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范文10篇

试论农业转变

【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全面实施第三步战略，旨在提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追赶发达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适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加速农业转变，提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世界农业发展规律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如日本在60年代，韩国在70年代），基础工作是加速传统农业改造，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转变。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初步认识农业转变理论，依靠创新机制，加速传统农业转变，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1农业转变理论

1.1农业转变理论内涵

农业转变理论源于经济学理论中从总量经济到经济结构变化的理论。

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开创性地发表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著作，人们开始重视三次产业比例变化（产值和就业结构）以及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结构变化）。H.钱纳里将经济结构理论提升为结构转变理论。他于1979年的研究成果《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和1986年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吸收了库兹涅茨关于经济结构理论的内涵，重点研究了低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化问题，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变理论。

领导科学认为，领导是一种行为过程，它是领导为了实现预定的组织目标，运用相应的理论原则、职能、方法，影响、率领、引导组织的成员完成预定任务的活动过程。决策是领导者按照最优化的要求，从若干准备实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通过实施以达到一定目标的活动过程。

从领导与决策的涵义来看，领导与决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领导活动包含着决策过程，决策过程就是领导活动，领导离不开决策，决策也离不开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决策，没有决策也就不可能实现领导目标。因此，决策是领导的基本职能，又是领导素养的集中表现，也是衡量崐领导者领导水平的主要标志。

一、领导工作的首要职能是决策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这就把决策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决策是领导工作的核心，在现代社会中，领导工作的首崐要职能是决策。决策之所以在领导工作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1、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社会各个部门的活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且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变。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的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地出现，这一切都需要领导者审时度势，统观全局，于千头崐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权衡利弊，及时作出有效可行的决策。因此，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把决策的地位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在领导工作中，决策与领导者的其他职能相比处于首要的、核心的地位。领导者的其他职能主要是：建立组织机构、选用人才、激励群众的积极性、日常指挥与管理、对外交往等等。与这些职能相比，决策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因为决策是确定领导者奋斗目标的工作，它规定着领导者的努力方向。如果没有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那么其他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如果决策失误，即在目标错误与方向错误的情况下，其它工作做的越好，问题就越大，损失就越严重。另外，在领导者的其它职能中，也包涵着决策。如建立机构，建立什么样的机构，多大的规模，什么样的运行机制等等都需要决策。再如选用人才，选用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选用，怎样用好等等都需要决策。因此，领导离不开决策，决策是领导工作的首要职能。

公文的含义

公文──就是公务文书。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形成的体式完整、内容系统的各种书面材料，或称文件。

公文的特征

一、有鲜明的政治性。

二、有法定的作者。法定作者，即有依法成立并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组织。

三、有法定的权威和特定的格式。作为机关的喉舌，公文可以代表机关发言代表制发机关的法定权威。因此，制发公文必须统一格式，不能各行其是。

徐光启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科学研究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他是既喜欢科学研究又十分关心世事的科学家。《明史·徐光启传》说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他的学生陈子龙说他“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1）他尽力把自己所掌握了解的科学技术服务现实，使之成为救世的工具。这一点是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如他为了北方边境的安宁，力促利用先进的西方技术铸造大炮御敌。他的荒政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特色。与其他人的荒政思想相较，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既有政策方面的考虑，更有大量具体的救灾方法和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他的荒政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2）但事实上。“预弭”和“有备”都很难实现，徐光启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的重心落在了灾后的救助上。

徐光启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一个对象。他的荒政思想已有一些研究，但多是附于其它内容而有所论及，缺少专篇的论述。如谢仲华的《论徐光启及其<农政全书>》(《农史研究》第二辑1982年3月)、李长年的《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郭文韬的《试论徐光启在农学上的贡献》(《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等，本文试图依据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来全面地分析一下他的荒政思想。

他的巨著《农政全书》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他的荒政思想。《农政全书》从始至终都贯穿着防灾、救灾精神，灾害的阴影始终徘徊在它的周围。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的最大的敌人，永恒的敌人就是各种各样的灾害。徐光启所处的时代尤为如此，“由于政治腐败，宗禄倍增，农业衰微，抗灾救荒成了当务之急。”(3)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用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备荒救灾的问题，共计十八篇，二十五万多字，由此可见他对荒政的重视。

徐光启是作为一个重农主义者来讨论荒政的。《农政全书》是一部以“富国必以本业”为指导思想的著名农书。他“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言之源，国家富强之本。故尝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随时采集，兼之访问，缀而成书。”(4)徐光启认为农业是荒政的根本，是荒政的一切。因此，他在《农政全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的田制、水利、施肥、植树、农器等农业的全部内容。还全文转载了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热情地赞扬了明太祖等皇帝关心农业，重视农业的政策和措施。

一、“预弭为上”

徐光启十分强调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在荒政中的责任。他引用《淮南子》的话：“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逐长，五谷繁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树桑麻，肥硗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枕，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5）皇帝有增加农民的财富，增强农民的抗灾能力的责任。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6）可见，徐光启是主张藏富于民的，反对统治者对农民的过分掠夺。农民的财富多，抗灾的能力也就会相应地增强。

西药中药化，就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从而不仅能为西医使用，也能被中医按中医药理论来使用。

一、中药和西药的概念划分中医药和西医药，在十八世纪以前，是难于区分的，都可称作民间医药或民族医药。十八世纪以后，西方各国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化学、化学工业和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相继形成了现代的西医药学。西医药学，它是由于传入我国以后，相对于原来的中医药学而言的。西药，就是相对于我国的传统药物—中药而言的。这种按起源或地域来源划分中药和西药，在西药刚刚传人我国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在现代，随着我国药物科学研究和制药工业的发展，我国不仅能制造和生产外国人最先制造和生产的药物，同时也研制和生产了很多为我国首创的药物，这些药物再按地域来源划分，称之为西药，显然是不合适了从中药本身来看，随着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也在起着一定的变化和发展。那么，到底何为中药，何为西药呢有的将人工合成的药物称作西药，而树皮草根等天然药物称作中药（或中草药），这种划分，并不确切，因为也有些中药是人工合成的，如砒石即为雄黄（硫化砷）氧化后所得的三氧化二砷（），冰片即是人工合成的龙脑；有的将现代剂型如片剂、针剂等称作西药，传统的丸、散、膏、丹、汤剂等称作中药，这种区分，也不合适，因为西药也有散剂和类似汤剂的合剂等，同时现在有些中药也制成了针剂、片剂等现代剂型；有的将成分结构清楚的药物称作西药，成分结构不清楚的混合物药物称作中药，这种划分也不合适，因为西药的某些格林制剂及一些天然药物如大黄扮等，其成分结构也不完全清楚，而中药也有好多是成分结构清楚的，如冰片（龙脑），砂（氯化铵）等。中药和西药的概念，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应当结合不同的医药学体系来划分：以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术语表示药物的性能和功效，从而能按中医药理论体系来使用的药物，称作中药；以现代科学术语来表示药物的性能和功效，从而能按西医药理论体系来使用的药物，称作西药。据此，即使一些常用中药，若只考虑其西医药理论体系下的性能和功效，并按西药来使用，则亦应称之为西药。同理，若将西药按中医药理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内容，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出它们的中医药理论体系木语所表示的中药特性、功效及使用规律，从而能按中医药理论体系来使用，那么，就成了中药。

二、西药中药化的内容总的来讲，就是使西药学具备中药学的内容，即具备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所表示的药物特性、功效和使用规律，能按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使用。具体内容有：．西药本身的中药特性：中药本身有其特有的药性。尽管对中药药性的范畴，各家看法不一，但比较公认的应包括性味（即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和酸苦甘辛咸）、归经（包括按脏腑归经及经络归经）和升降沉浮。这些内容是中医药学体系对中药本身性能的特殊表示方法，是中药本身所含化合物的功效规律表示，从而成为中医根据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阴阳五行学说和整体辩证论治观点选用药物的基本依据。而上述特性，到目前为止，是西药所不具备的内容。那么西药，尤其是单体化合物的西药，是否同样具备如上特性，应当作为西药中药化研究、总结、归纳的内容。．西药功用和主治的中药表示：中药的功用是针对机体的证而言的，如解表药（单味药）和解表剂（复方），是针对机体的表邪证而起治疗作用，即具解除表邪的功用。机体在大证下又分小证，如同是热证，则有胃热证、肺热证等，而针对小证又有相应功用的中药。至于主治，则是指用中医药学术语所表示的中药治疗效能，如知母可治肺咳骨蒸，黄柏可治阴虚亢热。中药的主治是在功用统帅下而表示的治疗作用的具体化，例如黄连，功用为清心火、燥脾湿、凉血、止泻、厚肠等，主治热病泻痢、心烦、胸痞呕吐、消渴、痈肿疗毒、目疾目赤等。这些用中医药学术语所表示的药物功用和主治，目前西药尚不具备，应当研究。．西药配伍使用规律的中药化研究：药物的配伍使用规律，不论在中药学还是在西药学，都是比较重视的。但在不同体系，各自规律又是不同的。中药在配伍使用时，最突出的是中药学精华之一的复方使用。中医在使用药物时，按中医药学理论，根据机体状况，进行辩证论治，依辩理、立法、组方、选药（即理、法、方、药）的程序，层层深入，步步具体化。在组方选药时，又按君、臣、佐、使的要求来处理，主次分明，方中药物由其内在的规律性构成一个整体，使处方的整体性与机体的整体性相对应，从而更好的发挥治疗作用。西药以复方使用时，其方的整体性往往不如中药复方的整体性那么突出和严谨，通常是按每个西药的独立功效，针对机体的不同病症而应用相应药物，那么西药在配合使用时，是否也有一定的类似中药的复方组成规律是？这也西药中药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药物配伍使用规律，还有另一种内容，即某些药物配合使用时使疗效或毒性有所变化，如中药的七情合和（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以及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十八反、十九畏，同时还有配伍禁忌。西药虽无七情合和、十八反十九畏之说，但在配伍使用中的关系已包括了这方面的内容，如从生物活性考虑，有的药物配合使用可增强疗效或减低毒副作用，称作具有协同作用，有的药物配合使用能减低药效或增强毒付作用，称作具有拮抗作用。有时从物理和化学变化来考虑，如有的药物配合使用，增加溶解度，有利于药物的吸收，有的则产生沉淀，不利吸收；有的配合使用，使稳定性增强，有的则使化合物破坏等。西药在这方面的配合使用规律，比中药研究的深入，亦较准确，因此，在西药中药化时，可保留这方面的内容。．西药制剂的中药化问题：西药制剂，更确切他讲，应称之为现代制剂。现代制剂的中药化，并不是要把现代制剂再改成中药的传统制剂，而是说，涉及到制剂的有关问题，再结合中医药理论进行一定的研究。中药剂型选择，是根据药物性能和临床使用要求而定的。如“元（丸）者，缓也”“汤者，荡也”，就是说，急性病或者是为使药物尽快发挥作用而选用汤剂，慢性病或者为使药物作用缓合、持久而选用丸剂。这只能说大体如此，如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并非“荡也”；三物备急丸等，也并非“缓也”。在古代，由于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中药传统剂型相对于西药剂型或者说现代剂型为少，适用范围也相对较窄，而近展起来的很多药物剂型，更能适合不同药物性能和临床使用要求，如注射剂，它往往起效更诀，又便于昏迷状态病人使用。这些现代的药物剂型，已逐渐应用于中药制剂。这些称之为西药制剂的现代制剂在中药中的应用，也带来了好多新问题的出现。例如中药的苦寒药，中医认为苦寒伤脾胃，能引起纳差（食欲减退）、完谷不化（消化不良）或便溏。这在古代仅能制成口服制剂，似可理解，但如果将苦寒药制成注射剂，采取非胃肠道给药，是否还伤脾胃，就是值得研究的了。．其它：（）西药的颜色、质地、性状等表观特性是否也具中药的特性和功效？按中医药学理论，中药的颜色也表现相应的中药特性和功效，如白入肺、属辛、能燥。也有质地坚硬为重镇之剂的说法等。这些很可能并非完全如此，有些亦可能为中药学的糟粕部分，但有的表观特性还是应给予一定的考察，如物理性状的挥发性等；（）毒性。西药往往因有坚实的实验生物学基础，其毒住可以半数致死量、中毒剂量和具体毒副作用等表示，这比中药的大毒、小毒等表示，是具体而精确的。因此，这部分内容可保留；（）剂量。中药使用时，所用剂量要考虑多种因素，如机体状况一证、配伍药的不同等，从而剂量变化较大，如附子一般用～克，但也有用几十克的，甘草剂量有用．～克的，相差倍。西药剂量往往从考虑浓度，即有效浓度出发，而对机体状况及药物配伍制约考虑不够（近年已开始重视），所以，也应从中医药理论对西药剂量进行研究。

三、西药中药化的基础和基本研究方法西药中药化应包括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从而解决西药能不能中药化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西药能够中药化。不论西药还是中药，它们都是由化合物分子组成，决定着药物的性能和功效。而从这些组成分子的情况来看，不论西药和中药，都有单体化合物和混合物：都有天然产物和人工合成产物：都有成分结构清楚和不清楚的，这就是西药和中药的物质同一性。既然中药具有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术语所表示的特性和功效，那么，西药也应具备。西药和中药的作用对象都是人，用来防治人的疾病，这是西药中药化的生物活性基础，亦可称疗效一致性的基础。现代研究表明，中药可经过现代科学水平的研究，能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术语来表示其性能和功效，可治疗西医药学术语表达的疾病。同样能用来防治人类疾病的西药，亦应可以用中医药学术语表示其中药特性和功效，从而按中医药理论使用。由于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人们发现，一些西药在临床使用中，在有些情况下，按照中医辩证论治中一定的辩证分型疾病才有较好的疗效，或者说表现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例如考的松，人们已从临床注意到，它对肾阳虚病人效果较好，对肾阴虚患者效果不理想，这说明它具有补肾阳的功效。再如阿托品，患者服后表现颜面红赤、热感、口干等，这正是中医药学热性方面的中药特性。这说明，有的西药在广泛临床基础上，已开始暴露某些中药的特性和功效。西医学习中医，是西药中药化研究的人才基础。这些年来，很多西医学习掌握了中医药和西医药两套理论体系，并有临床经验，尤其对西医药更熟习，因此，这部分医药工作者若进行西药中药化研究，那是较方便的。从中医讲，在现代的西药中药化研究中，互相协作，共同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西药中药化的研究方法，要围绕其临床疗效来进行。但科学发展到今天，不论中药和西药都积累了大量资料，因此可选用多种研究方法。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从根本上讲，是由其临床作用归纳出来的作为西药，一般都已经过较充分的药理学和临床学研究，积累了关于功能、主治、适应症；毒副作用、禁忌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因此，将这些结果按中医药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归纳赋与相应的中药特性和功效，是可能的。这在很多中医药文献中均可见到。就拿中药的重要特性——“性味”来看，就是不断在前人临床效用基础上而总结归纳，最后确定的。如（本草衍义）云：“秦艽，《本经》谓之苦平，而《别汞》加以辛及微温，以其主治风寒湿痹，必有温通性质也。然其味本苦，其功用亦治风热，而能通利二便，已非温药本色。后人且以治胃热黄疸烦渴等证，其非温性，更是彰明较著。”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将西药按中药理论体系，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进行深入细致的临床研究，认真观察和总结，从而确证并归纳相应西药的中药特性、功效和使用规律。此种研究，可根据具体药物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地进行，①对目前已被注意到暴露了某些中药特性和功效的西药；先进行临床确证研究，同时有计划地研究、归纳其它方面的中药特性和功效，使其全面中药化；②对从文献研究可归纳出相应中药特性和功效的西药，通过临床确证归纳结果的可靠性，并进一步使其完整：③对如上所指以外的西药要有计划地开始通过临床研究，观察它们的中药特性和功效，为进一步总结归纳提供资料；④在具备中药特性和功效的西药较多的基础上，再研究配伍使用规律等其它中药化内容，以达西药的充分中药化。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最好先重点选择性地进行研究。如可先对已开始暴露中药特性和功效的西药和作为西药使用的中药有效化合物等进行研究；创立符合中医药理论、能反映中药特性和功效的实验生物学模型和指标，进行西药中药化研究。总之，西药中药化，是一件新的工作。它不仅有助于推动中西医结合，亦有助于中西药学的丰富和发展。西药中药化是有光明前途的。

审计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审计理论中,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和审计证据等概念密切相关;在审计实务中,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在制定审计计划、执行审计程序、出具审计报告等阶段必须时时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此对审计风险概念作以下论述,以供参考。

一、审计风险的基本涵义

关于审计风险的涵义,目前国内外审计职业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国际审计准则第25号《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对实质上误报的财务资料可能提供不适当意见的风险。”《美国审计准则说明》第47号认为:“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无意地对含有重要错报的财务报表没有适当修正审计意见的风险。”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则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以上三个定义,虽然对误报的界定范围有所不同,如国际审计准则界定为“实质上”,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界定为“重大”,而美国审计准则界定为“无意”行为,而非有意为之;但是对审计风险基本涵义的表述是一致的,即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对存有重大错报和漏报的财务报表,审计后却认为该重大错报和漏报并不存在从而发表与事实不符的审计意见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审计风险由两方面风险构成:一方面是财务报表本身存在重大错报和漏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审计人员审计后表示该报表并不存在重大错报和漏报的风险。也就是说,审计风险是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努力的结合:客观存在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调节,但主观努力又受成本效益原则的约束,因而审计风险具有下面三种具体表现形式。

二、审计风险的三种形式

1．评估审计风险。评估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接受某审计项目后,在初步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采用一定的审计手段,所评估的该项目可能存在的审计风险。评估审计风险主要与被审计单位本身的各方面情况有关。被审计单位的规模越大、经营性质越复杂、内部控制越弱、管理当局的可信赖程度越低,则评估审计风险也就越高。评估审计风险是导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错报和漏报的可能性,是客观的存在,它不受审计人员的影响和控制。

2．可接受审计风险。可接受审计风险是指审计项目完成后,审计人员或会计师事务所准备承担或可以接受的审计风险。可接受审计风险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控制:①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越强,可接受审计风险也就可以越高。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承受能力则主要取决于事务所的规模、经济实力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能力等。②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使用者的情况: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使用者素质越高、范围越广,对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利用程度越高,可接受审计风险就越低。③行业之间的竞争情况: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可接受审计风险也就越低。可接受审计风险是审计人员或会计师事务所主观确定的,其与评估审计风险的差异,即为需要主观努力的程度,是决定审计项目取舍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随着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增长，以及这类犯罪自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组织性或破坏性，卧底侦查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受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其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侦查手段，能够有效地瓦解犯罪组织，侦破犯罪。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也层出不穷，比如贩毒、行贿、洗钱、伪造货币、组织、网络犯罪等，因其隐蔽性极高、组织性强以及所具备的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诱惑侦查也就应运而生了。目前，我国法律对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都缺乏相关的规定，因此学界正在努力地探索相关的法律规制。但是，当前的学理研究绝大多数单纯地谈论卧底侦查或者单纯地论述诱惑侦查。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侦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形，需要运用各种办案智慧和技巧，这使得在现实的侦查方法中可能有一些侦查手段或侦查谋略既可以被当做卧底侦查的范畴来研究，也可以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于是便产生了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所谓“交叉现象”是指在某侦查过程中的一些情形既可以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也可以归入诱惑侦查的范畴。学界对此类现象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而且同样的一个侦查案例在有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卧底侦查来研究，在另一些学术文章中被当做诱惑侦查来研究。以常见的案件为例，在办案过程中侦查人员伪装成购买者，假意购买，去接近犯罪分子，从而了解犯罪分子的贩毒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等情况，最终将其一网打尽，人赃并获。有学者认为此情形属于卧底侦查的一种，是公安机关的隐蔽性侦查力量主动去“贴靠”犯罪分子，属内线侦查。[1]另有学者将这种情形界定为诱惑侦查，因为公安机关在此种情形中设置了诱饵，使用了“诈术”。[2]笔者试图对此类“交叉现象”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由此类“交叉现象”引起的学理问题，以供探讨。一、传统的概念定位(一)卧底侦查的概念卧底侦查是指经过特别挑选的侦查人员以隐蔽其本来身份的方式，长期潜伏于所欲调查的犯罪组织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暗中收集犯罪证据或情报的一种侦查方式。通俗来讲“，卧底侦查是侦查工作中的一种形式，即在侦查集团性犯罪过程中，侦查人员以其他身份为掩护，打入犯罪分子内部，赢得信任进而查清犯罪活动的内幕，以便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一种侦查活动形式”。[3](二)诱惑侦查的概念诱惑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实施某种行为将会给行为人带来利益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或结果发生后将其拘捕的特殊侦查手段。此类侦查手段多运用于38“无明显被害人”的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可以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所谓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在采取诱捕侦查行为时侦查人员实施了主动行为或者积极行为，诱使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这种诱惑侦查中，并不存在有犯罪倾向的嫌疑人，侦查人员的行为在整个案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实质上与教唆或鼓励无犯罪意图的无辜者犯罪无异。目前，世界各国都对此种侦查手段持否定的态度。所谓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指的是国家侦查机关针对已有犯罪意图的人，为获得对其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实施犯罪行为，当其真的被诱惑而实施了犯罪行为时，立即被抓获并将受到刑事制裁。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从而避免了引诱无辜者犯罪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对此种诱惑侦查并没有禁止，而是允许侦查人员充分发挥自己的办案智慧，侦破具有较大社会危险性的案件。二、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一)“交叉现象”的含义这里的“交叉”一词对应的英文应当理解为“overlap”，意为“重叠部分，相同部分”，好比两个相交圆的重合交叉部分，该部分既构成了其中一个圆的一部分，也是另一个圆的一部分。不能将此处的“交叉”与“交叉询问”（cross-exmination）中的“cross”等同起来，“cross”更多地表示两条直线的相交。“交叉现象”指的是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重叠或重合现象。由于刑事案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千姿百态，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启发办案智慧。相应地，各种各样的办案技巧层出不穷。所以，有些办案技巧既可以纳入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中，也可以纳入诱惑侦查的研究领域中，这就是所谓的卧底侦查与诱惑侦查的“交叉现象”。(二“)交叉现象”的典型情形所谓典型情形，是指此类情形最符合交叉现象的概念表达和特征表述。此类情形在概念表达上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作出或此或彼的判断。由于学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极少，而且未见有任何相关概念的提出或者相关含义的阐述，只能以虚拟的例子加以说明，并试图初步提出一些概念性的表述。下面以犯罪为例。第一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以该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与乙犯罪组织中真正的犯罪成员B进行个人交易。B之所以愿意与A进行交易，是因为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如若不然，B决不会与A进行交易。在整个过程中，A秘密地将有关交易的各种细节情况提前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得以顺利地在交易过程中将A和B同时抓获，人赃并获，B被绳之以法，受到制裁,A继续在甲犯罪组织中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在这个情形中，B能够被抓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A所具有的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因为A若是以普通的民众身份与B商谈交易，那么B会非常怀疑A的来历，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B会拒绝交易，甚至不再和A有任何的接触。本案中，A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身份，B就会因为A是自己的“同类”，而更加放心地与他交易。二是A对B进行引诱，表达购买的愿望。三是A将交易的相关具体信息事先通知了外围的侦查人员。如果A不具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那么交易将不会发生;如果A没有对B进行诱惑，那么交易也不会发生。因此，很难将此情形单纯地归入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因为A借用了卧底和诱惑两种手段。[1][2][][]有读者可能会认为，既然A是卧底侦查人员，那么他与B进行的交易就应该是卧底侦查的一部分，是在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因此应当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来研究。但是，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具有内线性，须打入犯罪组织内部，此情形中A只具有甲犯罪组织的卧底身份，并没有打入乙犯罪组织内部，他和B进行交易也不是预先设定的卧底任务之一，所以很难将A称为乙犯罪组织内部的卧底，因此不能盲目地将此情形归入卧底侦查的范畴。与此同时，若A没有甲犯罪组织成员的卧底身份，交易不会发生，抓捕行动也无法开展。第二种情形:甲犯罪组织中有一名卧底侦查人员A，潜伏多年并取得犯罪组织成员的信任。A得知甲犯罪组织有一批急于出售，于是将此信息传递给外围的侦查人员。侦查机关迅速部署，安排侦查人员B等人伪装成购买的人，引诱甲犯罪组织贩卖，最后在交易当场将甲犯罪组织成员一网打尽。在此情形中，一方面，A明显借助了“卧底身份”，了解内部情报并将其传递出去，具备了卧底侦查概念的各方面属性;另一方面，B等人的行动也明显符合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概念描述。那么此情形究竟属于卧底侦查的研究范畴还是属于诱惑侦查的研究范畴呢？有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将A的行动部分，即了解犯罪并将其传递出去——定位为卧底侦查;将B等人的引诱行动及其后的抓捕行动定位为诱惑侦查。表面上看，这样的观点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这种观点硬生生地将A和B等人的行动割裂开来，分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似有不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卧底行动和诱惑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有机的整体:没有前期的卧底行动，根本不可能有后期的诱惑行动，更谈不上抓获;没有后期的诱惑行动，卧底行动的价值难以体现。三、“交叉现象”引发的思考(一)关于概念重构困境的思考前述的传统概念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共识，但是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使得传统的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界定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交叉现象”既可以适用于传统的卧底侦查的概念，又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诱惑侦查的概念。“交叉现象”的存在给概念重构带来了困境:究竟是通过解释学的路径重新界定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使“交叉现象”可以归类到卧底侦查或者诱惑侦查的定义中；还是另辟蹊径，提出一个专门界定“交叉现象”的新概念？这需要学界进一步地探讨和努力。(二)关于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关系的思考有学者在进行相关论述时，将诱惑侦查看做卧底侦查的一种侦查手段，即诱惑侦查包含于卧底侦查中。[4]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毕竟在针对的案件和实施方式上，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卧底侦查的概念涵盖诱惑侦查的概念，或者相反，都不能让人满意。一概念要涵盖另一概念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二者具有相同的属性，只是在概念的外延上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概念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属性，因此要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包含关系，实在有些牵强。在探讨二者的关系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不同对待。(三)关于法律规制的思考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尽管在侦破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案件方面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缺乏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的相关规定,并且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可能被滥用，侵犯人权，学术界非常关注对二者的法律规制“。在排除外界干扰的前提下，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从决定到执行、从实质要件到程序要件对各种侦查行为作出明确限定。即使由于侦查本身的固有特点要求必须给予侦查机关甚至具体负责侦查的官员个人以相对的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权力的行使也不能完全脱离法律的约束。”[5]由于“交叉现象”的存在，学界在探讨法律规制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交叉现象”的法律规制问题。

【内容摘要】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尽管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为建立完整的学术对话机制，本文首先对学界不同的公共政策观进行了独特的梳理，进而通过对公共问题解决途径的分析，得出结论：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政府通过对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在减少主观差距和减少客观差距之间做出选择，进而及时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政策既可能直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减少客观差距，包括对公共利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可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仅仅通过降低或转移公众的期望值来减少其主观差距，缓和其不满情绪。

【关键词】

公共政策；价值；利益；分配；公共问题

【作者简介】

黄仁宗，男，山东菏泽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E-mail：hrz2001@Tel:010-62762849。地址：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47#2102室（100871）。著作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

摘要：文章通过对模糊语言的理解、模糊语言在语言运用中的作用、使用模糊语言的要求等几个问题的论述，说明在语言交际的过程中，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用绝对精确的语言是不现实的，也是不需要的，更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模糊；语言；交际；艺术

1.怎样理解模糊语言

模糊，本是自然界中物体类别之间的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导致了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情态的不确定性。的确，世界上的有些事物和现象是确定的，像“桌子”“水”“雨”等等，而另有一些事物和现象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像“美貌”“高个子”“不很年轻”等等。汉语中不管是表述主体对象的，还是表述客体事物的词，带有模糊特性的俯拾皆是，例如，概说词：几个人、六十上下、不知看了多少小时等；时间副词：刚、马上、永远、曾经、暂且等；时间名词：黄昏、拂晓、现在、过去等。最典型的模糊词是程度副词：最、非常、格外、更加、略微等。这类程度副词还有一种特别的功能，即用这些词来修饰形容词，就调整了原形容词的肯定程度，使原形容词的模糊程度降低，例如，“高”，说成“极高”“最高”“相当高”等就增加了高的高度。若说“略高”“比较高”等就减弱了高的程度。总之，它们使高的高度更加明确，也就是说“高”的模糊性有所降低。所以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

2.模糊语言在语言运用中的作用

2．1模糊语言可以使语言形式丰富多彩语言运用中如果一味注意语言信息传递的精确性，忽略甚至要消除词语的模糊性，就会使语言变得单一而乏味，这不能达到我们交际的目的，人们的信息传递也很难进行下去。语言运用的事实的确如此。试想，如果人们语言没有了模糊语，那么许多说法都将在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比如，时间模糊语“等一会儿”“过两天”“赶快”“不太急”“大约五分钟”等等。而下例的语言运用形式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1）“你的书我家附近书店就有，下午我买好立马给你送来。”（2）甲：“来，大娘，我帮您拿包吧。”乙：“这包不太重，你赶快先走吧。”但是倘若将上述两段口语中的模糊语言去掉，换成非常精确的词语，便成了下面的语言面貌了：（1）“你要的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概念作文大全》，离我家直线距离123公尺的书店就有，下午3点10分50秒我买好，3点20分30秒我给你送来。”（2）甲：“这包东西刚3斤5两2钱，不重，你以每分钟8米的速度先走吧！”显然，这里只用精确词语的话语是那样的乏味，简直像数理概念般的单调！当然，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有的。而改用看似模糊的词语，不仅可以达到交际目的，而且可以使语言形式生动活泼，富于变化，给交际的主客体以无限丰富的联想语义。2．2模糊语言的使用给说话人以回旋余地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女富翁林内特被暗杀了，比利时侦探家波勒负责侦探此案，当他调查林内特的女仆路易丝时，由于当着凶手的面，路易丝是这样回答的：“假如我睡不着觉，假如我在甲板上，也许我会看见那个凶手进出我太太的客舱。”这是在运用典型的模糊词语，这样回答的结果是即不直接暴露自己，又向侦探暗示自己是知情者，波勒正是根据这一串模糊语言将案情侦破的。可见，适时地运用模糊语言还可以有效地保护自己。2．3模糊语言的使用能给人们的交际带来便利试想，如果没有了模糊语言，人们提及任何一个话题时都必须丁是丁、卯是卯的，分毫不差，比如不说“大部分”“小部分”，而说98%；不说“有时”“矮矮的”，而说“一小时中有多少分多少秒……”“1公尺3公分”，那么人们就需要时时拿着计算器，拿着表，拿着尺子来计算、来测量，这将给人们的语言活动套上一个令人生厌的枷锁！平时，你要求别人到办公室找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你只要给出特征就行了，例如，找一个青年人（这个特征不很明显）；男性（不是女性，这就把办公室中的人缩小了不小的范围）；身材高大（这又将个子矮小的排除了）；有点胡须（将没胡子的排除去了）；小平头（将光头的、蓄长发的、中分头的排除了）。应当说，你发出的这些语言信息全是模糊的、不精确的，但任何人都能不怎么困难地把要找的这个人从众多的人群中找出来。倘若你换成：找一个25岁零8个月14天3小时的男性，身高1.76米，体重67.52公斤，腰围95厘米，鼻高2厘米，耳长7厘米，脸上87%没胡须，13%有胡须，人们则很难找到这个人了。因为你以此信息去找这个人，倒反而遇上了不小的麻烦。首先，你要把办公室中的男性都问清楚出生年、月、日、时，量一遍身高、体重，测量一下脸上的胡须，仅这三项就没有可能，况且也不需要。也就是说，要在办公室找这么一个人，宁肯按模糊语言去找也不能按照精确语言去找。2．4模糊语言的使用可以避免语言生硬适当地使用模糊语言是语言委婉化的一种有效方式，它可以调节人际关系，活跃场面。比方你的一位同事刚刚烫了发从美发店出来，迎面碰上你，兴冲冲地问：“怎么样，这发型漂亮吗？”你一看，不怎么样，但你说了一句：“还可以。”这“还可以”中就蕴含了“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比“不怎么样”要委婉含蓄得多。对方听了，虽然听出你对她的发型不甚欣赏，却也不至于太沮丧。再比方在内心深处赞成某一行为或观点，但在一定场合下又不宜或不便直截了当地表示赞同，这时，若需要你对此表态，你就可以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或“它有一定的可行性”。由于模糊语言都包含着复杂的语义，其间也都具有细微的差别，从实质上看又都有一定的否定语义，但由于用了模糊语言且从肯定方面去说，因而使对方易于接受。请求别人在某一事情上帮助你，这一事情虽然很具体，比如评职称、提拔重用、为孩子分一个好班级等等，但不说“请您投我赞成票”“请您提拔我”“请把孩子分到一个很负责的班主任班上”，而说“请多关照”。由于有具体语境相帮，“请多关照”的意思看上似模糊，其实明白得很。

一、J·M·克拉克的有效竞争概念及其发展

“有效竞争”(workablecompetition)是由美国经济学家J·M·克拉克(J.M.Clark)针对完全竞争概念的非现实性而提出来的[1](P241-256)。克拉克认为，虽然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和精心阐述，但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应用的最大意义在于可以作为人们分析问题的出发点或判别是非的行为标准。在克拉克看来，只要完全竞争的一个条件不具备，则合乎情理地会出现另外的条件也不具备的情形（注：乔治·施蒂格勒曾针对这个论点举了个十分贴切的例子，假定某个行业的人员具有快速流动性，但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便会往返在两个城市之间寻找工作，这就使工资水平均等的人员流动量始终处于饱和状态。但如果劳动力的流动性小一些，这个超越均衡的倾向就会得到纠正。（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1987年，中译本1992年，第581页）。这个问题后来形成为“次优”(secondbest)理论。[2]

由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竞争的多样性。例如各个产业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在不同阶段的竞争特性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克拉克认为，竞争的多样性来自于产品的同质性或非同质性、生产者的数量及其规模结构、价格制定的方式、交易的方式、市场信息传递的特征和手段、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地理分布、产出控制的时间特征、工厂或企业规模的差异导致的成本变动、短期产出波动引起的成本变动、生产能力的可伸缩性等十个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克拉克给出了两个大类的市场竞争类型：(1)纯粹或严格的竞争；(2)修改的、中性的或混合竞争，如垄断性竞争。纯粹或严格竞争又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纯粹竞争，前者即我们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后者与前者的区别在于生产要素缺乏完全的流动性，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且在按成本定价时的市场需求小于既存的生产能力。混合竞争分为同质产品的寡头竞争和产品不同质的垄断性竞争两种，前者其最重要的情况是市场可自由进入但退出需要付出成本，后者单个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但富有弹性，竞争要素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差异化的产品特性对于自由的模仿者是公开的。

“有效竞争”概念的实质在于，它确信“需求与成本的长期曲线不仅较之短期曲线平缓，也比人们通常用图表表述的要更为平缓”。克拉克强调，完全的垄断在现实中很难找到，而与完全竞争所定义的可以自由进入、不存在生产要素专用性和不可恢复的淹没成本的产业，可能会面临极其严酷的破坏性竞争。克拉克的结论是，虽然极端的产品差异性可能会导致垄断的倾向，但存在产品适度差异，特别是具有紧密替代关系和较多知识技术含量产品推动的竞争，可能是更为可行和有效率的。

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各个产业竞争有效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评价（通常在博士论文中）。产业组织结构主义大师爱德华·梅森(EdwardMason)将有关有效竞争的定义和实现有效竞争的条件的论述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寻求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形成这种市场结构的条件，被称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基准”；另一种是从竞争可望得到的效果出发，寻求竞争的有效性，称为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

根据梅森的归纳，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真准”大致包括：市场上存在相当多的卖者和买者；任何卖者和买者所占的市场份额都不足于控制市场；卖者集团和买者集团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新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出现。“市场效果基准”包括：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当生产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价格能自动向下调整；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但不一定在成本最低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持续性的设备过剩；不存在销售活动中的资源浪费现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