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范文10篇

教案示例

一、导入

《史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确立了《史记》的十大名篇，强调要“精读之”。节选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和《信陵君窃符救赵》出自这十大名篇。而《屈原列传》则再现了屈原的高尚品质和卓越的才能，表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悲愤。阅读节选的三个“列传”片断，结合已学过的作品和《语文读本》所选的《史记》里的文章，加深对《史记》这一煌煌巨著的理解。

二、诵读指导

诵读是对语言的最直接感知，是品味语言、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的最好手段。

经过两年半的高中语文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因此，这三篇史传应以指导学生自读为主。

摘要：帮助学生揉和历史，创建历史结构，形成历史网络，以此疏通历史记忆；同时运用种种记忆技巧加深学生的历史记忆，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效率。

关健词：历史结构；历史网络；记忆技巧

有一种较为公认的说法：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一般指人类社会史；一种是人们对前种“历史”有意识地选择、复原和认识。这就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仅要学历史、发掘历史，而且要记历史。人类历史，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漫长的历史过程，内容包罗万象，知识浩翰无边。历史过程都很客观，没有过程就没有历史，对此，学生怎样避免死记硬背、学得灵巧一些，这就需要讲究科学的记忆方法和技巧。

一、帮助学生创建历史结构，疏通历史记忆

许多学生认为历史学习就是死记硬背，按教材逐句记忆结果在短时间内，记住了一部分历史知识，但时间一长就开始张冠李戴，纷乱如麻了。因为零散记忆历史知识是无头绪的，历史知识在他们眼里是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这样学生学完一本教材就已经腾云驾雾，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在对教材理解的基础上打破教材原有的体系，帮助学生创建历史结构，疏通历史，有利于学生的记忆。

下面以《中国近现代史》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以前)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部充满血泪和屈辱，由战争、不平等条约、变法以及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和反抗封建势力构成的历史。共分四章22节。在教师指导下，同学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打破教材结构，多角度多层次的进行分析，重新创建知识结构如下：

[摘要]《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第13章“中国魚类学史”部分，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依据是卜辞有“在圃渔”，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24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系后人伪托之书，可能是汉代作品。此外，古今度量衡不同，章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分析，属于疏忽。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1999)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整理研究古代中国动物学史巨著，全书500余页，95万字。用现代的学科分类，将全书分为14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生态、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理学、动物家化等，其中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有关中国古代的动物学古籍文献。

笔者因需要先查阅了第十三章“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成庆泰执笔），在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魚文献《范蠡养魚经》”这节中，著者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魚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

笔者看了书中引用的文献依据，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榷的余地。

先说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问题。

“中国魚类学史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引用罗振玉所辑的殷墟卜辞中两条含“圃”的卜辞为证：“贞其雨。在圃渔。”及：“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卜辞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內（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摘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摘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反复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格，指的是人们对于事物有热切的感触时，往往不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申说以表现强烈的情思，［1］P199而修辞结构又是一种组织话语和运用话语的整体策略，［2］P43因此，修辞并不仅仅指文辞的修饰和调整，还包括作家驾驭语言的辞章功夫，“文学家的语言本领，简单说就是善于叙述的本领”。［3］P220所以，在叙事作品中成系统的接连反复或间隔反复，在语言运用上表现为反复修辞形式的同时，也体现为一种高明的叙事策略，《史记》便是灵活运用这一高超策略的典范之作。清代学者牛运震曾说：“他史之妙，妙在能简，《史记》之妙妙在能复。”［4］P274可谓深得《史记》复笔叙事策略之真味。《史记》“藉人以明史”，［5］P4629再现了众多形象生动的历史人物，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除了它善于叙写重大历史事件、长于截取与人物性格命运相关的轶事，恰到好处地运用话语反复，更是在多方面提升了历史人物的活性。

一、场面描写中夹用反复修辞，昭示人物的命运

《史记》多选取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以明示历史的转折、揭示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在百忙的场面描写中，《史记》又往往通过语词的反复凸显人物命运的节点。如《项羽本纪》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彭城大战”、“垓下之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记述项羽的“兴之暴”和“亡之忽”。《史记》不仅对上述重大事件的场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在多处运用反复修辞，凸显出对项羽命运影响至深的一系列节点。陈涉被叛徒所杀、项梁战死定陶，这无疑是对反秦义军的连环重击，士卒皆为之震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黄河以南的反秦义军退守东部的彭城一线：“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P303-304当时，黄河以北尚有张耳等奉陈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赵仍在义军手中，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不复以河南之军为忧而倾力攻赵，大破赵军，迫使赵军困守巨鹿城中，情势万分危急：“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6］P307救赵与否关系到反秦大业的成败，项羽果决地斩杀鼠首两端的宋义夺取兵权，北上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逆转了义军反秦的颓势，使反秦义军士气复振，项羽本人也由斩杀宋义时的楚“假上将军”、攻巨鹿时的楚上将军成为“诸侯上将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P307三个“无不”分别写出了项羽所率楚兵决死奋战的英勇、不敢与秦军接战的诸侯军观战时的胆战心惊和破秦后对项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噁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P295元代学者吴澄评点：“三‘无不’字，唤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叠用，写尽了项羽的神勇，凌约言谓：“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7］P21凌约言结合项羽吴中起兵时吴中守将的反应、斩杀宋义后楚军将领的立场、巨鹿救赵时各路诸侯兵的观望及破秦后诸侯将的举措神情，道出了项羽本人与其所部义军在困顿中雄起的不可阻挡之势。而在鸿门宴中，《史记》项羽得知拥盾持剑而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是沛公之参乘时，“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两番夸赞，两番赐酒，特别是遭受樊哙饮酒啖肉后的一番责让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6］P313沛公招呼樊哙离开鸿门宴，范增刺杀沛公于座的计划便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此计之失除了项王为人不忍、竖子不足与谋外，从项羽对樊哙两番“壮士”，先后两番“赐”酒肉，最后受樊哙数落后又赐之“坐”的处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对连本无资格参加鸿门宴的樊哙尚且不予责罚，哪里再会怪罪卑辞厚礼的刘邦呢？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加之刘邦阵营内给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夜告张良的项伯、拔剑起舞的项庄和闯帐而入的樊哙，刘项双方的最高首脑、顶尖谋士、核心近属、隐藏间谍均呈现在读者眼前，鸿门宴实为刘、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而范增计谋的破产与项王处置樊哙的失常之举又有着莫大的关系，若以项羽吴中起兵、斩杀宋义、巨鹿之战中任意一处勇武之性，恐怕十个樊哙也得殒命当场。然而，鸿门宴上的项羽与巨鹿之战后诸侯将“莫敢仰视”之项羽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凌稚隆曾评项羽“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鸿门宴上“壮士”的赞语、“赐”酒肉之举措，活画出了彼时身为诸侯上将军的项羽志得意满之态。垓下之战后，项羽一直被汉军紧紧追赶，至东城时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骑数千，项羽乃对其部下说：“‘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东城溃围是项王意欲证明其败亡“非战之过”，实乃“天之亡我”的一场快战，也是项王在楚汉之际的谢幕之战，尺幅之间用了三个“复”字：汉军包围圈被项羽击溃后“复围之”；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后，“复聚其骑，亡两骑耳”。联系太史公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之语，［6］P339三个“复”字的叠用，流露出太史公对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太史公对这位盖世英雄的华美功业和悲壮人生的行将落幕的几多惋惜与慨叹。

二、历史叙事时叠用词语，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记》在运用反复记述史事时，还通过叠用一些实词或虚词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传达叙事态度。如《淮阴侯列传》叙写韩信悲惨的结局便是以四个“欲”字昭示了韩信被斩的冤屈：“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6］P2628四个“欲”字中，两个“欲”字均关涉淮阴侯：“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欲杀之”，然而前者并未发作，后者仅仅停留在意念的层面上，皆未成事实；“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虽被韩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实名举报，也只不过是“反状”，而且是“欲反状”，焉有谋反事实？但是，“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待萧何诱骗韩信入朝后，吕后随即将其斩杀，“欲”、“恐”则写出了吕后内心对韩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惮怕的复杂心理。吕后、萧何联手斩杀韩信时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韩信被诛后高祖和吕后捕获了蒯通，却并没有追究他当初游说韩信反汉之罪，因此，汤谐称太史公对淮阴侯“既深责之又重伤之”：“既深责信之矜功要爵，自取灭亡；又重伤汉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详叙蒯通说信反汉奇策于前，更将释通之罪作结于后，以见通劝信反犹得无辜；信本不从通反，而汉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极也。”［4］P532韩信拒绝武涉、蒯通劝其三分天下而反汉自立的一节极其精彩，寓论断寓叙事中，表明韩信终不忍背汉之心迹。而韩信最后被治罪杀身时，“欲发家臣袭击吕后、太子”、“欲反状”均属于隐约之辞，李景星评此：“叙武涉之说淮阴，蒯通之说淮阴，则以最鲜明最痛快之笔写出之，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明淮阴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又恐后人误以为真，更以蒯通对高祖语安置传末，而曰‘竖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则淮阴之心迹明矣。”［9］P84-85所以《淮阴侯列传》可视为一篇太史公为韩信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8］P1546，而叠用的“欲”字不仅揭示了吕后图谋诛灭功臣的心理，也传达了太史公对“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6］P3315之韩信的无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相继谋反，最终身死国除。在叙述刘安实施谋反计划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发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P3092叠用六个“欲”字，将淮南王刘安蓄谋已久的叛乱之心写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称，淮南王刘安的传记写其谋反犹豫不决处“全在心上写”，所以用了“欲”、“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将淮南王刘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写入微。［9］P110在叙写西汉丞相陈平时，“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6］P2700-2701陆贾所道之“念”认为陈平是在忧江山社稷：“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因此陆贾提醒陈平应该结好绛侯周勃，陈、周因此结识且交往日厚，吕氏之谋日衰，不仅写出了吕氏威权在吕太后健在时便不得人心的史实，而且昭示了吕太后崩殂后陈平、周勃联合刘章等人迅速剿灭诸吕的必然结局。而连用的五个“念”字内含却不同：“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现出将其忧心忡忡的心理。结合《陈丞相世家》中高祖时出计伪游云梦擒灭韩信、吕后称制时讨好诸吕、吕后一死倒向反吕阵营剿灭诸吕迎立刘恒复居丞相等事来看，陈平所“念”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安危荣辱，其“燕居深念”是为太史公所厌恶的。《史记》还长于叠用虚词刻画人物心理并传达叙事态度。如《封禅书》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药之处，正文中多处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虚字，据初步统计，该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禅书》有恍惚迷离之感。钟惺评之：“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1］P73可见前贤早已认识到了该篇的虚字叠用传达了太史公史笔之深意，在表现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时，对武帝求仙、求不死药万方之终不可得的惊世扰民之举不无讽刺。因此，吴见思称：“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俱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锋。但见其峻冷，不见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载，闻听晁错削藩王之地后，晁错之父从颍川赶到京城，责问晁错为政之事，晁错答以尊天子、安宗庙更，其父听罢，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随即服毒自尽，“吾不忍见祸及吾身”。［6］P2747晁错父亲临终喟叹的三个“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亲目睹亲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痛心，表现了老人在现实面前的万般无奈，在惮怕日后受到儿子牵连的畏惧心理趋势驱使下自杀身亡。钱钟书先生称：“叠用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过三个“矣”叠用，从行文中表达了对晁错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

三、复见人物话语，活化人物形象

摘要：司马迁创作《史记》之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司马迁又尤其彰显人的历史主体性及其独特价值，司马迁对于“人”的独特认识不仅表现在他为刺客、游侠、医生、商人等小人物立传，还表现在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之中。本文通过分析《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把《史记》中平民女性形象按个人精神面貌分类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三类，并一一进行了分析，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不以柔弱、温婉取胜，而以坚强、睿智流芳，司马迁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史笔，真实记录了这些平民女性的生活。

关键词：史记平民女性人格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文学史上，她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人物描写与刻画。司马迁在写人时，又严格遵循着“实录”的原则。他笔下的人物，既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又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史记》，我们看到的不是木乃伊，也不是寺院庙宇里的泥塑像，而是跃动在各自“历史舞台”上有血有肉、有灵有感的活生生的人。且不论帝王将相、诸侯大臣，即或是其中的几个女性形象也很出色。女性，是人类永远不衰竭的话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历来处于从属的卑微地位。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拟灭之”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位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尤其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更是造就了不少关于女性的历史谎言。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女生的描写还是比较公正的。不论是《殷本纪》中“洗澡时因吞吃燕子蛋而生契的简狄，还是《周本纪》中外出见巨人脚印因心爱踩之而生弃的姜原，虽然有些离奇，但那是本着”契“和”弃“都是奉天意而诞生的这个意图而引用《诗经》上的传说罢了；不论是《周本纪》中“奔密康公”的三个女子，还是《吴太伯世家》中为争抢采摘桑叶而使楚吴相互攻杀的少女们；不论是《秦本纪》中释放三囚的文赢，还是《外戚世家》中的后妃和妃殡们……总之，司马迁对她们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平的。尽管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是只述其事而不记名，但在这众多的女性中却有几个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平民女性，指出身于平民的女性，其中包括帝王、诸侯、大臣家为人作奴仆杂役者，和没有封地的小官的女儿。《史记》平民人数不多，约有25人。因平民女性和政治事件关联较少（医官女儿缇萦除外），不宜按政治分类。按个性精神风貌可划分为小市民妇媪、高义母、孝顺女等。太史公塑造的平民女性个性突出，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一、小市民妇媪形象分析

《史记》中有很多小市民特色的平民女性。她们为《史记》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滑稽和幽默的亮色。所谓小市民特色，从《史记》人物看，比较倾向于指势利、实利、虚伪、狭隘自私的一类市民风格。《史记》涉及的小市民妇媪很多，有王媪、武负、刘邦嫂、淮阴亭长妻、苏秦嫂等。

倭寇问题几乎贯穿于明王朝始终，明人对倭寇可谓既怕且恨:“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倭寇题材的诗文作品在明代大量涌现，而小说与戏曲作为当时极盛的文学样式，又是如何描写倭寇的呢?关于这一问题，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张哲俊的专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都有所涉及，但限于各自的体例，严著仅举小说《斩蛟记》与戏曲《莲囊记》，张著所列小说亦仅有《清平山堂话本》之《风月相思》与《喻世明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戏曲稍稍提及《莲囊记》、《红拂记》，均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拟就此作一更全面的整理与解读。

在明代小说中最早提及倭寇的是永乐间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其中《武平灵怪录》写到一个叫项贵可的人物，称他“除嘉兴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闻，被罪，死秋官狱中”［2］。故事发生在洪武年间，而据《明实录》、《明史》等书记载，当时残余的地方武装确实常常纠集日本人入寇山东、温、台、明州及福建沿海诸郡，因此《剪灯余话》里的情节是有史可依的，只是对所谓“倭夷”尚无具体的形象呈现。根据笔者所见，明代小说真正描写倭寇的作品大概有10种，兹列表如下：由上列二表可知，虽然倭寇问题由来已久，但有倭寇情节的小说与戏曲则大多出现在晚明时期。个中原因，除了叙事类文学作品对时事的滞后性反应外，主要是由于“嘉靖大倭寇”之前，尽管从洪武至正德年间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有倭寇骚扰沿海的记录，但并未真正构成大的威胁，因而也没有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及至嘉靖倭患与万历东征，举国骚动，方才引起各阶层民众特别是文人的极大关注，也使得倭寇题材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小说、戏曲之中。

明代的倭寇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而进入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形象在传统的叙事视角下，一般被处理成两种情形:一是作为过场式的“异族侵略者”，胆大包天地侵犯“天朝上国”，结果被轻易地打败，落得个“只轮不返，只骑不还”［3］的下场，这自然是“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所致。此类作品如《风月相思》、《斩蛟记》、《刘伯温荐贤平浙中》、《飞丸记》等，由于手法过于简单粗糙，倭寇形象的艺术价值普遍不高。二是较为尊重史实，考虑到倭寇成分的复杂性(大多是当时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相互勾结而成)，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描写。具体而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人为首，日本人为辅，如《鸣凤记》、《胡少保平倭战功》、《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里的倭寇头目都是中国走私商人汪直(又作王直)、徐海之流。正如小说《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所写的那样:“浙有汪直、徐海，闽有萧显，广有曾一卿，或是通番牙行，或是截海大贼，或是啸聚穷民，都各勾引倭夷，蹂躏中国。”［4］还有一类“倭寇”则是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充当向导，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描写倭国国主以倭铁刀及诸海宝为献，引诱汪五峰(汪直)、徐碧溪效力，一起入侵中国［5］。无论倭寇的具体构成如何，明代小说、戏曲作品都集中笔墨反映了倭寇烧杀淫掠的罪恶。如《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写浙西、南直倭寇作乱:“若一遇着男妇，老弱的都杀了，男子强壮的著他引路，女妇年少的将来奸宿，不从的也便将来砍杀，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门妇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贞节妇女。”［6］《鸣凤记》第十七出《岛夷入寇》借家僮林相之口说道:“数万倭夷尽登海岸，掳掠金银男女，烧劫城郭乡村，烟焰障天，哀声载道。”《胡少保平倭战功》也写道:“沿海倭夷焚劫作乱，七省生灵被其荼毒，到处尸骸满地，儿啼女哭，东奔西窜，好不凄惨。”

明代小说、戏曲作品对倭寇的奸诈狡猾也描写得绘声绘色，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到倭寇喜欢用假倭来替他们冲锋陷阵:“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8］又如《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写倭人“善战，善伏兵”，而且利用来倭营效力的中国人冒充官兵赚开了城门。由于倭寇恶名在外，一些地方无赖还假充倭寇趁火打劫，《盐梅记》便写到一个叫王欠其的地痞借着剿倭兵船上发出的炮声，四处造谣“倭寇杀来”，唬得村民弃家逃生，他则趁机窃取百姓钱财，《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也有类似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小说与戏曲除了渲染倭寇为害作恶之外，也写到一些倭寇头目(主要是中国人首领)有情有义的一面。如《罗龙文传》中的徐海年轻时遭遇困窘，受同乡罗龙文接济，曾发豪言曰:“此一片地，非吾辈得意场。大丈夫安能唯唯人下乎?吾从此逝矣，公宜努力，他日苟富贵，得相见，毋相忘!”［9］后为舶主，坐拥雄兵数千，罗龙文为胡宗宪说客，至军中劝降，徐海果然不忘旧恩，对其言听计从。《鸣凤记》里，汪直的一番开场白甚至还颇有点“官逼民反”的味道:“不想近年以来，大明宰相严嵩当国，贿赂公行。故此沿海守郡官员，竞来索我外国奇珍宝玩，贡奉权奸，多不偿价。有等门下贪污党与，谋升福浙等处镇守，意图满侵东南海利，将我商人屡次腰斩。既夺我生涯，又绝我归路，我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10］言下之意，倭寇的兴起乃是明朝官场的黑暗贪腐造成的。无独有偶，在《胡少保平倭战功》中，王直(汪直)也说了一番几乎同样的话:“如今都是纱帽财主的世界，没有我们的世界!我们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况且糊涂贪赃的官府多，清廉爱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个进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禄享用了，还只是一味贪赃，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汉，专一杀的是贪官污吏!”［11］将倭寇与梁山好汉相提并论，不免有点匪夷所思。《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这样描写汪五峰(汪直)被斩的情形:“汪五峰临刑，仰天大叫曰:‘严世蕃、罗龙纹(罗龙文)误我头，此二贼臣死亦如我!’”小说还赋诗一首:“昔日英雄今日休，馈金十万买枭头。早知事势有如此，不听龙纹智更高。”俨然成了让人扼腕叹息的悲剧英雄的模样，具有了某种可同情性，真是出人意料。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汪直、徐海等倭寇首领形象的塑造并非只是出于小说戏曲作者的个人见解，而是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观点。如胡宗宪的幕僚谢顾在《擒获汪直》中如此交待汪直的出身:“王直(汪直)者，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12］曾任浙直海防总兵的万表在《海寇议》里对汪直也有类似的描述，王世贞《倭志》亦称其“颇尚信，有盗道，虽倭主亦爱服之”［13］。正是汲取了这些史料中的思想，相比较后来清代作家在小说中将倭寇里的中国人完全视作汉奸走狗，百般斥骂(如《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明代作家显得更加客观和理性，所作的描写没有刻意地进行丑化，也更符合事实。对于不易接触到史籍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小说戏曲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

明代小说戏曲盛行，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从倭寇的描写也可看出当时作家笔触的深入。由于倭寇是元明以后的新问题，倭寇形象在过去的叙事类文学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借鉴自然是无从谈起。此外，明代描写倭寇的小说与戏曲家们就可考者而言，他们实际上都未真正接触过倭寇，这使得作品对倭寇的描写往往显得不够生动，尤其是倭寇中的日本人更是简单得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细节刻画。尽管如此，这些倭寇描写仍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首先，从文学层面而论，倭寇形象的出现为明清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一组新的人物类型。诚然，倭寇都是些反面角色，作家们在塑造倭寇时也并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与立体，在表现方式和语言技巧方面都嫌单调。但是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倭寇中的不少人物，如汪直、徐海等仍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是那些在舞台上倏忽而至又倏忽而去的倭寇群像也会因为其“科头跣足”的异域特质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凡此种种，都使得“倭寇”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存在。其次，明代小说与戏曲家们通过对倭寇的描写，以通俗文学的样式为后世忠实记录了倭寇肆虐的情形，事实上承担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职能。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倭寇情节并非是作家的凭空想象，而大多是在一些史籍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成，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写汪五峰之死实际是出自同时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关于蒋洲、陈可愿事迹的记载，等等。最后，明代文学家关于倭寇的描写如果置于中日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则不难发现，中国人对日本观感的恶化正是从晚明开始的。明初，宋濂的组诗《赋日东曲》依然代表着中国士大夫文人对日本的美好想象，直到正德年间，唐寅《赠日本友人彦九郎》一诗仍能感受到中日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但在涉及倭寇的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日本人昔日儒雅文明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凶暴荒淫的象征，并持久地切入另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综上所述，明代小说戏曲中的倭寇描写一方面以其相对客观真实的笔法丰富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成为一种特征鲜明的类型化形象;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知识阶层对倭寇问题的关注，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日本整体认知的变化。

《史记》吸取了先秦史传文学及诸子散文的艺术精华，《汉书》虽然承袭《史记》不少篇章，但并非毫无选择地全录，而是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或者调整标题，或者改动字句，或者增加内容，主动舍弃《史记》雄奇疏朗的风格，追求严谨、密实、典雅、更富学术性的风格特征。在语言方面，《史记》和《汉书》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史记》语言通俗晓畅、不避繁复、多散句;《汉书》语言整齐典雅、文笔凝练、多骈偶。郭预衡在其著作《中国散文史》中指出:“这两部书毕竟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思想倾向和文章风格自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两部书文风之不同，正体现了汉代史传文章的发展变化之趋势。”［1］324通过分析《史记》和《汉书》的语言特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汉代文学由散而骈的发展轨迹。

一、《史记》语言晓畅，《汉书》语言典雅

《史记》行文流畅，明白易懂。《汉书》则古雅严整，规范整饬，刘知几评论《汉书》的赞:“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2］82《汉书》之典雅在论赞中尤其突出。大体看来，《史记》之晓畅与《汉书》之古雅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史记》多用俗字，《汉书》刻意仿古。郑鹤声言:“《史记》多俗字，《汉书》多古字，俗字多则阅者易识，古字多则雅而有致。”［3］163先秦典籍传到汉代，其中有许多古奥难懂之词句，司马迁写《史记》“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4］53，为了表情达意，不避俗语口语，对于先秦已有的文献资料，往往采用流行的语言来代替艰深的古文字。下面试举两例:《史记•五帝本纪》: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於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尚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讙兜曰:“都，共工方鸠布功。”帝曰:“吁，靖言庸违，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史记•五帝本纪》: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孟子•万章上》: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由上面几段文字的对比可以看出，《史记》摘引前代史料的文字时，意思上虽然保持原文特色，语言上则多加润饰，将原本古奥难懂之文变成浅显通俗的今文。现代学者张舜徽在《广校雠略》中也指出:“编述体例之善，未有逾于《太史公》者也。其善奚在?一言以蔽之，曰:能以当代语言文字翻译古书而已……今观《太史公》所载《尚书》文字，如《五帝本纪》之引《尧典》，《夏本纪》之引《禹贡》……莫不代奇词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其于《左传》、《国语》、《礼记》、《论语》之属，靡不皆然。”［5］10可见，研究者也看到了司马迁常用当代语言翻译古文这一文学事实。与司马迁翻译古文字不同的是，班固偏好古文奇字，如将《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赞中“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的“慨”改为“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言:“《史记•自序》:‘小子何敢让焉’，而《汉书》‘让’做‘攘’。《汉书•艺文志》亦云:‘尧之克攘’，今《尚书•尧典》云:‘允恭克让’，此晋人所改。”［6］239对于《汉书》好用古字的情况，安作璋在《班固〈汉书〉评述》中作过简单的总结:“《汉书》好用古字古义，当时人就有此种非议。如供给的‘供’，《史记》作‘供’，《汉书》作‘共’;嗜好的‘嗜’，《史记》作‘嗜’，《汉书》作‘耆’;踪迹的‘踪’，《史记》作‘踪’，《汉书》作‘纵’;谦让的‘让’，《史记》作‘让’，《汉书》作‘攘’，等等，不胜枚举。故‘《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非有文字学素养的人，确实不易看懂。”［7］《汉书》之好用古字，导致它一问世，即被公认为是一部难读的书，需口耳相传才能明其义，《后汉书•曹世叔妻传》言:“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就读。”［8］818《三国志•孙登传》载:“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二)《史记》多引人物口语，保持原汁原味，《汉书》多用书面化语言。《史记》之通俗晓畅还在于它的口语化倾向，书中常直接摘录人物的口头语;班固《汉书》则很少使用俗语方言，多用书面化的语言进行描写，多叙述语言。典型的例子有:《史记•陈涉世家》: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10］1960《汉书•陈胜传》:夥，涉之为王沈沈者!［11］1795《汉书》省却一个“颐”字，口语色彩大减。“夥颐”两字系楚语，夥，指多;颐，助词，加在一起即“好多啊!”《汉书》省却后，失去方言中原有情貌。《史记》对史料中的口语化痕迹往往加以保留，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以及先秦各世家的行文中，往往有“我”字，这是依据各国史记写作时的遗留，《史记》保留“我”字，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摘录原书，另一方面更显亲切，表明是原来本国史料身份的残存。《汉书》语言雅正，很少口语化痕迹，即使写人物语言也多有加工，如《外戚传》中李夫人对姐妹们陈述“不见武帝”的情由:“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11］3952“色衰而爱弛，爱驰而恩绝”，语言工整，虽然出自李夫人之口，却无一丝口语痕迹，倒似班固自己的总结。刘知几曾批评班固“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认为《汉书》刻意仿古，失去天然风味，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史记》之所以呈现口语化倾向，与司马迁的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一生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游历甚广，注重吸收民间文化营养，早年的漫游经历不仅为他写《史记》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也为书中语言增添了许多民间色彩。班固缺少司马迁的实践经历，他的出身、经历以及时代都将他局限在书本，他只能做一个宫廷史家，这也是班固《汉书》更重文献，多收典雅之文的重要原因。

(三)《史记》善用虚词，《汉书》崇尚实词。在1987年黑龙江省教委主持的鉴定会上，根据微机统计，《史记》全书单字4974个，“之”字13659个，句子116567个，最长的句子有43个字，可知《史记》多用虚词。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上古实字多，虚字少，典、谟、训、诰，何等简略，然文法自是未备。孔子时虚字详备，左氏情韵并美，至先秦更加疏纵。汉人敛之，稍归劲质，唯子长集其大成。”［12］8《汉书》崇尚实词的运用，较少使用虚词。杨树达在《汉书窥管》卷六中言:“孟坚于《史记》虚助之字往往节去。”［13］431指出《汉书》往往删去《史记》中的虚词。当然，有些删改是必要的，如《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书•项籍传》改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去掉一个“也”字，干净利落，语势增强。前人多以富赡形容《汉书》，《汉书》中词汇不断变换，同一个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词表达，如《傅常郑甘陈段传赞》:“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11］3032“称”、“著”、“显”三个字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实词的变化反映出班固语言的丰赡。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了解和掌握史学家司马迁和《史记》；《史记》的价值和影响；乐府和乐府诗；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成就等知识

通过对司马迁写《史记》的史实学习，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通过欣赏和想象秦陵的地下军阵，感受当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武，树立起开拓进取的精神。通过欣赏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成就，认识到这是中华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文物鉴赏力，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产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