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路径范文10篇

摘要：少儿舞蹈创作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目前素质教育的重要评定标准。随着少儿舞蹈作品的日益增多，其背后的舞蹈创作如何促进美育功能、怎样促成美育目标的实现越发引起教师与学界关注。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例，通过梳理历史背景、总结存在矛盾、引出个人观点、提出实践方案等四个方面，形成从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的逻辑梳理，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的归纳总结。以期通过对北京地区美育视域下的少儿舞蹈创作实践路径的研究，为今后的舞蹈美育与少儿舞蹈创作提供新的方向与思路。

关键词：美育;少儿舞蹈;舞蹈创作;北京地区

一、北京地区少儿舞蹈创作背景

（一）美育工作的开展。早在20世纪初，随着西方美育理论与体系的引入，蔡元培先生就撰写了《以美育代宗教》一文来宣传美育思想，提倡美育的制度建设。1987年2月，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国率先召开中小学美育工作会议，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艺术教育委员会。1999年6月，主席于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就我国的教育方针做了新的表述：“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美育被正式写进教育方针，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正式确立。紧接着在2000年,北京市教委制订《小学美育大纲》《中学美育大纲》《高等学校美育大纲》。从新时期教育发展的角度,对美育的原则、培养目标、基本任务以及美育的内容与要求、实施美育的途径、学校艺术教育的地位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全国第一个学校美育大纲。由此可以看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对于党和国家美育政策方针与理念的实施反应灵敏、贯彻有力，因而北京地区的美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这对于舞蹈美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二）舞蹈课程的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是吕艺生教授在教育部《素质教育与舞蹈美育研究》专项研究中的子课题成果，目前是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通过生动的、富有创造力的舞蹈课程形式，以期培育学生的审美能力、创造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交流与合作能力、自我表现能力、知识迁移与融合能力，进而实现学生提升素养、完善人格、强健体格、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2014年在北京市教委的推动下，北京市50所中小学正式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的教学工作，将其列入学校课表当中。至2015年，仅仅一年时间开设素质教育舞蹈课的学校就增加了100多所，足以见得舞蹈课程的开设符合当时学校教育的切实所需，获得众多学校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同时，2014年北京市教委为充分发挥高校与社会力量在美育当中的引领作用，开展了“高参小”项目①，先后筛选出20余所高校为“高参小”项目的实施提供帮助，其中设有舞蹈课程。（三）比赛与展演的举办。北京地区舞蹈创作的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历史之久远、积淀之深厚的各级各类比赛与展演的举办。早在1980年4月，北京市团委、市教育局、市文化局等单位发出《关于举行中学生文艺演出的通知》，每年暑假举行中学生文艺汇演，到1990年共举行11届。②当前在愈发重视美育与素质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以原创为主的比赛与展演更是开展的如火如荼。以2019年为例，北京地区就有第二十二届学生艺术节、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艺术展演、第十六届北京舞蹈大赛等多项业界公认的具有较大规模与权威性的品牌比赛与展演，极大的促进与繁荣了北京地区的少儿舞蹈创作，搭建了北京地区少儿舞蹈交流与展示的重要平台，整体呈现方心未艾之势。在这三场具有代表性的比赛与展演中，体现出参加人数之多、入选作品之多、举办规模之大、覆盖范围之广等特征。舞蹈比赛以及展演中大部分均为原创作品。无论是从比赛或展演通知文件当中提到的的“鼓励原创作品”，还是各参赛单位踊跃的创作激情，亦或是比赛奖项设置上的“创作奖”，都不难看出少儿舞蹈创作领域蓬勃积极的发展势头和一以贯之的创作热情。随着比赛与展演的开设，大量的舞蹈作品呈现，随之衍生的一系列有关少儿舞蹈创作、少儿舞蹈美育、少儿舞蹈理论的现象与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业内专家学者的重视。

二、美育视域下少儿舞蹈创作中的矛盾

（一）创新思维的培养与作品评选机制之间的矛盾。在美育的总体理念当中，少儿舞蹈创作的本质是通过作品表现的形式，少儿在舞蹈活动过程中，被激发出可视化的创造性思维以及对生活美、艺术美的抽象把握，是近年来少儿舞蹈创作作为美育的评价标准的原因之一。但就目前少儿舞蹈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少儿舞蹈创作的选材、结构、编舞，还是后期的音乐选择、舞美设置、服装择定，都几乎由任课教师或者外聘编导来完成，并且最终的评价标准是舞蹈作品的质量优劣，即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一个“舞蹈作品”的成熟程度。虽然已经把童真、童心、童趣作为评判标准的核心因素，但其关注点仍然聚焦在舞蹈作品的最终呈现效果当中。其中参与舞蹈创作与表演的学生是否真正受到了美育的影响，对其产生了从身体到思想层面的变化，我们在这个评选机制中却无法得知客观有效的数据。二者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于重视过程还是结果。舞蹈美育以及少儿舞蹈创作的出发点是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性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苏珊在《美育基础》一书中提到：“现代审美心理学表明，学前少儿几乎没有什么审美鉴赏能力，7-9岁的少儿对艺术的评判标准是作品与实际像不像，审美标准单一。13-20岁之间，青少年的审美标准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缺乏批判性。20岁左右，青年才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标准，审美趣味也初步形成”。③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也指出“构建大中小幼相衔接的美育课程体系，明确各级各类学校美育课程目标”。《意见》中目标的设立也是建立在美育的时间周期较长这一特征之上的。现阶段舞蹈美育以及少儿舞蹈创作的衡量标准为舞蹈作品质量的优劣，是一种结果性评价，追求短时间的成果转化。就北京地区的各类展演和比赛而言，一年一届或两年一届的开展与举办，促使大部分学校和舞蹈老师一直忙于准备或推出新的舞蹈作品。对于学生而言，当教师的关注点在对于作品呈现的极致要求时，就会缺失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与关注。尤其是那些受到学业压力，只有两年时间在舞蹈团中练习的初高中生，影响更为明显。最终少儿舞蹈创作呈现出在学生与作品之间关注对象颠倒的现状，似乎与我们所强调美育理念的初衷不符。（二）舞蹈创作理念与创作主体地位之间的矛盾。美育视域下的少儿舞蹈创作，是以舞蹈作为表现手段与呈现方式，通过感受美的发生———深化美的体验———进行美的创造三个审美过程，以达到少儿创造性思维与审美认知综合性培养的舞蹈活动。其中，少儿对于美的创造是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检验审美教育的重要标准，因此我们应该将少儿放置于舞蹈创作的主体地位。但由于少儿在学习阶段缺乏整体的艺术鉴赏水平和艺术行为能力，舞蹈创作活动中应由教师进行辅助性引导与总体性把握，以专业的艺术视角将少儿的创造性成果进行合理的选择与配置，最终形成一个既具有少儿主体性又富有艺术标准性的舞蹈作品。这一创作理念也与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囯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的“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是教育的主导”这一教育理念相契合。随着少儿舞蹈的蓬勃发展，舞蹈作品反映出来的相关现象与问题引发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其中所出现的“成人化”“技艺化”“模板化”等创作问题在经过几次专家学者的研讨与强调后，大部分舞蹈教师在继续创作时带有思考性的问题规避，所呈现的作品质量显著提高，对少儿身心理的关注和童真、童心、童趣的挖掘成为创作主流。从创作结果中看，虽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究其根本，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创作主体地位颠倒所导致的必然现象。在少儿舞蹈创作中应以学生为创作主体，通过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辅以教师的艺术引导与激发，其所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最为自然、最为贴切、最富有共情的舞蹈语言。以往占据创作主体地位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稚嫩的第一输出进行艺术化的加工与整合，再将其反馈于少儿，以检验艺术处理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不断进行调整，由此达到一个少儿舞蹈创作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既是少儿的，又是舞蹈的。

【摘要】新时代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遵循，在德育过程中凸显受教育者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实践性存在和能动性存在，德育措施应以满足学生的主体需要为价值导向，以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当前高职院校在德育实践中存在内涵不明确、主体不突出、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本质上是对学生的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的忽视。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出发，以“德技双修、知行合一”为指导思想，对学生进行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人文雅德的“五德并育”是解决问题的有益探索；以“五德”核心要素为基本元素，在制订德育专业化建设标准、德育专业化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相应课程体系和课程标准、为其他专业提供思政指南、健全效果评价机制的基础上，探索“五德并育”实践模式，可以成为新时代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新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学；五德并育；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多种场合深入阐述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要求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些都为我国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在高职院校德育实践中，如何打造更具实效性和亲和力的德育模式还亟待深入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厘清“人的哲学”与现行教育教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探寻新时代我国高职院校德育的价值目标和教育规律，并以此为前提，针对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德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五德并育”的德育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德树人的哲学前提

德育作为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人、塑造人。德育实践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培育“人”的活动，其实践主体是人，实践对象是人，实践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正是关注现实的人的存在和发展，在目的和价值取向上与德育实践具有一致性，是德育活动当然的哲学前提。“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殊社会存在物为对象，探讨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人学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对人的关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含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及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人的发展等内容，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性、主体性和能动性为逻辑前提，以人的需要为逻辑重点，强调人的需要和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以关注人的发展为逻辑线路，并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逻辑归属的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高职院校德育在教育主体、教育过程和教育目标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层面得以遵循。首先，德育的主体也应该是现实的人，即鲜活的大学生个体。大学生这一受教育群体同样也是一种主体性、实践性和能动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劳动的主体，同时也在劳动中创造着自己，也就是马克思所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德育实践中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的人格升华。其次，德育的过程中应尊重受教育主体的“人的需要”。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是推动人进行活动的最原始的动力，以人类的生产劳动为途径和手段使其得以实现。因而在德育中应尊重学生个体的、现实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营造学生个性发展的环境，满足受教育主体发展的需要。再次，德育也应以促进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相对于片面发展而言的，是对于人的异化状态的完全超越，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人在能力、需要、社会关系和个性自由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虽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能一蹴而就，但在德育过程中，应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德育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归宿，同时，在德育实践中将德育的行为规范功能、精神鼓动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掘自身潜能，使自身人格得以健全与完善。

二、“人学缺位”：当前高职院校德育三大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

摘要：立德树人任务要求高校将育人资源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伟大建党精神作为我党精神谱系与精神资源，是高校最为重要的育人资源，把握好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将建党精神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充分融合起来，对学生深化国情教育、党史教育、三观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高校应通过思想政治课的立德树人工作，明确建党精神的精神实质，探求两者的融合路径和价值、内涵，促进建党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充分融合，提升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建党精神；高校；思政课

我党在艰苦的革命历程中形成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担当使命、践行初心，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不负人民、对党忠诚的建党精神，这是我党的精神源泉，高校应继承红色血脉与光荣传统，将建党精神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阵地和关键课程，必须传承和发扬建党精神，将建党精神作为激励学生胸怀爱国之情、树立远大抱负、肩负时代使命的抓手，培养出担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重任的接班人。建党精神拥有丰富的价值意蕴，将建党精神渗透并融入思政教育中，对激励和引领学生坚持理想信念、提升修养品德、树立理想抱负、提高素质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证。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历史长河与人类文明发展中得到凝练和印证的理论创新和政治宣誓，拥有高度的科学性、开创性及先进性。深入探究并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明确高校思政课与建党精神的融合方向和重点，能够为高校思政教育优化升级、发挥主阵地作用提供抓手。简言之，把握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可以为思政教师明确融合“什么”提供指导。首先是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持真理主要指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十月革命所呈现的真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先驱，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的根本力量来源于“庶民的伟大胜利”。我党始终将该真理作为革命斗争的根本之道，时刻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引领人民不断开创出全新的历史格局，切实转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坚持理想也指坚守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我党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从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执着和奋斗，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创造出伟大、壮观的中国奇迹。其次是担当使命、践行初心。我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的一切创造、一切牺牲、一切奋斗，归结起来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阶段，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任务。一是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二是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三是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担当使命与践行初心都是我党始终坚持、恪守的历史责任。再次是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坚守理想、坚持真理、担当使命、践行初心并非一朝一夕能实现的目标，必定需要英勇而顽强的革命斗争。有斗争便有牺牲，在革命奋斗的过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辈都付出了牺牲，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而在全新的历史时期，不怕牺牲主要指牺牲小我，为人民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作出努力。最后是不负人民、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指忠诚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所以对党忠诚也代表着不负人民，忠诚于人民。我党始终将“立党为民”作为行动指南，不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脱贫攻坚、反腐斗争、扫黑除恶、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我党所展现的人民情怀深刻烙印在百姓心中，烙印在历史的画卷中［1］。

二、伟大建党精神与思政课融合的价值意蕴

［摘要］文章通过梳理安徽大别山区绿色脱贫实践，探究生态扶贫的践行困境:相关主体绿色脱贫理念滞后，生态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困难，公共政策引导、扶持力度不均，贫困群众生态脱贫动力不足。进而从发展理念、资源禀赋、政策设计与内生脱贫动力四个方面提炼出生态扶贫的长效举措。

［关键词］脱贫攻坚;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扶贫实践

安徽大别山区是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规划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安徽省在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采取何种扶贫方略改变此区域的贫困面貌，是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015年11月中央决策层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主基调。2015年12月，《安徽省贯彻落实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指出要坚持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加强生态保护建设，推进扶贫攻坚进程。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1］，走出一条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生态扶贫道路。生态扶贫实现了从指导思想到实地运用的重大飞跃。学术界密切关注生态扶贫实践，研究成果逐步涌现，为持续推进生态扶贫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沈茂英、杨萍界定了生态扶贫的概念与生态扶贫的五大类型，提出了新时期生态扶贫建设的重点领域与制度保障(沈茂英、杨萍，2016)。曹诗颂等通过对连片特困区714个贫困县的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得出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共生共存［2］，提出将生态经济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走生态扶贫道路(曹诗颂等，2016)。莫光辉从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内涵和绿色减贫定位阐释了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3］。但是生态扶贫的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全局性扶贫开发视野，缺乏较强的区域针对性。本文以典型的安徽大别山区为例，尝试分析生态扶贫在实践中的运行成效，探讨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路径寻找良方，也可为其他贫困地区深入开展生态扶贫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

一、生态扶贫:脱贫攻坚的一种新范式

传统的生态治理是作为一种脱贫手段被嵌入扶贫开发大格局之中。但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平行化前进的实践方式，并不能实现生态治理的持续有效和贫困人口的持续脱贫，从而导致贫困群体与当地生态环境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泥潭。进入新时代，绿色和协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也逐步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核心元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定位，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新策略。通过实施各具特色的生态扶贫模式，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要素并融入精准扶贫之中，让贫困人口从生态治理中有效脱贫，使其成为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一种选择。生态化是生态扶贫的内核。生态扶贫是绿色协调发展理念在反贫困领域的集中体现，基于贫困地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区域重叠、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目标重合而形成，侧重于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4］依靠生态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并获得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权益，通过生态资源的持续有效利用，彰显脱贫攻坚道路的绿色化形态。生态扶贫是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并不是要单纯固守一地的生态资源，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践创新，充分利用好生态资源禀赋优势，串联起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两个战场，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实现绿色减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格局。生态扶贫的落脚点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5］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扶贫模式，将生态经济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让贫困人口参与重大生态项目建设，创新生态资源加工利用方式，以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为载体，形成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着力将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融入其中，提高生态扶贫的益贫效果，最终实现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安徽省脱贫攻坚的重要阵地，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生态功能定位注定该区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方向是实施生态扶贫，以生态立足的绿色脱贫之路在安徽大别山区全面开启。

二、生态扶贫的实践探索

一、低碳经济概述

(一)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

低碳经济思想的早期探索来源于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提出的能源经济革命论。斯特•R•布朗认为:面对“地球温室化”的威胁，要尽快从以化石燃料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以太阳、氢能为核心的经济。［1］莱斯特•R•布朗还认为化石燃料或以碳为基础的经济，向高效的、以氢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十分必要和紧迫，要建构零污染排放、无碳能源经济体系。［2］而“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该政府文件中指出:其总体目标是2050年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国家。［3］2006年，由英国政府推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做出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4］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订了倍受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8年7月，日本北海道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2010年的坎昆会议，正式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作为长期目标，此外还成立“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我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2006年底，中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了我国第一部《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2007年6月，中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9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政府郑重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等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2007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式列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6月，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正式成立低碳经济研究院，重点围绕低碳经济、政策及战略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2009年3月中科院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之后，一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自己对“低碳经济”概念及内涵的理解和探析。目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社会性的经济和生态前沿理念，但没有统一使用的定义。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体制问题上，［5］而国内学者主要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绿色经济等角度进行研究。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角度来看，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提高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统和产业结构，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6，7］从绿色可持续经济角度来看，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三低三高”为主要特征，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整个社会最大产出的“绿色经济”［8］，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9］其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10，11］并将低碳经济的内涵上升为是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继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12］总体看来，低碳经济在发展的内容上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低碳化四个体系;低碳经济在实现路径上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一种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在发展目标上是一种能够提高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的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三低三高”绿色可持续经济。

(三)低碳经济的特征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要按照关于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要求，打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营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创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塑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以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基础;内外环境

党的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提出“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文化形态，是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理念和新提升，是党的建设的深层次基础性建设，直接影响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是形成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丰厚土壤。要按照关于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要求，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一、打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改造和重塑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为此，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坚定信仰。党内政治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信仰文化。信仰是一个政党的政治灵魂，是一个政党政治实践的“初心”。正是由于不同政党的信仰存在差异，它的政治实践、价值追求、根本目标才各有所异。因此，一个政党的信仰就是对政党政治文化精神内核的塑造，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信仰文化特点。因此，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信仰作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核，把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指示精神上来，把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确保党员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同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坚定信仰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营造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

摘要：评估金融扶贫成效对于地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全面胜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对现行金融扶贫政策文件的梳理，选取贵州金融扶贫案例作为样本，从金融扶贫现状、工作措施与成效对金融扶贫的实效进行评估，发现贵州脱贫攻坚中存在金融助力不足的问题。建议加快健全金融扶贫政策保障体系、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和推进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更好地发挥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金融扶贫；特惠特；信贷

一、研究背景：我国的扶贫政策与金融扶贫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规划和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先后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中长期扶贫规划，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扶贫开发进程。我国农村减贫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是制度变革下经济增长拉动型的反贫困阶段，即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缓解贫困的模式；第二阶段（1986—2000年），是政府主导下开发式扶贫阶段，实行以开发式扶贫政策为主导的扶贫模式；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是全面建设和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扶贫开发阶段，即开发式扶贫与多项惠农扶贫政策并举的整合式扶贫阶段［1］。我国的金融扶贫是随着国家扶贫开发的进程及政策演变而不断变化，自1994年我国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要安排“各项财政资金、信贷资金，增加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等扶贫资金投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要“继续安排并增加扶贫贷款”“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扶贫贷款执行统一优惠利率”，《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要“完善国家扶贫贴息政策，推动贫困地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加强金融精准扶贫服务”。由此看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理念经历了从单一信贷优惠到综合金融服务的过程，可划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年至1985年）、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年至2010年）、金融扶贫大格局阶段（2011年至今）。

二、金融精准扶贫体系与金融扶贫政策梳理

（一）金融精准扶贫体系。金融扶贫是政府运用法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机制或手段，调动金融机构增加对贫困地区信贷资金的供给，为那些长期遭受金融排斥的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和贫困群体提供均等的金融服务机会［2］。经过40年的金融改革，中国农村金融形成了以商业、合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相互补充，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合作金融机构、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持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扶贫方式、扶贫信贷投放量不断增多，各金融组织通过发挥各自经营特点和业务优势，公开、公平竞争，逐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金融扶贫服务供给体系。（二）金融扶贫政策梳理。1.国家层面金融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金融扶贫体制机制，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基本形成。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对各类金融机构的专项贷款进行贴息，支持贫困地区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强扶贫再贷款使用管理，优化运用扶贫再贷款发放贷款定价机制……加强金融精准扶贫服务……创新产业扶贫信贷产品和模式，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与带动贫困户脱贫的挂钩机制和扶持政策。”由此，在国家层面的金融扶贫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并日趋完善。2.省级层面金融扶贫政策贵州结合本省脱贫攻坚实际，根据中央有关脱贫攻坚政策精神，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脱贫攻坚的金融扶贫政策文件，为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发挥制度保障作用。2015年10月16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对支持各类金融企业到贫困县设立分支机构，支持贫困县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融资业务作出明确要求。同时提出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担保、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2015年12月4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大扶贫战略行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要求强化金融扶贫制度设计。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成立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贫困县设立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设立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2018年6月26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发起总攻夺取全胜的决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地区的存贷款支持提出明确要求。与此同时，当地人民银行、银监局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金融扶贫政策制定出台支持地方扶贫开发的金融配套制度文件，形成地方的金融扶贫政策体系。

摘要：当前体育教育的不受重视导致高校体育工作难以开展，学生无法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教师对体育教育理解的偏差导致体育地位停滞不前，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学校体育的地位日益凸显，而体育教育不公平现象依旧存在，因此本文通过对政策的解读、体育教育公平的现实价值的理解及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原因分析，提出高校实践体育教育公平的路径。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从时代背景及相关政策着手研究，探析高校实践体育教育公平的路径，认为体教融合是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政策支撑，以人为本是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核心要求，体育育人是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必然结果。得出相关结论：（1）让体育回归教育、加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可以将体教融合政策落实；（2）使青少年养成终身锻炼习惯、制定不同的课程体系可以将以人为本理念深化；（3）实现青少年全面发展、完善体育设施系统的配置可以将体育育人价值体现；（4）5G技术在体育教育中的应用是实践体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体教融合;体育;教育公平;实践路径

2020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要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要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要深化体校改革；要规范社会体育组织；要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队伍；要强化政策保障。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坚持德育为先、以人为本，通过正面的、合适的教育来引导人、塑造人，体教融合旨在将体育和教育融为一体，这是实践立德树人战略的重要举措。教育公平体现在资源分配、发展规划等各方面，体育教育公平受身体素质、学科地位、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导致学生无法接受平等的体育教育，本文从体育的功能及实质入手，探析高校实践体育教育公平的路径。

1、将“体教融合”政策落实

1.1、体育回归教育本位

体育教育公平的实现是教育公平实现的必然条件，因此体育回归教育是更好地实现体育教育公平的现实选择。姚明认为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离开教育的体育是不牢固，因此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融合能更好地让体育融入教育之中，将体育进中考、高考落到实处，而不是喊喊口号而已，因此体育回归教育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体育是教育的多元载体，教育是体育的有效体现，体育和教育的有效融合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源，从而带来1+1＞2的效果。体育与教育相融合尤为重要，体育课堂不再是曾经的体能课，它是一节不能缺少德育的体育课，是一节体育教育课程，是实现五育并举的途径。

随着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增长。但民众从知法到懂法、用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诸多法律纠纷案件中他们还需要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面对愈发繁重的工作任务，法检部门也亟需扩大队伍力量。对应到法学教育领域，则需要高校法学院和法学专业不断优化教学理念，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模式，不断提升法律人才培养质量，为我国依法治国事业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法律人才。由杨宗科主编的《法学教育研究》正是对新时期法学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汇集了法学领域诸多权威专家学者的专业论述，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当前法学教育问题的反思与创新探索，具体涉及社会治理与法治人才培养、专业性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人工智能与法律实践教学、具体法律专业能力培养方法创新优化等，尤其对实践教学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体来看，该书对推动新时期法律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细览全书，可提炼出以下几点特色。

一、名家荟萃，多维探索法学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本书整体结构上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依据探讨法律主题的不同，主要分成理论探讨、教学研究、比较研究、教育法制、法务反哺等几个版块，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结构划分。这些版块中的内容由不同法律领域专业学者的论文组成，他们多数在各自领域有着丰富的法律从业和研究经验，出版了不少法律著述，因此本书论文中所呈现观点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有基本保障。从内容来看，本书名为“法学教育研究”，但并不直接、单纯从高等教育角度谈法学教育，而是将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法律实践中，将高校法律教育创新改革与社会法律体系运转和法律实践动态密切结合，从法律的实践运动中汲取法学教育革新灵感，使本书的框架结构和策略建议的可操作性有了保障。这种社会实践探索和校园教育的融合维度是多元的，涉及了各项热点、冷门法律领域，融合了国内国外的比较分析，兼顾课程改革与师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完整性、系统性。

二、注重创新，以新兴技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领域和应用深度的不断拓展，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新兴技术的诞生发展为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法学教育摆脱了一板一眼的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向着更加便捷、更加新颖、趣味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现代化法学教育路径飞奔。本书提倡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来实现法学教育的创新，尤其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例如在“人工智能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作者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现状作了总结，之后对人工智能在法学教育实践教学中可能的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作了专业分析，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法，最后对当前信息化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整体行文体现出较高的创造性和实践研究倾向。

三、问题意识，注重解决当前法学教育突出问题

摘要：随着法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法学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作为国际上法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对我国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通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来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还面临诸多障碍，必须从理论研究、课程设置、资金投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

关键词：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价值；障碍；突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外来日益频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需求不断增强，参与和主动制定规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熟悉国际规则的法律人才特别是具有高外语水平、具有优良专业素质和国际化视野的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十分的迫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就成为全球各国法学院重视和参与的国际赛事。而竞赛成绩既成为衡量个法学院竞争实力的标准之一，也成为培养国际化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价值

（一）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目前，我国整体法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定位不准、水平较低、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特别是当前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还十分欠缺。针对我国现阶段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和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现状，我国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中之一是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在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方面，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国际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已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赛事。主要有世界人权模拟法庭竞赛、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庭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审判赛、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亚洲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威廉•维斯贸仲杯”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而我国高校在最近几年也逐渐注重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近几年参加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的队员，多数毕业后都就职于国际组织、跨国律师事务所或出国深造。并且这些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日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律所的关注，甚至在比赛结束后直接向队员发出就职邀请。可以说，从今年来我国高校的一些具体实践来看，对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参与，已经成为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