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贸易范文10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面向21世纪，世界贸易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为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下面就世界贸易发展趋势，我国化工对外贸易的现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应采取的对策谈几点看法。

1.世界贸易发展趋势

1.1科技进步带动世界贸易持续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知识经济的到来，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在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际贸易也不例外正受到知识经济的巨大冲击。现行的许多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规则将被打破，新的理论和规则正在形成。交易关系的多变化、交易商品的无形化、交易载体的电子化正在形成。这将大大地促进世界贸易的持续增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近100倍。1997年世界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强。据世界银行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经济的增长，未来10年，世界商品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可达6％。201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0万亿美元。

1.2经济全球化

人类在经历了痛苦的交往之后，终于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在进21世纪之际，世界科技正突飞猛进地发展，为人类实现全球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在日益力。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之外来寻求生存和发展。这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的实现，将促使资本、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消费在世界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可以达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是人类的最佳选择。经济全球化将有力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融合和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进程中，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将发挥技术、贸易和投资的综合优势，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WTO、保障措施

引言

“WTO允许采取保障措施吗？”这看上去是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但本文的考察表明，答案并不那么简单。从WTO的规定和各国的做法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从WTO过去的案例看，一个非常技术性的要件使得“合法”使用保障措施几乎不可能。

本文从三个方面试图对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回答。首先是说明WTO协议明确允许采取保障措施，

并且很多国家都在采取这种措施。然后揭示了一个事实，即过去采取保障措施的所有国家在WTO中都败诉了，而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证明进口增加与国内产业严重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没有将“其他因素”与进口增加所造成的损害区别开来。本文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WTO上诉机构所确立的这种确定因果关系的严格要求实际上是否能够被满足？由于在WTO过去的判例中找不到答案，所以本文在第三部分建议应放松这一要件，使其可以实现。但本文同意保障措施是一种特殊的措施，应当有比较严格的纪律，因此本文在结论部分建议各国慎用这种措施。

一、WTO的规定与各国的实践：保障措施是允许的

【内容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实施WTO协议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我国应以并入方式将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WTO协议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应是低于宪法而与法律同等。借鉴欧共体的做法，我国应在通常情况下不承认WTO协议的直接效力，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有所例外，对DSB裁决则应拒绝其直接效力。

【关键词】WTO协议融入方式法律位阶直接效力DSB裁决

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后，实施WTO协议便成为了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同时，它也应成为引起我国国际法学界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实施WTO协议的过程中，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其法律位阶以及WTO协议与DSB裁决的直接效力问题，尤应引起重视。

一、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严格地说，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但是，由于WTO协议是国际条约，WTO法的解释完全根据国际公法上被普遍接受的条约解释原则或惯例，因此，处理WTO协议与成员方域内法的关系，原则上适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则。1因此，WTO协议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条约融入我国法律体系的方式问题。

国际条约融入国内法律体系主要有转化（transformation）和并入（adoption）两种方式。无论是转化还是并入，都是从立法层面来讲的，即一国的立法机关采取何种方式使国际条约在国内法层面取得约束力。一项国际条约在经过缔结、加入、批准等程序之后，首先取得在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只有经过转化或者并入，融入成员国法律体系之后，它才具有了在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对一项国际条约来说，无论是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还是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都必不可少。因此，WTO协议经我国加入、批准，对我国来说，它已取得国际法层面的约束力；它以何种方式取得国内法层面的约束力，是转化还是并入，抑或其他方式？这一问题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文摘要：伴随着人本主义的思想逐渐成熟的贸易意识是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前提条件，而早期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了国内市场，开拓了国际市场，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进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本国工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论文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摘要：伴随着人本主义的思想逐渐成熟的贸易意识是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前提条件，而早期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发展了国内市场，开拓了国际市场，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进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时，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本国工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关键词：贸易意识；国际贸易；远程贸易

贸易意识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观念，束缚与妨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贸易意识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冲击之后才逐渐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中心是贬低和否定现实世界与人的价值，贸易的本质在于实现现实的价值，所以说资产阶级为适应自身的发展，必须批判陈旧的封建观念，树立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观念。解放自身就必然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就涉及到此间发生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两次“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关于“世界的发现与人的发现”的革命。…它以文学和艺术的形式打破以神和死后生活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表现了以人和现实世界为中心的思想，歌颂了人的伟大、智慧和能力，以及现实世界的美好和重要，把人的思考和理性从神转移到人自身，从死后转向现实的物质世界，有力地打击了传统的封建的人生价值观和财富观。

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是人文主义思想在宗教领域的运用与发展，从教会内部破除了封建的旧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题的新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加尔文教主张，在上帝的旨意下，要想发财致富，就要漂洋过海，开拓殖民贸易，经营工商业，从中牟取暴利，建立正教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推行民主制度，为有产者谋利是每一个教徒应走的途径。所以，西欧人们的思想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走上致富的道路就要对外和发展贸易。这种教义的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本文仅以荷兰和英国的国内国际情况来分析其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贸易意识的影响下走上国际贸易和远程贸易途径的。

摘要]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把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随着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作品研究的深入，这种笼统的分期已经不利于深化重商主义的研究。根据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内容和演变轨迹，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雏形时期、成熟时期、完善时期。

[关键词]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分期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把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又被称为重金主义，晚期的思想又被称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平衡理论。雅格布·维纳对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思想的区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这种把重商主义思想划分为两个时期的做法是建立在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思想研究缺失的基础上的，赫克歇尔在其两卷本的巨著《重商主义》中，虽然把重商主义的时间段定位在中世纪到自由放任时代之间，但赫克歇尔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到1714年为止，没有对以后的重商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如果能对这一时段进行研究，会取得富有成效的成果。随着近年来对18世纪上半期重商主义作品研究的深入，这种笼统粗略的分期已经不利于深化对重商主义的认识。

英国重商主义时代大体上从1500年至1750年，横跨两个半世纪。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内，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分期，细化研究，就不能把握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演进的阶段性变化。把重商主义思想历时性地放在历史时间尺度内，就会看到，其演变经历了三个时期，雏形时期、成熟时期、完善时期，反映了重商主义对经济现象的把握不断深入，对经济语言的运用不断成熟的过程。

一、雏形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1500年到17世纪20年代前，重商主义思想处于初期阶段。为了应对社会转型初期的混乱经济社会秩序，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推进市场化的进程，重商主义者从思想上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但此时的重商主义思想还比较粗糙，有时还同政策建议混同在一起。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一、国际贸易理论介绍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摘要]作为欧洲、西亚、北非之间的一个超大型湖泊，地中海在古代的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经济方面，它一直是东西方商贸联系以及其延安个民族经济联系的纽带。古罗马统一进程结束后，由于它成了帝国的“内湖”，地位更加重要，它成了帝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但当历史进入中世纪，蛮族入侵颠覆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地中海似乎也触摸到了西欧发生变化的脉息，以其为载体的贸易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就试图以当时整个欧洲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为背景宏观地分析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兴衰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地中海贸易中世纪西欧经济

我们首先简述一下在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变迁的情况。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整个欧洲进入中世纪。在整个中世纪，地中海贸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从5世纪后期到8世纪，地中海上商贸仍旧比较活跃，但整体上呈衰落趋势，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趋势越加剧，这种衰落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第二个阶段从8世纪开始，这种贸易基本上处于沉默即不活跃状态，销声匿迹的状态持续到11世纪。第三个阶段是从11世纪开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贸则又活跃起来，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个阶段，即58世纪地中海商贸情况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资料匮乏的局限。但还是有很多证据可以利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当时叙利亚人的航海业活跃于西方各港与埃及、小亚细亚各港之间；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这个时期各日耳曼王国继续使用罗马金币孛里达[1]p1。这些证据都说明了尽管欧洲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地中海商贸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顿了下来，在中世纪前期以地中海为载体的贸易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活跃性。但这里要考虑的是这种贸易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是加强了，还是减弱了？

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作为佐证，但我们若想到这个时期欧洲发生多次多次蛮族入侵以及战乱，其对整个欧洲经济及商贸带来的必然是相当消极的结果。因此这个时期地中海商贸的发展与罗马帝国时期相比，应该是总体下降的，所以说这一时期地中海贸易从整体上呈衰落趋势。

下面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来详尽地分析第一个阶段地中海商贸情况的变迁。从5世纪初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组成的松散联盟大举入侵罗马帝国开始，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的浪潮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这一浪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与汪达尔人，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一阶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诗式的。远距离的征服活动使他们各自所建王国距出发地过于遥远，另外再加上他们人数较少（相对于占领地臣民），因此他们往往在征服地实行“客户”制度和相对聚居的形式。“客户”制度其实是一种与当地拉丁奴隶主阶级的妥协。例如勃艮第人“客户”接受大地产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二、奴隶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农场地产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对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们对既有经济制度的破坏力。在第一次迁移过程到6世纪中叶基本结束时，在整个西欧，原有的拉丁奴隶主和新来的日耳曼首领共同组成了一个消费人群，这个消费人群的数量及消费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却依然存在。而当时的东南欧仍为东罗马帝国统治，其经济规模虽比不上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但也能大致维持。这也就是5世纪到6世纪中叶地中海商贸仍然保持活跃的最根本原因。从6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则是法兰克墨洛温王朝以及伦巴第人对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英格兰的入侵时期。这属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这一时期，法兰克人先声夺人，完成了对整个法兰西和现代德国一部分的征服，伦巴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则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对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征服。这一阶段入侵的特点是蚕食式的、渗透式的。这种扩张使蛮族王国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就相当稳固，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第二次迁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对第一次迁徙者所采取的妥协式方法－－“客户法”制度的否定。这一次他们对旧的经济制度作了颠覆性的变革，他们几乎接收了原有统治阶级的全部地产，并对之按自己民族的传统进行再分配。正是在这一时期，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在法兰西广泛而牢固的建立起来了。随之到8世纪初伦巴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逐渐完成了征服和农村公社化的过程，而曾经实行妥协政策的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灭，使得这一农村公社化运动在除去东罗马帝国所统治的一小片区域在几乎整个欧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还占领了整个北非以及西亚，这就造成了原来地中海贸易所仰赖的消费人群几乎完全萎缩。与这一阶段的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迁相对应，地中海贸易经历了从6世纪后半期开始表现为持续的加速的衰落过程，到8世纪初则基本陷入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