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范文10篇

摘要：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仲则；交游；诗歌创作

Abstract:HuangZhongzewasapoetinQingDynasty,whoselifewasfullofmisfortunesandencounteredsuccessivedefeatsintheimperialexamination.Ashispoetrywasofteninableaktone,hewasgenerallyregardedasasoreheadpoet,frustratedandlonely.Afterresearchandinvestigation,thispaperconcludesthathehadaquiteextensivefriendshipcircleandhadmanyconfidants.Hispoetrycompositionandhissocialintercoursehavecloserelationships.

Keywords:HuangZhongze;socialintercourse;poetrycomposition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常州府武进县人，他的诗歌自清中叶以来一直为人称道，“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1]，于后世有一定影响。在与黄仲则同时代的人中，有两人的评价可为代表：一是毕沅称他“风仪俊爽，秀冠江东”[2]，对其整体风格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作出了评价，二是王昶称其“循环吟讽，不啻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3],对其诗歌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界定。“哀猿”、“独雁”之说更广为人知，以致黄仲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形象。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笔者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黄仲则之诗，既哀且痛，似乎非孤僻之人莫为，实际上，黄仲则在生活中虽时感抑郁不乐，寂寞孤独，但是毕竟没有远离人世，游学作幕期间，仍有诸多师朋，让其稍得精神安慰。黄仲则诗作中，交游诗类就有三百多首，其中以“哭、怀、悼、挽、为……作”等为诗题的有65首，以“和、调、次韵”等为诗题的有32首，以“逢、经、过、遇、访”为诗题的有29首，以“偕”为诗题的有22首，以“赠、赠别”为诗题的有21首，以“寄、寄怀”为诗题的有19首，以“别、辞、留别”为诗题的有17首，以“送”为诗题的有16首，以“饮、宴、酌”等为诗题的有16首，以“呈、上、献”为诗题的有11首，以“赋得、集”为诗题的4首，另有“题诗”49首，其交游之广泛可见一斑。上述诗作皆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饱含着诗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研究分析其交游诗作，不仅可以展示乾隆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人生活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诗人个性和情感特质，因此，考察分析其交游诗有助于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群体面貌，揭示其交游诗创作动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众多的知己

论文关键词:三木寡风诗歌创作

论文摘要:三木露风是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文学独具特色的诗人。他与北原白秋共同创造了日本近代诗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时代“白寡时代”。三木寡风的诗歌多描写近代社会的颓废和病态的人物心理，并具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表现了不被社会所容，只好退回内心深处，并在孤寂、哀伤中发出呻吟、呐喊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形象。他那来自现实世界的具有时代感的象征诗歌创作，标志着日本近代诗发展的又一高峰。

三木露风(1889-1964)，出生于日本兵库县，他与北原白秋被称为日本近代新浪漫主义诗坛的双璧。三木露风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作为抒情诗人以咏叹为主调;中期受“世纪末思潮”的影响，吟诵近代人的暗但和哀愁;晚期加人天主教后，诗歌进人明快的境地。代表性的诗集有《夏姬》、《废园》、《寂寞曙光》和《白手猎人》等。永井荷风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歌创作:“说他最好地体现了魏尔伦的风貌也不过分”。(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昭和59年)三木露风认为，在诗歌创作中“象征是灵魂之窗”。纵观三木露风一生的文学活动可看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具有以下特色。

1.0源于自然、憧憬自然、歌颂自然的文学感性

三木露风自幼成长在自然环境优美而又寂静的山村，山川美景、森林奥秘，培养了他憧憬自然、探索自然的情感，并由此激发了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的文学灵性。他晚年曾在《我的故乡》中回忆道:“我的故乡背面靠山，前面有河。鸡笼山、台山、白鹭山，分别耸立在北面和西面，其中，鸡笼山是受保护的风景区，上面有许多名胜古迹，禁止伐木。过去的朝雾城就坐落在这山上。山上树木苍郁茂盛，松柏之间夹杂着山樱，春天樱花盛开，十分美丽。我少年时代喜欢一个人登山。从十岁到十五六岁，我游玩的地方就是山、山谷和河流。其中，大山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长大后，专门创作了童谣，歌唱记忆中的登山活动。那些童谣收在童谣集《珍珠岛》中。”(三木露风，昭和48年:162一163)“在童谣中，我所歌颂的山峦郁郁葱葱，在夕阳照射下尤为美丽动人。越过一道山梁向对面山头进发时，可见山上深不可测的湖泊。它使我幼小的心灵始终抱有神秘感，认为对面肯定隐藏着什么。这种孩童的憧憬、幻想与向往，可称之为先天性的对自然的思慕之情，浓浓地存留于我少年时代纯真的心中。”(同上:164)家乡的自然景色给三木露风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培养了文学感性，可以说，他文学兴趣的原点就来自对家乡山峦、森林、湖泊的神秘感。他的第一部诗歌集《夏姬》是为怀念故乡闲谷(地名)而创作的。

1909年8月，三木露风第一次到东京，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刚满17岁的浪漫青年，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喜好，亲和自然。后来，他将诗集《夏姬》赠给松原至文，松原至文阅后，在《文库》上发表了《与露风的近作》一文，高度评价三木露风的诗作，称赞他是“年龄极小，才华横溢的才子。读他们的诗，如诗集《夏姬》，如同诗苑掇英。”(转引自安部宙之介，1983:24)茶余饭后，他经常到龙野川(地名)一带那“树木茂盛，庄稼地成片，住户少而寂静”的地方去散步，“喜爱自然的寂静”，(三木露风，昭和48年:201)并在自然中寻求创作灵感。1921年，他创作的诗集《废园》，就是在搬到根津大院后，触景生情而创作的诗歌。那里有宽广的庭院，有白鹭栖息的池塘，四季景色优美宜人，居间甚为逍遥，他在优雅的自然风景中搜寻回味童年的记忆和灵感，流连忘返、吟诗作歌，由此而成就了他的诗人地位。他曾说:“给我诗情，使我在少年时代沉思默想的……是故乡的山水。”

摘要：历代文学批评家都承认，李商隐诗学杜甫而自成一派。从表现角度而言，杜甫、李商隐二人同样深于情而长于言情。又都深受儒家诗教的影响，所以诗中的情感都表现得温柔敦厚、忠爱缠绵。然而二人诗作却又备具面貌。杜诗用情博大。李诗用情深挚。究其个性原因，杜李二人虽然天性相近，但因生平时代影响。杜甫是典型的政治人格。受屈贾文学影响较多；李商隐则是纯粹的诗人人格，更多的受宋玉的感伤主义的影响。

关键词：诗歌情感品质；表现手法；创作个性

杜甫和李商隐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李商隐是杜甫的后辈。历来文学批评都认为两人在创作上有着鲜明的继承关系。宋《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清人金武祥也指出：“李义山极不似杜，而善学杜者无过义山。”(《粟香随笔》)李杜之间的这种继承关系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相关的论文比较多。这些文章多采取将同题材诗歌进行比较的方法，如将二人的政治诗或咏史诗拿来比较；或对同体裁诗歌进行比较，如对二人七律创作的比较。目的是找出李商隐对老杜诗歌创作的发展创新之处。然而诚如清李调元所说：“学杜而处处规概，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人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雨村诗话》)要知道，李商隐学杜甫不仅仅停留在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笔者认为李商隐之所以学杜甫而能得其神韵，其实质是因为二人骨子里都是天性特别醇厚的诗人。都是深于诗而多于情。“忧乐俱过于人”，发为诗歌，才有着特别强大的感发力量。表面看来。杜、李二人诗歌的主要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都不尽相同：杜甫长于写实叙事。而抒情诗也多是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他的许多诗作被尊为“诗史”，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而李商隐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被称作“无题诗”的爱情诗篇；杜诗沉郁顿挫，李诗深情绵渺；杜诗更多关怀民瘼。李诗主要囿于表现自我。然而通过对作品的深入细致的研读可以体会到。在表面的题材风格的差异之下，二人诗作有着更深层次的相似。这就是分别表现在杜甫的政治诗和李商隐的爱情诗里的情感品质的惊人一致，它们同样流露出“温柔敦厚”的心性和“忠爱缠绵”的态度。

“温柔敦厚”本是儒家的诗教传统，最早见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即要求作家性情和柔，态度“止乎礼义”。“忠爱缠绵”则是指一种执着不放弃的感情态度，而且这种感情具有一种愈挫愈勇的品质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索诸二人诗集。这种情感品质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杜甫“忠爱缠绵”根于心性，又深受儒家“仁”的思想的浸染，因此诗中无论是对国家，对君主，对人民，对朋友，对妻子儿女，对兄弟姊妹，对陌生人，甚至对天地万物，一虫一鸟，一草一木。无不饱含深情。杜甫对妻儿感情深挚，诗中多次写到对家人的思念，如《月夜》：“今夜廓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又如《得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杜甫对朋友也是以诚相待，诗中同样饱含理解和同情：“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对于偷枣的老妇，杜甫是将心比心，体贴备至：“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甚至他对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尚怜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题桃树》诗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对于此诗，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杜诗镜铨》卷一)。以上种种，俱可以感受到老杜博大慈爱的仁者襟怀。无怪乎梁启超说杜甫是“诗圣”。更是“情圣”。

杜甫的情感之中饱含大仁大爱。尤其体现为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在开元末年，大多数诗人还沉浸在盛世太平的幻想之中。杜甫就已逐渐从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盛唐诗坛游离出来。看他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的诗作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饮中八仙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经表现出清醒的批判意识。更可贵的是，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心系国家人民的命运，直至临死前的最后一首诗，仍然惦念“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所以宋人总结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梯米集》卷一0、“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序》)，这正是对杜诗“忠爱缠绵”品质的最好注解。

摘要：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黄仲则；交游；诗歌创作

Abstract:HuangZhongzewasapoetinQingDynasty,whoselifewasfullofmisfortunesandencounteredsuccessivedefeatsintheimperialexamination.Ashispoetrywasofteninableaktone,hewasgenerallyregardedasasoreheadpoet,frustratedandlonely.Afterresearchandinvestigation,thispaperconcludesthathehadaquiteextensivefriendshipcircleandhadmanyconfidants.Hispoetrycompositionandhissocialintercoursehavecloserelationships.

Keywords:HuangZhongze;socialintercourse;poetrycomposition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自号鹿菲子，常州府武进县人，他的诗歌自清中叶以来一直为人称道，“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1]，于后世有一定影响。在与黄仲则同时代的人中，有两人的评价可为代表：一是毕沅称他“风仪俊爽，秀冠江东”[2]，对其整体风格及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作出了评价，二是王昶称其“循环吟讽，不啻哀猿之叫月，独雁之啼霜”[3],对其诗歌的创作个性作出了界定。“哀猿”、“独雁”之说更广为人知，以致黄仲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形象。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的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笔者要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黄仲则之诗，既哀且痛，似乎非孤僻之人莫为，实际上，黄仲则在生活中虽时感抑郁不乐，寂寞孤独，但是毕竟没有远离人世，游学作幕期间，仍有诸多师朋，让其稍得精神安慰。黄仲则诗作中，交游诗类就有三百多首，其中以“哭、怀、悼、挽、为……作”等为诗题的有65首，以“和、调、次韵”等为诗题的有32首，以“逢、经、过、遇、访”为诗题的有29首，以“偕”为诗题的有22首，以“赠、赠别”为诗题的有21首，以“寄、寄怀”为诗题的有19首，以“别、辞、留别”为诗题的有17首，以“送”为诗题的有16首，以“饮、宴、酌”等为诗题的有16首，以“呈、上、献”为诗题的有11首，以“赋得、集”为诗题的4首，另有“题诗”49首，其交游之广泛可见一斑。上述诗作皆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也饱含着诗人自身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厚的思想感情。通过研究分析其交游诗作，不仅可以展示乾隆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和文人生活状况，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诗人个性和情感特质，因此，考察分析其交游诗有助于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诗人群体面貌，揭示其交游诗创作动因以及深藏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众多的知己

一、众多的知己

黄仲则身世凄凉，4岁丧父，7岁时随祖父到常州居住，家徒四壁；在其12岁时，祖父去世；13岁时，祖母去世；16岁时，唯一的兄弟——他的哥哥又离他而去。而从其诗文自序及他人所载，亦不见他有任何的叔伯，一家孤苦无依。故其游学作幕期间，极重友朋之情，“我生笃求友，识子非等闲”[5]69，毕竟世事艰难，“花前幸是相逢好，竹下还寻旧地吟”[5]67。他在历经沧桑之后，不由喟叹：“万事不如知己乐，一灯常记对床时。”[5]305他极渴望他人能施以援手，并希望自身的才华得到他人的认同和肯定。黄仲则虽常被看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失意诗人，似乎一直处在“扣舷一长啸，千古几知音”[5]489的哀苦之中。其实，当时欣赏其才华者还是大有人在，黄仲则并不孤独。

从身份而言，黄仲则的知己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尊长身份而赏识其才华者。先是其十六岁时，应郡县试，当时知府潘恂、王祖肃可谓是其早年的伯乐。洪亮吉撰《行状》记此事云：“吾乡应童子试者三千人，君出即冠其军，前常州知府潘君恂、王君祖肃尤奇赏识之。”[6]黄仲则《贺新凉词序》注亦云：“甲申岁，知府潘莪溪试童子，拔予第一。”诗人出道之初，就得到如此激励，可见其早期成长还是比较顺利的。次年，按左辅《黄县丞状》所载则称：“年十七补博士弟子员。是年学使者会稽梁国治，性好学爱才。所至名士如归。先生亦其激赏之一。”[7]梁国治，清乾隆十三年（1748）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清代知名学者，对黄氏才华也极为肯定。此后，尚有诸多尊长赏识其才华，如黄仲则在龙城书院（在常州）读书期间，山长邵齐焘称赏黄仲则：“黄生汉镛，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廊庙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5]640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这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即使有因喜爱而加夸饰之处，但也绝非一般的谀奉之词。洪亮吉《伤知己赋》注：“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席，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尝呼之为二俊。”[6]再如黄仲则二十一岁游杭时，按左辅《黄县丞状》云：“闻秀水郑先生虎文贤，谒之于杭州，郑爱异之。……时湖南布政使定兴王公太岳，郑同年友也。王故名士，负其才，及见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7]郑虎文与王太岳，俱是一时名流，而黄受知于二位，待遇又是如此之隆，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倍感荣幸的。及至黄仲则因生活所迫，作幕安徽时，幕主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业富赏识之，按《北江年谱》：“沈太守业富，素重先生。”[8]其时，大兴朱筠（字笥河）督安徽学政，延名宿校文，宾从称盛。夙闻先生名，礼致之。朱筠作书致钱詹事大昕、程编修晋芳，对黄仲则等大加称赞，曰：“甫到江南，即得黄、洪二生，其才如龙泉太阿，皆万人敌。”[9]而另按赵渭川校仲则诗注云，昔在朱笥河座，有少年以己诗方仲则者，笥河师大噱曰：“仲则天才也。”由此可见，朱笥河对他，真是欣赏之至了。潘瑛《诗萃》曰：“仲则天分绝伦，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学使以天才称之，良非虚誉。”而当时文坛的领袖之一——袁枚，直以李白视之。可以说，黄仲则的才华，广受赏识，无论其南下至杭州，还是后来北上至京城，均不曾湮没无闻。其二十七岁抵京后，很快声名鹊起。王昶在《黄仲则墓志铭》中有云：“都中士大夫如翁学士方纲、纪学士昀、温舍人汝适、潘舍人有为、李主事威、冯庶常敏昌皆奇仲则，仲则也愿与定交。”[10]可见其备受京都名流的推赏。及至三十三岁时，更有陕西巡抚毕沅因赏识而重金相赠之举。“初毕秋帆宫保不识先生，见《都门秋思》诗，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陆祈生继辂《春芹录》）可以说，潘恂、王祖肃、梁国治、邵齐焘、郑虎文、王太岳、朱笥河、袁枚等诸位尊长推扬黄仲则，既使其声名远播，又多半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使其无衣食之虞，在诗酒唱和的生活中得以一展才华。

另外一类则是黄仲则为数不少的友朋，他们身份相近、心气相投，十分欣赏其才华。在彼此切磋的过程中，黄仲则诗艺得以日进。此类好友中，较早与之订交的是洪亮吉。黄仲则与洪亮吉同里，又志趣相近，均好为诗，黄氏十八岁时，两人交谊益深，洪亮吉撰《先生行状》：“岁丙戌，亮吉就童子试，至江阴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携母孺人所授汉魏乐府锓本，暇辄朱墨其上，间有拟作，君见而嗜之，约共效其体，日数篇，逾月，君所诣出亮吉上，遂订交焉。”[6]江阴之遇后，两人的诗歌创作便以汉魏乐府为发端，在此基点上倾力为诗，他们的生死之交也因此得到了发展。而黄仲则诗歌生涯开始后，并未闭门觅句，而是很快得到了知友并与之交流诗艺，万应馨（黍维）便是其诗友之一。万应馨在《味余楼誊稿序》中云：“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发也。”黄仲则深韪万氏言，对其将己诗视为“诗人之诗”，以为“深契吾心”。可见黄仲则的诗颇得同道赏识，并非寂寞独行。黄仲则认同“诗人之诗”，并以此劝谕好友洪亮吉：“出门时，曾见君研脂握铅，为香草之什。君兴已至，不敢置喙。但仆殊不愿足下以才人终身耳。”[5]480（《与洪稚存书》）黄不愿洪以“才人”终身，欲洪多读前人看似平淡无奇而流传后世之诗，如明高启诗，“五古……味清而腴，字简以炼，拟古诸章尤佳”，劝洪“深心阅之，求其用意不用字，字意俱用处”，并“多读前人诗，于庸庸无奇者，思其所以得传”[5]480。在此，黄仲则其实也表白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作诗当求其“味清而腴，字简以炼”,贵在“用意”，或“字意俱用”，正显示其对“诗人之诗”的接受和追求，若只求炼字，显然是重在逞才了。另外，黄仲则尚有汪中、仇丽亭、孙星衍、左辅、吴蔚光、赵怀玉、武亿、杨芳璨、陈燮等诸多友朋，与之相知甚深，彼此之间时有唱酬。黄仲则的后人黄志述曾作《先友爵里名字考》，此文末云：“相传大父择交甚严，今记先友，凡集中未见，及虽见而非有交谊者，概不著录。闻见孤陋，所记尚多缺佚，容续搜补入。志述谨识。”[5]630即便如此，所载名录已有一百三十多人。笔者对其交游之友人作简要统计，如表1所示。

从科名来看，内中有状元如毕沅；获进士者，有44人之多；举人20人；诸生23人。其实当时即使是科名中最低一级诸生，考中也非易事。据估算，江南大县1800名童生竞争20个生员名额，中县1500名童生竞争16个名额，小县1100名童生竞争12个名额，大约90个童生才能录取一名生员，比例是很低的。[11]而在黄仲则交游友人中，获功名者总计有88人，接近交游总数的七成；加上未列科名列其官职者，二者合计便超过七成了。可以肯定，与狂傲的黄仲则交往的这些人，绝不是一无所为的庸碌之辈，更不是目不识丁的世俗之人。赏识他的人如此之多，知心好友又如此之多，由此看来，他并非怀才不遇、知音难觅。只是黄仲则遭逢的客观现实与其主观感受并未一致，以致其在诗歌中传达了太多孤苦失意之语，从而导致读者错觉的产生。

二、交游诗的内容及类别

摘要：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言意论，二是情景论，三是活法论。在言意论中·提倡意至词随、因言起意。主张在自由的创作情境中入乎艺术表现的极致；在情景论中。极力申张情景交融，深入探讨到其内在的创作机巧及审芙特征；在活法论中。则强调摆脱种种死法的约束。倡导自由的创作精神。

关键词：王夫之；创作论；言意论；情景论；活法论

王夫之的《姜斋诗话》作为清代具有代表性的诗话著作之一，内容丰富，论说精到。谈及诗歌创作、欣赏与批评的方方面面论题，在诗歌的创作论、文本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对清代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本文结合其《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和《明诗评选》的相关论述。对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论予以考察。

一、王夫之的诗歌创作育意之论

言意论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基本论题之一，它从作品的语育运用和意蕴表现的关系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问题。考察的是育与意作为文学的两种构成质素相互间的内在构合关系。我国古代文论对言意的辨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一直延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为肓能尽意与育不尽意两种辨说取向。之后，在言意之辨论展开较为充分的基础上，我国古代育意之论更多地转替为结合具体文学批评实践，展开对育意构合关系的论说。这之中，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意主辞宾论，二是意在育外论，三是育意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论。它们各自形成了渊源流长的承传发展线索。

王夫之阐说到诗歌创作盲意关系的言论并不多。但甚为切中精到。其《姜斋诗话》云：“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故作者必须慎重拣择，勿以俗尚而轻讹笔。至若泾阳先生。以龙跃虎踞之才，左宜右有，随手合辙。意至而词随，更不劳其拣择。非读书见道者，未许涉其淳诶。”王夫之细致论说到育辞与意旨表现的相互关系。他将“意”视为诗作艺术表现的灵魂之所在，认为“无意而着词”，诗作艺术表现必然缺乏内在的流转之势，如“蹇驴负重”，不见生彩。王夫之提倡意至词随，主张在自由的创作情境中人乎艺术表现的极致。其《唐诗评选》评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又云：“以言起意，则言在而意无穷；以意求盲，斯意长而育乃短。言已短矣，不如无言。故曰‘诗言志，歌永言’。非志即为诗，育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唐人刻画立意，不恤其言之不逮，是以竭意求工，而去古人逾远。欧阳永叔、梅圣俞乃推以为至极，如食稻种，适以得饥，亦为不善学矣。襄阳于盛唐中尤为褊露，此作寓意于育，风味深永。可歌可盲，亦晨星之仅见。”王夫之通过例说唐宋时期孟浩然、欧阳修、梅尧臣诗歌创作的特征，进一步对诗歌创作言意关系论题进行了阐说。他认为，言与意相互生发大致有两种路径：一是“以言起意”，则无尽之意流转、体现在有限的言语中；二是“以意求盲”，意先育后，则无限之意难以通过有限的言语加以表现。王夫之归结诗作是否具有兴会之意味，其关键便在于育意生发属何种路径。他认为，中唐以后的诗作执着于显意。刻意为之，之后。宋代欧、梅等人把这种精思苦构之径推尊为诗歌艺术表现的极致，这是甚见偏颇的。王夫之形象地把其比譬为“食稻种”。认为是一种不宣倡扬、而指向穷途末路的创作取径；相比较而言，他推尚孟浩然作诗因育起意。更具深永之诗味，符合诗歌创作的审美本质要求。王夫之结合具体诗歌创作在言意之论中提出了意至词随、因育起意的思想主张。这深化了谢榛以来的诗歌创作言与意两相自如之论，将对育意构合关系的阐说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标度。

论文关键词:欧阳修儒学思想诗歌创作诗歌风格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诗歌风格的上不同；诗歌意象上的不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活的经历各异，所以在其艺术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创作方法是作者根据一定的观念和原则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对朝廷的腐败、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其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上、“风格”就是指作品的整个风貌和格调的基本特点、语言方面的不同、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李白诗歌气势豪迈、月是诗人经常吟咏的对象之一、意象是一种“表意之象”，一种象征性的形象、李白诗歌的浪漫意象在诗中充分表现出来、杜甫是按照生活本身来塑造形象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摘要：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李白、杜甫的诗歌思想有着一致性，他们同样爱祖国、爱，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本文主要从诗歌创作方法、诗歌风格、诗歌表现意象三个方面比较了李白与杜甫诗歌的不同。

论文关键词：李白杜甫创作方法风格意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后世敬仰的“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作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抱负，想为国家、为皇帝尽心尽力。因此他们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有一份炽热的感情，国家强盛时那种欢喜、自豪感在他们笔下流露；但国家处于忧患时，他们又忧心忡忡。他们反对唐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反对分裂战争。如李白的《古风渡泸及五月》、杜甫的《兵车行》都是抨击唐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李白的《奔亡道中》五首和杜甫的《北征》、《三吏》、《三别》都是对安史之乱的痛斥。他们想为国家尽一份力，但是他们在仕途中又不得志。李、杜二人结下“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游的友谊，他们的诗歌在思想上有一致性。但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不同。生活的经历各异，所以在其艺术形式上也有所不同。

一、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

创作方法是作者根据一定的观念和原则塑造艺术形象的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李白以浪漫主义为主，杜甫以现实主义为主。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是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火热的激情来描绘生活图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如实反映生活，因此也叫“写实主义”。

离合诗是先把字拆成偏旁，然后把两个偏旁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字。最早的离合诗当推后汉孔融作的《离合郡姓名字诗》（其首句为“渔父屈节”）。此后历代都有一些名家的离合诗问世。如晚唐诗人陆龟蒙写了《闲居杂题》五首离合诗，诗为七言四句，将前一句的尾字和后一句的首字合起来，组成另一个字，即用此字作为诗题，如其中的一首：《鸣蜩早》“闲来倚杖柴门口，鸟下深枝啄晚虫。周步一池销半日，十年听此鬓如蓬。”南宋刘一止作了一首《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詠黄鹤，志士心未已。”这是一首典型的离合诗，全用拆字为句，“日月”为“明”，“山风”为“岚”，“石皮”为“破”，“古木”为“枯”，“可人”为“何”，“千里”为“重”，“永言”为“詠（现写作咏）”，“士心”为“志”。在小说中也有利用离合诗来表现人物形象的，如《红楼梦》第五回：“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里把凤姐的“凤（繁体作鳳）”拆成“凡鸟（鳥）”。而“二令”则是“冷”，“人木”合为“休”，委婉表明贾琏对凤姐由听从到冷淡，最后休弃的故事情节。

回文诗是一种可以倒读或反复回旋地阅读的诗体。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正读是夫思妻，倒读是妻思夫。而宋人钱惟治的《春日登大悲阁》诗：“碧天临阁迥晴雪点山亭夕烟侵箔冷明月敛闲庭”，二十个字以任何一个字为起点，不管是顺读，还是倒读，都可以成诗，这样可以组成五言诗四十首。明末浙江才女吴绛雪以四季景色为题创作了回文诗《四时山水诗》。春景诗（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夏景诗（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秋景诗（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秋江楚雁宿沙洲，雁宿沙洲浅水流。流水浅洲沙宿雁，洲沙宿雁楚江秋。冬景诗（红炉透炭炙寒风御隆冬）：红炉透炭炙寒风，炭炙寒风御隆冬。冬隆御风寒炙炭，风寒炙炭透炉红。

诗歌创作的技巧很多，数字入诗也是技巧之一。有意识地把一首诗的大部分句子都用上数字，就是数字诗了。据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婚后不久，司马相如即赴长安做了官，五年不归。文君十分想念。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丈夫寄来的一封信，自然喜不自禁。不料拆开一看，只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十三个数字。聪明过人的卓文君立即明白了丈夫的意思：数字无“亿”即无“意”啊！于是，她满含悲愤，写了一首数字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说的是三四月，却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想，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十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榴花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欲乱，三月桃花随流水，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司马相如读后羞愧不已，于是用驷马高车，把卓文君接到了长安。清人王士祯作过一首《题秋江独钓图》，是有名的数字诗：“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这首诗连用九个“一”，把渔人一边歌唱、一边喝酒、一边钓鱼的潇洒之态刻画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再如清代诗人纪昀的《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片片飞，飞入芦花皆不见。”此诗全诗咏雪，将数字一至十巧妙地嵌入诗中，人们回看诗题才恍然知是咏雪。另外还可以把数学运算以诗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清人徐子云《算法大成》中有一首特殊的数谜诗：巍巍古寺在山林，不知寺内几多僧。三百六十四只碗，看看周遭不差争。三人共食一碗饭，四人共吃一碗羹。请问先生明算者，算来寺内几多僧？这是一首很奇特的数谜诗，此诗如果用现在的代数方程来解答，设寺僧为x，则可以列出如下算式：x/3+x/4=364，可得出x=624，即寺里六百二十四个和尚。

神智体则更为奇特。宋代桑世昌《回文类聚》载：“宋神宗熙宁间，辽使至，以能诗自夸。帝命苏轼为馆伴，辽使以诗诘轼，轼曰：‘赋诗易事也，观诗难事耳！’遂作《晚眺诗》以示之。……辽使观之，惶惑不知所云，自是不复言。”苏轼所作诗即为神智体，也是苏轼首创。它通过改变汉字的位置和形状，寓意隐藏于字形当中。其特点是：以意写图，令人自悟。将文字巧作安排，字形有长有短，有横写，有侧写，有反写，有倒写。因其设想新奇，启人神智，故名神智体，又名长亭体，后广为流传。下面这首诗是这样读的：“长亭短景无人画，老大横拖瘦竹筇。回首断云斜日暮，曲江倒蘸侧山峰。”还有一首也贴出供大家欣赏，按其字面及字形应读作：“斜月三更门半开，夜长侧枕意心歪，短命到今无口信，望断肝肠（长）无人来。”写的是一女子在家里等待与情人偷偷相会，然而等到了三更天，那个短命的还没来。虽然内容俚俗，但在形式上颇得神智体要旨。

宝塔诗，顾名思义，即形式上排列如宝塔的一种诗。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形式为双塔的宝塔诗：

在《儒林外史》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中，梅玖在申祥甫家吃饭时读的则是一首一字七言的塔形诗。形式如下：

各位领导、青年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评委老师的厚爱，也感谢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文联、日报社和市作协搭建这个平台，举办了这次诗歌盛会，让我有机会能在这里交流诗歌创作的点滴体会，汇报自己写作的一些情况。

我喜爱读诗，诗歌的神奇力量常常让我心动，甚至震撼。李白苏东坡的大气磅礴、艾青的深沉旷远，泰戈尔的低吟浅唱、里尔克的意味深长、常常让我沉醉。从大学开始，我陆续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诗歌，我觉得诗歌是一种很好的抒发情感、交流思想的载体，诗歌让我的内心始终保留着一份对生活的新鲜认同和柔情。

大学毕业后，我从家乡来到张家港工作，那是1997年，正是张家港以“文明城市”名满天下，全国兴起“学习张家港”热潮的时期，从那时起，我就目睹了港城带给我的一个又一个惊喜。1997年到2010年，这十几年，特别是近几年，港城变化之大，发展速度之快，用“日新月异”、“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住在城西新区，走出家门，有时不能相信，眼前马路纵横、高楼林立、绿树成荫的花园式新城，曾经是我十年前眺望过的一片田野和村落，有好多次，我想写篇散文，把内心的深切感触记录下来，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角度。

看到“文明港城·青春风采”青年诗歌征集活动的通知后，我想，巨变中的港城不就是一首激动人心的诗篇。它的文明和谐、现代优美、城乡一体，就像一幅动人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作为港城一名青年，我为能在这幅美丽画卷上增一点光，添一抹色，感到由衷的自豪。于是，我一气呵成，写就了这首《港城大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