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范文10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应当承认，在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中，“实践唯物主义”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从那以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认为，正如“实践唯物主义”何以取得成功一样，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实践”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

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应当承认，在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中，“实践唯物主义”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也应看到，从那以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认为，正如“实践唯物主义”何以取得成功一样，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实践”范畴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上取得突破。为此，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我们这里打算讨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因为：不论俄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无疑是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的，但无论如何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恩格斯的思想，虽然我们反对将其与马克思的思想截然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两者也并非毫无差别。为了使论题更为集中，我们这里限于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应该径直被称为“实践主义”（Practicalism）1。所谓“主义”（-ism），就是一种学说或信念；所谓“实践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学说和对于实践的理论信念。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度自称他们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但今天，“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已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当中的一个特定流派的称谓，为了以示区别，我们用“实践主义”来标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更为根本的考虑是，不论就当代哲学的思维水平、还是就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固有的基本性质特征来看，今天只有把马克思哲学径直理解为“实践主义”，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首先是因为，“实践”范畴在马克思哲学中第一次取得了存在论意义。这一点长期为人们所忽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显。”2

1．实践即存在

不论哲学还是科学，抑或日常思维，任何思维活动都必须从某种“观念预设”开始，以此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此种预设乃是整个思维的“不证自明”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将其“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界定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即预设了“存在”。此“存在”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设定，这意味着：任何哲学，无论采取怎样的怀疑主义立场，最终都得从“存在”预设开始，亦即以“存在”为逻辑起点；也就是说，任何哲学最终都逃不出“存在预设”。

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确立了“存在”范畴，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点。思想可以从怀疑一切开始，但唯独不能怀疑“存在着”，否则人就无法思想言行、无法生存下去。例如，笛卡儿可以算是最典型的怀疑论者，他首先把一切存在都悬置起来，然后从“我思”开始，推出“我在”。所谓“我思故我在”，还原成三段论式则为：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科学发展观

从哲学意蕴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当代实现方式。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现着对人的本质和生存方式的深刻把握，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当代价值，对于我们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树立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总体性与发展总体性

实践是贯穿哲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是任何一个哲学流派建构其哲学体系都绕不过去的中心话语。因为实践表达着人们对世界真和善的感悟。但从古至今，人们对实践的解读就一直存在着分岐。

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是最先提出实践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里斯多德也是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性上来理解实践哲学的。在他看来，对超越具体功利的“善”的追求和向往，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价值指向。这也正是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1]但也许是过于注重对实践的价值属性的指认，所以他又在对实践的界定上出现了二元分离，即将人的价值指向和客体存在分离开来。在他看来，实践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自由创造，具有强烈的自我价值的属性。人的超越功利超越外在束缚的道德选择，构成了实践的本质。因此，在其总体实践框架中，以追求人类价值的道德实践与以把握外在世界及其规律的技术实践出现了必然的分离。从总体实践退守到道德实践，实际上意味着在两个方面的退守。一是将人类总体实践活动方式退守到以道德把握世界的单向选择中。为此，他将人的活动分为两类：实践和创制。实践是人的内心话语，是人自身的是非功利的道德选择，创制只是完成面对外部事物功利性的劳作活动。实践体现着人自身的目的，具有终极价值关怀的的意味，创制则是现世的短暂的应对外物的技巧和手段。二是将人类总体实践退守到极少部分人的“高雅”精神旨趣。在他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主要是奴隶主）可能在实践中找到自我，可以摆脱世俗的烦忧，也只有他们才有资质从事实践活动。而大部分从事劳作的工匠，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寻找和实现自我，他们往往被外在的功利所掌控，他们的活动只能是机械的没有永久意义的谋生手段。

摘要:教育哲学人性哲学的一个延伸，通过做到对教育本身进行整体性考量，从而成为教育价值的合理尺度。而教育本身存在哲学化与实践化的结合，若是可以区分，反而容易失掉教育的真理。偏向哲学化的一派被指责为脱离现实，不切实际，单纯哲学化的研究教育是毫无实践价值的;而偏向实践化的一派则被指责为缺乏正确的指导，教育实践研究不成体系，毫无章法可循。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应在价值偏向的基础上审慎地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理论研究的同时，保障教育哲学的实践性。

关键词:教育哲学;哲学化;实践化

一般而言，教育哲学是教育与哲学的联姻，是应用哲学方法来研究各种教育问题的一门学问。但教育哲学研究容易陷入困境，比如过度哲学化或者过度实践化，从而导致对于教育哲学价值的判断不清。由于人们习惯性将教育哲学定义为单独的整体性的哲学思维，导致教育的哲学研究与实践分离，越来越有排他性和局限性。教育哲学研究的东西与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实践不相匹配，不仅没有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反而愈来偏离。所以，强调教育哲学的哲学性研究一定要与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相联系，是其日臻完善的需要。

一、教育哲学实践性

教育哲学可以被认为是超现实的、理论性较强的一门科学。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不是要凌驾于现实，而是要扎根于现实，通过对现实的观察、思考、总结，来引领并指导教育实践。同理，教育哲学的实践性不是主观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而是在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架构和布局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

二、教育哲学实践性存在的问题

摘要；后实践哲学是为着对实践哲学的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实践哲学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张力的存在是极其微弱的，既缺乏社会实践背景现实的有力铺垫，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论承接的维度。后实践哲学的限度体现在时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偏见，对实践哲学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对实践哲学本土化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向度衔接的漠视和浅见。

关键词：实践哲学；本土化；后实践哲学；限度

为了实现对实践哲学的超越和批判，后实践哲学认定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代化方案的意义，提出了对实践哲学本土化视野中由于超验维度的消解而导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义实践哲学的批评。在后实践哲学看来，只要足够地彰显了所谓的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二元张力，那么，实践哲学的以天人合一为潜在视野的一元的世俗主义的诠释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谓的用以诠释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在视野是否是后实践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义的一元化解释方式是否合理?所谓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是否真如后实践哲学所说的那样神奇?它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澄清是非推动理论创新，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后实践哲学的限度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一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价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实践哲学虽然一般地肯定其社会改造和历史创造的伟大作用，但主要地还是将其认定为一种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马克思的思想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哲学或社会改造的思想(尽管是所谓伟大的思想)，而应当理解为欧洲社会有机体所滋生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质上却是错误的。马克思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严格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阶级性，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锐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显而易见，将马克思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视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虽然，现代化问题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马克思实践哲学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现代化方案，一种在丧失形上原则情形下重新安顿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的方案，但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已然跨越了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语境，其飞跃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摆脱彼岸自我异化形象的压制和此岸尘世异化的束缚，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不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视域了。马克思实践哲学虽然受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实的制约，但是作为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的否定的未来社会难道仅仅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吗?显然，这一观点确实是失当的。

摘要：为了提升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郑重宣布，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该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写作训练首要的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属性和功能看，它是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就是它所提供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大大小小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意义的方法[2]85。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对大学生论文写作思维的训练、写作水平提升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

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具有合理性，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3]。第一，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所谓写作理念是指写作论文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论文写作不同于散文或记叙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理念不同。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仍然用中学写散文、记叙文的思维方式来写大学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忽略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论文写作以论为主，以说理为目的。论文选题合理、结构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语句顺畅、观点明确等均是写作理念科学性、规范性的题中之意。论文写作还应遵循实践性的理念，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解释和改造，即论文写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揭示问题的本质，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教育教学、实验、生产等）提供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为确立科学的、规范的写作理念提供了一种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学生论文写作既合乎科学规范又合乎实践性。第二，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方法指为达成写作论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行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论文写作实践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在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答客观现实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方式或程序的总和。通常，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到如文献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实践性思维的指导，往往会在论文写作中出现观点堆砌、词不达意、表达冗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脱离实际情况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践，强调的方法论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以大学生的实践为思维切入点，以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论文写作，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剖析文献资料，摒弃教条式、堆砌式、形而上学式的写作方法。第三，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根本指向，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大学生论文写作提出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返回实践检验”多次往复的论文写作路径，既体现论文的理论性水平又体现论文的实践性指向。第四，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强调的是人实践本质的规定性、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是人的自主行为。由于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它能启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激励和鼓舞人们对自己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学生论文写作既需要论文成果评优、评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等外在激励，更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追求，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研究方向、研究热点，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夯实学科基础，提升学术研究涵养。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实事求是”命题的存在论意义——依据马克思“实践主义”哲学的思考

[摘要]过去对“实事求是”的解说，都仅仅是从认识论层面理解的，缺乏存在论的高度。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也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而是人的存在本身；因而“是”也并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一种存在论事实。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存在论

“实事求是”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命题，（1）、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进行了实践论的重新解说，使之成为一个集中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命题。

然而迄今为止，通常对“实事求是”都是从纯粹认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的。人们即使将“实事求是”跟“实践”联系起来，但“实践”本身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纯粹认识论范畴。例如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解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据此，“实事求是”就是去研究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规律性。按照传统的理解，这里所谓“客观存在着的”就是所谓“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实事”可以是在人类实践之外存在着的，如纯粹的自然界；“是”就是这种纯粹客观事实的纯粹客观的“规律性”。先有了这种“客观存在”，然后才有人对它们的认识，再后才有人对它们的改造亦即实践。于是就有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将认识和实践割裂开来的公式。这里，作为纯粹认识的“实事求是”是在实践之前、之外进行的。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显然，“实践”范畴仅仅被理解为一个用以界定“认识”的参照或者逻辑工具，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这种纯粹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信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非常深厚，虽然没有留下哲学专著，但是在他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建等方面的著作中无不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来，可以说，他既是一个拥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确立

从受私塾教育到受学校教育、从受封建教育到受西方教育、从国内到东渡日本、再到留洋西欧，不断观察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开阔新视野，逐步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转变。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留日潮”影响下，东渡日本到东京继续求学。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加之正值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反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例如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以及《社会问题研究》《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通过这些书籍，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使他从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开端。为进一步寻求救世济民的真理，1920年底，又先后到法、英、德等西欧国家留学考察。自旅欧之后，他广读博览，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开始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所面对的实际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分析俄罗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一个革命的爆发，其内幕总要含有生产状况变动和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在内，这本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革命学说所尝召示我们的。”[1]57文中还对社会主义革命首现于经济落后的俄国作了精辟论述，并号召工业后进的国家认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实价值，仿效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世良方，并利用唯物史观加以论证，指出共产主义“是应着生产力发达的需要而加以顺势的变更”[2]381。依据中国经济的现状，“无论是外资或内资，只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开发中国实业，其同一结果总是压迫贫民阶级使之成为纯粹的无产阶级，困苦颠连，以致历劫难复”[2]378。中国的出路在于应先实行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再用科学家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发展生产力，“凡是现今中国资本家所难以先决的条件，到那时都将不成问题”[2]382。可见，此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分析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

人的行动是受世界观所支配的，一个人哲学理论的高度决定着其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名卓越的设计者和伟大实施者，之所以能带领新中国在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他称得上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师。（一）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强调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也是哲学思想的最突出特点，更是其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一直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主张一切工作都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3]313。曾告诫全党领导干部要想正确解决问题就“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4]129。他极力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思想，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3]418。1949年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地进行调查研究，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1958年，他从武汉出发沿长江而上实地调研，与水利专家一起为三峡工程选择坝址。1961年，他深入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食堂供给和评工记分的情况，得出开办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给制的规定并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结论。1962-1966年，他先后三次到大庆油田考察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并为大庆矿区提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发展方针。正是在这种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他主观符合客观，理论联系实际，使他在面对各种复杂问题时能够作出更加科学的决策。（二）坚持辩证法，灵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掌握了这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不仅牢牢掌握了这一点，而且还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他不但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求同，即在对抗性的矛盾中寻求非对抗性的同一因素，又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恰当地存异。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使我们在革命时期正确处理了党和统一战线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确处理了我国和他国的外交关系。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4]215可见，统一战线不应是“求同非异”，而只能是“求同存异”；如果是“非异”，即去除了斗争性，那么党就可能会失去领导权，甚至被对方吃掉，只有“存异”即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斗争性，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1955年，在亚非会议发言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3]154，其中的核心思想也是“求同存异”。之后，“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逐步演化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还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做法，提倡对待事物要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科学分析。在观看昆曲《十五贯》之后，认为在艺术创作方面“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3]196，要善于借鉴国外的长处，还要辩证地吸收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好东西，为我所用。在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中，指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阶级出身而对其全面否定，不能因人废文。他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3]467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上，主张不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方法，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3]197，我们要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3]441。（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总体来讲，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要符合经济基础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更应表现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上。1962年，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他反对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过分拔高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错误倾向，强调决不能违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3]375。还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要素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3]159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他还适时提出对于不适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深化改革，“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3]266。可见，正是以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为指导，按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办事，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循序渐进地稳步发展。（四）坚持群众观点，肯定英雄人物的重要作用。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对群众观点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脱离了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3]314。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但是组织原则，还是工作原则，他认为我们党的智慧来源于人民群众，我们要“善于依靠群众，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3]386。在坚持群众观点的同时，还充分肯定了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49年5月，他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向同志学习的号召，并且系统地阐释了群众和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事业要顺利进行，“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4]331。是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人物，“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思想。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4]335。在充分肯定同志的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的同时，他还辩证地指出绝不要把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并号召全国青年要向同志学习。

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一、实践哲学现代性出场求索指认的路径选择

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都以不同的道路思入这自己所深处的外围空间物象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本己空间，哲学的出场给人以全新的通道来展现思考对象的原像之真善美义利。时至今日哲学发展到多元化的历史地理时代状况交汇的真实人文价值社会空间场域中，以全新的哲学来整合业已存在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各种哲学是否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当今学者为学为人的本有之责。那么实践哲学的现代性出场就是当今学人为之努力奋进的新的哲学向标和样态，“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现代性是伴随着产业革命所形成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信息化过程中具有转型意义和转向特征的一中理性表达。现代性的生成过程实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过程，简单的说现代性就是与传统秩序相对比而言的表达机制，诚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潮涌动现代性似乎失去其本有的光彩，后现代主义在不同学科隐喻的流散逐步布展着现代性。但现代性蕴育着其时代本有的文化性合理表达基因。实践哲学要在后现代主义场景和时代人文价值社会场域所隐喻的宏大场域中现代性的出场，也就是以一种合理性姿态呈现与当今的文明社会。同时以其实践哲学特有风貌以本有切己的方式给业已迷失了路标的探索者给予意念和行动的交互矫正。

在中西哲学史上实践的哲学思想都有着丰富的资源，从实践本身固有来说实践哲学属于一种文化基本相态，对文化内核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之一，是人和人化世界产生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得以生成和存在的根基。这里所说的实践哲学是带有文化普遍意义上的实践，也就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其中人的生命活动是内核影响决定着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样态的呈现，首先是要在世界观上实现实践的转向，传统的哲学是一种世界观的学问，那么在这里哲学更是一种实践观的理论。人类的历史、哲学是人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内外的交互存在实践中所诞生的,“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秉赋的惟一状态”这种状态是人自由自觉活动对象化的结果。

“山重水复凝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众多学人开创的马克思研究范式只是对马克思思想阅读、理解后现代主义式的镜像，只是新驿站的苦苦寻索，其中必有优劣之别，以人—实践—人文价值为内蕴结构的实践哲学的全新出场，可以遵照马克思的思想介入足迹，以现代人现代性的重涉时代场景，建构起创新性的实践哲学，推进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其马克思哲学本有切己的形态呈现于多种因素交织的人文价值社会空间场域中。

二、思入中国哲学马克思哲学实践思想深邃场域镜像性的考察其本有内涵

中国哲学是以内在性超越为总体性特征的哲学，自古至今都有丰富的实践哲学思想,《诗?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践也可单独使用来表示踩踏，《礼记?曲礼上》：“大夫，士入君门不践阀”又如：践踏；践冰（踏在冰上，比喻处于危险之镜），在《广雅?释言》：“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之士，不践其土”等意思是到临；《仪礼?士相见礼》：“不是以践礼”;《礼记?曲礼》：“修身践言，谓之善行”；《左传?喜公十五年》：“寡人之从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致”。这里是履行实现的意思。总的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经典中的实践的意思实现、实行、行动，通过实际行动将主观的认知等转化为现实，同时还有德性品德修养的内心体悟式践行，先秦孔孟的实践路径是内在主体性澄明之境的向外推演和中庸之道思想的运用，而道家哲学则开创了一种全新式实践思路认识到负的价值。《老子》第五十八章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这些论句说明老子的实践思想是负价值的深刻认识进而向外的推演以向世人呈现一种负的实践存在方式之维。到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第三期时期，出现了践行与践形实践思想的多元发展格局。从内心修养的践形到外在行为的践行之间实现了交互操作，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构筑起中国特有的和谐图景式实践思想，实现了内在的道德理性与现实的实践运行的双向互动。出现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的中国哲学气象。从而使中国古代实践哲学思想累进性生存认识性的提升，中国实践哲学思想博大精深鉴于篇幅这里只略谈先秦和宋明时期其实对老子的实践哲学思想就是一部宏大的论述了。

摘要：法哲学与法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哲学注重的是思想层面，法治建设体现的是实践层面，从思想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我国也是如此。马克思法哲学中国化是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的统一。从开始的新中国，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再到如今的新时代。法，法治愈来愈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主旋律。这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规律，亦是在我国几代领导人在吸取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所产生的重大理论创举。

关键词：法哲学；法治建设；发展；实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是几代领导人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努力建设的目标，我们几代领导人在吸收马克思法哲学的理论精华后，结合我们国家实际，实现了中国法治道路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一、法哲学与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初步探索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代领导人，其法哲学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他废除旧法制，建立新制度，他在吸取马克思法哲学思想重要理论内核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自己一套法哲学理论成果。（一）法哲学价值论及实践探索。马克思法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构成，就是法的价值论，即回答“法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马克思从个人、国家、社会的角度出发，批评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得出了个人和国家的相统一理论。马克思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关系的，那么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1］270马克思否认将国家和个人处于敌对的对立面，也否认黑格尔崇拜国家的理论，相反他认为个人在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应该重视个人的民主权利。在马克思法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法哲学思想，回答了国家与个人、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首先，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体，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武装保障力量。在建国前就曾说过：“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2］1480同时，也十分注重个人在法治中的能动作用，他强调好的法律要有好的干部来贯彻执行。所以，在工作中很看重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工作建设，在当时，就提出了党员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地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要求。废除旧法制，制定宪法和法律充分体现了他重视法治，同时他也强调人治的重要性。主张二者的辩证统一理论，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今后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对于曾经深陷封建和战争的中国而言，带来了开天辟地的理论内涵。（二）法哲学认识论及其具体践行。“法哲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探求法的现象领域的一般规律，形成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3］马克思法哲学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支即方法论部分就强调，看待法哲学问题上要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角度。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认识论。马克思认为，法哲学的每一个概念都要遵从唯物主义，看到问题要建立在实证、具体存在的基础上，否则，如果先从抽象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会变成没有源头的水，偏离事物的本质。深谙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所以他在把握普遍性的同时，又很好地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就强调我们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不能忘记灵活性。我们要在坚持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同时记住民主原则与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要时刻保持灵活，我们要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多样性，不能将别人的理论照搬照套地运用到我们国家身上。比如说坚持领导与群众力量相结合理论，是在不断摸索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立法中就更应该贯彻群众理论。所以，在的法哲学中，他在充分肯定法的一般规律背后，充分了解我国的特殊性，他在继承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的同时，结合实际，亦得出自己的一套法哲学理论，在影响着今后中国的法治建设，对我国法治未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哲学与新时期的法治道路大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