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价值范文10篇

摘要:刑法在我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对犯罪行为、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基础，刑法规定了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承受相应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给予犯罪行为和行为人刑事处罚的法律规范。在刑法的实际应用中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刑法，另一种则是特别的刑法。从字面意义上讲普兴的刑法主要是在具有普遍使用效果的刑法，而特别刑法针对的是特定的人或者事，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刑法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最为自身的目的，指引和约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顺利运行。本文主要对刑法目的及其实践价值进行浅要分析。

关键词:刑法目的;实践价值;违法性;刑法任务

刑法目的是刑法建立的创造者，在法治体系中，刑法目的与刑法机能具有相同特点。制定刑法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刑法的顺利应用，适用刑罚目的实际上也是对制定刑法目的的一种体现。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于犯罪的判定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充分的考虑。刑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要关注这一方面。

一、目的是刑法的创造者

人们的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也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之间的区别。刑法目的同样也是如此，立法活动与司法活动都必须具备目的性，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耶林认为，法的制定是由人而来的，如果缺乏人的要素，刑法也就失去了制定的意义，法的任务就是为人的目的而服务。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刑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对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刑法是在一个特定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目的指导下适用的，从开始到现在刑法的目的一直没有消失。作为刑法目的的“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这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通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惩治犯罪是一种法律手段，刑法的主要要求就是保证人们的合法权益，针对一些违反刑法的行为进行惩罚，可以有效的保障我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发展中的刑法使用需要在整个形势立法与司法中应用。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刑法还可以起到重要的制裁与引导等作用。在我国的刑法文件中明确指出，刑法的使用目的要比刑法任务更高。刑法的目的对刑法的任务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降低了刑法目的在刑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刑法任务的执行应该以刑法目的为前提，将刑法目的与刑法任务紧密的结合起来，强调“惩治犯罪”和“保护人民”同为刑法目的，如果不以惩罚犯罪为目的，刑法自身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刑法的实践价值

音乐分析是对音乐作品解读的一种方式,在人类的音乐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音乐分析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早期音乐分析、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的以曲式学为核心的音乐分析、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以个人风格和理论融合为特征的音乐分析。作为人们认识音乐作品的方法,它是经过漫长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的高度的。随着作曲实践中各种新的技法的出现,音乐分析在二十世纪达到的高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理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五大分析方法:兴德米特分析理论、申克音乐分析理论、十二音序列音乐的分析、音级集合分析法、主题一动机分析法,为音乐分析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基础。

1.音乐分析误区的批判

由于近年来音乐学开始面临诸多的挑战,业内的有识之士开始着力于对学科自身基础理论的讨论与建设,音乐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前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整体审视,所产生的误区也引起了人们强有力的批判。

1.1单一、固定的视角。

现今所有的音乐分析方法几乎都是采用单元的、唯一的视角,在阐释作品时往往从单一的原则出发,将作品的所有细节都看作是这一原则衍生出来的产物,无法兼容其他方法的视角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同时,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也使在音乐分析的过程之中无法顾及音乐结构其他的方面。以申克的音乐分析法为例,这种方法在分析作品的和声对位线条结构时就很少注意音乐的动机联系等,而这种弊端,往往使人对各种分析理论产生一定程度的缺憾感。

1.2片面的着力点。

辩论式教学是任课教师为了深化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和理解，针对课程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提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目的，通过精心设计辩题，把正反两种观点交给学生进行论辩的一种教学方法。辩论式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辩论式教学的策划者、指导者，充当着“导演”的角色，而学生才是真正的“演员”。辩论式教学一改传统“灌输式教学法”的呆板形式，有助于激活学生课堂学习气氛，点燃学生课程学习热情，锻炼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对辩论式教学实践价值进行探索和分析，有助于从理论上构建辩论式教学实践价值体系，从实践上深化认识辩论式教学重要意义，促进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和探索。

1提升学生的自学力

学生能力结构的构成要素很丰富，自学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自学力是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己阅读、自己理解、自己思考、自己对知识进行“内化吸收”的过程和能力。当今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自学力”就是“竞争力”。一个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是否培养了较强的自学力，直接关系到学生步入社会后的前途和命运。与传统的教师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同，辩论式教学更加重视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学力。当老师根据课程内容将设计好的辩题交给学生课后进行准备时，培养学生自学力的工作已经开始。主要表现在：一是围绕辩题，学生必须在课后阅读理解相关书籍、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将真正能够支撑己方观点的论点和论据制作成卡片为辩论所用。二是围绕辩题，学生必须将自学的知识经过思考以后进行“内化吸收”，运用内化吸收的知识帮助自己分析和解决辩题需要解决的理论或现实问题。由此可见，辩论式教学辩前学生的学习准备过程，是学生依据教师指引进行自觉自愿地阅读和汲取专业知识、理解和思考专业问题，并将已经内化的知识具体运用到分析和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辩论式教学任务的牵引下学生主动完成学习的过程，不仅能够逐渐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精神，而且能够提升学生的自学力。

2提升学生的思辨力

思辨力是人们运用逻辑知识进行问题思考和思想表达的一种能力，是人们的思维按照逻辑规范和要求，将分散的、碎片化的观点或论据有机的组织起来，并通过口头语言将其严谨地表达出来的过程。在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中，思辨力强的人既能说服别人,又能证明自己观点，沟通顺畅，效果良好，有助于问题的协调和解决。在现代教育发展过程中，学生思辨力的培养，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探索。培养学生思辨力的路径很多，譬如开设思维逻辑学课程、举办逻辑思维知识竞赛、锻炼思辨力的演讲比赛、游戏活动、开展辩论式教学等等。比较而言，开展辩论式教学更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辨力，是学校培养学生思辨力的重要途径。在辩论式教学中，无论直接参与辩论的学生，还是坐在台下的旁听学生，都会围绕双方各自的辩题观点以及对方提问进行激烈的思考。在复杂的思考过程中，双方辩手能否将所收集到的资料信手拈来加以运用，以佐证自己观点或用以驳斥对方观点，双方辩手能否将人脑中散乱的思想观点快速地、有条理地集中起来，或用以阐明己方论点，或用以回答对方提问，或者用以驳斥对方观点，这一系列紧张而又兴奋的人脑思维过程，就是不断锤炼学生思辨力的过程。实践证明，经过多次辩论式教学的训练，学生表达思想观点时已经能够做到有条有理，阐明观点时能够做到有理有据，学生的思辨力普遍得到提高。

3提升学生的表达力

内容提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以发现问题和解决纠纷为取向，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也是实施宪法、解决宪法问题的客观需要。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宪法思维就是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其目的是在宪法纠纷和疑难案件中确立价值，发现规范，在个案中实现正义，因而宪法思维也是一个新规范的证立过程。以宪法概念思维，可以增进法律人对各种宪法规范属性的认识，提高对宪法规范的诠释和理解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进而通往沟通与理解之路。

关键词：宪法概念，宪法思维，宪法规范，宪法事实，规范发现，宪法解释

一、引言：谁思维？法律思维还是法学思维？

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对宪法问题的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一个以宪法概念为起点和工具，对特定宪法事实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在于对宪法事实形成一个新的陈述。在形式逻辑上，这一新陈述既可以是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个假言判断；既可以是肯定判断，也可以是否定判断。在司法实践上，这一新陈述就是一个新规范。

那么，宪法思维和宪法学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吗？这须探究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或者更正人们原来对某一事实的错误认识，并用文字形式将这一事实描述出来。这也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学科的由来。所谓描述性，指的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亦可称为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谓规范性，指具有评价性，评价需要标准，标准带有规范性质，涉及价值判断，可称为规范陈述。“自然科学、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以及经验性的语言通常被理解为描写性（描述性）科学，而诸如法律或者伦理则被称为规范性科学。”[1]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科学并非总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世界观、自然观、生活态度、科学目的等均作用于科学发现过程，这使得即使是科学研究，也总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法律研究，法律思维无非是以法律概念为工具对一个法律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发现一个规范。广义上的法律思维主体是法律人，包括立法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实践者，狭义上的法律人仅指法官。如果将法学视为一门科学，则法学就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就是发现。只是法学思维主体是法学家，而不是法律实践工作者，法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法律问题，而非法律规范。由于法学研究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各种方法的评说，法律问题的发现还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蕴涵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创设新规范的可能性。这使得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也是为什么英美法学传统并不甚区别“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原因。

一本美国作者所著的《法律研究过程》（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也被翻译为《法律研究方法》，[2]翻开来，通篇所讲的是“什么是首要法源？”（primaryauthority）“什么是次要法源？”（secondarysources）及法律语言、法律术语、怎样使用法律词典、为什么要研究判例？程序规则是什么？法律道德如何等。台湾学者所著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名为“法学方法论”，其全部内容是对充满法官中心的法律、法律类推、类推适用、解释方法等的评说。[3]这样的内容曾经引起我的困惑。我就想，这是谁的方法？这不是法律家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所关心的事吗？作为学者或者法学研究难道与作为纯粹实践意义上的法律家的工作没有区别吗？翻开欧陆法学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欧陆法学家在充分认识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和法律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的前提下，在撰文过程中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例如，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在谈到法律方法问题时就认为，关于法律方法并非只涉及到甚至也不是主要涉及到“法学”。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在实践中适用法律规范。这是因为，法学除了教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任务，即立法中支持立法者、在法律适用包括法官造法中时支持法院。它也支持着方法规则的发展以及对方法规则适用的批评。并说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在实践中使用的、司法与行政的法律方法就是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批判的重要对象。”[4]因此，从方法思考的主要目的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学方法论”，而是真正相互竞争的法律实践的方法。正因为此，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适用的包括程序在内的各种规则、解释方法就既是法律实践中的方法论，也构成法学研究的对象，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意义上被既作为一种工具，也作为一种术语使用着。只是在此需要注意这一问题，既然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被法学家作为对象研究着，在此意义上两者合一，那也需要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法律方法除服务于实践中的规范发现之外，作为研究对象，它还是学者对法院裁决使用方法的说明与批判，或者批评性讨论。[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工具的法律方法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在区分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识别出判例法和大陆法两种法学传统的差异，及两大法系分别注重法学家和法官对法律解释和法律形成影响的特征。此外，英美法研究传统一直注重服从实践中问题的需要，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推理和判断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少有大陆法传统那样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抽象与思辨。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英美法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英美法传统中的体现。此处便不难理解霍姆斯那一著名的“普通法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法律论断所体现的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判例法基础，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即英美理性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经验理性和个案理性，大陆理性传统则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性和普遍理性。

要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全面、深刻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

1、科学发展观基于唯物史观与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展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指向清晰的描述，是一种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的进步过程，是人类实践的一种结果。发展观则是对这种变化、进步过程的基本认识，是对实践结果的一种评价尺度，要回答人们如何认识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发展观是历史观的一种延伸。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哲学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理解，正是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就是物质生产资料、物质的生产力。同时，又不能仅仅把经济、物质、生产力归结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因素，要讲自然、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因素在整体社会发展中的制约作用。即既讲历史决定论，又讲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揭示了人与环境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他强调，能够“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的，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三卷，234页）这体现着对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性的双重尊重。恩格斯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十七大报告解读看点直击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举世瞩目的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并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集中代表了全党的共同意志，对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的理论的突破与创新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自此提出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其多次阐明和论述，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刻精辟地阐述了其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境界，为我们自觉把握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深厚、思想内涵丰富、内在逻辑严密、理论框架清晰，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集中表述，其中每一点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构成了科学发展观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与此同时，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断，比如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比如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必须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等。这些思想和论断进一步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上述这些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个领域，涵盖了新世纪党和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整体，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系统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产物，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深化的基本标志，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实现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理论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摘要:大学生创业价值观是指导当代大学生创业的要素之一，然而当前对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有研究较为匮乏。基于对黑龙江地区的实际考察，结合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基本特征，对黑龙江地区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状进行归纳梳理，并针对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黑龙江;大学生;创业价值观

个人的价值观对创业具有较为显著地影响［1］，价值观所特有的思想内容并不是人们先天具备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中后天形成的［2］。现有文献大多从两个角度来研究创业价值观，一是将创业价值观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研究创业意愿、创业成就动机等相关问题;二是将创业价值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编制测量问卷或对其现状进行分析思考。创业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种，既具有价值观的普遍属性，也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并受到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基于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相对于我国南方经济活跃地区，创业仍未成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主流选择。大学生在进行是否创业的决策时仍会受到其学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3］和文化氛围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创业价值观的内涵、黑龙江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状和解决路径，对丰富关于创业沉寂地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创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学者对创业价值观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王勇将创业价值观定义为“主体以自己的创业需要为出发点，对创业动机及创业过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判断，取舍的标准，它指导和调节着人们创业目标的确定和创业行为的选择”［4］;胡余波提出大学生创业价值观是“具有创业期待、积存创业潜能并以一定社会责任感等要素结成的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亦即创业主体以自己的需要为基础，对创业目标重要性的认识和在创业时采取的行为方式的判断和选择的标准”［5］;李平仪则认为“大学生创业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创业目标的认知程度和创业方式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大学生创业价值观，且“对学生的创业目标和方式有着指导和调节作用”［3］。创业价值观具有主观性、社会性、导向性、稳定性、发展性和系统性共六个基本特征［3，6］。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创业价值观首先是基于主体的自身创业需求，对创业动机及其过程进行判断的标准，能够对主体创业过程中的创业行为和目标起到必要的指导和调整作用。除了上面提到的创业价值观具有的六个基本特征，大学生创业价值观也具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生存性和成长性的统一［6］。

二、黑龙江的文化特征与高校大学生创业价值观的现状

[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摘要】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前，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仍然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发展观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导。

一、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开始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及其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自1957年之后，我们党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到期间发展到极至，造成了人际关系破坏和无政府主义泛滥，根本没有社会生活的和谐可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否定了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转了中国前进的航向，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被称为“八荣八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社会各层面都在回应，和中央文明办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在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中组部提出践行“八荣八耻”情况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标准。还提出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和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这种新的实际，理论界也开展了广泛地讨论和研究，文汇报对“八荣八耻”专题理论座谈会发言进行摘编，有专家称八荣八耻是“是当代的论语”，是“行动的指南”。但从目前所见的论述及体会来看，我认为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有一个时代的理解。否则的话，就可能像前几年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公民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等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

（一）提出的时代背景

有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是以胡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路径的连续性的体现。回顾“三个文明”的提出，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不断充实和完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建设，使我们看到务实亲民的执政党形象和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与此同时，在这些新战略背后都有一个主体道德和精神的支撑。在主体建设上，首先注重从党的先进性要求上提升党员队伍的良风道德风尚。为期三年的全党保持党员先进性活动，旨在使“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构建党的合法性。但仅靠党员的先进性是建不成“三个文明”的，更不可能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还必须有全社会民众参与的国民道德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是坚实的，有群众基础的。一句话，没有群众伦理精神参与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八荣八耻”，旨在扩大社会主义伦理建设的主体。从党员先进性到社会各阶层的共建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是明智之举，也是遵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共识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是对全社会遵循的

道德的基本规范。“八荣八耻”，简洁易记，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但是，这绝不是对社会主义道德基本规范的简单回归，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升华，我认为主要表现在，首先，要解决当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总体判断问题。现在总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的发展与道德建设是不同步的，甚至认为，基本道德规范都缺乏坚守，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梳理的话题，限于篇幅，我不在此过多论述。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也经历了不断变革，而且也推动社会主义伦理观念的发展，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进步的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首先我们要自信地看到一个包容、开放和民主的社会，本身就是社会伦理精神的一次大变革。我们不能以偏概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次，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是简单地问答社会风气和伦理精神“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社会风气和伦理精神如何构建？“怎么干”的问题。我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实践，特别是随着执政能力的提高，对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我们党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拓性。通过制度和机制来建设社会主义伦理精神和道德风尚是一个必然选择。道德的法治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它的确是实现道德规范成为社会民众行为规范的制度保障和有益经验。所以，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仅是各部门，各主体要践行“八荣八耻”，更重要的是还要寻找一个全社会有效遵循道德规范的制度激励和惩罚制度和机制，使国民道德风尚得到可持续地发展。

（二）结合政治学研究，我认为当前我们在宣传、研究和贯彻“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