉讼法时第一次将释明作为一项制度纳入法律规范之中,并将其视为法官的权利。其中,第126条第1项规定:“审判长可以向当事人发问,释明不明确的声明,促使当事人补充陈述不充分的事实,声明证据,进行其他与确定事实关系有必要的陈述。”第2项规定:“审判长可以依职权要求当事人对应当斟酌,并尚存疑点的事项加以注意。”后来,立法委员会在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第130条第1项和第2项中将草案的“可以”改为“应当”,由此说明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而非权利。1999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标题即为“法官的释明义务”。最新修订的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的德国新民事诉讼法把第139条标题中原称的“释明义务”改为“实质的诉讼指挥义务”。①

日本1890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有关释明的规定直接受到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影响,也将释明视为法官的义务。经1926年日本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释明由原来的义务性规定改为裁量性规定,将释明视为法官的一种权利。但由于新增了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规定,释明被解释为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被美国占领,受到美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加上战败后民事诉讼案件的激增和法官数量不足的限制,使得法官积极释明从客观上变得不太可能。虽然1948年日本在大规模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并未修改有关释明的法条,“但对于释明制度性质的学理解释却发生了变化,认为释明是法院的权能,而并非法院的义务。”②然而不久之后,日本的最高法院转而又将释明视为事实审法院的义务,将对法律的释明称为“法律观点开示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