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范文10篇

为舞蹈事业付出了毕生心力的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一直热情关注本报。早在1998年，戴爱莲先生为本报撰文《舞蹈:即将失落的文明》，引发了关于舞蹈艺术的大讨论。近年来，戴爱莲仍对舞蹈艺术一如既往地关注。在春节前夕，本报前往戴先生家中问候，又听她畅谈了对舞蹈艺术的理解与热爱。

很多人在看过舞蹈尤其是芭蕾舞训练后，感叹其刻苦，常常评价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可是戴爱莲说，舞蹈是在解放自己的身体，是无比快乐的。一生涉足过芭蕾、民族、古典、现代等多领域舞蹈艺术的戴爱莲，回忆自己接受训练时说，她喜欢练功，一天不上课就觉得难受。舞蹈的表达工具就是身体，身体的基础技巧打好了，那就可以自由地表达，跳什么像什么，那种感觉是美好的，是一种极高的享受。

戴爱莲认为，现在中国的舞蹈事业处于很好的发展繁荣时期。演出市场逐渐形成了，很多国外的舞蹈被引进来了。以前，我们看不到国外的舞蹈，在艺术上缺少比较和借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我们不能老是和自己比，我们要和别人比，这样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另外，现在引进舞蹈也要讲究，要引进一流的舞蹈演出，把标准定得高一些。我们中国自己的舞蹈艺术水平也很高，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在看到别人的高水平表演以后，更应该下力气发掘自己的宝藏。她对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给予好评。戴爱莲说，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蕴涵着灿烂的文化，目前我们的传承与发掘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戴爱莲说，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的舞蹈艺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参加进来的事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所以，舞蹈工作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戴爱莲认为，文艺工作不是争名夺利，文艺工作者没有必要去讲究第一、第二的排名问题，大家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观众的欣赏口味也不一样，能够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成功，就是有价值的。文艺工作者要重德，提倡德艺双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样才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推动大家为了中国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过程中长期性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日益突出。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将重点放在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方面，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2017年10月，报告中再次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新常态下经济存在失衡的风险，其本质原因在于结构性矛盾，而为缓解这一矛盾，仅靠需求侧的调控和管理难以深入到结构，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直接作用于生产者和劳动者，能够促进其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1978年至2011年之间的33年中，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高达9.9%，但2012-2016年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7.8%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内需增长动力不足，尤其是由于自主创新不足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高新技术产业水平相对较低的矛盾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端需求。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症结不在于投资规模能否进一步扩大，而是应该注重投资机会，从供给侧入手，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普遍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提高创新效率，由资源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扩张投资需求；将克服收入分配结构性扭曲作为重点，使消费需求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供给质量的全面提升，即提高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这样不仅能为消费和供给市场创造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还能够吸引并创造更多高质量的需求，从而进一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发挥消费的带动作用，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下的消费需求及特点消费需求进入新阶段。2004-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7.7%下降至30.1%，接近30%的富足标准，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近年来，在我国就业形势逐步稳定，工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带动下，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增长总体上趋于平稳。如图1所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3821元，同比增长6.3%，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43元，同比实际增长7.5%，超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速0.9%。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消费者从最初的温饱需求、安全需求过渡到了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需求的质量逐步提高。消费行为转变引领消费新常态。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消费行为的转变也带来消费增速与消费热点的变化。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同比实际增长6.8%。分领域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比2012年提高2.0、0.7和1.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居民食品烟酒消费与衣着消费仍旧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前三季度，二者分别同比增长5.0%、2.6%、9.0%；消费升级类的商品销售表现较为突出，如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与通讯器材等商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享受型的消费增长速度加快，占居民消费的比重持续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与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分别同比增长8.9%和13.2%，具体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与移动支付的兴起与发展，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类、移动端消费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释放消费潜力的价值消费需求是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仍旧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在国际贸易低迷、出口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我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大的不稳定与不确定性，投资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在此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4%，创下2001年来的新高，消费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确定稳中求进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有质量的增长，在维稳投资的同时，更多倚重消费的拉动作用，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潜力的释放有助于消费转型升级。我国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形成，但与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消费驱动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现阶段，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远未满足，服务性消费大幅度增长，传统消费与新型消费同时增长。目前，我国高品质商品消费潜力巨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潜力巨大、农村消费升级潜力巨大。但我国虽为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供给水平与居民的消费水平无法完全匹配，导致很多现实消费被抑制。因此，提升供给的有效性，激活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势在必行。通过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从而能够促进供给方提升产品的有效供给，改革供给结构，促进我国消费的转型与升级。

制约我国消费潜力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因素

经济下行压力下，消费动力有所减弱。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仍旧处在深度调整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态势并不平衡，我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环境。同时，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的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受到经济持续下行与产能过剩调整的影响，其规模与市场份额出现了萎缩，这使得居民对于收入的预期降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对居民收入的直接影响逐渐显现，逐步产生消费滞后影响的效应。从总体来看，由于市场缺乏新的供给力量、就业市场不景气、收入增长困难等都成为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主要因素，阻碍了消费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消费环境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正常升级。由于缺乏较为完备的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仍旧不容乐观，各类消费者权益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市场准入规则及行业规范等的不健全，以及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管理处罚制度不健全，使得经营者的违法成本过低，不利于市场的规范与健康发展。消费市场的不健全不利于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动机和消费愿望。消费者在不良消费环境中的购买行为普遍趋于谨慎，往往趋向于反复权衡消费收益与可能发生的消费风险，面对不确定性，消费者更容易选择持币待购、推迟消费乃至放弃消费，从而压制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热情，不利于消费结构的升级。从农村市场来看，由于农村更易成为城市积压商品推销的场所，所以相对城市，农村市场上充斥着更多质次价廉的商品。而农村消费者仍旧以价格作为购物的首要考虑因素，使得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存在较大的市场空间。农村消费者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更易掉入“消费陷阱”，受到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质化严重。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低水平产能，产品供应虽处于过剩状态，但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匹配，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不平衡。一是随着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企业无法提供满足各个层次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二是众多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较低，无效供给增加；三是商品的品质安全等问题得不到保障，导致大量潜在消费被严重抑制。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果使得原本旺盛的现实消费转向“储币待购”或“需求外溢”，导致国内产品供给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四是传统企业普遍缺乏产品创新观念，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无法完全匹配新兴市场更为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例如，由于缺乏原创性、缺乏贴近大众文化品位的产品，我国文化消费明显薄弱；由于相关立法的缺失与缺乏商业模式创新，高端个性化消费品的需求被抑制，阻碍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供需信息不对称，有效信息不足。在传统商业模式下，存在经营时间与经营空间的限制，导致消费者无法及时获取全部商品信息，商家与顾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及时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大量潜在消费处于睡眠状态。因此，企业需要及时变革自身商业模式，优化消费的供给方式从而促进消费增长。同时，产品信息质量的不对称极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随着我国消费模式向多样化、个性化转变，消费者所拥有的质量信息越多，其购买倾向就会越大。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化质量信息供给机制，消费者对于各类产品质量信息的接收渠道繁杂，信息质量参差不齐，易导致消费者对该类产品甚至整个行业的不信任感，造成市场需求的萎缩和转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的对策建议

着眼于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优化消费供给结构。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消费需求向高层次、品质化转变。与此同时，绿色、优质及高端产品的供给相对短缺，造成供需结构的错配。为解决供需错配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优化商品消费供给。在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引进国际品牌，建设高端化的购物中心，吸引境外消费回流；壮大自主供给，支持企业的智能化设计和生产，从而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分层次的消费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有效衔接。第二，提升服务消费的供给。主要从发展生活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业以及发展商旅文化融合等方向，提升服务业的供给水平。第三，倡导绿色消费供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也逐渐增强，坚持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链条的绿色化、生态化，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质量。通过推广绿色物质产品消费、推广绿色精神产品消费等可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短板。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可以从两个领域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以及农村道路建设的力度，重点解决农村的交通与供电问题对农村消费能力的制约。第二，加速建设4G、光纤宽带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补齐新兴消费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短板，从而实现通讯网络的全覆盖。第三，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重点旅游线路的建设。第四，优化城市商业网络布局，合理规划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业设施，鼓励闲置流通设施的综合利用。通过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的短板，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健全法律法规且完善行业标准，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消费环境不理想是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障碍之一。尤其是新兴消费与流通革命的发展，原有的各大行业监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流通供给各个领域跨界融合发展的趋势，消费市场亟需建立新的市场治理与监管体系。首先，政府应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重点完善网购等消费新模式的消费者权益保障，利用“互联网+”，简化消费纠纷的解决流程，实现信息的双向沟通，创新纠纷解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第二，推进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商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完善以信用为核心的内贸流通治理模式，鼓励开展以信用记录为基础的第三方专业评价等，通过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对市场上的失信行为进行整治，从而打造良好的信用环境与信用体系，构建完善的社会商业诚信体系。第三，建立完备的消费安全标准，着力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从而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鼓励产品和商业模式创新。政府可以通过给予税收优惠、相关补贴等方式，鼓励相关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进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完善对企业生产研发的激励机制。在文化产品方面，建立健全政事分离、管办分离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产品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提高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高技术产品消费方面，应重视信息的价值，政府应给予基于数据信息加工和处理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从而支持其技术的改进与模式的创新。利用数据的力量实现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的互联互通，发挥信息的共享作用，从而提供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中高端化个性消费品和服务产品。与此同时，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兴起使得电子商务全面覆盖居民生活，鼓励企业向高水平商业模式发展有利于促进消费的稳定与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从而深入挖掘内需，促进经济的提质增效。

1进一步释放昆明消费潜力的意义

消费已经成为拉动昆明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数据显示，2017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092.67元，是1980年的67.3倍，2008年的2.62倍，与198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为12.05%。扣除近四十年价格上涨因素，2017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实际支出3947.97元，是1980年的10.23倍，与1980年相比实际年均增长率为6.49%。但与国内国际化城市相比，昆明消费总量不大，消费结构不够合理，消费载体基础性开放合作平台等服务性消费仍存在差距。一系列促进汽车消费增长、农村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的政策红利出台，将为促进昆明居民消费升级注入新动力。

2昆明消费经济发展现状

2.1昆明消费潜力分析。消费潜力是指潜在的消费，涵盖一切尚未满足的符合人性需要的消费。本文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昆明及西部7个省会城市的消费潜力进行分析排名，并以年末总人口(万人)、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指标作为研究昆明消费潜力的变量体系，用以分析明确各变量因素与消费潜力之间的影响关系。经测算，昆明消费潜力在8个西部省会城市中，综合排名居第三位(排名依次是成都、西安、昆明、南宁、贵阳、兰州、西宁、银川)，如表1所示，昆明消费潜力较为明显。2.2昆明消费经济发展特点。2.2.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强。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14年昆明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于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但其两者的差距逐年递减，至2015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超过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2.2.2消费结构逐步优化2011—2015年(如图2所示)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逐年降低，由2011年的25.30%下降为20.8%，略低于全国26.4%的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占比逐年增加由2011年的74.70%上升到79.20%，略高于全国73.6%的平均水平。2.2.3城乡消费规模差异依然较大，消费结构差异不明显。如图3、图4所示，2017年昆明市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可以看出，昆明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不明显。图32017年昆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图42017年昆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图从图5可以看出，在消费规模上，昆明城乡差异依然较大。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2.3昆明消费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2.3.1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能不足2015年昆明最终消费率为48.8%，低于全国51.6%的水平；资本形成率70.2%，高于全国44.9%的水平，昆明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还需进一步提升，如图6所示。2.3.2新型消费模式发展不充分。昆明网络消费动力不足。2016年4月，昆明网络消费位列云南第一位，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昆明的网络消费水平指数来看，2011年1月为90.88(全国平均96.0)，到2016年4月为104.88(全国平均122.2)，月均增长0.23%(全国平均0.38%)，均低于全国水平。2.3.3居住类消费支出挤占其他领域消费。随着2000以来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住房消费成为城镇居民最重要的开支内容，从图3、图4看出，2017年城乡居民用于居住的开支都在20%以上，居住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昆明居民的住房消费过大，严重挤占了居民在其他领域的消费。

3新时期广州释放消费力经验借鉴

2012—2018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保持超过11%的高增速，预计到2020年，达到伦敦、纽约等世界级城市消费规模。随着广州传统商贸加快转型，以及跨境电商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广州消费实力将继续名列前茅，经验值得昆明借鉴。3.1改革流通体制，加快消费升级。广州开展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消费升级。将个性、多元、便利的消费需求作为引导商贸零售业创新发展的目标，培育“零售业＋”的商贸零售业发展模式；以创新发展为理念，推进专业批发市场从单一批发向综合服务转型提升；利用电子商务示范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叠加优势推动高端集聚和创新创业良性循环；以物流园区、产业物流集聚区为支撑，着力推进全市工商业、物流企业以托盘为核心带动的物流标准化应用。3.2落实消费政策，提升消费信心。广州注重消费政策和理念的研究。以体育消费、信息消费、旅游休闲等中高端消费为新增长点，采取了重构消费新模式，促进消费需求回流、促进商旅文融合、促进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融合等一系列有效做法，推动商贸转型升级，深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推广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公共服务平台。3.3强化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广州被商务部和中央编办确定为全国商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广州市政府安排资金对扩内需促消费工作和项目给予支持，保障促销活动的有序开展，落实具体促消费工作措施，对促消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分析，找出对策，及时总结。

全国、省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对新时期妇女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扬州市邗江区各级妇联组织及广大妇联干部将积极响应省妇女十一大提出的“争做时代新女性，推进和谐新发展，共建美好新江苏”的号召，立足邗江妇女工作实际，围绕“三创”（创业创新创优），紧抓“两头”，突出“三服务”（服务基层、服务妇女、服务大局），做实基础，活化妇联工作的载体；做大典型，扩大妇联工作的影响；做优品牌，放大妇联工作的效应。

一、更加坚定地推进思想解放

1、更新观念。一是要树立“妇联工作也能出生产力”的自信心；二是要改变“等、靠、要”的被动工作状态；三是要有苦干、实干加巧干的理念，充分发挥“借”字效应；四是要坚持在“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上，为所当为，为所能为，有所不为；找准工作着力点，“四两拨千斤”，积极发挥妇联引领、组织和示范作用，不求事事妇联组织所为，但求处处妇女受益。

2、准确定位。对妇联工作的岗位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既要围绕主业，又要有妇联特色，要以“特”的思考，体观“特”的品质。立足邗江实际，就要进一步做优“巾帼创业致富”、“平安家庭”创建等品牌工程，以体现邗江妇联工作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中的非常效应。

二、更加坚定地服务经济发展

2009年是邗江区“强区强镇、三年倍增”的决胜之年，区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提出“要在更高起点上推动邗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围绕这一目标，区妇联将强势推进，力求“巾帼创业致富工程”展开新局面。

自2月18日始，历经37天紧张有序的工作，我们严格按照全区村级党组织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了全镇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年工作如期完成。到3月27日，全镇24个行政村选出24个村党支部书记，24名村主任和48名村支部委员、51名村委会委员，9个村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支村两委交叉任职29人。本次换届选举，既继承和发扬上届好的经验和做法，又敢于突破，大胆创新。

一、选举工作的筹划与安排：“三个原则”和“四个导向”谋篇布局

搞好村级班子换届选举，确保广大党员和全体村民自由、真实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基层党委落实基层民主的职责所在。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对选举有一个宏观、整体的把握。

（一）确立选举的三个原则。一是党的领导。具体来说，就是指全镇按照区委的统一部署来抓落实，各村围绕镇党委安排抓开展。在区、镇、村的结构体系中，区委是龙头，对全区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统筹安排；镇党委是关键和枢纽，既指导本镇的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又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上传下达；村级党组织则承担信息反馈和联络工作。分工明确，责任具体。实践证明，在村级班子换届选举中能否坚持党的领导，是关系到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二是村民自治原则。村民自治是村集体组织自我管理的法定形式。村级班子换届选举，必须始终坚持和突出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自觉还权于民，让民能当家作主、愿意当家作主。三是民主集中制原则。

（二）明确的四个导向。一是选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一个什么样的班子，在一定程度决定了一个地方能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换届选举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换届选举就是要将能带动村域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人选入班子。用正确的导向来引导群众投好票、选好人。但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是，引导不是包办，应确保选举权始终掌握在村民自己手中，不超越，更不能忽略。二是怎样选的问题。即选举的组织程序问题。以往村级班子的换届选举，一直采取先村委会换届，再进行党支部换届的组织程序，其优点明显，但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先村委会换届，要面对全体村民，工作难度非常大。鉴于此，此次采取了先党支部换届选举，再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程序。由于先行选举产生了支委成员，村党支部人员和职责得以明确，既稳定了军心，又有利于基层党支部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组织领导，更好的促进工作开展。三是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即选举的具体日程安排。在某种意义上说，村级班子换届选举的关键在于选举程序安排。如何科学合理的安排选举日程，怎样协调选举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如何协调，确保换届选举按工作日程开展，都必须具体到每天每个人。我们按照全区换届选举工作的统一部署，对2月18日到3月25日的换届选举工作日程进行了科学安排，对全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提名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公示、正式投票等程序进行了安排，对资料印刷、表格制订、选票印制等问题都详细予以明确。按日程、按人员落实到位。四是按什么样模式选举的问题。此次选举，全镇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了“公推直选”的模式。支部书记和支委委员由党员、村民代表、人大代表、社会贤达等进行公推，确定正式候选人后，再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同样，村委会成员由全体村民提名，在确定正式候选人之后，在法定投票日投票选举产生。通过公开推荐和提名，最后正式投票选举产生支村两委成员，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党员和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层民主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

二、选举过程中的组织与执行：严把“五关”选好人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摘要:罪犯释放和安置是一项严肃的执法工作。尽管目前法律有所规制，但存在不少问题。在释放方面，现行法律对释放的类型规定得不够全面，罪犯释放后凭释放证办理户籍登记已经不合时宜，路费发放缺少制度规范，特赦尚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释放衔接还缺少法律规制。在安置方面，政府帮助安置与时代要求不相吻合，过渡性安置实体数量明显不足，缺少民间性质的回归保护组织，前科报告制度影响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针对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问题，亟待从立法层面予以规范，积极探索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罪犯刑满释放;安置帮教;制度创新

罪犯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工序。释放是监狱将人民法院的判决执行完毕，或者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罪犯人身自由的执法活动。安置是有关部门对监狱释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安排工作或者安置生活的一项措施。我国《监狱法》对罪犯的释放和安置作了具体的规定。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罪犯释放和安置的法律规定

(一)《监狱法》对罪犯释放和安置的规定。《监狱法》第35条规定:“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监狱法》第36条规定:“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监狱法》第37条规定:“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监狱法》第38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认真贯彻《监狱法》，切实把罪犯释放和安置作为严肃的执法活动，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是旨在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社会力量，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服务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积极促进他们顺利融入社会。(二)《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法》第30条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应当听取有关基层组织和原办案机关的意见。经评估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议，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在罪犯刑满释放前作出责令其在刑满释放后接受安置教育的决定。决定书副本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被决定安置教育的人员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安置教育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安置教育机构应当每年对被安置教育人员进行评估，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安置教育的意见，报决定安置教育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决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有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在法律层面对该类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安置帮教规定得最为详细的法条。(三)《刑法》的有关规定。《刑法》第37条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3年至5年。被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人违反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的决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31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

二、罪犯释放和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概况

太阳主导着日地空间环境及地球生态系统，是唯一可进行高分辨率观测和研究的恒星，也是人类研究宇宙最基本物质形态（等离子体）及电磁相互作用的最佳实验室。剧烈太阳活动是灾害性空间天气的源头，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太阳活动的机理，揭示太阳大气中能量传输和释放的精细物理过程，准确预报灾害性空间天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项目依托全球一流的太阳望远镜：抚仙湖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NVST），对太阳活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高分辨率观测和深入研究，获得了以下突破性科学发现：一是首次观测到太阳大气中的小尺度磁重联以及磁重联释放磁扭缠的过程；二是首次发现小尺度太阳活动触发大尺度太阳爆发；三是发现了太太阳活动能量传输和释放的精细物理过程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阳大气中多种新的活动现象。项目研究发表核心论文20篇，18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2篇发表在国内SCI天文学术期刊，其中，8篇代表性论文影响因子累计64，SCI他引353次，单篇最高引用110次，1篇入选NatureCommunications亮点，2篇获英国皇家物理学会颁发的高被引用论文奖（2017-2019年全球天文引用top1%）。核心论文影响因子累计136，SCI他引545次，多项研究被写入Springer出版的《NewMillenniumSolarPhysics》、《PhysicsofMagneticFluxTubes》、《MagnetohydrodynamicModelingoftheSolarCoronaandHeliosphere》等学术专著中。研究成果获2016年全国“十大天文科技进展”。项目执行期间多人入选云南省及中科院人才计划。经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基于国内自主研制的观测设备在太阳精细结构方面取得了重大科学发现，研究成果总体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特别是在小尺度磁重联的高分辨观测与研究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重要科学发现

1）利用云南天文台一米新真空太阳望远镜的高时空分辨率数据，首次观测到太阳大气中的磁环-磁环之间的小尺度磁重联以及暗条和色球纤维之间的磁重联释放暗条磁扭缠的过程（图一所示），观测到与理论模型完全符合的磁重联事件，提供了完整的磁重联观测证据。并通过非线性无力场外推和磁流体力学数值模拟，验证了这一重大发现，研究结果揭示了一种新的能量传输和释放方式。相关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TheAstrophysicalJournalLetters《天体物理学快报》(美国)和ResearchinAstronomyandAstrophysics《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国)上。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首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国家航天局网站，中国科学报及几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该论文被《自然-通讯》遴选为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亮点文章。2）首次发现小尺度太阳活动触发大尺度太阳爆发。通过对NVST高分辨率观测数据的深入挖掘，发现微小黑子的旋转导致了在同一位置先后形成两个具有扭缠磁结构了活动区暗条，并触发大级别太阳耀斑，观测结果非常清晰地揭示了太阳爆发活动形成的详细物理过程，而旋转太阳黑子是磁流绳形成的关键原因，也是磁能积累的驱动源（图二所示）；利用NVST与美国GST望远镜的联合观测数据，发现新浮小尺度磁流绳的浮现和爆发产生了大级别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非线性无力场外推和三维磁流体力学数值模拟也重现了这一物理过程，这也是首次定性观测和定量研究完整的小尺度磁绳浮现过程。这一系列研究结果揭示了此类太阳爆发活动的能量来源和触发机制。

多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TheAstrophysicalJournal《天体物理学报》(美国)系列上。3）发现了太阳大气中多种新的活动现象。例如，首次观测到扎根在太阳黑子亮桥上垂直震荡的亮结构（图三所示），将其命名为“亮墙”，该名称得到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公认和使用，亮墙的整体都要比周围区域明亮，尤其是墙顶的亮度更高，并提出压力波引起的太阳径向脉动激发了亮墙的振荡，而亮墙持续的亮度增强表明存在着持续的小尺度磁重联或者磁声波加热过程；首次发现太阳耀斑期间黑子快速的反向旋转，该项研究可能预示着耀斑期间伴随磁场螺度的反向输运，并首先提出该现象源于耀斑导致的日冕磁螺度的急剧凝聚，从新的角度诠释了色球耀斑扰动光球的现象，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多篇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和TheAstrophysicalJournal《天体物理学报》上。

单位：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刑事诉讼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如果被告人在押，在宣判后应当立即释放。”在司法实务中，特别是在新刑法实施之后，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及新刑法对某些犯罪法定刑的降低，被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案件比例加大；

又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09条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就凸现出来。常见的情况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免除刑事处罚后，被告人被立即释放，检察院在法定期间内提起抗诉，而被释放的被告人无法找到，以致庭审程序不能正常进行，不得不中止案件审理。

进而，检、法两院对案件中止之后由谁来负责发现被告人并保证被告人出庭的问题，发生分歧。法院认为，法院没有侦查手段，在被告人不在居住地及其它所能知道的地点时，诉讼文书无法送达，没有能力保证被告人到庭，而检察院作有罪或者要求判处刑罚的抗诉，又有侦查手段，应由检察院保证被告人到庭；检察院认为，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当然由法院保证被告人到庭，因为在被告人在押的情况下，不也是由法院提押被告人吗？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因此，对于因宣告无罪、免除刑事处罚而释放的被告人，在提起二审程序时，如果被告人不到庭，案件尽管只是中止审理没有终审判决，但在实质上就不了了之，因为在法院在被告人居住地等地点找不到被告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而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在居住地生活是其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被告人在客观上是为了逃避审判，也无法可施。

【内容提要】基于未成年罪犯所具有的特点，对未成年罪犯执行自由刑的方式与内容也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自由刑，在美国未成年犯罪人的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