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范文10篇

摘要：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本文分析了汉诗英译中的形似与神似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许多学者对诗歌翻译的神似和形似都做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多有助益。文中将其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进行应用，指出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从而遵循先神而后形的翻译原则，并通过两首古诗词的翻译证明了形神兼备的重要性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形似神似意境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其语言是韵律的语言，且精练含蓄，节奏分明，句式整齐。诗的生命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其价值观都包藏在诗篇里，所以即便是在最大的压力下，仍会存在，历久不衰。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含有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因而诗歌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诗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严复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译，尤其是诗。因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难以分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增多，诗歌翻译中可译或不可译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外国优秀的诗歌，同时也需要把我国的诗歌译成外文，尽可能的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和美的享受。对诗歌翻译要求这么严格，其翻译标准该如何界定呢？刘重德教授提出汉诗英译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兼似。

一、诗歌翻译中的形似与神似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神似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朱生豪也提出“保持原作之神韵”的观点。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感赞同”。

摘要：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就是形神兼备，本文分析了汉诗英译中的形似与神似的理论起源和发展，许多学者对诗歌翻译的神似和形似都做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多有助益。文中将其在具体的翻译语境中进行应用，指出文学作品的理想境界是形神皆似。必要时，可以舍其形而保其神，从而遵循先神而后形的翻译原则，并通过两首古诗词的翻译证明了形神兼备的重要性和美学价值。

关键词：诗歌翻译形似神似意境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纯粹的艺术，其语言是韵律的语言，且精练含蓄，节奏分明，句式整齐。诗的生命似乎是世代相传的，其价值观都包藏在诗篇里，所以即便是在最大的压力下，仍会存在，历久不衰。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诗歌是诗人的思想与文字在作品中完全天然融合的产物，诗歌浓缩了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含有鲜明的语言文化特征，因而诗歌的翻译是很有难度的。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诗不能翻译，译诗是徒劳的，“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严复也说，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译，尤其是诗。因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结合，难以分割。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种语言文化交流的增多，诗歌翻译中可译或不可译的因素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需要外国优秀的诗歌，同时也需要把我国的诗歌译成外文，尽可能的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读诗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作中获得尽可能与本国读者一样多的共鸣和美的享受。对诗歌翻译要求这么严格，其翻译标准该如何界定呢？刘重德教授提出汉诗英译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兼似。

一、诗歌翻译中的形似与神似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持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以及比喻手段等方面与原文一致；所谓神似，是指在翻译诗歌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神似首先是傅雷提出来的。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朱生豪也提出“保持原作之神韵”的观点。他说：“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感赞同”。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不同译者在翻译《锦瑟》一诗时对典故的处理方式，探讨译者如何充分发挥自身及目的语的优势，以及译者创造性发挥“度”的问题。

关键词：《锦瑟》诗歌翻译创造性

一、译者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发挥概论

关于诗歌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有统一的见解。吕叔湘在谈到宾纳翻译唐诗三百首时说：“Bynner译唐诗三百乃好出奇以制胜，虽尽可依循原来词语，亦往往不甘墨守。”许渊冲提出了另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理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那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出原作的内容。”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作品中留有许多空白与不定点等待着读者去补充，而读者的思想中又存在不同的先行结构与前理解，所以读者不同，补充的图景也各异。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作的创造者。他们以理解的主动性，阐释的能动性以及重构的创造性，把一个全新的译作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但同时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文本随意发挥，因为原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意蕴，寄寓了原作者的某种情感。译者的责任应该是把他们尽量完美地再现出来，在译语读者面前呈现一个忠实的译语文本。

李商隐的诗歌含蓄蕴藉，抒情表意都相当晦涩。他的诗歌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具有无穷魅力。诗歌中的空彼岸与不定点也给译者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再现李诗的魅力。下面就结合一些名家在翻译李诗时对出现的典故与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的处理方式，具体探讨一下译者应该如何充分发挥创造性。

随着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沟通也越发频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中国与他国往来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语言背后所隐含的不同文化间更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鉴于历史人文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影响，中英两种语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语用方式和表达习惯，这在以两种语言为基础进行的文学创作上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和发挥。要想欣赏领略不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人生，翻译必不可少。诗歌翻译，作为文学翻译中最具风格魅力的分支之一，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去探究其中精妙。最近几年盛传的各种外文诗句颇具古典遗风译本的出现，更是将两种语言的差异放大般呈现在众人面前。文章选取认可度较高的英文诗句古译进行举例分析，通过其中所展现的措辞差异，进一步领略诗歌之美和汉语古风之韵，激起更多人去体会中华文化的魅力与风采。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诗歌语言精练，妙在只言片语间便可道尽人情世事的悲欢离合，使人产生不尽联想，甚至容不得解释，一解释，看似清楚了，意境却荡然无存。暂且不谈诗歌的外文翻译，有时哪怕是古语今译，感觉却也难以言明。因而，在所有文学体裁的翻译中，考虑到复杂性和特殊性，诗歌翻译被研究和讨论的最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诗者，翻译所失也”，道出了诗歌翻译的挑战性。一言概之，诗歌翻译的困难主要是原作和译作两种语言间的语言差异造成的。巴恩斯通就曾旗帜鲜明地表明看法，认为语言差异是翻译的重要干扰因素，尤其是对诗歌翻译的完美准确而言。但作为文学创作中极具魅力的存在，诗歌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又不可缺席。为此，翻译界中不断涌现名家大师对诗歌翻译进行探究研习，力求总结出诗歌翻译的特点和要求，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向外传播本国诗歌文化的博大精妙。英国著名诗人雪莱就诗歌翻译曾作慨叹，说诗歌翻译好比种下种子却不能开花，这是巴别塔的符咒。安德烈·勒菲弗尔作《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个方案/一大蓝图》来表达他对诗歌翻译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翻译基本上就是重译，仅仅传达出字面意义是不够的，还要忠实地译出原作的实际意义。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也就诗歌翻译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三美论”（音美、形美、意美），要求在进行诗歌翻译时能重视达到这三个方面的和谐，传达诗歌之韵。笔者从当下盛行的英诗古译谈起，结合各家理论，分析采用汉语古风形式进行外文诗歌翻译过程中所呈现的语言差异，希望大家能从中领略到语言的多样性和中文的独特风姿。

二、诗歌古译分析

诗歌翻译涉及多方面因素，如诗的真意有无传达到位、诗的韵律有无参照等，难以尽述。因此，下面将根据实例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讨论。

（一）诗无达诂

庞德（EzraPound，1965—1972）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翻译理论家。这位文学巨擘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中国古诗的译作《华夏集》成为以诗歌反映一战的重要作品。庞德的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史学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使他形成了非常具有东方“具象”思维的理论风格，而有别于传统的西方“抽象”思维的理论特点。本文从庞德的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的根源，探讨其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时间的影响。庞德翻译实践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将中国的诗歌和儒家经典译成英文。1915年4月他出版了中国诗歌的译本《华夏集》。T.S.艾略特称庞德是我们时代的中国诗歌的创造者。庞德的中国诗翻译丰富了英诗。庞德翻译《华夏集》之后在自己的创作中注意吸收中国诗的营养，同时也把中国诗的影响带入了西方。因为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她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

1、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渊源

庞德从传统中主要发现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庞德也强调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主张一个抛开时代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标准。他这种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他重视翻译的内在动力。他常常从翻译中或者借助翻译发现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庞德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而是要从翻译中解决他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传统诗学涵盖了所有关于诗论、词论、书论、画论、美学等等的内容。中国的汉字、雕刻及审美趣味对庞德的诗歌创作及翻译理论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庞德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摄取了大量养分，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一直强调意象（image）和语势（energyoflanguage）。他认为译文一定要洞察入微，巨细无遗，不要放过一个细节，一个物象。同时译文还要善于捕捉语言之势。如何用艺术手法惟妙惟肖的再现大千世界的纷纭物象是庞德是贯穿始终的理论追求。因此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深深根植与中国传统诗学中。西方社会步入20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出现了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这些矛盾和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迫，使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重大怀疑。庞德正是这样一位焦虑者与批判者，在怀疑与批判的过程中他将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善”旨在社会与人之间建立秩序。这种秩序或者和谐通过相互感染以及伦理来传播，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样用惩罚来达到。他把复兴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到中国。鉴于此他的文学生涯重要部分就是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

2、其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实践的意义

庞德提出了几条翻译的目标，其中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翻译要用鲜活的语言，忌用“翻译腔”；二是忠实于原文，不仅忠于原文的意义，还要忠于原文的意境。这里所说的“气氛”是指文本内与文本之外的联想意义，这个观点与庞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是相互呼应的。他认为语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犹如连接线上溯古代下接当今。他的翻译理论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在他的代表作《诗章》中，语言的界线不再明显。《诗章》中，英语、希腊语、中文、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交织使用。关于诗歌翻译庞德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将翻译看作诗人训练的必要部分。庞德说翻译为诗歌艺术提供模式。在早期的意象主义运动时期，庞德在翻译上注意呈现细节、单个的词。这些细节不单是印在纸上的黑白字体，而且是雕刻的意象。这些词仿佛刻在石头上，这种对翻译的看法给了翻译家更大的自由。他常常希望翻译或写作中所采用的拼合与并置的方法能创造出新诗的建构方式，让词语发出能量。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字词直译，而是要更多地再现方程背后的感情。庞德在1910年一本书的序言中就古诗翻译发表看法，不仅要求是词和精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认同感。那就是说，现代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和意识到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他们的思想与言语中吸取某些时髦的东西。庞德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对《华夏集》的翻译实践中。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并不强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或是某些词意义的忠实。他重视诗的节奏意象和变化。他不通中文，而且在费诺罗萨的笔记相当粗糙的情况下进行加工翻译，这反而给他探索自由诗结构以最大的自由。结果《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换言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它的语言最当代化。尽管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极大的差别，庞德的译文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这主要是通过诗歌中实质性的内容获得的，或者说通过诗歌中狭窄的意象成分以及保留中国地名。对物象的关注构成了庞德翻译理论的核心，庞德正是用这种东方式的“物象”向传统的注重“抽象概括”的西方文化进行挑战。在今天的翻译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庞德汲取异质文化精髓为其所用，以翻译为武器向强势文化挑战的理论追求，对当今的译学实践给予无限启迪。

3、结论

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根据翻译目的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即“目的决定论”。译文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译文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和信息，也取决于译文是否达到了译者本人想达到的交际目的。不同的翻译目的甚至可能导致同一译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因此译者不但要深刻把握原作者的意图，而且要非常明确自己翻译活动的目的，才能决定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但是这一理论是否适合文学作品的翻译呢?目前理论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少争议。“语言学派”认为文学翻译的目的是固定的，就是准确传达原文的字面美以及潜在含义，在文学作品翻译中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译者本人的其他目的，因此认为功能翻译理论不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

本文经过研究发现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同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的翻译方法就很不相同。即使对同一体裁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同译者也往往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种不同除了由译者的风格和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外，还往往源于译者所希望达到的不同的翻译目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导致对文学作品的不同的翻译。本文采用庞德(Ezra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杨宪益夫妇(YangXianyiandGladysYang)的英译《红楼梦》和林语堂的英译《浮生六记》为例，探讨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应用。

一、功能翻译理论和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

20世纪初庞德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诗歌，1915年《华夏集》的出版更加使他名声大作。但是庞德翻译中国诗歌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英语读者或者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作为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运动”(imagismmovement)的创始人和代表人，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借助中国古典诗歌丰富、清新的意象来冲击当时在美国诗坛上充斥着的在庞德看来矫揉造作甚至无病呻吟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带着这样的目的，庞德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往往不局限于原作，不过分追求在字面上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风格，而是进行大胆的再创作。他往往改动，甚至删去或者添加整行的诗句，而只保留在他看来最闪光的细节和意象以及诗篇蕴含的内在意义。比如他把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翻译为:

"Thejeweledstepsarealreadyquitewhiteanddew,Itissolatethatthedewssoaksmygauzestockings,andwatchthethroughtheclearautumn"。

一个文本在自身发展成熟后，就会开始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当它打破时空界限来到陌生国度，就会面对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结果。“文本旅行通常会遭遇三种后果:一是水土不服，惨遭遗弃;一是被东道国同化，失去自我本色;再者就是有机的融入东道国的文化体系中，和东道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合而为一。”①徐志摩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Rossetti)译诗就属于第三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女诗人，其诗歌以语言的清新和诗风的含蓄著称。虽然徐志摩只翻译过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但人们可以从他很多诗中找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影子。这些诗歌在内容、形式或语言风格上都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进行了刻意的模仿和改写。正是基于这种翻译文本的再创作，让徐志摩的诗歌为人们所爱，成了中国新诗的代表，并推动了当时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一、徐志摩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文学因缘”

徐志摩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经翻译过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他共翻译过两首:《歌》(“Song”)和《新婚与旧鬼》(“TheHourandtheGhost”)。徐志摩开始发表新诗时恰逢中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变时期。是时，自由体新诗把中国诗歌从古典诗词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已经完成，用白话文写诗开始受到质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艺术性问题的时期。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新诗是“为人生而艺术”，那此时的中国新诗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就是中国新诗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代表。正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徐志摩开始引介、翻译和模仿创作大量西方的诗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Brotherhood)的成员。该流派不仅以纯艺术和反商业化的姿态自居，更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先声。其成员对维多利亚时期教条和机械化的艺术形式提出质疑，主张回归到文艺复兴初期充满真挚情感和质朴表现力的艺术风格中去，并渴望解放压抑已久的人性。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受到徐志摩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近似的艺术追求和理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不仅符合了当时国内流行的诗学理论标准，更符合新月派的文艺思想———纯美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都追求艺术纯美，都倡导人性，都强调情感的真实流露。②徐志摩认为，诗歌应该是有节制的情感宣泄，所以他的诗歌总给人以“甜蜜的忧伤”感觉。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也以“含蓄”称著，且诗风清新，这在拉斐尔前派中也不多见。故而，徐志摩选择翻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还是因为拉斐尔前派对纯文艺和人性的追求符合了新月知识分子的文学文化理念。

二、徐志摩的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

对于诗歌翻译，徐志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一个译诗问题》一文中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③由此可见，徐志摩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新月派倡导的“三美”诗歌创作原则也在他进行诗歌翻译时被其奉为圭臬。徐志摩译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基本上遵循了其诗歌翻译原则。首先，译文的结构十分工整，由两个整齐划一的段落组成，且句节之间都很均齐，具有“建筑美”。其次，徐志摩的译文能给人以视觉上的联想和感应。原诗第二节中没出现过“甜蜜”、“黑夜”和“歌喉”等词汇，但徐志摩的翻译可以让人联想一副对比强烈的画面:露珠滚落青荫，悄无声息却卓有生气;暗夜夜莺悲戚啼鸣，残音震心，死寂沉沉。甜蜜与悲啼的对比，生气与死寂的对比，会给读者在视觉和听觉上以震撼。此外，整首译诗还充满音韵上的和谐。最好的证据莫过于罗大佑在半个多世纪后把徐志摩的译诗谱了曲，成了流行歌。如果说《歌》的翻译做到了形神兼备，且遵循“三美”原则，那《新婚与旧鬼》的翻译则是一次练兵，没有完全遵守其诗歌翻译原则，却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新婚与旧鬼》原诗中有新娘、新郎和鬼(新娘的旧情人)三个人物，并以三人轮流吟诗的方式讲述了负心新娘在婚礼中摇摆于新旧情人间的故事。徐志摩曾强调过分专注于神情的翻译是写了另一首诗，但他也没能逃离这种命运。整首诗虽有贴切的直译，但读者能发现多处改写。例如“……Hebidsmyspiritdepart/Withhimintothecold:－/Ohbittervowsofold!”①徐志摩译为:“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我心怯他的恫吓－/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②显然，第二行是添加的。这句可译为:“他邀我的魂灵/与之回到阴冷的地狱/哦，还有那旧时的盟约!”这种改写虽有悖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原则，但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让其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充满创造性和互动性。

三、徐志摩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的模仿以及再创作

一个文本在自身发展成熟后，就会开始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旅行。当它打破时空界限来到陌生国度，就会面对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结果。“文本旅行通常会遭遇三种后果:一是水土不服，惨遭遗弃;一是被东道国同化，失去自我本色;再者就是有机的融入东道国的文化体系中，和东道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合而为一。”①徐志摩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Rossetti)译诗就属于第三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女诗人，其诗歌以语言的清新和诗风的含蓄著称。虽然徐志摩只翻译过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但人们可以从他很多诗中找到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影子。这些诗歌在内容、形式或语言风格上都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进行了刻意的模仿和改写。正是基于这种翻译文本的再创作，让徐志摩的诗歌为人们所爱，成了中国新诗的代表，并推动了当时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一、徐志摩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文学因缘”

徐志摩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经翻译过众多英美诗人的作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他共翻译过两首:《歌》(“Song”)和《新婚与旧鬼》(“TheHourandtheGhost”)。徐志摩开始发表新诗时恰逢中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转变时期。是时，自由体新诗把中国诗歌从古典诗词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使命已经完成，用白话文写诗开始受到质疑。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艺术性问题的时期。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新诗是“为人生而艺术”，那此时的中国新诗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就是中国新诗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代表。正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影响下，徐志摩开始引介、翻译和模仿创作大量西方的诗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Brotherhood)的成员。该流派不仅以纯艺术和反商业化的姿态自居，更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先声。其成员对维多利亚时期教条和机械化的艺术形式提出质疑，主张回归到文艺复兴初期充满真挚情感和质朴表现力的艺术风格中去，并渴望解放压抑已久的人性。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受到徐志摩的青睐，主要是因为他们有着近似的艺术追求和理念，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不仅符合了当时国内流行的诗学理论标准，更符合新月派的文艺思想———纯美主义和人本主义:他们都追求艺术纯美，都倡导人性，都强调情感的真实流露。②徐志摩认为，诗歌应该是有节制的情感宣泄，所以他的诗歌总给人以“甜蜜的忧伤”感觉。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也以“含蓄”称著，且诗风清新，这在拉斐尔前派中也不多见。故而，徐志摩选择翻译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还是因为拉斐尔前派对纯文艺和人性的追求符合了新月知识分子的文学文化理念。

二、徐志摩的两首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

对于诗歌翻译，徐志摩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在《一个译诗问题》一文中说:“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有的译诗专诚拘泥形式，原文的字数协韵等等，照样写出，但这来往往神味浅了;又有专注重神情的，结果往往是另写了一首诗，竟许与原作差太远了，那就不能叫译。”③由此可见，徐志摩追求的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新月派倡导的“三美”诗歌创作原则也在他进行诗歌翻译时被其奉为圭臬。徐志摩译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歌》基本上遵循了其诗歌翻译原则。首先，译文的结构十分工整，由两个整齐划一的段落组成，且句节之间都很均齐，具有“建筑美”。其次，徐志摩的译文能给人以视觉上的联想和感应。原诗第二节中没出现过“甜蜜”、“黑夜”和“歌喉”等词汇，但徐志摩的翻译可以让人联想一副对比强烈的画面:露珠滚落青荫，悄无声息却卓有生气;暗夜夜莺悲戚啼鸣，残音震心，死寂沉沉。甜蜜与悲啼的对比，生气与死寂的对比，会给读者在视觉和听觉上以震撼。此外，整首译诗还充满音韵上的和谐。最好的证据莫过于罗大佑在半个多世纪后把徐志摩的译诗谱了曲，成了流行歌。如果说《歌》的翻译做到了形神兼备，且遵循“三美”原则，那《新婚与旧鬼》的翻译则是一次练兵，没有完全遵守其诗歌翻译原则，却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新婚与旧鬼》原诗中有新娘、新郎和鬼(新娘的旧情人)三个人物，并以三人轮流吟诗的方式讲述了负心新娘在婚礼中摇摆于新旧情人间的故事。徐志摩曾强调过分专注于神情的翻译是写了另一首诗，但他也没能逃离这种命运。整首诗虽有贴切的直译，但读者能发现多处改写。例如“……Hebidsmyspiritdepart/Withhimintothecold:－/Ohbittervowsofold!”①徐志摩译为:“他指着那阴森的地狱，/我心怯他的恫吓－/呀，我摆不脱曾经的盟约!”②显然，第二行是添加的。这句可译为:“他邀我的魂灵/与之回到阴冷的地狱/哦，还有那旧时的盟约!”这种改写虽有悖于徐志摩的诗歌翻译原则，但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让其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充满创造性和互动性。

三、徐志摩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译诗的模仿以及再创作

第一篇

摘要：本文首先就语言学的定义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相关阐述，接着就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对茶文化文本的分类及语篇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从语言学出发对茶文化文本的英译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语言学；茶文化；文本；英译策略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语言学则是对语言规律的研究，二者之间很显然存在天然的联系。近现代某些语言学者将语言学理论运用到了翻译过程之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目前，由于国家对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视，我国茶文化文本的翻译工作也因此得到了重视，但是译文仍旧存在一些不过关之处。语言学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因而译者可以尝试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茶文化文本的翻译活动之中。

1语言学与翻译

1.1语言学概述。“人类语言的起源”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谜团。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语言的诞生与文明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学的英文表述是“Linguistics”，其研究对象自然就是“语言”（language）本身。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文献资料和书面语言，因而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语文学”。相比之下，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同时还涉及口语。语言学主要是对语言的本质、特点以及使用规律等进行研究，属于一门系统的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从诸多角度对语言学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基于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语言学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分类，比如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从微观角度出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等内容，因而也派生出句法学、词汇学等学问。通过对语言学的各个因素进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语言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各个对象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很显然是有助于文本分析和解读。只有“吃透”语言本身，我们才能够透过语言认识文本内容，因而语言学是极为重要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不尽相同，所以针对每一种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也会有所差异，这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1.2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语言学为翻译提供理论指导。不同语言有着自身的规律，比如汉语文本多为主动句、简单句，而英语文本则多为被动句、长难句。众所周知，不同的语言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而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受到语言背后文化的影响，而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译者只有掌握语言规律，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语言转换。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译者可以掌握文本的句法、词汇、语篇等特征，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文本拟定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说，科技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客观直接，译者就可以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文化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委婉且颇具内涵，译者就可以运用“直译+意译”的方式。其二，翻译活动为语言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可能。翻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看似简单的句子需要反复思索才能转换为地道的、被目的语受众接受的语言。现代译者往往在翻译活动之前会根据材料拟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比如语用原则等），而翻译策略的拟定通常需要根据语言学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根据译文的效果，我们可以对翻译策略的作用就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语言学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完善也能够有所帮助。

摘要：形象思维，作为一切艺术表达的共同特征和共同方法，对于再现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小说和诗歌的角度，分析了形象思维是如何在翻译中展现原作的神韵和美感，避免呆板和僵硬的译作的。通过观察和分析，成功的译作，都是在利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的特色，使译作充满生机，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