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风格范文10篇

高考题目中关于诗歌鉴赏的角度有形象、思想内容、表达技巧等几个方面。有时候命题人可能会提一个看似笼统，实则具体的问题，比如：对这首诗歌的艺术风格方面进行鉴赏。我们很多同学便对这么个庞大的问题无从下手了。其实，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要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这样的概念。什么是艺术风格，它包括那些方面，而在这一首诗歌中比较突出的是什么，顺着这个思路走，你就知道命题者想让你从什么角度答题了。

那么什么是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就是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这种特色和个性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身世与人生际遇有关系。所以，了解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够知晓一点有关这个作者的知识，比如他所生活的时代，他一生有哪些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无因时代或者生活变故而发生风格上的改变？贯穿此人一生的有那些重要的人生理想或者抱负，这些都是了解一个作者一首诗歌的一些必要前提。

再者，艺术风格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表现手法，比如修辞手法，比如其他的表达技巧等等。

在这里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情，神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论文关键词】鲍照诗歌风格多样性

【论文摘要】古人对鲍照诗歌的风格评说有很多，本文试图从这些论说出发，反本溯源，揭示鲍照的多样诗风。

鲍照是南北朝刘宋时期一个重要的诗人，元嘉三大家之一，尤以乐府为人所称道。但他的诗歌地位，一直饱经争议。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颜不如鲍，鲍不如谢。“①但随着后人研究的深入，鲍照的地位俨然有赶超谢灵运之势。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中写道:“但他(鲍照)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却越来越受后人重视，以至被推举为刘宋时代成就最高的作者。”②由此也可见，他的诗歌在不同时代，受到的待遇并不一致。与此相关的，关于鲍照诗歌的风格，自古以来评论家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而产生了各种说法。梳理这些言论，不难发现，其实鲍照的诗歌风格很复杂，任何断语都有似是而非之感。然而对于他的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却少有人提及，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后人对鲍诗风格的评说

鲍照死后不久，虞炎奉命作<鲍照集序》，其中对鲍照的作品风格有如此评价“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

稍后的沈约在(宋书关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鲍照传》中说“鱼包照字明远，文辞瞻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

论文关键词：颜延之著述思想性格诗歌风格影响

论文摘要：目前，学术界对于颜延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出仕时间、思想性格、著述、作品系年、诗歌创作、文赋、影响和颜谢比较八个方面。总体而言，成效显著，但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对于出仕时间有争议，没有颜集的校注本，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间还有待考证和确定，诗歌“辞采”的研究比较表面化，文赋研究相对薄弱等。

颜延之作为“元嘉三大家”之一，在当时的文坛享有重要的地位，史书和文学批评论著都有记载。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经纶文雅才”。然世事变迁，南朝以后，颜延之其人其文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下降，褒少贬多，受关注程度不高。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对颜延之的研究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从1949年到1982年，竞无一篇研究颜延之的论文，其他研究资料只有缪钺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会刊》(1948年)的《颜延之年谱》”“p4)。自1985年周怀忠的《论颜延之的文学创作》(《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发表后，才陆续出现一些研究颜延之的论文，但这和“元嘉三大家”中的另二位——谢灵运和鲍照的受关注程度不可同13而语。至于专著，截至上世纪末，中国内地居然没有一本研究颜延之的专著出版，期间只有台湾1988年出版的黄水云《颜延之及其涛文研究》。进入本世纪，这种情况有所改观，颜延之研究不断加强，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在为数不多的(8O多篇)研究颜延之的论文中，有大约50篇是在新世纪发表的；其二是一批博士、硕士沦文相继出现，博士论文有杨晓斌的《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2005年)，硕士论文有刘文兰的《颜延之文学论》(2000年)、裴闯的《颜延之生平创作一议》(2001年)、李佳的《颜延之校注及其研究》(2003年)、陆立玉的《颜延之与元嘉文学》(2005年)、孙震芳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2007年)、黄磊的《颜延之诗歌研究》(2007年)、杨艳华的《颜延之诗歌研究》(2007年)、张莎莎的《颜延之研究》(2008年)；其三是2008年长沙理工大学谌东飙教授的《颜延之研究》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填补了大陆颜延之研究专著这一空白，也标志着颜延之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重要突破。然而，在古代文学研究13益深入的今天，颜延之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试图对颜延之研究加以回顾和评述，以期引起研究者对颜延之更多的关注。

一、出仕时间考辨

颜延之以光禄大夫致仕。《宋书》和《南史》都为其立传，这为研究颜延之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后世学者对其年龄、任职经历、生平事迹、致仕时间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如缪钺的《颜延之年谱》，沈玉成的《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杨晓斌的《元嘉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问颜延之仕历考辨》(《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始末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黄水云的《颜延之及其诗文研究》，李佳的《颜延之作品新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2期)，谌东飙的《颜延之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颜延之出仕时间是争议的焦点。缪钺、黄水云、谌东飙等人均认为延之出仕时间当在义熙十年(414年)至义熙十一年(415年)，即31—32岁之间，主要依据就是《宋书·颜延之传》。而沈玉成在《关于颜延之的生平和作品》中以刘柳的仕历为线索，推断延之的出仕时间不晚于义熙元年(405年)，即23岁左右，因为义熙三年刘柳已是“尚书仆射”，如果颜延之30岁以后出仕，和刘柳的仕历矛盾。杨晓斌在《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中沿着沈玉成的思路对刘柳的仕历进行了仔细的考辨，也认为延之是义熙元年出仕，这就将延之的出仕时间提前了10多年。当前，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个问题还很难形成定论。

二、思想和性格研究

论文关键词：奇诡；幽冥凄冷；忧苦：心境

论文摘要：在李贺短短的27年生涯中，他体弱多病，命运坎坷，仕进无路，空有抱负而无处施展，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把他内心极为浓郁的伤感情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都写进了诗歌中。他的每一首诗、每一意象都体现着诗人内心的情感指向，反映着其心灵独特的历程，给人以心理的刺激，诗句、诗意、诗篇无不带着冷，透露着凄神怅骨的哀激之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贺以其诗歌奇特的风格和影响而引人瞩目。他年仅二十七岁便不幸早天，遗留在世的作品也不过二百多篇，可是却能在名家卓立的中唐诗坛上别开蹊径，崛起于大家的门庭堂芜之外，杜牧为他写序，盛赞其诗歌之美；李商隐为其立传，称他为“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的奇才；皮日休赞许李贺为自李白以来百年内诗歌之翘楚。后世诸多诗人都对他推崇备至。吴汝纶《跋李长吉诗评注》说：“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奚，雄深俊伟，包有万象，其规模意度，卓然为一大家。”

一、李贺的诗歌风格

幽冥凄冷是李贺诗歌的主体格调。杜牧曾以诗人所独有的艺术敏感力，用诗的语言形象指出李贺诗歌的特征：“贺，唐皇诸孙，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连，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墙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陟殿，梗莽丘垅，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嘧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十分鲜明地说出了李贺诗歌奇诡冷艳的特点。

李贺诗歌不屑作平常语，“辞必穷力而追新”审美趣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只是一味的搬用传统，常常难以创作出优秀的诗篇来。所以，对前人常表现的题材，李贺不愿步人后尘，而是以新奇取胜。例如：“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人们习惯上以“肠回”、“肠断”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李贺却一空依傍，自铸新词．采用“肠直”的说法，愁思索绕心头，把纤曲百结的心肠牵直，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强烈，可见他用语的新奇。凭吊之事只见于生者之于死者，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自己这个不幸的生者，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

论文关键词：杜牧李商隐诗序诗歌风格差异

论文摘要：晚唐时期的诗序接受传奇小说的影响，具有浪漫传奇色彩。杜牧、李商隐虽然创作诗序不多，但是他们现存的三篇诗序却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两位大诗人在处理相同体裁时风格的差异。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对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存在差异。

诗序是唐代诗人喜爱的一种文体，据统计．唐人诗序总计有800余篇。诗序作为一种文体，经历了初唐时期的骈文化、盛唐中唐时期的散文化历程，到晚唐时期，虽然骈文复炽，但诗序却接受传奇小说的影响，体制上仍然保持散文化，内容上却一改先前纪实性的特色，追求传奇浪漫的故事，具有典型的小说性质。最多的当然是有关爱情方面的内容。杜牧、李商隐是晚唐时代的诗坛巨手，他们很多诗歌描写了动人的悲剧爱情故事，刻画了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尽管他们并不热衷撰写诗序，但是偶一为之，即成精品。本文解读现存杜牧、李商隐诗集中的三篇诗序，期望通过一个侧面探讨小李杜诗风差异的原因．以求教于通家。

一、杜牧的诗序

杜牧(803—853)，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佑是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尽管家世显赫，但是杜牧的仕宦并不顺利。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的杜牧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为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但是不久即出为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幕僚，一度擢监察御史，很快因为疾病，分司东都洛阳，后又供职宣歙使府。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就是他对自己十年漂流幕府辛酸经历的调侃。开成三年(838)，杜牧入朝为左补阙，史馆修撰，转膳部员外郎。武宗会昌初年，又外放为黄州刺史。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失势，杜牧官位稍升，曾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又内擢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不久去世，享年51岁。

杜牧是晚唐时代很有才华的诗人，由于性情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因此在牛李党争激烈的时代，他的遭遇总体上看是不得志的。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人生感慨，尤其喜欢关注那些女性中随时依违、漂泊不偶者的悲剧命运。今存《樊川诗集》中只有两首诗歌前面有诗序，都是表现十年幕府生活的经历，都是关注女性的悲剧命运，在晚唐时代很有代表性，在杜牧的诗歌创作中也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很值得研究。

一、自然质朴的创新美，一语天然万古新

陶诗在诗歌题材上、语言锤炼上、表现手法上都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田园诗继“风骚”，承“三曹”，开创了田园诗歌的先河。如《归园田居》（三）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苏轼与友人读毕此诗，在《书渊明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矣!”劳作的甘苦，通过陶渊明的田园诗，首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歌颂。四十四岁后诗人连遭不幸，阅历日深，对衣食和劳动有了更加现实深刻的理解。《于西田获早稻》劈面提出“人生归有道，衣食故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高于晋人和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之处，就在于他以躬耕不懈寻找到了人生的新意境。他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语言上通俗、朴素、精练、深情而近似“田家语”的白描手法，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语）的艺术效果。“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的信笔拈来，“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等用质朴的语言形象创新性地反映了诗人对劳作的新认识、新感情，给人以清新自然之感。

二、质朴无华的语言美，豪华落尽见真淳

陶诗中凡俗农事、田园风光以及那恬淡的心境，都是通过浑朴、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以少胜多的艺术概括，表现出了韵味的含蓄与隽永。如千古名句“悠然见南山”中的“见”字，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在采菊时那俯仰自得的情趣，初不用意，猛然见山，是偶然发现的内心喜悦。一个“见”字让意境有意想不到的趣味。《归园田居》（三）中有“带月荷锄归”一句，如果是“戴月”，就只是披星戴月的意思，没有情感意趣的灌注。而“带月”则是把人与月亮紧紧联系到一起，这样把人的形象与月景融成一个整体，以人的情趣笼罩整个诗歌的画面。一个“带”字表明人带着月行走。这样就把人的一片情意流露出来了，使诗歌的主观色彩变得浓郁。陶诗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华丽的词藻和对仗典故，往往一切如实说来。描写的景物，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物，如村庄、鸡犬、豆苗、桑麻、小巷，然而这些平常的事物在诗人笔下看似平平淡淡，细细咀嚼却平淡之中见绮丽，另有一番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

三、情真味永的情感美，给人亲切质朴之感

陶诗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都质朴无华，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题材内容贴近生活，思想感情真切深厚。陶渊明的作品多以农村的日常生活为内容，以普通的乡村景物为题材，写的都是平平常常的、习见日闻的事物，如草屋、鸡鸣、狗吠、小溪、春风、冬雪、松菊、飞鸟等极普通的田园景物，以及劳作、憩息、饮酒、读书、邻里往来等日常农村生活。平凡无奇的乡村景象，第一次作为重要的审美意象出现，诗人把田园作为腐败官场、污浊社会的对立面着意描写，并进行赞美。极其普通的景物，他却能体味到其中难以传达的人生真意，经过他的描写，便构成了一幅宁静的田园风光图。字里行间欢快地流淌着诗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喜悦之情，不必进行刻意的雕琢，不必加以过分的渲染，却把对生活的真情与美意悄悄地传达出来。农业生产劳动在诗人这里，也有一种“欣慨交心”的感受，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看到新苗茁壮成长，感受春风的拂面，有着星月的陪伴，诗人的内心该有多么惬意。田园那欣欣向荣的景象，诗人那披星戴月之形象，让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和质朴。

论文关键词：张煌言诗史忠烈

论文摘要：张煌言，字苍水，是晚明诗坛大家。其诗歌大都以抗清复国为主题，被称为“诗史”，既是他抗清斗争中严酷而艰苦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忠烈精神的写照。

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他既是抗清斗争中的民族英雄，也是晚明诗坛大家。煌言一生为国事奔波，大部分诗文稿在战乱中遗失了，幸存下来的仅为其被困在临门小岛时(1662年)亲手整理的残稿，有诗词三卷，名奇零草；奏疏、书信、檄文等一卷，名冰槎集，这些缀合的诗文，内容慷慨激昂，较全面反映了当时抗清斗争的艰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煌言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操，既是一部抗清斗争的血泪史，又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正气歌。南雷文定三集云：“宋明之亡，其传之忠义，与不得而传者，非他代可比，就中险阴艰难，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则文文山、张苍水两公为最。”清人全祖望云“尚书诗古文辞，皆自丁亥以后，才笔纵横，藻采缤纷，大略也于华亭一派。……呜呼!古来亡国之大夫，其音必必凄楚郁结，独尚书之著述，噌宏博大，含钟应吕，俨然承平庙堂巨手，一洗亡国之音，岂天地问伟大，固不容以常例论耶!”(全祖望鲒琦亭外编)

明末许多抗清志士都能诗，但反映战斗生活和反抗民族压迫的作品仅仅是他们全部作品的一部分，因为战斗只是他们生活的局部。然而煌言不同，从26岁参加武装抗清斗争一直到被害，战斗是其生活的全部。他的诗文几乎都是以抗清复国为主题的，是他在抗清战斗中严酷而艰苦生活的记录，也是他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精神的写照。煌言作品被誉为“诗史”，首先在于其诗歌是一幅天然的历史图卷，许多历史事件都表现在他诗歌中。全祖望云：“尚书(张煌言)之集，翁洲(舟山)、鹭门(厦门)之史事所证也。”(全祖望鲒琦亭外编)戊子四月，御史冯京第自舟山起航赴日本乞师，煌言有诗送黄金吾冯侍御乞师日本；壬辰年四月，张名振受命围攻漳州，煌言曾“过觇之”，有诗我师围漳郡，余过觇之，赋以志慨、闽南行；壬辰年六月，煌言将至金门朝鲁王，阻于飓风不果，其有诗：拟向平台一问津，惊涛无奈拍江滨。去留转觉随龙子，来往何能逐雁臣?似放沉湘犹恋主，非关河朔肯迎宾。缘知歧路风波恶，决计寻山学隐沦。

壬辰年十二月，煌言随张名振移师北向，有诗《师次嵋岛，诸勋镇行长至礼;余以服制不预，志感》;癸巳九月，长阳王术桂力辨于成功，及相见，语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陈辉、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故煌言又与张名振会合，复驻平阳沙，煌言有诗《人吴》、《人吴见雪，忽忆车驾南巡》、《癸巳除夕》;甲午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抵燕子矶，而所期终不至，复驻崇明。煌言有诗为再入长江、师次燕子矶))等。丁酉至己亥年问，煌言率领部队出入于长江下游一带，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组成敢死队，与清朝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从清军手中夺回了舟山群岛，又先后策划了几次对长江的袭击，和郑成功的部队联合作战光复了江苏、安徽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近30座城池，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这场战斗中，他有诗为(王师北发草檄有感、舟次三山、五月既望行营恭祝监国鲁国鲁王千秋有感、会师东欧漫成、师次观音门、师次芜湖，时余所遣前军已受降))、师入太平府、姑熟既下，和州、无为州及高淳、溧水、溧阳、建平、庐江、舒城、含山、巢县诸邑相继来归、驿书至，偏师已复池州府、师入宁国府，时徽郡来降，留都尚未无复、得徐罔公信以交行诗见寄等。是年，郑成功部队因轻敌被清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撤回了厦门，煌言孤军作战，陷入清兵包围之中，所率部队皆在夜中走散，煌言在抗清义士的保护和帮助下，终于回到了浙江宁海，在那里，煌言重招旧部，迅速建立起抗清武装，其有诗为滨海居民闻余生还，成为手额，且以壶浆相响，余自惭无似，何以得此于兴情也、生还四首、岛居八首等。庚子年，张煌言在宁海的林门(或作临门、蜊门)集结部队，和郑成功取得联系，准备联合对清军再次发动进攻，煌言有赋诗为庚子元旦驻师林门))。煌言的诗，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江浙一带抗清的史实，见证了那段动荡飘摇、战乱频繁的历史，如果把这些诗作连接起来，就可以看成是历史的再现了。当然，“诗史”的“善陈时事”绝不局限于“陈时事之大者”，它还要求诗人记下时代背景下细小的生活面，并把历史的哀感顽艳寓于诗中。煌言的诗不乏平常事、普通人，这些人或许无从考察其姓名、生卒年月;或许就是历史长河中最为平凡的一员，总之他们是根本无法进入正史记载的，但煌言还是用诗来反映他们，写他们的悲惨遭遇，写他们的辛酸内心。如《拓妇津》:

拓妇死津头，津亦名姑妇。少女相经过，风雨不得渡。或为蓬垢颜，窃恐逢彼颜。古云粥仓庚，可以瘴此瘤。惜哉彼妇愚，虽死犹弗悟。

论文关键词：王勃诗歌风格雄放刚健苍凉沉郁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王勃诗歌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风格及其形成原因。文章在分析研究王勃诗作的基础上．否定了前人认为王勃承袭粱陈浮靡文风及单一雄放刚健的说法．提出了根据其人生历程将他的诗歌风格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观点，具体表现为前期雄放刚健，后期苍凉沉郁。

对于王勃诗歌的风格．历来评论不一．众说纷纭，但综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王勃诗歌的风格以“绮丽”为主。如宋代王应麟说王勃诗歌具有“江左卑弱之风”；南宋词人刘克庄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元代辛文房说王勃诗歌风格“属文绮丽”；明代张逊业说王勃“富丽径捷，称罕一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王勃“文章钜丽，为四杰之首”。近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王勃诗歌深受梁陈浮靡之风的影响．其风格仍可用“艳丽”二字来概括，如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绮丽”中的“绮”指的是词藻运用的繁富，“丽”指的是语言色彩的华美。他们仅从语言形式上去观察，更何况王勃等四杰的诗歌。有“浓妆”也有“淡抹”．这些评论不免失之偏颇。另一种观点则注意到王勃等人诗歌内容上的感情基调。如王明居在《王勃诗歌风格发微》中指出：“其(王勃)主导风格则可用‘雄放刚健’四个字来概括．而其‘柔润富丽’的特色则居次要地位。”王先生从“风骨”的角度评论王勃诗歌的风格，无疑比前一种意见高明得多。正像前一种人只看一个人的衣着．王先生才注意这个人的气质一样。但是王明居先生没有注意到王勃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执之一端。也失之于偏狭。

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急转，会体现在他的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巨变上，这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常见现象。王勃的人生以被革除官职，赶出沛王府为转折点，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也迥然不同，前期的诗歌可用“雄放刚健”四字概括，后期诗歌的风格主要是“苍凉沉郁”。下面本文从王勃的思想和创作的变化上加以探讨。

王勃出身于“以儒辅仁”的儒学世家。其祖父开创的“河汾之学”系隋末唐初北方儒学重要分支，是王勃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兄弟多文学之士，其父督促又早，故“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刘右相“见面异之，日：‘此神童也。’因加表荐，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作为年少才高、聪颖早慧并早年得志的诗人，王勃胸中蕴聚的功业志向与进取精神就不可能不在诗文中表露出来。这种自负心态在自荐文中表现得很突出：“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指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以致被人讥为“浮躁浅露”。至今还有人这样评论王勃。其实，像初唐四杰及半千等少年才子锋芒毕露。缺少“恭谦让”的气质，贬之者讥为“浮躁浅露”，誉之者赞日“雄放刚健”，正如“狡猾”和“机智”一样。

某种思潮、文体、文风的兴起，都是朝代的产儿。考初唐，李世民自是英雄胸襟，从政治经济上较快地驱除隋代积弊，出现了史称盛世的“贞观之治”，但在思想文化战线．不仅没有根除齐梁的“宫体诗”的污垢，反推其波而助其澜，当四方平定之后，也吟风雪、弄花草，戏作艳诗，“殊无丈夫气”。上行下效，朝阁重臣，也时有侧艳之篇，皆淫靡之音。高宗朝，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上官体”风靡文坛．诗歌变成了统治阶级卖弄风流文雅的消遣品，帮闲文人邀宠取荣的工具，与国力强盛、经济上升、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王勃等四杰向淫靡浮艳之风宣战，高倡改革。是顺乎时代、应乎潮流的，更何况王勃的前辈已从各个角度批判了淫靡文风．如其祖父王通从“贯通济义”的思想角度．批判六朝诗文“傲、治、碎、诞、淫、繁、捷、虚。”魏征等从史学的角度，说六朝“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

论文关键词：欧阳修梅尧臣诗歌风格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论文关键词：诗歌风格诗歌审美观承继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是融合了无数前人的精华，又有所个人创造和丰富过程，来理解李商隐的诗歌的审美观和诗歌风格，体会诗的艺术形式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

李商隐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在晚唐时期居于较为重要的地位，朱鹤龄《李义山集笺注·序》以“沉博绝丽”评价李商隐诗歌风格。邹尊兴《唐宋诗学论稿》以“兼百书，融殊流，勿隐于偏巧”评价李商隐的诗歌审美观。这种诗歌风格和诗学审美观是和他学习吸取前人的成果而加以创造分不开的。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上是有其高远正确的指导思想的。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意分出其下哉。”他不同意诗文之道必出于孔子说法，以为除儒家经典之外，还有许多经典，而各种著作都有其独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透露出他对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在《献侍郎拒鹿公告》中说“我朝以来，此道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枯搞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物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恕刺居多，效沈宋则绮糜为其。”李商隐认为诗歌创作既不要“推李杜则恕刺居多”的偏于内容，专注指责时弊，忽视诗歌艺术美，又不要“效沈宋则绮糜为甚”的讲究艺术形式，过于追求格式词藻，忽视诗歌思想内容，而要“兼材”，思想和艺术形式并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履行的。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一直为我国古代诗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由于着眼的方面及大小不同，故各人从中取得的作用价值也颇为殊异。李商隐是对《诗经》中比、兴等修辞手段给予创造性发展的一位诗人。他把原来用于个别诗句的比、兴材料，扩大联缀为一组完整的形象，构成全篇诗歌艺术境界的基础，造成含蓄深远而叫人玩索不已的艺术效果。《流莺》一首诗中字面写的是流莺，实际上是诗人身世的自我表白。“流莺漂荡”，象征着诗人一生的漂泊无依。“巧嗽”有“意”，指文才兼抱负;“佳期”“未必”，喻理想难酬现。风寒露冷，暗示政治生活中的风波;千门万户，仿佛官僚集团间的分派。结尾点明自己与流莺同病相怜，在偌大的皇城里找不到一块栖身之地。整首诗句句是实写，句句有寓意，人和物完全交融为一体。“流莺”在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组包含着复杂意念情趣的生活形象，是一首完全的诗。

儒家思想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打上了很深的烙印。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在总结唐王朝盛衰演变的历史时，把问题的关键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把统治者个人的品质看作决定历史的根本，这种“贤人政治”的主张是直接来自儒家思想体系。在(赠送前刘王经映三十四韵》一诗，对唐王朝的复兴儒学大加赞扬，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教条产生怀疑，大胆提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的质问，下笔做文章“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很有那么一点“离经叛道”的味道。这种矛盾和他生活的风雨飘摇年代，光凭儒家经书上那套陈腐的说教，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有关。

李商隐的世界观里也存有不少佛、老两家的影响。他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中说:“冥寞之间，杳忽之内，虚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将归生于形，归形于气，漠然其不识，浩然其无端，则虽有优喜悲欢，而亦勿用于其间矣。”把世界、人生的本源归结为一个“虚”字，认为万事万物从虚无中来，最终又回到虚无中去，这分明是佛、老哲学的要谛。这种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给他的作品盖上一层悲观主义的阴影，使它们失去早一时期唐代诗歌特有的那种明朗豪迈的风格，而染有浓厚的感伤、颓废情调。“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见《模花》诗)一片迟暮沦落之感，特别明显地渗透在他感怀身世的抒情诗里。

受《楚辞》及魏晋文人曹植、阮籍某些诗歌的影响，李商隐吸取了“曲折见意”、“回环复沓”的表现手法。在诗《回中牡丹》第二首中，一开头运用提笔振起全文，僻开牡丹，先写榴花。因为榴花晚开，赶不上春天，有人便莫明其妙地笑她。其实早开早落，更觉愁人，而迟开未必可悲。“玉盘”句是花含雨，“锦瑟”句是雨打花，这该是多么愁楚!而牡丹既为雨所败，花事阑珊，万里阴履，顿非旧圃，一春生气，都有己成空。从牡丹零落写到整个人事的变化，把“愁人”推向顶峰。而结尾却又峰回路转，出以反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