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范文10篇

世界文学的形成，实质上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建构了一种普遍联系的关系。世界文学存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中，没有民族文学也就没有世界文学，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化的历史。每个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学相互交往，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大家所希望的相互依赖、平等共存的文学共同体的出现。大家看到的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等的交流，民族的经济强势必然赋予该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以交流与对话的强势和优越感。如果在交流与对话之中出现了一方强势话语，交流与对话就极有可能异化为一种不平等的赋予和倾听。民族文学的个体性与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在相互关系上的实际状况依然无法抹去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个性，这是第三世界各民族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以胸怀宽广的对外交流才能给民族的文学注入永远创新的强劲活力。

一、“世界文学”的提出

文学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世界文学作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代现象，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的形成是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学或文化形成的前提与条件。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轰鸣引发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场的时候，各国文化之间先前的联系和交流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说的各国文学或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化的时代。“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由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提出来的，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是歌德留给我们的文学名著，而《论德国建筑艺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评述温克尔曼》、《与爱克曼的谈话录》等著述则体现了歌德的文艺和美学思想。而要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必须首先了解歌德对建设德意志民族文学的不懈努力和深入思考。歌德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各民族纷纷统一，而德意志民族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时期。在德国内部，从启蒙主义者（如莱辛、高特雪特等）开始，有识之士都在追求德意志民族在近代意义（语言、地域、政体、宗教、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统一）上的真正形成，力求实现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主要民族那样的统一和强盛。但实际上，受经济落后、连年战争、宗教对立、市民阶级庸俗软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德意志在经济、政治、宗教上的统一是困难重重。而新古典主义在17世纪的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的近代民族的形成和统一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成为德意志启蒙主义运动者关注和仿效的一个中心，因而从文化上尤其是文学艺术上为形成和统一近代民族的努力就成为德意志启蒙主义运动的最主要内容。

在这场运动中，歌德深受莱辛的思想影响，他在回忆录《诗与真》中曾经把莱辛的《拉奥孔》等著作中的启蒙主义思想比喻为“像电光一样照亮了我们”。也正是这种时代任务和启蒙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使得歌德始终将建设德意志民族文学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在他担任魏玛公国的宫廷大臣以后，他将这一使命感付诸于实践。而到了1786—1788年和1790年两度游历意大利之后，歌德回到魏玛后辞去了一些宫廷要职，仅仅担任艺术科学事务总监，并于1791年任魏玛宫廷剧院的领导。从1794—1805年歌德与另一位德国美学家席勒的合作历程来看，建设一座民族的剧院，继承莱辛在汉堡民族剧院未竟的统一民族的事业，成为这两位伟大美学家共同的理想。在将这一理想付诸现实的历程之中，文学与民族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歌德关注并深入思考的主要美学问题。歌德在刊于1795年5月号《时代女神》上的《文学上的暴力主义》（又译为《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中，针对当时一位名叫耶尼斯的人所写的《德国人的散文和辩才》中所鼓吹的“德国人缺乏卓越的古典散文作品”的论调进行了驳斥，集中论述了民族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歌德这样写道：何时何地才能产生民族古典作家呢？他需要具备下列条件：他能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中看到伟大事业及其结果形成幸运而有意义的统一体；他并不感到自己同胞们的思想缺乏伟大性，情感缺乏深度，行动缺乏坚强性与一贯性；他为民族精神所渗透，通过内蕴的才赋，感到自己能够同过去和现在的事物发生共鸣；他的民族处在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他自己的培养变得容易；他能收集到许多材料，能得到前人已完成的或未完成的试验，能看到许许多多外界的和内在的情况汇合在一起，使他不必付出昂贵的学费就能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预见到一项伟大的工作，加以安排，并在某种意义上予以实行。……每一个人，包括最伟大的天才在内，都在某些方面受到时代的束缚，正如在另一些方面得到时代的优惠一样。一个杰出的民族作家，只能求之于民族。[1]91-92歌德以一个文学家、美学家对养育自己土地的挚爱之情，全面分析了民族作家产生的必备条件：第一，民族在历史上有伟大的、有影响的事件。此为历史条件；第二，民族成员思想具有伟大性，情感具有深度，行动坚强一贯。此为人员条件；第三，作家为民族精神所渗透，并融贯古今。此为精神条件；第四，民族的文化水平高。此为文化条件；第五，丰厚的民族生活经验积累。此为传承条件。这些条件概括起来就是歌德的一句话——“一个杰出的民族作家，只能求之于民族”。任何文学都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文学，离开了民族的滋养就没有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而最值得重视的是，歌德并不是一个视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视野宽广、具有世界胸怀的文学家、美学家。歌德曾经指出：“并不存在爱国主义艺术和爱国主义科学这种东西。艺术和科学，跟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属于整个世界。只有在跟同时代人自由地和全面地交流思想时，在经常向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说教的情况下，它们才能得到不断的发展。”[2]84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世界胸怀，使得歌德很早就敏锐地预言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降临。1825年1月18日，歌德的一段论述，可以视为他的世界文学观念产生的内在依据——“世界总是永远一样的，一些情境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末，某个诗人做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生活的情境可以相同，为什么诗的情境就不可以相同呢？”[3]55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产生来源于世界的共通性、民族生活的相通性、人类情感的共同性、生活情境的共通性，这些现实的共通性使得不同民族的诗人有可能创作出情境相同的诗作。

19世纪前期，歌德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学，陆续出版了《东西方合集》（1819年）、《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30年），他强调东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歌德是第一位正式以德文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学者，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其秘书艾克曼的谈话中，首先称赞中国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然后首次使用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写下了这样一段文论史上的著名文字：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诗随时随地由成百上千的诗人创作出来。这个诗人比那个诗人写得好一点，在水面上浮游得久一点，不过如此罢了。……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说，诗的才能并不那样稀罕，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模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3]113-114这是一段天才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蕴涵了丰富美学思想的文字！歌德认为，第一，每个人都有诗歌创作的才能（可能），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观念为世界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共同人性的基础。第二，民族文学的发展在当时已较为成熟，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是文学发展的趋势和必然。第三，世界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各民族文学的交融贯通，兼收并蓄，而不是仅仅以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作为范本。此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基础。第四，如果要为世界文学寻找一个典范，那就是古希腊文学。这是欧洲文化和文学的根源所在。歌德是在正确理解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的前提下来阐发自己的世界文学的观念的。在歌德看来，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并为世界各地人民所欢迎。各民族的作家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借鉴，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歌德一方面强调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时又提倡各民族文学之间应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他指出：“我们重复一句：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都应按照一个方式去思想，而在于他们应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假如他们不肯互相喜爱，至少也要学会互相宽容。”[4]178每个作家都应该重视外国的文学资源，而不只是拘泥固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歌德说：“我们的发展要归功于广大世界千丝万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中，我们吸收我们能够吸收的和对我们有用的那一部分。我有许多东西要归功于古希腊人和法国人。莎士比亚、斯泰恩和哥尔斯密给我的好处更是说不尽的。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说完我的教养来源，这是说不完的，也没有必要。关键在于要有一个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3]178这是多么博大的胸襟！歌德预见了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趋势，这就是在融合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发展世界文学。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提法，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诗歌的分类和分科》一文中作了回应，并在1834年的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发挥，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表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一方面。”[5]17此后，别林斯基多次论及民族文学和人类文学的相互关系。他写道：“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6]187这是十分精辟辩证的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世界文学

“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授课有纪律”，即意味着课堂教学具有学术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而在与外国学科的碰撞中，外国文学始终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它向学生打开了通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但由于它的异源异质文化性质，学生在理解上往往会产生距离感、陌生感，造成理解接受上的困难。传统外国文学教学往往采用两条线三大块教学模式（即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体例或东方、西方、苏俄文学体例）；在方式方法上一般依循文学史发展脉络，做出史选结合的综合描述；在内容上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详远略近。整个教学过程基本上是以教材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中心。

一、外国文学教学的前瞻与意义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

从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同质关系。外国文学教学在多年来经过无数学者的考证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都采取以史为纲，伴以代表作家作品评析的方式。

二、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外国文学教学一直呈现不景气状态。课时被压缩，教研室与文艺理论合并。外国文学的各项教研活动与会议大大减少，教师难以获得新鲜的信息和交流的窗口。学校为了弥补经费不足，扩大招生而造成教学资源紧张，图书资源紧张，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迅速减少的状况，又迫使教师不得不在课堂上大量介绍名著内容，从而浪费了许多课时；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校园的人文精神受到冷落，人文素质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大学生群体明显出现了世俗化和功利化趋势。忙于勤工俭学，忙于搞家教，忙于参加各种商务广告和推销活动，忙于找工作。这种人心浮动的状况，使得学生身在教室而心系挣钱，对学习内容产生疏离与厌倦。高校的学生，大部分已经成人，在现代化都市生活中备受城市文明的刺激；家乡的贫穷、落后、闭塞，使一部分学生急功近利，各自盘算着如何改变家乡的面貌，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

【摘要题】马列文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文化/审美现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2)05-0050-04

在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精神文化发展的趋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对马克思的世界文化观与审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对文化与审美的关系、对全球化境遇中精神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趋势的思索。

一

一、全球化定义界说

全球化,一词在本世纪倍受关注并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然而学者们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和理解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人对：全球化,的众多定义中我最赞同的是下面的观点：里斯本小组,世纪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建立了由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和瑞士等国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并于。年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的学者对此有这样的权威界说-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全球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因此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它包括空间范围的内容和彼此交往交换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加强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恰恰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这个定义的优点是很全面更具有合理性。

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全球化,既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它自身也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强调世界各地之间的广泛联系性同时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一体化和文化上的同质化而是有着多样性的结果。多样性的结果在文化领域方面表现的是最明显的这一点的指出也是此定义区别于别的定义的关键之处。

二、文学全球化的到来

全球化一词最早是运用在经济领域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学全球化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词产生前全球化这一进程就在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悠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家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的。世界文学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学的全球化)文学的世界化和文学的全球化是一个意思指代相同的内容在文章的后面部分若是二者共用时就不再作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由于市场经济的世界化必然带来了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世界化民族的文学将向世界文学的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世界各民族文化：文学广泛交汇的时代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从经济)物质方面影响精神文化方面的角度来谈的由此看到文学的全球化的时代的到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歌德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文学全球化时代将要到来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在言情小说中算不上经典之作可是"年月日歌德读后却对其秘书爱克曼发表了这样的议论.。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0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国查理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00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

虽然英美两国文学有了彼此不同的发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学的交融中仍然体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学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英国的社会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文学中处处显露出时代变革的烙印。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乌托邦情结和帝国情结。帝国情结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殖民文化和国家性质，它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同时也随着它的没落而消失。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体现出强烈的侵略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乌托邦文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的政治猜想热潮，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尽管这种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曾经推动了人们对强权的戒备和反省。相比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由于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淀，但是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美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剖析。美国文学作品善于描写和揭露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反映社会的本质。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创造性较强，并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英美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差异同样离不开历史的影响。例如时代和继承历史的抉择中犹豫不前。尽管近代以来出现的新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文学和文学评论，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学评论还是进入了蛰伏期。与英国文学评论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文学体系的形成源于美国自身，它形成于欧洲大陆，然后在北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新旧文学交替出现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体系。美国的文学评论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国文学，它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使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评论时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评论家个人的喜好和专长等。

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地域性差别对两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差异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受到语言差异及各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评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语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与再创造后，文学作品便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文化差异。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一方面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历史感，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学评论的顺利开展。英国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为保守、中规中矩，这与英国人思维及个性带有保守、低调的特点有关。除此之外，英语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且作为英国的母语，人们对其的尊重与敬仰也能极大地影响到文学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历史上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语的运用方面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但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美国文学评论中使用的语言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常带有夸张语气，非常直接与大胆。再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从英国文学评论方面来看，评论语言主要处于继承与摒弃之间。英国人思维的固守性，使英国文学评论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还是现代诙谐色彩的文学评论手法，都展现了英国文学评论领域渴望突破自我与探索新兴评论方式。从美国文学评论方面来说，其文学评论发展方向与美国文学趋同，不但没有历史厚重感，缺乏深层次的含义，而且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难以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情况都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上的直接与大胆，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的角度更为灵活与全面，因此美国文学评论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意义愈来愈重要。

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包袱，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显然更富于创新性，这种文化差异对两国的文学评论影响深远。影响不同国家文学评论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背景以及评论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作用。美国文学评论在创新方面要胜过英国文学评论，而在历史积淀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则更有优势。

作者:肖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一、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和特殊性

如果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百年的文学历程中，无论是西方和东方，都出现过相当数量具有开拓性、令人瞩目的著名作家，当中有程抱一、陈舜臣等在历史上饮誉世界的文学大家，还有白先勇、王鼎钧、郑愁予、杨牧、洛夫、痖弦、於梨华、聂华苓、赵淑侠、余心乐、方北方、姚紫、吴岸、黄东平、司马攻、云鹤等一大批作家，他们中有的以其艺术的突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的在其所在国华文文坛上率先创作出具有开拓性、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从而确立了自身在海外汉语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更有活跃在当今海外华文文学领域中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影响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严歌苓、张翎、虹影、陈河、抗凝（林达）、欧阳昱、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林幸谦、黎紫书等。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华文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传播和扩大了华文文学的影响，参与这一领域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正是这些优秀作家作品的沉淀，为我们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华文化外传以后，在世界各地开出的文学奇葩，是一种处于中外东西文化交汇点上的独特文学现象，各种不同“质”的文化艺术精神、思想元素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错综交织，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是它的突出特征。面对这样的“文学场”，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要对其解读、研究、阐释，如研究者不能以开放的思维，突破传统的“国族”界线，就难以把握这一领域文学的特殊性。从现在我们读到的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看，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隐含着他们离家去国之后“离散”生涯的生命体验，是一种有跨越性的独特精神历程的形象叙写；②因其创作主体是在“本土”以外，处在各种“异”文化包围的环境里，有多种文化的参照与介入，多数作品具有反思性和多元性；③这些作品淡化了中国历史传统主题的内容，更多的是“离散”华人在外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在思维模式上，更加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行为模式上，更重视现代价值的普适性和开放精神。这些只是我们在平时阅读中感受到的，今后要在学术的层面从整体上探讨这一领域的文学特质，认识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还有待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作研究，既要从百年长度梳理其兴起、发展的文脉，也要通过具体文本的阅读，在众多文学作品中寻找、选择出那些具有路标式的文学经典，并对其进行系列的分析和阐释，从文化、文学上展示它们所蕴含的新的质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学界对中国新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多从意识形态上看待问题，对其传统的形成和经典特色的论说，也多依附于革命历史的线索，因而在思维模式上不同程度存在“现代化革命大叙事”为主线的局限。在对新文学自身特质的寻找、分析中国新文学如何从古代文学蜕变过来的原因时，对其中的各种复杂因素，往往关注不够，少有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去作更深入的追问，在一些经典著作的研究成果中，也少有从文学传统内在的变化和经典作家独特的人生解读展开其阐释空间。近十几年，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如黄曼君、陈思和、洪子诚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思和论说过这些问题。黄曼君还特别倡导：要通过对经典著作的诞生、阐释和论述，揭示新文化特质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线索。也就是说，要从文化精神、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对文学经典的真正意义进行分析，通过对具体经典作品的阐释，进一步认识、展现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特质。他们所论的虽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但对我们今天开展海外华文文学传统和经典的研究，如何去突破那种原先可能有的思维定势和某种局限，也是很好的提醒和启示。经典作品是历史承传的标帜。文学经典既是文学传统的集中表现，也是建构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路标。任何文学经典都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同样要通过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了解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展示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思、诗、史不同组合形成的新文学经典特质；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认识其从“本土”到“域外”文学传统的变化、延伸和重构，特别是其独具的审美内容，那种跨界超越的美学品格，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某种原创性，那种能够成为新的经典或新的文学经典性特征。

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和经典文本研究

文学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首先是要对这一领域的经典化过程进行考察和研究。考察和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而其中的重要视角是文化上的从“一元”到“多元”。海外华文文学作为“离散”华人在域外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是中外文化交汇的艺术成果，尤其是当中的一批有才情和智慧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种多元文化、互识互补的特色就更为突出，具有新的文学经典性的特征：从精神意蕴看，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多元文化跨界认同的开放品格，在文化和美学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原创性；从艺术审美看，它们涵纳了多个地区移民作家复杂多彩的心灵世界和“离散”生涯独特精神历程的叙写，为读者提供了与中国本土文学不同的审美经验，有新的“诗学”内涵；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们为世界文学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本世纪以来，国际学界不断质疑现有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认为当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印记，因而提出了重构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问题，其问题的内核正是：文化上应从“一元”到“多元”。而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兴起、发展起来的具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领域，具有着从“一元”到“多元”的“跨界”文化、文学特质，作为世界近百年发展中出现的新的文学元素，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此领域的经典化问题和经典文本研究，既是“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将为20世纪新的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个新的版块。因为这个新的汉语文学领域，有多种“跨界”的文化特质，早就突破了中国文学“国族”的范围，是新的20世纪世界文学史重构中不可忽略的内容。正如许多论者所言，文学经典的生成与确立，本质上是立足于审美接受的群体。而其之所以拥有审美接受的群体，前提是它自身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文本，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能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产生特殊的影响。用卡尔维诺的话说：“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开展此项研究之初，必须着重关注和回答下列这些问题：①百年来这一领域已经出版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有哪些可称为经典？②这些经典是怎样诞生的？有何独特的人生解读和阐释空间？③在其存在的历史长度，审美群体对它的阅读、接受、传播和评价如何？④作品自身形成了怎样的跨文化超越的形态与模式？在审美方面有何原创性的贡献？而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是要从这一领域大量的资料工作做起。饶宗颐先生在《文学与神明》一书中，曾具体谈到掌握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不论做什么题目，都要材料，这是基础。”还特别指出：对经典材料，更要反复地下功夫。“第一次或者了解不深、不透，第二、三次继续了解。有时需要十次，或者十次以上。”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材料，才有立足之地”。我们进行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研究，同样要以材料为基础。其次是要“直面作品”，在文本的阅读上下功夫。通过对各种文学作品及其相关材料的阅读、比较、筛选，突出文学性，从中选择出更具有心灵感动、更具有审美内容，为社会、受众公认的有代表性的名著。“直面作品”，不是孤立地面对文本，而是将文本和历史结合起来（包括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和传播史），与这一领域的文学历史“对话”。因为同一作品，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可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作品，在不同时间、不同语境，理解也可能会有差异。所以，在这个过程，研究者就要去面对历史上这种种的差异，既要了解人们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对同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以及他们解读文本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联系他们不同的“文化身份”（一般读者、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分析其差异的原因；还要关注本领域特殊的文化、文学问题（如流散者的生存、生活问题等），把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特殊文学现象，思考、研究“经典”的选择和确立的依据，阐明其在怎样意义上成为经典。由于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多种中外混溶的世界性文学领域，因而还有一个如何从国际化角度看待经典的问题。任何经典都是思想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所以此一领域中的中外文化、文学传统的交融、对接（如古今传承、中外交接），以及因不同地区、国家历史时空的差异而衍生的多重文化观照结果等，也将是我们经典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要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通过本领域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追问和文学经典研究，展示其作为这一特殊汉语文学领域经典著作独特的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原创性与新锐性、丰富性与超越性。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问题的研究，是关于这一领域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而经典的确立，是基于艺术的本体，也就是作品所达到的一种新的艺术高度。所以解读和阐释经典文本，展现其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审美价值，是本课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工作。西方著名学者纳博科夫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和审美价值，“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因为这样的作品才能给人一种既是感知的、又是理智的快感。”可见，作品的艺术本体和读者的审美接受，是文学经典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中西方学者均有共识。由于海外华文文学是近百年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经典研究，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去开发一个新的“矿藏”，这就需要从最基础的“入门”工作做起，除上面所说的搜集资料、探清“史路”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各种文学文本的阅读、解读，特别是对其中的优秀文本的细读、精读和不断地重读，展示这一领域的优秀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如何运用语言、结构、文体等创作手段和表现方式，组成不平凡的故事、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生命，怎样令人读了能产生情感的火花，引起了心灵的震颤。并通过各方面的比较，选择出其中的经典名作，将其拆开、窥探，研究其风格、意象、体裁，从作品的艺术设计和构造，深入到作品内里最具创意和精美的部分，揭示其文学和美学上的不寻常价值，阐明那些经典名作为何得以成为经典，以及它们是如何生成的。艺术的魅力存在于作品形象的骨骼和思想的精髓里，任何经典著作都是一个独特的“新天地”。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和阐释它，就必须“进入”到这一个个的“新天地”当中去。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著作的研究者，在艺术上我们要“进入”的是一块以往人们尚未涉足或涉足不深的“天地”，除了对其历史进程、文化交汇应有所了解外，还应该具有想象力和艺术感，也就是艺术感觉。因为有了艺术感觉，我们才会在阅读和研究时在自己和作者的心灵之间形成一种和谐关系，甚至随着不断重读和研究日深还成了艺术上的“知己”。记得纳博科夫在讲解经典著作时，曾用一段形象的描述，来说明优秀读者和优秀作家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共鸣感。他说：“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地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笔者认为，这种发自内心对艺术之美的共鸣感，对于文学经典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我们要从世纪长度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及其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传统。

在大的方面，一是要梳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历程，明“史实”；二是要对体现其历史变化发展的文学经典进行阐释，立“标帜”。前者，学界已有若干或详或略的文学史问世；后者是近期才提出和被关注的问题。但从探讨此领域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的角度，这两者都十分重要，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陈思和说过：“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大约类似天上的星星和天空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星闪烁，其实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极为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文学史”。事实上，任何一个文学的“天空”，都离不开那些“星星闪烁”似的文学作品，它们是“史”的基础，“论”的依据，各种优秀文学传统的生命之“光”，没有它们的“灿烂”，我们就很难观赏到壮丽的文学“夜空”。所以我们在探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存在、发展意义及其形成的新传统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一领域那些类似“明星”的文学名著，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观赏到这一特定“天空”夜幕中的深邃神秘。

20世纪初,梁启超曾预言:“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诡谲,五光十色,必更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试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被裹挟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中,既经历过失落与耻辱,也感受到辉煌与梦想。其间,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特色的中国古代文学没有停止国外传播的步伐。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多元共存理念被各国人民所认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与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文学也因此显露出独特的光彩。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外汉学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一批以研究中国文学为学术专长的汉学家脱颖而出,如美国的克里罗、海陶洱、柳无忌、刘若愚、弗兰柯尔、韩南、蒲安迪、倪豪士、宇文所安、孙康宜,英国的亚瑟·韦利,法国的侯思孟、桀溺、保尔·雅各布,德国的顾彬、卜松山、莫宜佳,前苏联及俄罗斯的艾德林、李福清,日本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玲木虎雄、小川环树、布目潮氵风、中村乔、铃木修次、前野直彬、川合康一、松浦友久、花房英树、小野郊一、左藤一郎、宇野直人、田仲一成,韩国的李锡浩、李章佑、洪寅杓、柳晟俊等。

作为异域语境中的“他者”,其多维度的研究、开阔的视域和通达的识见,既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添和丰富,也是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的认定。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传播、影响与研究,在过去百年中经历了由注重“四书五经”的译介到文学的影响比较、由文学观念的比较到立足于中国语境对文学文本和文学史开展多向度、多层次研究的过程。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前汉学家大多继承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主要是影响比较。70年代后,在英美新批评派文论和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掌舵人雷纳·韦勒克的文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下,国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已如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欧美学者注重以国际视域探讨中国文学所呈现的与西方同中有异的文化精神,积极阐释中国文学文本,识别中国文化身份,在比较中总结中国文学特点以及在世界文学谱系中的地位,推进了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例如,“诺顿文学书系”是西方世界权威的经典文学文集,列入该书系的由哈佛大学宇文所安编译的《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由耶鲁大学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精选和英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附有导言和相关研究文章,是西方世界研习中国文学的必读书目。

这样中国文学就从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看,1970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学术界由以往的汉学传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哈佛大学教书的宇文所安(StephenOwen)等人可以说是在转变方向时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他们立足中国文学的特定语境并融入自己的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②近10多年来,国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一批代表国外研究前沿的论著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仅以美国学者宇文所安为例,其重要论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追忆》、《迷楼》、《中国文论:英译与批评》等均有中译本问世。由于网络的发达及大量国外论著的在国内的译介和发表,今天,较完整地梳理、评述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已具备了基础和条件。积极开展该领域的研究,不仅能及时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影响与研究成果,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中的方位,而且将推进学科研究的深入。

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民族的文学经典是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是识别民族身份的形象符号。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学有着真切而深入的认识,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母体文化内部来认识和解读文学,有着自我认证的机制。国外学者接受、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学,则是一种“他者”的视域。梳理“他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阐释,是为了拓展跨文化的辨证视域,这种视域有助于达成互识和互补,以丰富我们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正如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

就文学而言,赛义德所说的文化的“杂交”和“混成”,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可以在跨国传播中互为关照和互为阐释;所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的文学既体现了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又呈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下面两个事例就很耐人寻味。其一,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有个叫叶限的姑娘乖巧能干,深受父亲疼爱。父死后,却遭后母百般虐待。一日,叶限意外得到一条神奇的鱼,她细心喂养,却被后母偷吃,并把鱼骨埋在粪堆下。有一男子从天上下来,告诉叶限埋鱼骨处,嘱其捡来鱼骨藏于屋中,如此可获所需之物。叶限遵嘱藏鱼骨于屋中,后偷偷前去参加洞节盛会,不料被后母发现,慌乱中丢失一鞋,被洞人拾到献给陀汗国国王。国王命举国试穿此鞋,却无人合适。后终于找到叶限,国王遂娶其为皇后。詹姆斯在《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民俗》一书中认为,从故事类型上分析,一个女孩受虐待、她被迫从事卑贱艰苦的劳动、她遇到一位王子或王子得知她的美丽、由于她的鞋子而被王子识别、她和王子终成眷属,这些都是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詹姆斯认为,灰姑娘故事的基本情节叶限故事都具备了。詹姆斯于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的异文,是阿拉伯故事影响了中国故事?亦或安南人故事影响了印度故事④?俄罗斯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名家李福清曾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将中国的史料放在国际比较民间文学中,可以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和民族范围内揭示这些因素的普遍性。”

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是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然而，在伴随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后现代文化中，却存在一种消解传统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的倾向。伴随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文化中的淡出，艺术已经走入一个无经典的，或者说无从确认经典的时代。面对这样一幅现实艺术景观，我们不得不思考，艺术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经典。如果说经典的实质在于它代表并维系着艺术作为艺术而不可能为其他物品所取代的独特价值，那么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甚至可以表述为，人类是否不再需要艺术？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

美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人成功地将自己的技术优势迅速转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作为这种转换中介和目的的，却是文化。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使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台成为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球电影总产量的7%，却占据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美国文化产品在占领别国文化市场的同时，也输入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别国文化构成明显冲击。这种现象引起我们如下思考：

一是信息殖民问题。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对信息网络的控制绝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它还必然伴随一种新型的文化殖民。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威胁，对一些发达国家同样构成威胁。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为此，法国人曾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当时的法国总理希拉克就提出，这是“要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技术层面日益趋同的形势下，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是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然而，在伴随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后现代文化中，却存在一种消解传统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的倾向。伴随高雅文化在后现代文化中的淡出，艺术已经走入一个无经典的，或者说无从确认经典的时代。面对这样一幅现实艺术景观，我们不得不思考，艺术是否真的不再需要经典。如果说经典的实质在于它代表并维系着艺术作为艺术而不可能为其他物品所取代的独特价值，那么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甚至可以表述为，人类是否不再需要艺术？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多余。现代科技，尤其是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以此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加快。这说明作为后现代文化重要特征的媒体化生活和消费性艺术，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仍将是现代人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况且在科技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注入的高新技术含量，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新颖和宜人。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中，波德里亚所说的那种只与它的有限主体联系的“稀缺、珍贵、惟一的物品”，（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即真正的艺术作品，是否还会存在？它是否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直“朝着另一种论述（即商品与消费）滑去”，（注：〔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并最终在生活艺术化的符号碎片中消解成一堆泡沫？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我们会发现：尽管高新技术的发展及对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危及到经典艺术的生存。但是，人们对经典艺术的追求仍在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适应文化变迁需要的新的经典确认原则正在形成，信息技术的内容革命则将为经典艺术提供崭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当代全球性的高新技术热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向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不仅引起了相关技术和产业的不断变化，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信息业，尤其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业的巨大发展而变得明朗、敏感和尖锐起来的“全球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